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孙艳丽（1993—），女，河南商丘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王建华（1977—），男，河南息县人，教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南京，210097。Email：1685960863@qq.com。
文章来源：教育发展研究 . 2024 ,44 (09)：68-74
摘要:高等教育在满足工业社会发展的同时形成了工业化高等教育系统。工业化驱动的高等教育系统有着强劲的路径依赖，主要用于服务工业社会而不是满足知识社会的需要。在从工业社会到知识社会的转型中，高等教育系统的工业化趋同与社会转型需求不适配，工业化高等教育系统表现出组织机构同质化和组织结构金字塔化。随着知识社会初露端倪，工业化高等教育在知识社会面临转型，工业化高等教育系统需要重构，即以开放环境为前提，提高系统的持续适应性；以转变认知为动力，增强系统的多态性；以更新组织结构为基础，加强系统的灵活性，实现工厂式的高等教育系统向欣欣向荣的生态系统转变。
关键词: 工业社会 高等教育系统 社会转型 知识社会 独异性 多态性
伴随大学排名在高等教育领域成为具备特定规则的全球游戏，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也进入了一场排名的竞赛。2012年，世界21大学联盟（Universitas21，简称“U21”）首次将重点从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排名转移到探讨最佳的高等教育系统[1]。2016年，英国全球教育集团（Quacquarelli Symonds，简称“QS”）首次公布高等教育系统实力排行榜（Higher Education System Strength Rankings，简称“HESS”）。201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启动基准高等教育系统以衡量高等教育绩效并试图解答绩效差异的原因。2021年，世界银行组织发布《引导高等教育：迈向惠及所有人的弹性系统》（Steering Tertiary Education:Toward Resilient Systems that Deliver for all），文件指出对高等教育系统的改革是整个经济和社会所需重大变革的核心[2]。米特尔曼（James H.Mittelman）也指出，重振大学的改革抑或对大学未来发展道路的建设是针对高等教育系统，而不是个别院校[3]。基于此，在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型中，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工业化高等教育系统的重构。首先，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工业化的高等教育系统必须重构。其次，在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中，高等教育系统的重构面临制度环境、普适化逻辑和线性组织方式等困境。最后，以适应知识社会的需要为目标，需要通过环境开放，认知转变，结构更新等举措推动高等教育系统实现重构。
一、高等教育系统为何要重构
所谓高等教育系统是指从事高等教育的行动者团体（正规实体的集合体，是大学、学院、研究所的总和），连同各种制度上的方式[4]，也是由各级各类高等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组成的系统，它承担着培养人的任务，同时也从事着精神生产（其中包括知识生产）的活动，并且以自己的一部分精神生产之产品参与到物质生产中[5]。随着工业化时代的来临，高等教育成为工业社会创造美好生活的钥匙。同工业社会一样，高等教育系统在为人们提供丰富物质的同时，几乎达到了在同一方向上以同样的方式扩大其能力的极限[6]，形成了具有工业社会辨识度的“工业化高等教育系统”。工业化高等教育系统呈现出工业化趋同与社会转型需求不适配以及系统的持续僵化。
（一）高等教育系统的工业化趋同与社会转型需求的不适配
