雍蓉陈鹏：从职校生到博士生的个人成长历程研究——基于生命历程的案例分析

教育 2024-11-24 05:13 吉林

▲陈鹏

作者简介:雍蓉（1998—），女，江苏金湖人，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在读硕士生，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陈鹏（1982—），男，山东单县人，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基本理论。

文章来源：职教论坛 . 2024 ,40 (03) ：42-53

摘要: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职业教育应基于个体职业生涯发展的需要，铺就成长成才的发展路径。通过对三位出身职业院校的博士生的个人生命史追溯挖掘，发现其教育历程经历了进入职业教育体系前的迷茫期、进入职业教育体系间的蜕变期、脱离职业教育体系的破茧期以及未来生涯的发展期。在此过程中，时代背景与政策制度等结构性因素主导着个人的生命走向，但是个人能动性与重要他人的作用同样影响着个体生命轨迹的变化。据此，对政策制定者、教育者和职校生自身提出兼顾学生多元需求、注重职业定位与市场信息传达以及综合现实条件与主观能动性等建议。

近期对于浙江一位中职校出身、最终成功申请到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生的学生经历的正面报道受到社会关注，从中可以看出社会对教育的想象依旧延续着突破阶层流动的功能愿景，大部分缺乏经济或社会资本的个体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换取文化资本而试图在社会分层中脱颖而出。不过，太过热衷于强调努力、勤奋、刻苦的个人品质对成功的作用容易掩盖背后的社会结构性不平等，从个体层面的失败归因容易导致贤能主义的暴政，将政府的责任和风险承担转移成为个人负责制。近年来，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功效已渐趋平缓，实际上，已有转变教育心态与想象的提倡：在高等教育普及化年代，要逐渐接受上大学只是进入职场前训练与准备的现实，要重视教育的知识能力的增值价值而非地位获得的工具价值[1]。在此种语境下，如何寻找到适合自身的教育以发挥最大潜力，从而在就业市场和职业场域游刃有余，是最需要考虑的问题。职业教育作为现代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启蒙、培育与深化个体职业知识和技能的功能，应当成为适合未来的教育。

需要承认的是，正视职业教育对个体和教育体系的推动作用已经成为时代的呼唤。例如《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要求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培养更多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只是目前我国对职业教育的想象还存在偏见。然而，职业教育不完全是狭隘意义上理解的进入职业学校体系，完成规定的学制，毕业后进入就业市场。实际上，职业教育贯穿个体终身生涯体系，包括基础教育阶段的职业兴趣的启蒙、高等教育阶段职业技能的达成以及脱离学校系统后的职业精神训育，可见职业教育对培养人的知识与技能、涵养职业精神内核均有裨益，因此对职业教育的想象应当走向正面化，摘掉污名化的帽子，并重新审视职业教育与个人成长互动的何时、何为与何如。

一、文献综述

当前我国职校生群体的生涯发展存在两条路径，一是就业导向。据统计，2022年中职生总毕业去向落实率为94.44%，高职生总毕业去向落实率为91.88%；中职毕业生的就业对口率为75.14%，高职毕业生的就业对口率为70.56%[2]，总体呈现稳中向好的趋势；不过，尽管中高职毕业生的就业去向落实率和就业对口率在稳步提升，他们在未来发展中依旧需要面临薪酬制度不完备[3]、职业发展空间深受约束[4]等系列问题。二是升学导向。整体来看，2022年中职生升学率已达59.21%，高职毕业生升学率为15.97%[2]，可见升学导向逐渐成为多数职校生生涯发展的依赖路径，然而职校生升学同样面临一定的阻力，升学的考试模式与学生评价模式不相符[5]等制度因素，父母学历、经济条件[6]等家庭因素以及专业兴趣和学习动力[6]等个人因素等均会对职校生升学造成阻碍。

受我国博士生规模扩招和海归博士生回流造成博士学历在劳动市场上的议价能力降低[7]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本土毕业的博士生群体在求职时遭遇的前置学历歧视成为难以规避的问题。普遍认为，博士生的前置学历可能影响博士科研绩效的高低[8]，并反映着个体间科研能力的差异[9]，博士生的科研能力与绩效质量和产出比较深远地影响着博士生培养的质量、高校的办学和国际竞争力，因此对于其前置学历的看重也无可厚非，但是对原始出身院校的过分追求容易造成高等教育不公平、加剧高等学校恶性分层、筛选不合理[10]等问题；不过，也有系列研究为前置学历为非名校的博士生“正名”，证实前置学历与其科研能力并无显著关系[11]，反而应当注重导师质量、院校培养方案[12]等要素。这种前置学历“狂热”终究与我国目前博士生培养规模与市场需求间的供给结构性矛盾有关。出身于职业院校的博士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与普通本科院校出身的博士生相比，他们的升学历程更为曲折，这类群体的科研创新能力与成果的情况如何、他们的职校经历与学业发展的关系是怎样的，需要进一步地思考。

自20世纪末，生命历程理论作为研究范式被引入我国，成为研究历史发展、个体或群体生活轨迹变迁的新视角[13]。目前我国利用生命历程理论研究的群体主要包括老年人[14]、妇女[15]、流动民工[16]等，可见研究的趋势倾向关注社会弱势或边缘群体的生命意义与轨迹的建构；此外，也有研究者用此范式进行个人生命史的追溯研究[17]。利用生命历程理论研究职校出身的博士生的成长作用的适用性在于，此类博士生在进入职校前、进入职校后、脱离职校后的过程经过了较长的时间旅程，其中涉及对其产生影响的重要事件、人物、政策和时代特点，且个人特质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与生命历程理论的基本框架契合，因此可选用该范式作为研究的工具。

