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于正阳，男，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原理、高等教育历史与比较。
文章来源：高教发展与评估 . 2024 ,40 (03) ：22-32+56+120
摘要:作为一种重要的“智性品质”，大学想象力具备认知性、实践性和创造性的特征。从古典大学到理性大学、再到创业型大学的转型过程中，大学想象力发挥了先导性作用。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进一步重构想象力以推进大学转型，但由于传统办学模式对大学理念想象力的规训，社会嵌入型大学治理体系对大学实践想象力的限制以及乌卡时代复杂外部环境对大学变革想象力的制约，导致了现代大学想象力的失落。重构大学想象力，不仅需要超越传统理念建构“可行的乌托邦”，创新治理体系以拓展大学想象力空间，还要基于多变情境建构大学想象力的多重结构。
关键词: 大学想象力 大学转型 大学治理 乌卡时代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高校文化资本与高等教育发展及变革研究”（BIA200196）
伴随人类社会步入以知识生产为轴心组织起来的后工业社会，大学作为理论知识的创造者而成为新的社会轴心机构。[1]为在世界竞争场域立于不败之地，许多国家纷纷启动重点大学建设。追求“高质量”“世界一流”“卓越大学”等政策话语和优绩主义的发展模式，看似为现代大学提供了明确的奋斗方向，却在实际上消解了大学想象力和大学发展的多种可能。受到制度规训的大学“不想以一种更广阔的形式想象自己”，多元的大学想象和大学理念逐渐让位于对“研究型大学”或“创业型大学”等标准大学模板的承认。[2]1-17受到现代规范化和标准化高等教育管理制度规训的大学，被裹挟于追求优绩的竞赛。由于绩效评价指标的固定化和单一性，以及既有“好大学”的示范效应，大学探索自身未来的想象力被追逐优绩的模仿思维所取代。金字塔顶尖大学的发展范式则受到持续强化而陷入路径依赖，难以发生自主变革。想象力的失落导致大学只能在标准化的“指挥棒”下，参与到激烈的同质化竞争之中，忽视了时代发展对大学转型的需要。
一、大学想象力的功用及其失落
（一)何为大学想象力
学界有关“想象力”（imagination）的概念和分类繁多且复杂。在社会学的语境中，主要存在两种关于“想象力”的界定方式：一种是功能性定义，另一种是规范性定义。[3]康德（Kant）从功能性定义的角度出发探讨想象力的本质。他认为想象力是基于人的灵肉二重属性之上的一种特殊能力，它既有先验性也有经验性，既有自发性也有接受性，既蕴含着形式也丰富着质料内容，既复现着部分又创造出整体。[4]93-98一方面，想象力作为一种直观能力,提供认知图式；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并“不依赖于直观在场的能力”[5],想象力可以自发地创制和构成新图式。杜威（John Dewey）从规范性定义出发，将想象力界定为“形象化和想象的能力”（imagery and power of imaging），他还指出想象力是一种“用以将抽象的术语、符号、公式转化到实际情境的能力或工具”[6]，表现出想象力联结抽象思维与现实情境的中介性特征和创造性迁移、演化的特征。尽管基于不同学科、视角和立场对“想象力”的界定各不相同，但这些定义都肯定了想象力对于思维与现实的创造性意义。
巴尼特（Ronald Barnett）强调想象力对于大学转型和发展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大学想象力能够将有关大学的开放思维从各种标准和概念中解放出来，大学想象力可以使大学“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构思，甚至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发展”。[2]5大学想象力具有丰富的属性。首先，大学想象力具有认知性。费希特（Fichte）认为，想象力翱翔于规定性和非规定性、有限性和无限性之间，以想象力为基础可以使“人类精神的整个机制很容易建构起来”[7]。大学想象力体现着“知性与图式的天然联系”[4]93-98，通过对大学客观实然状态的洞察、判断和思维处理而形成一种认知图式。