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赵小丽，女，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基本理论。*张玉丹，女，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研究生教育。
文章来源：高教发展与评估 . 2024 ,40 (06)：78-87+123
摘要:世界的不确定性带来了生活的多重风险、科学权威的削弱以及价值世界的虚无感。在国际秩序变动以及未来产业革命改变高等教育治理格局、大学知识结构布局的背景下，大学正在转向“时间的重置”“泛在的虚拟空间”“知识边界的跨越”和“文凭主义与解决问题主义”。确定性的、线性的思维认知难以解释大学面临的新问题。在不确定性的视域中重新构想大学未来的进路，要展开富有想象力的探究活动、反思技术参与构建大学的角色、建立与其他领域的交互理解并将大学作为全人类的公共事业。
关键词:新社会契约 知识结构 大学治理 大学角色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教育学重点课题“新时代提高教师地位的政策体系研究”（AFA20000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拔尖’博士生的群体特征、生成机制与发展图景”（YBNLTS2023-026）。
作者简介:赵小丽，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基本理论。*张玉丹，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研究生教育。
文章来源：高教发展与评估 . 2024 ,40 (06)：78-87+123
一、不确定性：一种复杂视域的思考
人寻求确定性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确定性见诸于神启。诸神是完美的化身并以绝对标准审判人世间，人通过教士或巫师等中间转译者聆听来自神的启示。第二阶段，通过建立抽象的形上法则审视生活世界。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为人们构筑了理念王国，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建立了“第一哲学”与绝对精神。康德通过绝对法则为人的道德培养提供至高支撑点。第三阶段，技术为人提供祛魅。17世纪科技革命创造了诸如蒸汽机、电力等便利性工具改善了人生活的物质条件；同时，技术卷入资本的生产积累中，在工厂或企业的管理中实施统一规格的生产标准与效率准则。第四阶段，确定性之物则是利用互联网、计算机以及人工智能构建的庞大数据库。我们可以利用大数据进行城市规划管理并作出决策，探寻地球之外是否有生命的存在，基因测序库甚至还会对人的出生进行把控。
每个阶段的交替变化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世界的多重风险、科学权威的削弱以及价值世界的虚无感。当面对未知情境，不可掌控感弥漫于人的生活周围，风险就泛化为恐惧、焦虑和不确定性情感的焦点。[1]基于此种现象，普利高津认为生活世界的确定性已经终结。吉登斯不仅用“失控的世界”“世界正在匆匆走向它的尽头”来形容社会的进程，而且说明社会变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剧烈。科学家不是完全理性的人，他们也有各自偏爱的研究方式，“科学正在步入收益递减的时代，一切知识都是一知半解的认知”[2]。与此同时，因为明确的界限、身份、认同以及形式是对自由、开放与交往的限制，所以要转向制度的解构以及边界的消融，建立个人的自主性。但是对个体性的过分推崇却容易导致价值的虚无，最终沉迷于“各种选项”的海洋，而事实上哪一种选项都经不起批判和怀疑。[3]当科学信仰没落，却又无法建立新的评判标准，生活的方向也会随之充斥着迷茫与不安。
二、不确定性的溢出：重新构想大学的时代背景
（一）国际秩序变动影响全球高等教育治理格局