二、研究设计

（一）理论框架

生命历程是个体行为多方面的过程，也就是关于一个人行为和经历的演变、发展过程[18]。托马斯（Thomas）在《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中第一次通过研究历史和轨迹进行生活史的研究，被视为生命历程（Life Course）理论的最早起源。此后，生命历程理论迎来其集大成者———埃尔德（Elder Jr.），他将生命历程视为研究的一种视角、理论或范式[19]，并提出了生命历程的五个基本原则和三个关键概念作为研究框架。

五个原则分别是终身性原则、能动性原则、时空性原则、时间性原则以及联系的生活原则[20]。其中，终身性原则强调人的发展是终身性的过程，因此在研究个人生活史的时候应当从长时间的、完整的、纵向的时间背景层次考量人一生的生命轨迹，从长远的角度理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节点。能动性原则意为个体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结构中，通过行动和选择来建构自己的人生历程。个体不会完全受到结构的束缚，相反能够依据周遭的选择作出判断，个人的计划和选择可以对其未来的轨迹产生影响，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关于个人的生物、生理、心理属性等，例如性格、态度、价值观、主观幸福感等，必须纳入考察范围。时空性原则说明人的生命历程受到历史背景和地点的影响，个体嵌入其所生存的结构社会中，世界和时局的变化对个体际遇的作用难以忽视，该原则要求研究必须考虑个体成长中的结构性因素，不能脱离时代的背景。时间性原则与时空性原则不同，它强调的是个体历程中发生事件、遭遇、转折点的前因与后果会在往后的时间段内显示出来，体现了事件效果的迟滞性和积累性以及效用的何时发生。联系的生活原则是指人们生活在交织的关系网络中，人群是互相依存的，生命历程中的他人往往会导致个体生活的转变。

三个关键概念分别为轨迹、转变和转折点[20]。轨迹是日常的生命模式；转变一般指涉个人和社会化的身份和地位的转变，转变通常能够为人的行为转变提供际遇；转折点包括一个人生活方向的重大的、实质性的改变，与转变的平稳性的变化相比，转折点对人生轨迹的转型是颠覆性的，例如在硕士生涯后期决定走入就业市场还是读博升学，这意味着将来是以就业实践为生，还是以科研为生。

（二）研究方法

研究主要采用案例研究法。案例研究法是对某一群体采用访谈、观察、档案或文件的方法，从而建构其行为发展过程的图景。由于从职业教育阶段至攻读博士研究生具有较长的时间跨度，便于收集和考察求学过程中的详细资料，因此本次研究的目的在于对有过职校就读经历的博士生的往期入学与升学的生活史进行轮廓式的描摹，并根据其中产生事件、重要他人以及预先存在的制度、文化、家庭和个人的背景解析职业教育与个人成长的关系，通过挑选典型个案，对所选的三位博士生展开半结构式访谈。

访谈对象S1，男，博士在读，初中毕业后进入当地一所中专就读，通过单招考试升入高职，再通过专升本、考研分别获得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学历，目前博士就读于华东地区某所985高校。

访谈对象S2，男，博士在读，高中毕业后进入当地一所高职院校就读，由于其培养模式为4+0贯通培养，因此毕业之后直接获得本科学历，经过两次考研后攻读硕士研究生，获得硕士学位后继续攻读博士研究生，目前就读于华北地区某所985高校。

访谈对象S3，女，博士毕业，高中毕业后进入当地一所高职院校就读，通过专升本、考研获得本科与硕士研究生学历，博士就读于华东地区某所985高校，目前在华东地区某所地方学院任教。

考虑到三位受访者均有过三年及以上的职业院校学习经历，通过正式的升学考试形式获得硕士和博士就读的录取资格，其求学过程具有连续性而未曾中断；此外，S3拥有求职的经历，通过她的叙述能够部分地反映职校出身的博士生入职高校时的阻碍，因此所选取的三位博士生具有研究的代表性。在访谈的过程中，每位受访者的访谈时间为一小时左右。由于地域的原因，访谈的形式通过线上开展，在征得受访对象同意的基础上进行录音，并将整理好的录音文稿进行反馈，最终修改成分析文稿。

三、职校出身博士生的生命历程描摹

生命历程理论强调在追溯和叙述个人生活史时按照其发展的轨迹和时间脉络进行叙事；同时，终身性原则要求洞察生命各个时期的模块间的前后联系，推导出早期发生的生命事件和经验对后期的发展影响，过去的明确和潜在的行为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现行的实践活动和预期，是一种明白易懂的因果环节；但是，所谓追溯的因果关系，并不是必然的关系，而是一种或然性关系，因果关系提供的是一种可能性或机遇，也即因或多或少有利于果。对于受访对象前期职业教育经历的研究也并非是职业教育对读博有直接影响的断言，而是探寻两者间可能存在的联结。

（一）只是当时已惘然：无意撞入了职校体系

谈及为何在中考之后选择进入中职学校，S1坦言，当时中考的成绩难以上到当地最好的高中，加上父亲的职业建议让他选择中职的建筑专业，因此他放弃进入其他次等普通高中的机会，选择了家乡一所最好的中职学校入学。