其次，大学想象力具有实践性。一方面，大学想象力的生成正是治理和改造大学的实践性产物，脱离了实践中对客观现实的感性认识，大学想象力便是虚无的；另一方面，大学想象力具有实践性职能，特别是在大学这种以实践共同体形态而存在的组织中，“想象是使人们的实践和广泛认同的合法性成为可能的一种共识”[8]18。在对客观世界进行集体的实践改造之前，集体必须基于“共同想象”达成共识，才能协调一致，完成对现实的改造。最后，大学想象力具有创造性。康德基于想象力的本质属性维度，将想象力分为先验的想象力和经验的想象力；基于想象力的功能维度，将想象力分为生产性想象力和再生性想象力。[9]不同维度的想象力两两组合，先验性想象力既可以发挥生产性功能创造出抽象的、纯粹知性概念的先验图式，也可以发挥再生性功能创造出具体的、感性概念的图式；经验性想象力同样可以发挥生产性功能创造出事物的新的整体形式，并通过再生性功能，突破事物“不在场限制”，使不在场的表象复现。[4]93-98想象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心智品质”，使人们更加清晰扼要地认知世界、认知自身、洞察未来；想象力帮助人们在个人领域的烦恼和群体范围的议题中形成一种全新的解读思路，使人们不至于迷失在封闭之中。[10]4-11作为社会系统中的特殊组织，大学通过想象力建构一种全新的认知图式和实践方法，防止迷失于对既存价值理念的墨守和外部标准化评价指标的追求，而陷入自我封闭。
（二）想象力赋能大学转型的历史分析
泰勒（Charles Taylor）认为，现代社会充满不确定性和实践的可能性，在实践的共同体中，人们思考现实事物的存在方式，想象未来的期望以及“支撑着这些期望的更深层的规范观念和形象”；在充分的想象力中，感受和预想才显得生动活泼，共同体才能在某种理论的基础上就文化取向、经济模式、治理体系等问题取得共识，从而引导集体的实践。[8]18-25迄今为止，大学已经经历了从古典“形而上的大学”到近代“理性大学”，再到现代“创业型或商业大学”的两次转型。[11]每一次大学转型，都离不开大学想象力的先导性作用。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期，社会的急剧变革驱动了大学转型的需要，大学想象力也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尤其是在德国，有关大学的理论论述和演绎丰富且精深，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的《德国意义上的大学随想》（下文简称《大学随想》）和费希特（Fichte）的《在柏林创立一所与科学院紧密联系的高等教育机构的演绎计划》（下文简称《演绎计划》）。这两者都是通过卓越的大学想象力，对大学未来可能的转型展开的演绎。施莱尔马赫的《大学随想》不仅规划了大学未来的发展结构，而且通过想象力建构了一个理想的大学范式，强调大学的科学精神和学术本性。[12]充满想象力的“演绎”也是费希特大学理念建构的重要特征。费希特大学论不是对既有大学办学经验的归纳，而是从大学的基本概念出发经演绎、推理而成。费希特同样强调纯粹学问对大学的作用，在《演绎计划》中，培育和训练“学问的技法”成为大学存在的目的和意义，哲学等“学问的知识”则是大学学术实践的核心。[13]这一时期诸多学者对于理想大学的想象和推演具有一致性，无论是前文论述的施莱尔马赫和费希特，还是康德（Kant）、谢林（Schelling）、洪堡（Humboldt），这些学者的大学想象无不生成了“追求科学理性、学术自由、纯粹知识和哲学院在大学中核心地位”的共性特征。这正契合泰勒对于社会想象力发挥实践职能的论述：实践共同体的内部个体，基于未来期待可以达成某种共识想象，并在想象力的整合中形成变革的力量。[8]18-25正是因为这些学者充分发挥自身对大学未来发展的想象力，勾画了未来大学的理想蓝图，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一大批理性大学才得以建立，近代大学才实现了一次至关重要的转型。