国际秩序的变动显示出“民族-国家”主义趋势。为维护全球秩序，国家之间以契约形式建立各项国际制度支持并约束成员国的决策行动。但一些国家接连退出国际组织则是排斥特定国际制度、奉行单边主义或者修正既定国际制度的表现。[4]美国特朗普政府时期就一直在打破多边主义的协调性，先后退出了《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巴黎气候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主要国际协议，其所表达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威胁到世界贸易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长期存在的组织的完整性。[5]美国政府及其拥护者希望保持美国在全球竞争中的主导地位，早在201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就将中国、俄罗斯等发展势头明显的大国列为地缘政治上的竞争对手。美国参议院成员公开发表言论，认为中国到2025年对美国的安全威胁会超过伊朗与俄罗斯。[6]继特朗普政府之后，拜登声称会采取多边、多中心合作的方式缓和外交关系，但其本质不过是想重新获得盟国的拥护和信任并恢复美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民族-国家”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全球高等教育治理格局。即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秉持相互对话与理解，致力构建多边教育治理结构，但是大国霸权、单边主义以及孤立主义正在阻碍文化多样性与开放的制度。美国在2003年就反对《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以色列跟随美国投出反对票。2017年10月12日美国以“反歧视以色列”为由拒绝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纳巴勒斯坦为正式成员的决议，选择第二次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7]特朗普政府还颁布总统声明限制中国留学生签证、关停孔子学院并中止中美之间的学术交流访问活动，很大程度上减缓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国际冲突挑起的争端导致阿富汗、叙利亚以及也门的高等教育处在一个脆弱的环境中，进而在全球学术进程中被迫边缘化。[8]
（二）未来产业革命改变大学知识结构布局
未来产业革命的兴起逐渐改变了大学知识结构布局。蓬勃发展的信息与产业技术超越了物理技术时代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并在此基础上催生了工业4.0版本，涌现出一批如零工经济、云劳动等新型工作形式。第四次工业革命形成了新的工作模式：工作正从人的手上转移到全面自动化的机器手中，随着技术的进步，留给人的工作越来越少，而且机器还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9]甚至有研究者认为太空技术引发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创造第五次工业革命，因为太空行业在2020年之后将成为具有自身宏观经济、地缘政治、净收益和市值的变革性商业领域，并将其影响扩展到各个子行业中。[10]
近年来，为应对经济结构转型，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地区已经开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2020—2021人工智能与量子信息科学研发纲要》，指出人工智能和量子信息科学是未来的关键产业，并将在财政中提高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支出。正如美国在2022财年预算中加大了与未来产业相关技术领域的投入。美国众议院希望在未来5年NSF的预算增加一倍以上，把总体预算从目前的85亿美元提高到2026年的183亿美元，资金优先用于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行业，如量子信息科学、人工智能、超级计算、网络安全和先进制造业。[11]欧盟委员会在2019年发布《加强面向未来欧盟产业战略价值链报告》，表示会对未来战略性产业领域进行长期投资。德国在《高科技战略2025》中提出构建德国未来能力，尤其是通过专业人才的培养提高核心技术发展，政府持续为高校与研究机构提供资金支持。