我当时是上不了我们这边最好的一个高中，但是可以上其他任何一所高中的，但我上的这所中专是我们整个市最好的一所职业学校，可能也是我父亲意见，因为我父亲是学建筑的，搞工程的，他的意思是，在那个时候建筑行业可能比较火一点，所以就选择了职业学校这条路。（S1)

已有研究表明，家庭资本会影响子女在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的教育类型选择[21]，父辈的工作对子代的职业和工作也有直接的影响[22]。具体而言，作为父辈社会资本的职业类型通过代际流动影响子女的选择。此外，父辈对社会情势发展的能动洞察能力也会导致子女的教育类型选择走规避风险和有效回报的职业道路。洞察被威利斯释义为一种念头，或者说认识，它是身处某种文化形式的成员对其在社会整体中所处的位置的觉察[23]17。S1中考的时间是2011年，彼时教育的社会想象还未达到现时学历的通货膨胀地步，而职业教育传达的“术业有专攻”的教育理念也尚有被承认和接受的余地，且2010年前后正值国家大力发展基建产业时期，掀起报考土木工程专业的热潮，占据热门专业意味着在就业市场中赢得文化的优势资本，因此S1的父亲对于儿子中等教育的类型选择以及职业和就业的前景考虑，并非源于对职业教育结构、政策等内部体系以及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而是来自自身的工作经验积累和对社会职业工具性和经济性权重的朴素化理解。

我觉得我的父母，他们在搞工程，对我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因为那个时候会觉得，技艺技能对你以后的成长，或者说对你以后的工作，会非常重要，而不是你的知识。（S1)

可见生命过程中重要他人和时代风向对个体的影响非常重要。但是基于经验性的洞察是有局限的，会受意识形态和偏见的约束[23]119，部分洞察阻碍了对社会政策和局势变迁规律的认识和推测，而结构性的形势、动向的风起云涌也让人难以预料。我国高等教育扩招带来的具有大学学历的人力资源涌入市场，无形中提高了就业的学历要求。柯林斯（Collins）认为，当整个教育系统生产过多的文化凭证，而职位没有随之增长的话，就会造成职位要求更高的学历[24]。柯林斯的话预言了扩招后我国的就业市场由于就业岗位数量和结构赶不上历年扩招规模的持续扩大，文凭主义不可避免地兴起，曾经中职可以提供的良好的就业背景已经不再具有学历效用，甚至会变性为污名化的前置学历标签，消极地影响着个体未来的就业和升学。当被问到当时是否有想过中职会被作为第一学历卡脖子时，S1直言，“没有想到，这个真的没有，那个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说你的第一学历（会有影响）”。

类似的困扰其他受访者一样有。一开始的时候也没想过去考本科，但是在找工作的时候发现找不着，专科只能进工厂，或者干服务员、销售，要给人打电话拉业绩的，这种工作并不是我想要的；而且即使专升本之后，在找工作时还是会受歧视。（S3)

学历等级对就业者应聘的影响在高等教育扩招后加大，受访者求职的遇冷现象反映了岗位供需矛盾的问题。对于难以凭借专科学历谋得称心职业的职校生而言，通过考试脱离职教体系，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因此，单招或专升本是他们上大学的途径，相比于通过参加普通高考直接获取高等教育文凭的道路，专升本考试更像是给了未进入普通教育体系的职校生一个上大学的曲线路径。

因为工作都不是我想要的，我就在想该怎么办呢，最终我选择了专升本，通过这个途径有了本科学历。（S3)

但是，当现在再回忆起当时的决定，S1承认当年选择中职是因为处在“懵懵懂懂的状态”，是因为“初高中生的任性”。究其原因而言，懵懂和任性也是因为成长经验的不足。生命周期发展的观点认为，生命的历程具有年龄分段的特点，并且影响生命轨迹的关键因素也是年龄性的，意思是经验的组织、形成和生物年龄的增长有关[19]，青少年时期的任性、冲动和义无反顾是涉世未深的体现，经验体系的尚未成熟和零碎化让他们很容易陷入偏执的境地，不过这是一种普遍和必然的情感体验。自然后果法主张自己承担失误带来的惩罚后果，从而在经验中取得教训，成为以后行动的先决判断和经验条件[25]，个体在成长中从历经的失败或成就中总结教训和汲取经验，生成对未来行动判断的指导。对于S1来说，跌跌撞撞的求学过程让他对学历重要性的认知更为深刻，也容易让他在往后的处事中更多从知识和现实的角度考虑问题。

我现在认知就是，以后的小孩，我不会让他/她去选择职业（院校的）路线，我更愿意让他/她去选择普通本科。这个时候我就能理解第一学历的重要性，以及我会尽可能地去给他/她相对专业一点的建议。（S1)

S1进入职业教育体系是一种无意识地撞入，带有一点青春的执拗，在重要他人的经验性部分洞察和制度允诺的曲线性升学保障的影响下发生；然而在持续的升学等教育经历的成长中，所形成的自主和理性的规划意识和能力让他慢慢意识到初始决定的局限性和后果，不过这些所谓的“惩罚”也内化为经验，成为以后道路上的指导和借鉴。