高等教育的工业化趋同发生在系统层面，是缘于应对环境挑战而做出统一方式的结果。即便是处在经济增长和资源丰富的时期，高等教育系统也只是通过增加大量的资源复制现有的形式[7]。在工业社会，高等教育不缺发展规划，随着工业化、机械化的强力渗透，高等教育不仅要对技术、经济、社会和文化有实际用处，而且急需产出看得见的效益，这种为全球国家普遍接受的效益原则使其陷入被计划的境地。范富格特（Frans van Vught）认为，国家政府作为强势的行动者，多半青睐同质化的高等教育体系或机构类型[8]，社会也将高等教育系统视为一种投入-产出转换的生产性工具，强迫高等教育系统效仿面临同样环境条件下的其他组织或系统。于是，工业化高等教育系统呈现出工业化的发展范式，特点是规模大、效率高，标准统一、模式划一。也可以说，高等教育系统的工业化趋同是为了工业化、标准化、绩效测量、高效分工，催生了与工业社会结构相应的工业化高等教育系统。工业社会运转需要工业化高等教育系统，工业化高等教育系统被设计出来为其服务，倘使将工业化高等教育系统从社会系统中抽离，高等教育致力于工业发展的作用与价值便会消失。随着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高等教育系统将逐渐没有了“为工业化服务”的可能。
社会形态、社会类型、社会结构的转换表明我们现在正处于转型的过程中，“为工业化服务”的工业化高等教育系统开始僵化，“新”的高等教育系统正要重建。工业社会指向一种工厂秩序，遵循“工厂式”的发展逻辑，就是说大多数主流高等教育系统的目标与大规模工业生产的目标一样，都是制造出标准化的产品。不同于工业社会，知识社会依托的社会结构具有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点，工业社会高等教育系统推崇标准化、规模化的做法虽然在某些方面还发挥作用，但已经不再是核心的目标，“与同质化的后期（成熟）工业社会高等教育系统相伴而生的理论体系（概念），难以适配异质化的后工业社会高等教育”[9]，需要根据现实重新审视工业化高等教育系统的适用性问题。简言之，社会转型或社会重构也意味着工业化高等教育系统的消逝与高等教育系统重构的开始。
（二）工业化高等教育系统的持续僵化
与高等教育系统工业化趋同发生在系统本身相比，工业化高等教育系统的僵化迹象主要指向高等教育系统内部。一个是组织机构的同质化现象，另一个是组织结构的金字塔现象。组织机构是高等教育系统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没有什么能比组织机构的高度同质化现象更能凸显工业化高等教育系统的僵化。“世界一流大学美国化”“美国大学哈佛化”证实了各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多是刻意打造的“人工林”，而非自然生长的“雨林”（Rain Forest）。纵然美国拥有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包含研究型大学、综合性大学、四年制学院、社区学院、营利性教育五大分类的机构，但高等教育系统的某些特征似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保持稳定，高等教育模式的多样化似乎也在减弱[10]。某种意义上，高等教育组织的多样化仅仅代表一种严重的“同一性”（sameness)[11]，是建立在“同质化基础之上的多样化”，而非实质性的“多态性”（polymorphism），亦即没有展现出高等教育多变的形态和表象[12]。另外，世界各地的高等教育系统都在不断扩大，但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来平衡相互竞争的需求和目标，或使系统的增长与个人需求、劳动力市场、国家发展或新技术、新提供者的可能性保持一致[13]。事实是，盲目模仿典范组织机构成为多数学术组织快速获得外在肯定的普遍手段，组织机构的多态性均等为一种样态，整个工业社会的高等教育系统都被打上工业化的烙印，宛如同一个高等教育系统。从组织机构和高等教育系统的延续和发展来看，大学组织的同质化和定型过程使得高等教育系统升级为庞大统一的高等教育系统，看似大而全，实则单一僵化。
组织结构的金字塔化现象反映的是高等教育系统中等级制与稳固的互相增强。高等教育系统的结构是理解高等教育变化动态的关键变量[14]，各类学校之间的相互关系、上下之间的衔接关系对近代学校制度作为一个体系的成立而言，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15]。无论从世界高等教育系统还是各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大学排名结果看，名额分布和名次梯队几乎固定不变，美国和英国包揽前十，位于全球高等教育系统的主导地位，美国“哈普耶”、英国“牛桥”、中国“清北”、日本“东京筑波”等老牌大学在世界高等教育系统的地位不可撼动，精英大学的超级联盟与每个州的旗舰大学（flagship universities）也是如此。在美国大学协会（AAU）中，除8所常春藤院校不流动外，协会中其它大学也几乎不发生变动，虽然其中有一些建校历史不足50年的后起之秀，有的建校不过20多年，但毕竟是极少数。