中国“十四五”规划提出，未来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谋划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开发等前沿科技和产业领域促进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构建。针对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以及由此形成的经济结构变革、社会重大战略需求，大学要思考以何种形式进行自我转型，重新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学科结构的优化布局以及大学与市场、社会的关系。
三、不确定性视域下大学的转向
（一）“时间累积的优势”转向“时间重置的弥散”
时间的累积被看作大学的重要优势，正如“百年名校”更容易吸引观众的掌声与认可。于科林伍德而言，“史学所研究的就不是事件，而是‘历程’......历史的各个时代在时间上并非如人们通常所设想的那样是互不相容的，是现在就不是过去，是过去就不是现在；而是过去是以另一种比例或尺度而被纳入现在之中”[12]11世纪博洛尼亚大学成立；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从12世纪、13世纪建立，到19世纪构成了英格兰的高等教育支柱；构成美国最早大学体系的9所“殖民地学院”也都经过了很漫长的发展历史。[13]这些古老的大学被认为比年轻大学享有更深厚的文化积淀，如自由教育理念、人文主义精神与探究真理的精神。它们既为现代大学的构建奠定了基础，也是其他大学改革的学习楷模。
与此相反，当下的慢节奏反倒被视为大学改革的枷锁。如果说消费社会的新穷人被消费美学所驱使，消费文化通过不断创造新鲜和刺激来消除“无聊”的存在[14]，那么学术时间中的新穷人同样被迫远离“闲暇”。当然也有时间加速中的胜利者，如洛桑联邦理工学院1966年才提出成为联邦大学的申请，1978年新校园也才完成建设，但在2008年欧洲范围内独立项目责任人科研资助竞赛中竟打败了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以及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等实力雄厚的老牌大学。[15]19新兴大学积极改变传统教学模式、设置新的学科与课程，并且与多所高校建立了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所以能在短时期内从各大排行榜中突围。但不能因此认定时间加速是大学成功的充分条件。我们的活动越来越强调同步性与秩序、节奏与阶段，以及周期与节拍。[16]大学正在被钟表的机械化时间管理。原本探究真理的学术活动存在于自然流变、自主管理的原始时间中，但加速中的大学为知识生产活动设置了计时与标度时间不断作出提醒[17]，学者被不同时期的评聘指标规制，学术发展也被划分为3年或5年的考核周期。为了共同追求而自然开花的学术科研难以抵制催熟的加速压力，研究的知识本位逻辑让位于加速的时间洪流，学术探究变成了事关生存的激烈竞争。[18]虽然时间长短并不能作为衡量一所大学及其学术生产的直接指标，但抵不住全新的时间观正在无形中改变既有的知识生产节奏与培养方案。
（二）“在场的有形边界”转向“泛在的虚拟空间”
大学的初始形态构建得益于教师、学生以及围绕师生传递知识形成的讲座、学系、课堂与校舍。因此，有形边界中的在场涉及人、空间以及人在空间内的互动，就如同海德格尔“存在的此在”一样强调直接的互动与此刻的关联。真正的在场存在于关系之中，在真正的关系世界“我”与“你”自由相遇，并通过“你”成为“我”；每一相遇皆是对世界秩序之表征的窥探，同样将玉成你与世界之关联。[19]大学是典型的在场活动，教师与学生直面感受对方的存在并以此作为调整教育行动的前提基础，学生在大学中建立知识交往关联体。大学的有形边界其实是围绕知识传授与生产构建的直接体验基地，师生通过直接交往共同完成教育教学活动。
“泛在”营造虚拟在线组织与网络社区，并构建出一种随时随地进行教育学习的平台。“泛在的虚拟空间”首先标志大学是一种“非地点性的存在”。如果说宏观的教育泛指一切使人成为人的活动，狭义的教育则用来指代特殊的学校教育。既然学校是一个物理形态的机构，学习者在校学习，教师在学校教学，那么学校教育也就是指在学校学习或教学的过程。[20]大学本来是时间和空间的积淀，数字技术的加速让大学变成了一种没有历史、特殊性或关联性的地方。[21]“泛在的虚拟空间”标志大学可以提供一种无边界的学习。技术渗透到大学教学活动中打破了原有的学校边界、班级边界以及学科边界；同时，知识可以被迅速编码、转译与传输，学习的触角延伸至世界各个角落。不同地区间存在数字技术鸿沟，但虚拟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时间与空间的双重突破。万物互联的高速网络时代，限制在物理形态边界中的人会被看做是“空间中的失败者”与“流浪者”，虚拟空间中的人则是“时间上的胜利者”与“旅行者”。胜利者生活在时间里，因为他们毕竟可以快速地跨越每一个空间，相比之下我们可以认为失败者是生活在空间里。[22]学校边界的泛化带来的是教学活动以及大学职能的变化。譬如教师与学生对迅速转化为网络在线的教学方式的不适应、大学作为高等教育文凭唯一指定授予机构地位的动摇以及“泛在大学”“虚拟大学”对培养社会公民责任的忽视。