（二）众里寻他千百度：职校生活中的蜕变

布尔迪厄反对将分析者的实际处境置身于研究对象之外，充满了偏执之见[26]，他要求对那些未被思考的范畴进行系统的探索[27]。就对象化的主体进行研究的同时需要不断地警醒自身才能避免研究的认识中心论和偏见。对于个人来说，将自身过往的经验、行动、意识作为客观化的研究对象观照，将自己作为方法，能够进行当时未被意识到、被忽略的意义建构活动，进而对当前的生活提供警示和参照。职校生的生涯于受访者而言已是过去生活实践的时间和空间，当时无意识的行为或话语在今天看来或许就是生命历程中的重要环节，时间效应带来的结果和效用的迟滞性能让现在的反思活动引带出更多有意义的回顾。

研究将受访者S2的职校学习生涯概括为常态化和非常态化的生活体验。常态化的生活体验主要是在职校中的学习生活、学生工作和社会活动。教育工作的最后结果如何，不是今天或明天就能看到，而是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见分晓的[28]，或许当时的实践经历不能立刻产生多大的作用，但是教育的迟滞性特点决定了系列反馈在后期才能显现出来，尤其是关于知识、技能的积累，将在后期的成果创作如论文的写作中起到训练思维、迁移技能的作用。

我的电子CAD课程，它对我的画图的帮助非常大，我基本上每篇论文都会画图，这个绝对是CAD课程给我打下的画图的基础。我很喜欢画图，这个让我了解到很多画图的技巧；第二个是语言，C语言的学习过程，让我有非常严密的思维方式，比如说是那种系统的思维，对我到现在写论文有帮助。（S2)

社会互动多少会改变人们在社会中对于自身地位的体验和看法，微观层面的人际环境互动会影响其轨道的方向，因为生命之间是相互依赖和作用的。而常态或非常态化事件的发生和转变往往能够成为催化的动力，将他人的影响付诸实际行动。

考研的时候咨询了一些老师，就是专升本的学生报考哪些学校比较安全，老师就说985、211这些学校，基本不要想；当时我是想考一所211的，后来就改成了另一所（普通）学校……但是心里一直有遗憾，所以考博的时候就选择了一所985。（S3)

职业学校生活的蜕变还包括改变专业，这也是个体求学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从土木工程专业跨专业考研到教育学，不仅改变了S1的专业领域，也让他未来的职业规划和定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如果说从本科到博士一直都是教育专业的话，你的定位也会非常清晰，包括说你需要去做中小学老师还是要去高校，也会很清晰。但是这时候就会引入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跨专业上来的，中途经历了一个大转折，这个时候就会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于是我刚刚读研的时候就确定了，一定要读博。（S1)

如果说职校的生活实践在客观上给个人带来了经验、知识和技能，那么所遇见的他人、所遭遇的事件则是在主观上起到了推动的作用，联系的原则要求看到他人与个体的生命联系，他们不仅影响着个人的实践，甚至会彻底改变他们生活的方向。

（三）孔雀东南飞：负面情感体验激发的正向动力

在三位受访者身上，我们能看到职业院校的负面体验带给他们的正面动力。

当被问到当初考研的动机时，S2给出的答案是自己想摆脱职业学校的身份印刻。

我考研是因为我不想一辈子就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不希望W职院它在我身上有一个烙印，就是我是一个高职学校毕业的一个本科生。（S2)

这种想要摆脱的意图让S2将高职毕业的初始身份视为一种耻感的情感体验。情感体验体现着文化对个人情感发展的方向，不同的文化情境中会生长出不同的情感定向[29],S2感受到的耻感的情感体验，是在东方耻感伦理的文化土壤中生长出的一种道德性的羞怯体验。东方式的耻感是靠外部的约束力，依照他人的观点和反应行事，当缺陷或失误被发现时会感到羞耻[30]。伦理本位的社会讲究人我之间的关系，成人立于世，需要维护关系，共同遵守关系的先在准则，因为每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与其有伦理关系之人，均需要对其负有义务[31]，如此才能获得共同体的认可，因此伦常的约束关注个人外部的义务履行，以外部角色责任的完成和准则的达标评价个体。所以东方式的耻感来自在外部的现实生活和世俗的应然要求作用下，发现其与自身的实然存在、本质之间的差距和矛盾，最终形成了一种否定性的自我评价和情感体验[32]。S2认为其耻感来源外部的评价和比较，即是东方式耻感表征特点，也就是自身没有达到世俗认定的第一标准。

就读学校，不会（感到羞耻），就是学习的过程不会；但是如果我在就业的过程中，这个评价让我觉得（我）不行，（因为）我拿的这个学历，你就不要我，那我就会觉得有羞耻感。（S2)

令人注意的是，S2耻感的情感体验是隐匿的，在借助考研、考博等考试机制脱离了职校生的身份之后，将曾经的身份暂时悬置起来，隐藏在记忆中，但是冲突性的事件会激活处于休眠状态的社会边界[33]，每当与职校身份有关的事件产生时，又会激起S2关于身份的耻感。在访谈中，当访问者用高职院校形容他的第一学历时，S2会及时纠正是“高职本科”而不是“高职院校”。

(这段记忆）没有消失，一直都伴随着，甚至中间我想遗忘掉它，我其实都忘了，但是当你的老师找我了，我反而又回忆起这个（经历）。我一直以为我已经对它很融洽地接纳了，但是没有。包括你刚才问我的时候，我反复地还在跟你强调，说我是高职本科，不是高职。（S2)