在“软科”针对1981年进入中国首批A+学科的数学学科做时序变化分析时发现，1981年数学学科排名前三的高校地位仍然稳固[16]，一直领先发展40多年。由绩效引致竞争产生等级结果的机制使组织机构对于名誉与声望的追求超出了对高等教育系统质量提升的需求，即组织结构的金字塔化与绩效衍生的等级性交互咬合增强。高等教育系统虽具有垂直多样性和水平多样性发展的趋势，但由于所有高等教育机构都在努力模仿排名更高的机构，对垂直多样性的关注破坏了理想的水平多样性[17]。在金字塔式、垂直分化的等级结构中，高等教育系统牢牢受限于组织结构的不流动、资源高度集中且固定分层的分配环境，高等教育机构不但失去了转型发展的动力，高等教育系统也日渐失去了变通力与再造力。
工业社会中高等教育系统的僵化不可避免。正如人们思考社会发展的方式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紧密相关，我们过去所建构的是一种不切合现在高等教育发展的工厂式高等教育系统。无论是转型成农业还是后来再转型到工业，都是让我们堕入不自然的生活方式，让我们无法完全实现基因中固有的倾向和本能，也不可能满足我们最深切的渴望[18]。从这个意义上说，由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实质上也暗含着高等教育系统为符合社会需要必须接受转型与重构的现实。
二、高等教育系统重构面临的困境
当前以工业化形式塑造高等教育系统的活动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并没有消失，甚至有所增强。尽管明确了高等教育系统重构的目标，但在实际过程中依然面临着诸多困境。高等教育系统重构的关键在于找到工业化高等教育系统僵化的主因，更取决于系统的创新活力。
（一）环境的最适化限制了系统的转变
高等教育系统从来不是固有和一成不变的。“教育是人类为人类设计的体系，因而不同时代的教育体系，必然带有该时代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乃至宗教的特点。”[19]环境的最适化包含两种意蕴：一是相对其他时代高等教育系统的重新塑造，工业化高等教育系统处在工业化环境最适化的范畴内；二是任何时代高等教育系统都深受社会制约，是一种人为驯良的产物。工业社会架构了极具时代个性且对社会有用的高等教育系统，不过，这个时代性并不能为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工业化高等教育系统的时代性代表标准化、常规化与机械化，打破了高等教育系统的自然性与生态性，破坏了其与生俱来的多样性。一味地追求并满足于工业化生产需求的单一性，使得高等教育系统产生“加拉帕戈斯”(1)效应：实现了应对工业社会发展的“最适化”，却失去面对新环境的适应性与生存力，即对环境持续的适应性。
从有用性来看，高等教育系统的价值尺度是不断变化的。正如韦伯（Max Weber）区分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一样，对于完成目的型‘有用’，它无法从内部突破既有的体系。在目的和价值尺度发生变化时，会迅速失去其曾有的作用。”[20]也就是说，这种用于完成目的型的工业化高等教育系统的有用性，或者是作为工具手段的“有用”只针对事先给定的目的和目标才有效。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结构中，“从同质化产品大量生产的时代向多品种少量生产的时代的转变，也显现在社会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方面”[21]，产业界不再需要在同一时期雇佣大量同质化的毕业生。因而，面向靶标发展的工业化高等教育系统在社会价值尺度和需求发生重大变化之时，之前的有用性将迅速变得不再有用，甚至成为高等教育系统更新与发展的障碍。更重要的是，工业化高等教育系统的潜力趋于耗尽，在新发展环境出现之前存在着不稳定和无序的阶段，高等教育系统在现有制度基础上无法完成自我再生产，从前的自我修正机制和发展模式变得无效，高等教育发展陷入危机，面临停滞以及不得不进行变革的压力。如此来看，工业化高等教育系统服务于知识社会之所以难以为继，正是因为工业环境的最适化消耗了高等教育系统的创新活力。
（二）普适化阻滞了系统的创新