（三）“学科的规训”转向“知识边界的跨越”
制度化的学科旨在以知识特性、方法、对象以及研究问题放大边界与立场。学科一方面作为不同领域之间区隔的标志，另一方面也形成了规训要素。它规定了人们如何通过所选择的技术，按照预定的速度和效果，不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要符合权力的设定。[23]学术权力引申出学科部落稳固的庇护机制，学者可以栖居在各自归属的学科领域中，演变为“超级的学科性的精神将变成地主的精神，禁止任何外人对它的小块知识领地的侵入”[24]。经典科学范式通过中立的立场实现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致力于循证的学科生产遵从必然的因果联系与决定论。鉴于此，学科规训已经为学术生产者们构筑了一幢内部界限清晰、结构等级分明的研究大厦。
单一知识的学习无法认识的问题越来越多，所以学科正在被要求淡化知识边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更是在2022年第三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发布的《超越极限：重塑高等教育的新路径》中将不同学科之间的开放对话视为克服教育挑战的有效途径之一。虽然知识生产模式Ⅰ、模式Ⅱ以及模式Ⅲ的划分，抑或是三重螺旋、四重螺旋甚至是五重螺旋的出现不能全然概括出知识的复杂性，但是新的知识生产模式融入对政府、市场、公民、文化以及社会具体环境的考量证明了知识生产协同性、开放性、创新性、多元参与性等特点。[25]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起初就被构想成一个围绕支柱学科而非由院系组成的跨学科高校，并且主动学习在其课程中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洛桑联邦理工学院一直以来致力于大量扩展其在生物医学这一工程科学和生命科学相结合的交叉领域上的相关研究。[15]12中国也在积极构建知识的跨界融合，2021年“交叉学科”成为第14个学科门类，2022年最新的学科目录中一级交叉学科增加到了7个。中国人民大学围绕“数字+”整合经济、治理以及人文聚焦当下数字社会科学成立交叉科学研究院。上海财经大学交叉科学研究院下设研究中心与实验室，并与斯坦福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建立交叉学科合作项目。但是大学知识边界的跨越如何反映到学生培养体系中将成为一个新的问题。“跨界”“融合”既代表更多的开放与互涉，同样也预示着更多的未知。
（四）“道德与完人”转向“文凭主义与解决问题主义”
大学的逻辑基础是知识，知识本身与道德、完人相关。从古至今的教育家与哲学家都没有忽视教育如何成人的问题。苏格拉底赋予了知识以美德意蕴。康德认为教育的最高阶段是实现人的道德化，帮人建立判断准则。赫尔巴特认为道德是教育和人类的最高目标，道德的完善帮助人建立判断与思考的能力，即在特殊情况下，人可以做什么、找什么、避免什么的恰当判断。[26]巴尼特在探讨高等教育理念时同样声称要在超复杂的世界框架中把教与学放置在哲学、社会学背景中，促使学生进行批判性的自我反思，进而构建自由的高等教育。究其根本，大学在教与学的基础上又超越教与学，培养完善的个体与有准备的社会公民。
当大学发放的文凭证书成为市场筛选劳动力的标识，同时也是促进不同阶层开始流动的可能推力时，始于修养自我的知识学习与知识生产凝结为抽象的文凭通货。当人人接受高等教育变成一种地位身份的象征时，具体学习何种内容无所谓了，关键是获得特定等级的的学位和正式文凭，好进入下一个阶段。[27]此时大学被委以全能者角色，秉持一种解决问题主义，“痴迷于为极端复杂、易变和有争议的问题提出花哨、宏大而又目光狭隘的解决方案。在尚未充分提出问题、调查问题之间就匆忙寻找答案”[28]。但是过去大学给予人技能和思想，现在还是区域经济竞争的重要推动力以及和谐文化的塑造地，大学被要求承担“完全的责任”。科恩提醒道：“如果大学只有单一的目标，即仅仅注重纯学术研究、传承文化、开展专业教育、应用知识解决社会问题等等其中任何一个目标，而不是同时立足于所有的目标，那么问题将简单的多。”[29]大学是否应当承担起应对一切不确定变化的责任却应该谨慎对待。
四、大学未来进路的构想图景
（一）不确定性的思考释放大学未来的想象