20世纪3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深陷经济危机。许多社会学家认为大学科研的转化与市场行为是引发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大学与市场的联结破坏了社会“产出-消费”平衡，新技术的推广削减了有限的就业机会，大学发展面临严峻的合法性危机。[14]1439-1453面对这种情况，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康普顿（Karl Compton）不仅通过充沛的大学想象力，为大学与市场的联结描绘了广阔的前景，还以大豆、玉米等农产品生产为例，想象以大学为主导的新知识经济发展图式：旧有的经济结构下，种植技术的推广必然导致农产品生产过剩，但如果政府在农业的宏观调控中与大学合作，建立相应的知识转化机制，利用大学科研成果将过剩农产品产业链延长，以大豆、玉米等初级农产品为原料生产生物燃料和塑料等高新科技产品，而不是直接采取现金补贴的形式让农民减少生产来缓解供需矛盾，如此不仅不会造成就业率下降，还可以打造优质的经济生态。[14]1439-1453他指出，大学科研成果带来的高生产率非但不是经济危机的根源而是解决经济危机的良方。[15]这些以知识为基础的创新战略实现了对凯恩斯主义的超越，它和旧发展结构的决裂“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同样重要”[14]1439-1453。随后，布什（Vannevar Bush）继承和发展了康普顿的理念，通过卓越的大学想象力提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工程开发-市场经营”的理想线性科研转化程式。[16]尽管康普顿和布什的论证同样是一种演绎或想象，而非基于实践的考察或既往成功经验的总结，但他们的预想和理念仍成为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等创业型大学转型的先导，造就了美国128号公路科技产业区和硅谷科技产业区这两大奇迹。
（三）现代大学想象力的失落
理想状态下，大学不仅是以知识作为客体(或学生作为客体持有者)的生产场所，而且是使知识作为动词成为可能的机构。[17]大学作为“思考和想象的场所”理应充满想象力。然而现代社会加速的发展模式造成了阶级的科层分化和社会的集体冷漠，上层社会权力精英往往自谋其利，维持现有地位成为其“核心焦虑”，呈现出“高层的不道德”和“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中产阶级由政治积极介入者转化为政治冷漠和消费前卫的“挣钱机器”；底层社会则产生碎片化与利益现实化倾向，并表现出缺乏远见的妥协和被控制的迷惑。[18]这种对社会变革的冷漠体现在高等教育领域，导致现代大学想象力的失落。一方面，在知识经济的驱动下，许多大学更热衷于“生产”作为人力资本的毕业生和可商品化的专利知识，不再是“思维想象的再生产和开放探索”的场所。[19]1-7大学并没有像贝尔（Daniel Bell）所描绘的那样成为“后工业社会的轴心机构（axis institution）”；相反，现代许多大学只是凭借所掌握的授予文凭和学位等象征资本的权力而形成垄断地位，维持其在社会系统中存在的合法性。[1]166-176另一方面，以现代大学为客体的想象力也逐渐失落，思考大学本体结构，洞察大学在宏大社会历史情境中的主流形态、演变规律和发展趋势的想象力被压抑了。“大学越来越不想以一种更为开拓创新的视野想象自己的多种可能性”，这种大学想象力的失落体现在意识形态功利化、空间互动的限制和伦理自利等维度。[2]1-17
首先，“意识形态功利化”是指在鼓励大学追求狭隘经济利益的文化氛围中，大学迷失于为国家甚至全球知识经济服务的政治正确，而无法提出批判性或突破性的新理念。巴尼特曾以“贫乏”（impoverished）和“无望”（hopelessly）形容大学在意识形态维度的想象力，之所以说“贫乏”，是因为既有理念过分地局限于大学局部概念；之所以说“无望”，是因为大学缺失发展的希望，既有的高等教育研究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要么对大学的现状感到不满而举止无措，要么只是为“创业大学”的特征和性质辩护。[2]1-2其次，“空间互动的限制”是指大学被要求与所在国家或地区，特别是与周围的政治和商业组织进行接触。由于固有的“知识和学术的国际化与目的的国家化的深层矛盾”[20]以及其他因素影响，大学放弃自由开拓知识边界的实践，思想的互动和交流也受到限制。再次，“伦理自利”主要指大学视自身利益为最高取向，并在道德伦理的维度将其合理化。大学变革的蓝图和规划，不是面向未来促进人的发展和学术水平的提升，而是如何更好维护大学既得利益。