对于职校出身身份的敏感与对本科合法性身份的强调反映了个体对于两种身份的认同焦虑。与身份确认失败相联系的情感不仅是消极的，而且是痛苦的，因此人们在可能的情况下会避免这种痛苦[34]，为了避免痛苦，人们有时会采取进取性认同或防御性认同[33]的应对策略。S2采取的进取性认同策略使他主动地向他人展示本科学历的一面而对4+0模式避之不提，但是当进一步追问时，建构的身份又会被瓦解，这种主位和客位之间的冲突，实质上是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两种符号体系的冲突。

与S2具有类似的负面情感的S3，因为与男友所上学校不对等，她想要通过专升本和考研弥补，克服由此带来的自卑心理。

读专科的时候有一个男朋友，他是本科。两个人学历有差距，多少有点自卑，就想去考个本科，但是这个本科和人家本科还是有些不一样，家庭条件和他比也不太行，总有一方面要超过他吧？我就想要不我去考个研吧？总之感情方面占挺大一部分的。（S3)

所谓的不对等不是人格的不对等，是象征资本的差异。产生象征资本的社会承认很少注意到被剥夺者贫困的处境，斗争是为了得到承认，把握判断值得认识和承认的东西、应该如何评价[35]的话语权，那么不被承认的群体便被剥夺了相应的话语权。S3自卑的感受不仅是对平等关系的渴望，还是对掌握主导性的权力、话语和知识的渴望；这段恋爱关系折射出了普通本科院校和职业院校之间被国家权力建构的分类范畴的差别，激发了S3未被言明的符号意识。实际上，不仅仅是在恋人关系中，在后续面试的过程中，S3还是能感受到专科院校被否认的反面象征资本的痛苦，被主导的痛苦、被区分的痛苦。

考研那年我的笔试成绩是我们专业的第三名，但我在面试的过程中提到了我是专升本，导致面试成绩是最差的，我又一次深深地感受到专升本是受歧视的。（S3)

S3爱情痛苦和自卑感受的来源是制度建构的符号暴力，通过文化和语言将被规训的客体排除在权力运行的机制之外。其吊诡之处在于，它是个人与社会合谋的结果，个人自愿接受规训的暴力，被压迫者协助压迫者压迫自己，将压迫合法化，作为社会的伦理、规范和惯例，并通过各类社会性的实践仪式使之成为身体化的惯习。

不过，耻感和自卑的情感体验能成为一种强大的推动力，激发向上的动力和坚持的毅力。

如果当时我上了本科，可能毕业之后就去工作了，可能会觉得这个工作还不错，就会一直工作，就不会有上进心吧？自卑的（心理）、一直想要改变自己的（想法），会激发我一直往前走，也成就了最好的我。（S3)

负面的情感体验也赋予了职校出身的博士生在科研生涯中致胜的习性。

习性是历史的产物，是历史的实践活动，保留既往有效经验，并以感知、思维和行为图式的形式储存和显验在个人身上[36]。历史的实践形成了个体日后独特的经验参考和属性，这种结构化了的行动系统对于未经历过而在同一场域内同台竞技的其他行动者而言，是一种自获性的属性和优势，或者说是一种自获性的后天禀赋。

于出身职业院校的博士生来说，为了获得克服先天出身的短板，他们需要经历出身重点院校学生未曾体验过的拼搏和厮杀，然而正是这种厮杀的过程，造就了他们训练有素的写作水平和科研的能力以及更加沉稳的韧性，从而获得更多的成长。

（我身边）双非院校上来的博士生，他们的论文产出的科研状况会好过于211乃至于985及以上的学生，（因为）他们是没有面临过厮杀，没有这种歇斯底里的挣扎，你一个双非，你想跨考到985，你需要拿文章去打动你的导师，但是他们985的，他们要想申博，只是导师一句话两句话的事……（这种经历）反而是有助于你以后去从事科研的，虽然说过得很苦，但是也是成长了很多，包括我的写作能力、科研能力。（S1)

先苦后甜的历程赋予了职校出身的博士生自获且独特的文化资本，用S1的话说就是“我们只不过是提前经历了苦而已”。之所以将这种文化资本视为自获性而非先赋性，是因为自获性指向个体后天努力而获得的属性和条件，且相比于先赋性而言，自获性不是与生俱来的，也相对较少地受制于家庭与社会的结构的影响，并始终与能动性有关。布尔迪厄悲观地认为阶层结构造就了不同的惯习品质，但是研究者认为，需要承认习性的形成与自身所处的社会情境与文化规律有关，但是其在某些能力和品质的获得方面同样与能动性密切相关，他们用行动抵抗所在阶层生产的文化及其衍生的被社会定性为“庸俗”的符号系统，并努力寻求加入至被承认的主流体系中。威利斯认为学校中工人出身的“家伙”们因为洞察了文凭的徒劳与社会结构而生产出反学校文化，但是，同样出身的“循规者”群体却没有如此，他们认同教育的正式目标，支持学校制度[23]。虽然不能完全将反学校文化模式套用在中国学生身上，但是形成的混日子的本土文化却与反学校文化一样放弃正式的教育系统和文凭优势[37]。