到目前为止没有一种元认知能够从普遍层面为人类建立可靠的指导框架。曾经定义确定标准的上帝形象转移到了人手中，当人能够定义什么是完美的时候，由于失去了外在参照标准，人反而无从知道什么是完美了，对完美的想象和追求变成了一种无边界的自由冒险。[30]基因工程、基因改造技术与优生学试图通过扭转遗传的限制并制造超常进而制造人的完美形象。但教育并非可以按照政策计划和目标100%规格化，所以教育作为一种本质上不可预测的活动也留白了可能性。米尔斯提醒研究者，具备想象力的前提是认识到人、学科的多样性，同时站在历史的视野中展望未来的可能性。
对未来的想象以及对未来创造性活动的探究不是让大学全然推翻历史经验，而是意识到线性发展的轨迹或许正在制约大学能够作出的最大改变。正如波普尔在《历史主义贫困论》中的反驳，秉持历史的自然主义者认为事物的发展过程遵循可观察的因果基础和规律，这种学说受到唯科学主义的误导。[31]唯科学主义认为只要建立理性的制度，大学终有一日可以获得成功。假如这种进化论能够成立，那么对于这个进化过程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大可漠不关心，因为无论它是什么，都可以由此证明它是最好的。[32]基于大学未来的想象打破了进步的必然性判断，所有的现实变动都使我们不能遵从关于未来的合理化的、稳态的或线性发展的思维，拒绝那种认为合理的事情迟早将会实现的观念。[33]一切问题前面都要加上“复杂”二字，复杂的全球关系、复杂的社会以及复杂的教育。大学未来的变革必然是全方位的，变革学习路径、教学方式与理念、师生交往模式、学校教育评价标准以及高校管理机制等。对不确定性的想象赋予了大学更多首创精神。
（二）技术参与大学构建的应对路径
虽然迈克斯·泰格马克在《生命3.0》中预言，人工智能将使生活计划化——后人类“将能够设计他们自己的硬件和软件”，这种形式的生命将允许人类物种“最终完全摆脱进化的桎梏，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34]但波兹曼也警醒过，“要尊敬现代性和技术进步，但不要认为现代性和技术进步代表着人类进步的最高形式”[35]。
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的冲击可以归结为3个方面：第一，技术对大学作为文凭授予机构地位的冲击。早在2017年非洲就成立了虚拟数字大学，美国伊利诺伊虚拟校园涵盖了伊利诺伊州72所高等院校，而且具有颁发学位证书的资格。伴随虚拟大学、网络大学等依托技术建立的新形式大学可以开展学历教育之后，传统大学对文凭授予的垄断程度有所减弱。第二，技术对教师作为教育者角色的冲击。曾经教师作为专业知识的发言人在教育过程中掌握最高话语权，但现在学生利用搜索引擎随时查阅想要了解的知识，而且人工智能机器扮演的教学者、课堂辅助者角色正在积极参与课堂活动。第三，技术对学生作为未来劳动者身份的冲击。技术的更新变革创造了数字化劳动等新型职业类型。麦肯锡调查报告显示，到2030年，多达2.2亿中国劳动者(占劳动力队伍的30%)可能因自动化技术的影响而变更职业；在中等自动化情景下，到2030年，全球约有5 160亿工时（平均到每名劳动者约为87天）或将因技能需求变化而需要重新部署。[36]
大学要面向变化的技术世界，重新设计大学针对准劳动者的培养方案，思考如何帮助学习者适应技术化的世界。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要有不轻易被机器技术代替的素养。技术参与大学教育必然会推翻部分活动，如何能够借助机器技术的辅助功能并创造与它们共同竞争的核心能力将会促使大学重新规划教育的未来形式。教师既要帮助学生了解、运用、适应新技术对知识技能学习的便利性，同时也要教会其反思、结合工具与人脑的智慧，从而做到技能为人所用，在“技术素养”与“数据导向”基础上批判性思考，以技术手段关怀社会发展。
（三）大学与其他领域的交互理解
现代教育和思想的缺陷之一就是引导人们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37]，却忽视了人与人的互通性。一方面，基于人的多面性重新认识大学的复杂性。相比其他阶段的教育，大学更容易受到多重不确定性因素的综合作用。我们不能把接受大学教育作为区分优秀或不优秀、努力或不努力的评判依据。事实上，能否进入大学还涉及自然禀赋、家庭支持、社会资本、运气以及选择偏好，多重因素作用下的学生只能在教育场域中选择“自我淘汰”或“延迟被动淘汰”。布迪厄对大学教育再生产的讨论就涉及到了差别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因素，“关于差别这个词本身的含义，我们就一直没能理解，这个词主要表达的是关系的概念，而在社会习惯用法中，这个词却转向了实体、本质的意义”[38]。所以为了更好地塑造人，大学要贯通与基础教育、中等教育的衔接性。