二、现代大学想象力失落的原因
（一）传统办学模式对大学理念想象力的规训
斯特利（David Staley）指出，大学的问题不在于缺乏创新，而是缺乏关于创新本质的想象力；大学面临的主要危机，实际上是缺乏关于大学将往何处去的思想。[21]21传统大学办学模式对大学想象力失落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微观层面，传统“好大学”办学模式的示范和规训作用，限制了大学对自身存在形式的多样化探索；二是在宏观层面，既有大学办学机制整体走向标准化和成熟化，并产生路径依赖。
伴随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各类科学计量手段和评价指标的完善，诸多政府重点大学建设名单、高等教育建设的政策计划和第三方评价机构的大学排行榜，造就了少数“好大学”作为大学组织的发展样板。这些“好大学”往往对其他大学的发展起到示范和规训作用。借鉴和推广一流大学先进的办学经验是提升高等教育整体质量的有效措施；然而，传统“好大学”的示范效应并不总是正向的。“好大学”的成功首先是可以“被定义的”，特别在各类排行榜的精确测量下，大学成功的标准被外部“定义”，大学的发展路径被指标“锁定”，其组织内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创新创业精神被抑制，指标的优秀被等同于学术的优秀，排名的一流被当作大学的一流。[22]其次，传统“好大学”的成功经验往往也不可靠。纵观高等教育发展史，许多大学之所以在充满不确定性的高等教育竞争场域中胜出，是其背后隐存着的资本捐赠、政策扶持、传统积淀等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将大学成功的原因完全归功于个别大学的办学模式，实际是对大学成功因素的选择性遮蔽。最后，任何先进的经验和理念都具有历史性的特征，特别是在变动不居的现代社会，大学转型的需求日益迫切，“好大学”的价值标准往往压抑面向未来的大学想象力，成为大学转型的障碍。
迷信所谓“好大学”的价值标准和办学模式，往往会导致大学想象力被蒙蔽，催生大学同质化现象。迪马吉奥（Paul Di Maggio）和鲍威尔（Walter Powell）将组织的同质化概括为强制型同质化、模仿型同质化和专业化规范型同质化三种类型。[23]三种类型的同质化在传统“好大学”价值标准对大学理念想象力的规训过程中均有体现：其一，政府的重点建设和政策规划，树立起“好大学”典范，对其他大学的办学理念进行强制规约；其二，许多高校治理者认为，“模仿办学水平较高的研究型大学可以作为普通高校发展的捷径”[24]，致使许多普通高校盲目以自身与“好大学”的相似度为自我评价的尺度，主动放弃想象自身发展的其他可能性；其三，专业化的评价程序在提高制度设计规范性、统一性和连续性的同时，仍然以“好大学”的某些特质作为唯一标准的价值指标，评价程序异化成控制大学想象力的指挥棒，极大压抑了大学想象力的广阔视野。
在宏观层面，经过长期发展走向成熟化和标准化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也通过既有的、稳定的学术生产机制和对未来的愿景描绘遮蔽了大学想象力失落造成的发展危机。美国2006年《斯佩林斯报告》（Spellings Report）指出，高等教育已经成为成熟行业，日益规避风险；克里斯滕森（Clayton Christensen）认为，尽管高等教育处于“陷裂的边缘”，但大学往往在财务和数据方面做得很好，因而他们不会从数据中察觉自己的世界即将崩溃。[21]10-11成熟安全的办学模式同样再生产着未来的规划和愿景。费瑟（Keri Facer）指出，“过去20年的教育想象力完全被单一的未来愿景所支配”，尽管这种基于国际竞争和数字化信息网络的全球知识经济愿景，向学生们和各国承诺“有了足够的教育和科研投资，他们的未来将得到保障”，推动了全世界对大学科研、教学以及大规模学校重建计划的投资，然而这种单一、僵化的愿景和试图通过在既有大学知识生产、知识传播和知识转化范式基础上提高投入，换取未来发展效益的办学理念，无疑不能被视为可取的方案。[25]这种对于未来大学发展愿景的理念惯性，反而成为大学想象力生成的重要阻碍。
（二）社会嵌入型大学治理体系对大学实践想象力的限制