在高职院校当中我发现大家好像已经有点混社会的那种感觉了，就是社会上那种人的气息，大家会比较现实，更多以工作为导向，毕业了之后就去上班了，学习习惯是不强的……在学生会的工作过程中，我也会发现大家没有那么多上进心，就跟程序员一样，来了活，我就做；没来活，我就干自己的事，没有那种主动性；当然了，也有（一些）很优秀的学生，他们会很主动（地学习），这也见到过。（S2)

职校出身的博士生算是威利斯笔下的“循规者”，他们认可学习和文凭的重要性，并试图用能动的学习行动为自己争取有面子的学历，在历经无数次排他性的竞争过程中，这个群体的核心能力获得了实质性的成长，并形成了专注、坚持的习性，最终在博士的科研场域中借此平行竞争位列于中上游梯队，本文将这种苦修式的文化资本视作自获性的后天禀赋，来形容在通过放弃松弛的闲暇享受的权利而在克己、自律、厮杀、抢夺的阵痛中生产的习性。

羞耻和自卑的情感体验构成一种负向的动力结构，苦修的文化资本则是正向的勤勉表征，它们激发个体的能动性和努力的精神。个人总是在一定社会建制中有计划、有选择地推进自己的生命历程[13]，并且在人生的重要关口做出最恰当的选择。能动与努力或许难以超越结构的制约，但是能动强大的“做”或者说“行动”的效应帮助个体避免陷入安于现状的窠臼作用是难以忽视的。

（四）望尽天涯路：顺应规则的宰制进行理性选择

社会结构的制约论和个人能动性的分歧在于对能动性效用的认识，过高评价主观性会伤害客观性，过高评价客观性会忽视主观性[38]，对两端的调和以做到“执其中”的努力要求正视两方的互相作用，也即结构与个人互相影响和生产。不过，道格拉斯（Douglas）指出，制度作为结构的实践性诠释，人们的认知是难以脱离其中的，并且制度是信息的复合体，并作为一种未来预期的指引[39]60，从而影响着人的思维和行动，人们除了在建立的制度范围内做出重大决定，也没有其他别的途径了[39]164。换言之，个体是很难挣脱结构力量的束缚的，人不能不向宏大的时代背景屈服。

于博士生而言，他们未来学术和职业生涯的安置、发展与深耕不可避免地受到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影响。《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2020）提出了要“以服务需求为导向，合理扩大人才培养规模”[40]，在政策的导引下，我国的博士生培养规模和数量迅速扩大，在扩张的背后是经济下行的压力不得不以扩招延缓就业的现实。受疫情影响，海归博士回流，岗位供需的进一步结构性失调造成了博士涌入中小学和职业院校任教现象，而普通高校的招聘条件也水涨船高，对博士的过往学历、科研成果设置越来越多的条件。市场现状的宰制让博士的就业面临多重阻碍。

博士生在扩招，可是人家的就业单位并不需要你那么多博士生，它肯定会追加条件呀，你的第一学历是一个门槛，你的C刊论文数量是一个门槛，你的出国访学，就是联合培养的经历是一个门槛，这个附加条件它会越来越多的，它想卡你的时候，什么都会卡你。（S1)

我投过H学院，面试官说要打电话问问人事处专科影不影响，如果不影响的话就会通知我面试，但是后来就没再给我打过电话了；还有J大学，我问他们歧视这个吗？他们说不歧视，最后也没打电话让我去面试。说明他们还是在乎（第一学历）的。（S3)

个人难以逃离时代的命运，尤其是当缺乏政治权利和关系资本的时候。入职高校的附加条件越来越苛刻并不意味着合理，但即使这样博士毕业生也不得不亦步亦趋地跟随着水涨船高的要求内卷，顺应市场结构的安排，找到落脚之处。不过，他们也有自己坚持的信条，或者说是立志科研的理想和抱负。抱负是能动性的另一种体现，它呈现有谱系状的愿望树，根据是否接近个人核心关切与实现的难易程度，具有最高的愿望和最低的要求[41]24，折射出个人的自我定位[42]。受访者对自己未来职业的定位都呈现出对职业院校岗位的拒绝，原因在于，他们需要考虑入职之后平台带来的发展前景。

你的学校平台决定你的发展，如果一开始就选择一个专科，你以后的选择不可能比专科会好，只会比专科差。学校不好，你怎么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呢？（S1)

我们很理想，理想太好了，但是去了高职你就是会成为领导的笔杆子，可能会天天给校长写东西，那你的科研和发展就已经没有了。（S2)

揣摩现实的能力是通向读懂未来旅途的能力[41]，立志和抱负的作用是理性的，它并不会因为洞察、望尽结构的命运而做出制度性的自我放弃而大幅度地降低要求进入职校，而是在对规则和资源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将自己的憧憬和实践调试到与客观条件相适应的情况[41]61。

研究中也发现将地方院校作为求职时退而求其次的行为。实际上，这种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也是顺应规则之下的最佳选择。理性选择理论认为，行动者要根据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动，并且会根据事件的价值衡量行动选择的得失。

大学是一档，学院是二档，职校是三档。进不了一档，那我先进个二档吧，要是二档进不了，再进职业院校，（但是）我觉得我还没到一定要进职校的那一步，多多少少还是要看点平台的吧……总之就是在能力之内做最好的选择。（S3)