另一方面，重新认识大学与其他领域之间的关系。社会的整体运行需要大学这样的教育机构，同样也需要政治、经济、科技与文化的协同支持。其一，并不是国家、经济、文化或道德等不能对成长着一代的教育提出任何要求，而是要对这些要求进行非等级性的解释，即一种领域或团体对教育的要求不能优先于另一种对教育的要求，劳动并不比政治不重要，伦理并不比教育、教养不重要，教育并不比艺术、宗教不重要。[39]这意味着大学与其他领域共同为人类公共利益而努力。其二，加强大学与其他领域的交互理解。对话的前提是认识不同领域之间的非单向度决定论。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就业研究所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告数据，与上一年同期相比，第四季度高校毕业生招聘需求人数下降11.2%，求职申请人数上升37.8%，使得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远低于上一年四季度的1.36%。[40]综合看来，整个市场机制、经济环境以及相关政策都在发挥作用。在有限的能动性下，大学所能做的是加强与劳动力市场、产业结构的合理适配度，在了解市场需求的前提下适当调整学科专业结构类型、人数总量以及劳动者核心素养的培养。
（四）大学作为全人类公共事业的意旨
新社会契约强调人类命运攸关，彼此担负更多责任与义务，从而构建共同体意识。大学作为人类共同事业主要有3个原因。其一，教育对人的培养是极为复杂的活动，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努力，所以长期性的理由不应该用在短期结果的决策上。[41]教育周期原则上受到生命周期的影响，教育的节奏也与生命的节奏相契合，大学如何参与终身教育愈发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其二，大学是知识分工与劳动分工的直接塑造者。因为我们在生活工作中运用的有关各种情势的知识从来就不是以一种集中的且整合的形式存在的[42]，而大学恰好在最大程度上将不同人需要的知识与技能整合起来并以系统化的方式予以传递。其三，教育对人的完善是实现社会共同福祉的前提。即使费希特在对学者使命的讨论中，也是首先回到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即社会中人的使命是什么？“自在的人仅仅被想象为是人，是仅仅按照一般人的概念加以想象的。”[43]我们面对的种种问题，我们肩负的种种责任，都要求我们更认真、更系统地研究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和各种文化，即我们应该将自己看作是由多元文化构成的世界的成员。[44]全球性的教育组织在推动大学作为一项人类共同事业的行动中彰显了重要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已经在关怀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教育方面采取的行动，同时呼吁各成员国开放科学，推进知识在非科学界的共享行动并拟定了开放科学的国际倡议书。未来全球参与大学事业的构建是重要的，也是值得期待的。
总之，确定、统一的化约主义评判大学如同在抽象层面讨论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一样让人摸不着头脑。因为历史、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大学之间早已形成了关系网络，最为棘手的问题是导致它们关系变化的变化本身还在不断变化。不过人们也要知道，失控的、无限度的质疑会转变成偏执的确定性，认为一切都是假的或谎言，所以要学会对质疑进行质疑。[45]正因如此，大学更要始终着眼于塑造人们应对变化的能力与意识。
参考文献
[1][澳]狄波拉·勒普顿.风险[M].雷云飞，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10.
[2][美]约翰·霍根.科学的终结[M].孙雍君，译.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7:41.
[3][美]唐纳德·A.克罗斯比.荒诞的幽灵：现代虚无主义的根源与批评[M].张红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4.
[4]李志永.政策自主性与美国退群外交[J].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04):125-155+160.