现代性的特点之一是理性化，然而现代社会理性化发展出现严重不均衡性：一方面，理性组织（科层组织）日益庞大，然而个体微观层面的实质理性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受到压制。[10]182在追求理性、效率和专业的科层制度中，任何个体和组织都被异化为追逐生产效率的“科层制下的寄居者”[26]，丧失自由想象的意识。“二战”后，许多国家政府出于对外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对内缓解尖锐社会矛盾的考虑，将高等教育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和制度设计框架，这致使大学想象力的发展受到更多政治因素的介入和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新公共管理主义的兴起，绩效管理机制和科层制度进一步纳入大学治理体系，高等教育系统建立起规范化、标准化的制度和发展机制，大学也成为服务于整个社会机体的“标准零件”，其设计规格和发展样态受到严格制约和规训。
另外，市场机制同样限制着大学想象力的发展。大学在日益全球化的知识经济市场上被编纂和认证，经济价值作为衡量大学好坏的重要指标，甚至被当成大学成功的唯一标准，这成为“想象大学未来超越状态的重大威胁”。[19]1-7首先，市场机制的引入伴随着功利主义的倾向，“大学的想象力一方面变得过于狭隘，另一方面又自相矛盾地开始向市场进一步开放”[2]4。想象力必然伴随着风险与不确定，功利主义的倾向导致大学以维护自身利益为最高价值取向，尽力避免不确定的想象力对大学既得利益带来风险。其次，市场利益相关者的介入严重压缩了大学内部学者自由想象和行动的空间，尽管市场往往采用间接性方式对大学施加影响，但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行为者及其所采取的措施同样导致大学想象力的实践功能难以有效发挥。最后，面对市场化影响，许多反市场化的学者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认为在变动不居的时代坚守某些固有的学术传统，拥有更高道德正义性[19]1-7，这些阻碍大学变革的行为进一步压抑了大学想象力。
（三）乌卡时代复杂的外部环境对大学变革想象力的制约
“乌卡（VUCA）时代”的概念最早由学者本尼斯（Warren Bennis）和纳努斯（Burt Nanus）提出，该概念生动地概括了现代社会情境中不稳定性（volatile）、不确定性（uncertain）、复杂性（complex）、模糊性（ambiguous）共存的特征。[27]在乌卡时代，全球经贸形势的波动牵系着大学办学的经济基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迁造成了国际化与逆国际化潮流并存、合作交流与零和博弈共在的高等教育发展形势，多元文化理念的交融与冲突制约着大学意识形态层面的价值取向。乌卡时代大学外部情境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加，这导致长期以来高等教育研究中以“科学化”为目标取向，追求确定性的“强认知”研究范式无法从多变的实践情境中把握确定的因果联系，更无法确保在理性主义框架下，对于因果关系的探究以及基于因果关系的“问题-解决方案”能够真正在实践中得到验证。[28]为防止确定性的理论建构对自身学术声誉或大学改革的实践造成灾难性后果，许多学者也不愿参与到“大学想象力的冒险之旅”，为大学变革提供可行的方案，因而要么选择对现代大学弊端进行单纯的批判，要么从结果出发，逆向推敲被定义为“一流”的大学取得成功的经验，为其存在提供合理化证明。[2]1-3
除此之外，乌卡时代不确定的复杂外部环境也成为保守主义的托词。克利尼（Collini）指出，实际上，多变的国际形势、外部利益相关者粗暴干涉、办学资金不足等危机“尚未如暴风雨一般来临”，大学中普遍的危机感实质是“公开抵制或提出不同设想的勇气的丧失”[29]，“危机”的话语表达是创新机制失灵和想象力失落的主观借口。这导致大学无法提振信心采取有效行动，更难以客观分析真实情境，提出变革战略。
三、大学想象力的重构
（一）超越传统理念建构“可行的乌托邦”