我国高等教育的建设受国家权力的主导和影响，国家权力通过控制高等教育场域中的符号资本实现高等院校之间的等级性[43]，而学校之间的等级性高低能够决定财权、人权和地盘的多少，从而为其中的教师提供各异的发展机会。职业学校因为各种历史的原因，不能有效地获取象征性的声名和权威以换得优质的平台资源。污名化的标签对于职业学校来说是对其象征资本的打击和贬值，对其申报项目、申请经费等发展实践更加不利，身处其中的高校教师与学校利益一体，职业学校难以对教师发展予以支持，对教师求职的吸引力下降。其次，在差序格局结构下形成的熟人社会中，基于关系为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支配着人们的行动逻辑，慑于强大的象征性资本背书，杂志社愿意将信任投射在业内有一定声望和话语权的文化权威身上，客观上形成了在期刊投稿、录用、约稿方面向文化权威倾斜的现象，不利于在权威制度情境之外个人的学术发展。在现实中，文化权威的表现形式是群体或机构对专业知识的掌握和运用[44]，然而这正是职业院校不具有的。

在博士生与未来的旅程叙事中，我们可以看到结构性与能动性二者的纠缠，这也是博士生与社会结构从抗争到妥协的过程。吉登斯认为，应当克服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承认二者交汇的二重性。在三位受访者的生命历程里，我们看到个人发挥能动性在社会结构中不断斡旋，顺应着规律达到目标，也就是说，个体一直在遵守结构的游戏规则下进行能动的生产。但是他们对结构的顺应以及相应的实践活动却造成了恶性的路径依赖：接受并承认了以量化指标作为衡量和评价的标准，并经由个人的生活史而内在化和身体化[45]，最终再形塑了这一评价制度。

四、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首先，通过对三位职业院校出身的博士生求学历程的深描，研究发现，他们经历了进入职业教育体系前的迷茫期、进入职业教育体系间的蜕变期、脱离职业教育体系后的破茧期以及面向未来生涯的规划期（如图1所示）。考察发现，职校的经历对他们成长的正向作用可以概括为客观化的知识与能力、主观化的经验和习性养成以及情感化的内生动力。客观方面的知识技能赋予个体以思维化的武器、长期锻炼的写作实践帮助其在博士生涯中的科研创作中的得心应手。主观方面的成长经验更新了他们的认知视角和思维方式，并且，在学业场域中通过若干次排他性竞争而生产出可贵的韧性与自律。此外，由职业院校标签带来的羞耻和自卑体验在外部的催化下成为情感性的拼搏向上的动力。因此，职校经历在给三位受访者带来前置学历的局限的同时，它也能够作为正面激励的复合体，促进着行动者突破观念惯性的困局。

其次，在深描过程中还发现，个人生命轨迹的发展模型受到外部性与内部性因素的双重影响。时代风潮、制度规则和市场规律使个体需要在顺应结构规则的基础上进行行动的实践，从三位博士生的历程中可以看见个人的命运在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作用中的沉浮。不过个人能动性的作用不可忽视，它可以在规定的结构内将个人意志的效用发挥至最大：通过情感性动力、苦修式勤勉而习得的克制自持的习性有利于弥补先天性的学历缺陷，并帮助其在科研场域中获得具体化的文化资本优势。此外，生命中出现的重要他人和关键事件也发挥了一定作用。重要他人或事件在个体选择和实践过程中的提点、建议能作为在历程轨迹和方向转变发生和实施阶段时的催化，从而让当事人做出具有生命转折点意义的选择。

图1 职校经验促进博士生成长历程及其影响因素

（二）对不同主体的策略建议

从出身职业院校博士生的求学历程中可以看到政策环境、他人影响和自身因素对博士生的生命选择与成长具有重要的影响，为此从三个方面提出策略建议。

1. 政府政策：兼顾观照职校生多元需求。

政策作为行为和选择的导引，既给予职校生行动的权利和自由，又框定着选择的方向和限度。我国职校生的未来发展具有升学和就业两条路径。一方面，由于我国就业市场存在供需倒挂的问题，引发了学历通货膨胀的现象，职业院校毕业的技术技能型人才遭受学历歧视，影响其成长和发展前景，因此选择通过考试升学的职校生数量增加；另一方面，通过专升本的考试制度脱离职教体系的学生同样面临着规范缺漏带来的困难，专升本的考试不允许跨专业考试，并且职校生通过考试进入普通本科院校之后的教学内容与评价机制与原先职业院校相抵，造成职校生的学习困难。

对于就业导向的职校生而言，政府应当为他们创造良好的招聘与就业生态环境，通过导向性的政策规范提高其物质待遇与成长空间，保障具有职校学历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权益收入和晋升发展机会，使其有法可依、有法可循，从而激发学习与工作热情。

对于升学导向的职校生而言，政策应当关注职业院校与本科院校贯通培养及其招录方式的规范，确保职校生选择适合自身的本科专业；其次，适当下放权力，给予招生院校更多自主权，并强化招生院校的主体责任，敦促招生的本科院校合理设置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和教学实践，使职校生更加适应本科期间的学习生活。