[5]MYRICK R.The reputational consequences of polarization fo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evidence from the US_UK bilateral relationship[J].International politics,2022:1-24.
[6]MCCOURT D M.The domestic resonance of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the rise of China and post_war US_Soviet relations compared[J].International politics,2020(01):21-40.
[7]蒋贵友.全球高等教育治理的模式变迁、制度逻辑与路径重构[J].江苏高教，2022(09):32-40.
[8]MILTON S.Higher educ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16 in fragile and conflict_affected contexts[J].Higher education,2021(01):89-108.
[9]GERA I,SINGH S.A critique of economic literature on technology and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employment and the nature of jobs[J].The Indian journal of labour economics,2019(04):715_729.
[10][西]茵玛·马丁内斯.第五次工业革命[M].龚若晴，译.成都：天地出版社，2021:165.
[11]JEFFREYMERVIS[EB/OL].[2021_05_26].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house_panel_offers_its_plan_double_nsf_budget_and_create_technology_directorate.
[12][英]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M].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30-31.
[13][英]埃德·伯恩，查尔斯·克拉克.大学的挑战：变革中的时代与大学[M].吴寒天，曾令，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41.
[14][英]鲍曼.工作、消费主义与新穷人[M].郭楠，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50.
[15][美]菲利普·阿特巴赫，等.从初创到一流：新兴研究大学崛起之路[M].张梦琪，王琪，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2021.
[16][英]约翰·哈萨德.时间社会学[M].朱红文，李捷，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5.
[17]吴国盛.时间的观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8.
[18][加]玛吉·伯格，芭芭拉·西伯.慢教授[M].田雷，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111.
[19][德]马丁·布伯.我与你[M].陈维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26.
[20]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回到教育的未来[M].窦卫林，张悦晨，王淑琦，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22:83.
[21][德）]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M].郑作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57.
[22][美]乔治·瑞泽尔.当代社会学理论[M].刘拥华，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21:233.
[23][法]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城，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19:148.
[24][法]埃德加·莫兰.复杂理论与教育问题[M].陈一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97.
[25]杜燕锋，于小艳.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与大学科研评价的变革[J].高教发展与评估，2022(04):1-8.
[26][德]赫尔巴特.赫尔巴特文集（教育卷2)[M].李其龙，郭官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178.
[27][英]柯林斯.文凭社会[M].刘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157.
[28][白俄罗斯]叶夫根尼·莫罗佐夫.技术致死：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M].张行舟，闾佳，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6.
[29][美]亚瑟·科恩.美国高等教育通史[M].李子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56.
[30][美]桑德尔.反对完美：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M].黄慧慧，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导论XV_XVI.
[31][英]卡尔·波普尔.历史贫困论[M].何林，赵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92.
[32][奥]哈耶克.致命的自负[M].冯克利，胡晋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6.
[33][法]埃德加·莫兰.整体性思维·人类及其世界[M].陈一壮，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104.
[34][美]迈克斯·泰格马克.生命3.0[M].汪婕舒，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62.
[35][美]兰斯·斯特拉特.震惊至死[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0:168.
[36]麦肯锡.中国的技能转型：推动全球规模最大的劳动者队伍成为终身学习者.[EB/OL][2021_04_08]https：//www.mckinsey.com.cn/.
[37][美]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非对称风险[M].周洛华，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294.
[38][法]布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场域精神[M].杨亚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313.
[39][德]本纳.普通教育学[M].彭正梅，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7.
[40]中国就业研究所.高校毕业生规模首破千万，疫情下年轻人求稳求编制.[EB/OL].[2022_01_30].http：//www.cier.org.cn/Show News.asp?ID=1036&Catid=452.
[41][英]玛丽·道格拉斯.风险的接受：社会科学的视角[M].熊畅，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200.
[42][英]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邓正来，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6.
[43][德]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M].梁志学，沈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7.
[44][美]玛莎·努斯鲍姆.告别功利：人文教育忧思录[M].肖聿，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92.
[45][法]埃德加·莫兰.教育为人生：变革教育宣言[M].刘敏，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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