根据巴尼特的理念，重构大学想象力，实际就是在理念认知层面建构“可行的乌托邦”[2]26-28，为大学转型提供一个充满想象力的认知图式。首先，重构大学想象力需要高等教育研究者重新树立主体性意识，积极承担知识使命和社会使命。由于传统权力精英和中产阶级自谋其利的取向以及底层民众的妥协性，重构想象力必须寄希望于知识分子。[30]只有唤起高等教育研究者的主体责任意识，才能更好地重构大学想象力。理论研究者发挥想象力是提升教育学知识解释力的关键。富有想象力的教育研究，表征为研究主体能主动地将意识作为自身意识的对象，使之从习焉不察的“成规”和“执念”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研究者充分发挥想象力，才能重新从认识上赋予教育世界以整体和开放的结构，并不断地超越“在场”去推动理论知识的发展，进而提供推动大学转型的方向和动力。[31]
其次，重构大学想象力需要摆脱抽象经验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的宏大理论，创新高等教育研究范式。现代以来，传统的抽象经验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研究范式不仅被批评为“事后诸葛亮”，而且其过于关注经验总结和社会整体的宏观结构，追求秩序、稳定、共识和同质发展模式，不利于想象力的生成。米尔斯指出，在具有科层制气质的组织结构中，既有的理论建设完成了对其合法性的追认，“抽象经验主义是其最合适的工具，宏大理论则弥补其理论的贫乏”，看似合理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判断实际束缚了想象力的发挥。[10]135-144高等教育研究者必须像“有想象力”的社会学家一样，突破传统认知和研究范式的禁锢，才能为大学转型提供充满想象力的理论先导。诚然，创新高等教育研究范式，使高等教育理论建构实现从对现实情境“事后诸葛亮”式的由果导因研究转变为对高等教育实践真正发挥作用的“理论先导”，一直是领域内学者呼吁和研究的热点议题。由于高等教育实践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通过理论研究对高等教育未来发展做出精准可靠的想象和预测无异于一种奢望，但这并不意味着高等教育研究只能立足过去和当下，无法想象和把握未来，“未来隐藏于过去和当下之间，我们在任何时代都是由未来意识所支撑的”，高等教育理论建设的重点在于解释过去，理解当下，为未来的诸多可能奠定基础。[32]
再次，重构大学想象力需要基于更高的学术视野，以研究的专业化取代学科或部门的专业化（学科壁垒），“在此过程中，我们要利用将人看作历史行动者的所有研究所具有的视角、思想、材料和方法”，以充满想象力的方式重新建构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10]144现代学科的分化和学科结构的进一步制度化是压抑想象力的重要原因。知识的分科“以一种不可逆转的还原论取向和探究逻辑，迅速推动知识的进一步细化乃至探究者身份的专属化”，科学认识的主体已经不是个别科学家而是科学共同体，这些科学共同体成员创造了共同的学科研究范式和标准程式。[33]48-58将知识进行分类被认为是对知识性质以及人的认知过程进行内省式体察的过程，是确证知识真理性的基本前提，任何认知过程和知识创造都要在一定的秩序和规范下进行，脱离了规训和标准则往往导致学术发展的失序和混乱。但固定学科范式也可能造成相对封闭的学术视野，“超级学科性精神异化为地主精神，禁止任何外人对小块知识领地的侵入”[34]，学者们在“学术壁垒”中相对安适地维持学术再生产，而不愿以颠覆性的想象力冲击现有规则，囿于学科壁垒的封闭式知识生产限制了大学的创新活力[33]48-58。因而，超越既有专业壁垒和标准程式限制，注重历史的观点和问题的导向，才有可能建立更高的学术视野，从而将想象力从既有的范式和标准中解放出来。
（二）创新治理体系拓展大学想象力空间
重构大学想象力不能忽视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等传统精神的重要意义，这些理念和精神可以在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中构建有利于想象力生成的制度和文化空间。历史上，当社会或者大学治理体系处于一个比较宽松的阶段，往往也是大学想象最具活力的时代。中世纪早期，由于缺乏民族国家和教会的深度干涉，大学想象力得以自由发展，并衍生出多种大学理念和办学形态。虽然后期伴随着民族国家的普遍建立，大学异质性逐渐消失，大学在不同实践情境按各自想象力分别发展的模式被统一化、标准化和科层化的大学治理体系所取代，但激发大学想象力仍然是驱动大学转型变革、扭转大学同质化趋势的重要措施。