2. 学校培养：教育中注重职业定位与市场行情的结合。

职业学校的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的知识技能学习与未来职业定位与职业身份之间存在断裂。职校生在毕业后往往面临一些职业困境，如专业技能难以胜任工作要求、职业期望与实际岗位抵牾等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职校生通过合法的考试机制逃离职教体系，引起应用型技术人才缺失等问题。因而，学校和教师在进行人才培养时，应当尽早帮助学生厘清职业定位，明确职业目标、职业身份与需要达成的资格条件；并因材施教，根据不同学生的就业或升学需求提供准确匹配的教学内容和指导方式。此外，学校还要提供及时和精准的就业市场行情信息，使学生及时、准确地掌握市场动向、预测行业趋势，从而在现实情况的基础上做出最符合自身预期的选择，以达到就业导向的职校生在毕业前熟练掌握技能，顺利找到合适工作；升学导向的职校生在本科院校中较快适应学业身份转型。

3. 个体发展：学会因时因势地结合自身条件顺应现实。

个体行动受制于社会环境及其规则，但其中也有能动性光芒的闪现；行动者应当在顺应结构制度规则的前提下，根据自身需求条件和现实情况做出最恰当的选择。对于职校生而言，首先要在学校和教师的导引下，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自我摸索找准自身未来适合的发展方向。升学与否是需要仔细考量的事，应当从职业规划、自身特质以及就业市场形势三个方面综合考虑。职校生需要明晰自己将来从事的职业、所属领域及其所需要的发展条件，从而在就读期间为之做好相应的专业技术或学术知识准备，充实和提升综合素质，并且在就读期间还需要密切关注就业市场行情，掌握信息优势，从而能够审时度势、因时因势把握机会，实现职业规划的最优化。此外，职校生还需要反思性地审视个人的特质，包括能力、兴趣、志向、性格、家庭条件等要素，找寻自身特质浮现的特征，并以此判断未来的路径走向。

参考文献

[1]余秀兰.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中的民众教育心态[J].高等教育研究，2021(11):39-48.

[2]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2023中国职业教育质量报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16.

[3]劳赐铭.高职学生专升本存在的问题、原因分析及对策[J].教育与职业，2022(16):46-50.

[4]赵阳，吴克明，胡月，等.劳动力市场分割视角下职业教育吸引力研究：逻辑、困境及路径[J].职业技术教育，2023(27):36-41.

[5]李经纬，李建斌.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现状、困局与对策[J].中国考试，2023(12):17-24.

[6]李政，杨梓樱.中职生的升学选择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全国10 660名中职生的调查[J].复旦教育论坛，2023(1):44-53.

[7]马莉萍，叶晓梅.金本、银硕、铜博：能力信号还是学历歧视？：基于某“双一流”建设高校10届博士毕业生的实证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2):14-24.

[8]RG LONG,et al.Research productivity of graduates in management:effects of academic origin and academic affiliation[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8(1):704-714.

[9]阎光才.学术系统的分化结构与学术精英的生成机制[J].高等教育研究，2010(3):1-11.

[10]易连云，赵国栋，毋汝霞，等.高校教师聘任的“出身论”现象研究：对百所“985”、“211”院校的调查[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173-177.

[11]王军辉，傅十和，洪永淼，等.科研人才招聘需要“查三代”吗？：基于16所经济学院教师教育背景和科研绩效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文汇，2014(3):1-25.

[12]古继宝，蔺玉，张淑林，等.顶尖博士生科研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J].科学学研究，2009(11):1692-1699.

[13]李强，邓建伟，晓筝，等.社会变迁与个人发展：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J].社会学研究，1999(6):1-18.

[14]切排，余吉玲.生命历程视角下乡城迁移老人的市民化：基于甘肃省天祝县的调查[J].北京社会科学，2021(10):108-119.

[15]杨婧.留守童年的替代补偿与自我治愈：生命历程视角下的农村陪读妈妈研究[J].宁夏社会科学，2022(5):138-146.

[16]孙文中.殊途同归：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比较[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68-75.

[17]胡艳，杨志宏，张奚若，等.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下战略科学家的成长轨迹及机制：以光应用学专家王大珩为例[J].科技导报，2022(16):82-89.

[18]LAURA BERNARDI,et al.The life course cube:a tool for studying lives[J].Advance in life course research,2018(41):1-55.

[19]DUANE F, ALWIN. Integrating varieties of life course concepts[J].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series b: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2012(2):206-220.

[20]GLEN H, ELDER JR, et al.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life course theory[M]//Handbook of the Life Course. New York: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 2003:3-19.

[21]HERMAN G, VAN DE WERFHORET, ALICE SULLIVAN,SIN YI CHEUNG.Social class,ability and choice of subject in secondary and tertiary education in britain[J].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2003(1):41-62.

[22]LIN N,BIAN Y J.Getting ahead in urban china[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1(3):657-688.

[23]保罗·威利斯.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子承父业[M].秘舒，凌旻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24]兰德尔·柯林斯.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M].刘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113.

[25]张雅楠，杨淑萍.青少年“多源异质”成长经验对学校德育意味着什么？[J].教育科学研究，2021(7):79-83.

[26]皮埃尔·布尔迪厄.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康，李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02.

[27]王锺陵.论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及对文艺场的论述[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126-139+148.

[28]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M].周蕖，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3.

[29]程猛，史薇，沈子仪，等.文化穿梭与感情定向：对进入精英大学的农家子弟情感体验的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9(7):30-37.

[30]章越松.社会转型下的耻感伦理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3.

[3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79.

[32]杨峻岭.道德耻感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62.

[33]熊易寒.城市化的孩子：农民工子女的身份生产与政治社会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