大学想象力具体可分为理念的想象力和实践的想象力，前者主要指康德式的心智能力，通过先验性或者经验性的认知图式，激发创造性思维，为大学描绘未来可能的发展蓝图；后者主要体现于如何通过创造性实践，变革大学固有形态。实践想象力以理念想象力为先导，同时也是理念想象力的重要外显形式和得以实现的前提。无论哪一种想象力，都离不开鼓励创新和变革的制度以及文化环境。中国在现代大学转型变革中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和保守的行动”，即在理论和政策话语体系层面，热衷于引进和推崇创新创业型大学理念，但由于受到固有的制度设计和大学治理体系影响，改革模式充满争议甚至自相矛盾。[35]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持，大学想象力的实践空间往往受到政府和市场等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挤压。由于政府和市场的干预行为关乎大学的切身利益，大学实践想象力很容易受到严格限制。同时，大学理念想象力也会因为长时间得不到实践强化而走向失落，只有创新大学治理体系，在政府、市场和大学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才能为大学想象力的生成和发展提供可能的空间。
（三）基于多变情境建构大学想象力的多重结构
人类历史和社会情境的多样性、特殊性和复杂性，构成了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方法论的前提和基础。[36]西方学者关于高等教育未来的创新和想象，往往都建基于所谓“大学危机”的假设上。乌卡时代高等教育外部情境的不确定性在催生保守主义，导致大学想象力失落的同时，也驱动大学探索生存的更多新形式。如果说大学想象力能够为大学转型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和方案，那么乌卡时代复杂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多样的、特殊的大学实践情境为大学想象力提供了原始的素材和生成基础。重构大学想象力不仅不能忽视外部复杂的实践情境，反而应该透过不确定的“美丽风险”，看到其背后蕴藏的大学发展的无限可能，建构起大学想象力的多重结构。建构大学想象力多重结构的实质在于突破单一的认知性图式结构，使大学发展理念、实践和制度等多个层次的想象力“走在进步的前沿，颠覆大学过去的传统结构和惯性”[2]100。首先，需要在理念层面建构多元的“大学往何处去”的思想。如前所述，斯特利已经指出，大学的主要危机不是缺乏创新，而是缺乏关于创新本质的想象力和大学往何处去的思想，这导致大学想象力缺乏必要的多重结构，“被单一的、特定的未来愿景所支配”[21]21。大学理念想象力的激发要求“多方面、多层次的理论资源的参与，并把多学科的协同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灵活、务实、高效运行的学科研究范式”[37]。学科组织要形成与其他组织和谐共生的治理观念，激发起学科组织与其他组织的融合力和创造力。[38]其次，要以“富有想象力的方式”开展高等教育实践。在乌卡时代，“所有可持续的项目都是不确定和不可预测的”[39]，大学领导者和实践者必须根据高等教育需求和环境变化创建不同的项目愿景。再次，由于乌卡时代大学外部情境的不确定性，以及学术问题内在逻辑的复杂性，社会学意义上的循证研究很难对大学做出完全可信的真理性认知。大学的“未来”是多样化的未来，而非单一的未来，不可能为所有大学找到一个普遍适用的改革之道或万全之策；在多重结构的大学想象力指引下，大学转型绝不是只有“现实可行性”这一条进路，也并非从一个“型式”单向度地转向另一个“型式”，更加开阔地想象大学“未来的可能性”对于重新构想知识社会中的高等教育也同样重要。[40]所以在制度建设方面，充分发挥大学想象力，支持大学开展多样化的制度创新，对于促进大学转型进化，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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