普适化是主导工业社会的主要逻辑。“它致力于社会所有单位的规范化、程式化和通用化，彻底变革了长期以来的传统社会，全面改造了它的社会实践、话语和制度体系，并不断地赋予它们新的普适形式”[22]。相较高等教育系统受到工业社会工厂逻辑的挑战和影响而言，这些威胁并不致命，真正致命的在于人们对高等教育发展的认知陷入普适化逻辑的误区。典型的现代，尤其是工业化现代，普适性占统治地位[23]，诸如类型化、理性化、规范化都是工业化现代的典型术语。按照标准化、普适化思维构筑高等教育系统的做法逐渐忽略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原生态需求、原生特殊性和原生多样性。更关键的是，普适性空间的巩固得益于符合普适性逻辑规定的各项业绩指标。21世纪的社会不是规训社会，而是绩效社会[24]。社会的发展不是受自然法则进展的影响，而是被某种思维方式和经营方式所决定，这不是人类的自然属性[25]。当普适性思维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时，一方面对普适性的空间来说，特殊性是不普适的和不可比较的，甚至是怪异的存在；另一方面存在必需比较的条件、比较所必需的要素以及精准刻度的统一标尺，那么对非普适性事物的接纳与包容程度将逐渐降低，会因为“不入流”“不可比较”或“难接受”而被边缘化。基于此，高等教育发展将会忽视原生的特殊性、自然属性和多样性，转而接受普适化的发展共识。
在普适性认知空间中，高等教育发展有可能失去区分与相信异彩纷呈的能力，高等教育系统更有可能失去创新的活力。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一直处在由工业社会和工业经济主导的结构中，普适性逻辑被证明是最具效果和最有用的一套标准范式，但极度注重工业化和普适化逻辑，遵循生产标准化产品的模式并不能适应后工业社会的独特需求。量化评价和学术锦标赛以绩效为杠杆，学术成了被大学、政府和社会“消费”的对象，发表本身成为目的，期刊的等级或地位成了科研绩效分级的利器[26]，几乎所有大学乃至全球的高等教育系统均在普适性社会中的某几个普适性维度上博取关注度和可见度，却没有实质性改变。总体上，延续普适化发展理念的高等教育系统仍是千篇一律的模版，其在面对社会转型和评价转向时缺乏及时的敏锐性，明显不具备对复杂变化做出判断和改变的能力。
（三）线性组织方式束缚了系统的变通
高等教育系统长期依赖的线性组织方式面临社会转型的考验。按照线性组织方式，高等教育系统中组织机构的地位和层级是以线性递进上升的方式存在的，起先占上风的是精英研究型大学，大多数普通型高等教育机构难以超越精英高校的垄断地位，唯一可能的途径是借助通用的国际化排名晋升等级。在此理念下，“高等教育系统内的组织机构抑或大学乐于追求纵向的差异化，通过排名、指标和绩效追求质量和卓越，不太愿意接受基于使命的横向差异化”[27]。与其说组织机构乐于追求纵向化，不如说纵向差异化比横向差异化更易于实现等级跃升、名誉声望以及获取优质资源。问题是当高等教育系统中的组织机构均倾向于选择实现纵向的差异化就打乱了系统在纵向和横向维度上实现差异化和多样化的设想，加剧了单一维度的恶性竞争，造成了高等教育系统的金字塔（等级式）布局。
历史上，世界高等教育系统是从一个单一的制度框架中偶然融合，在高等教育系统的序列构造得到巩固之前，高等教育系统的形态基本上是不确定的。但现实是，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是从典范国家移植而来，这意味着组织机构必然接受系统中已存在的等级布局，譬如许多大学与同行共同攀爬卡内基阶梯做出的许多变革相似。从功能的角度来看，世界高等教育系统遵循着同一种构造方式。系统内部机构的结构属性、功能，无论在形态学还是在类型学意义上都继续影响着当前的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国家控制（sate control）和中央集权模式（centralization in systems of higher education），即使在今天，它仍然是世界许多地区的标准框架。”[28]高等教育系统的集中性是以牺牲竞争和创新为代价的，过分重视组织合理性和效率，使系统中的专业机构及其纵向设计难以应对复杂性的科学发展和快速性的竞争。序列构造方式加剧了机构的等级恶性竞争，阻碍了出于创新发展目的的合作式竞争。最重要的是，这种组织方式不可能在一种简单的垂直性上大放异彩，贯穿高等教育系统的线性组织方式只能进一步加剧院校之间的竞争，使系统受到等级的实质限制，组织机构也在公认的等级标准下失去变革的动力，在整体上束缚了系统的变通力。
三、高等教育系统如何重构
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高等教育系统已经不能反映现在和未来的发展需求，它的重构在原则上是重新具备活力，面对不可消除的不确定性因素做到灵活应对。为此，就需要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做到环境开放，认知转变，结构更新，以保证高等教育系统真正的转型。
（一）环境开放：从工业化工厂到生态化农场
今天，全世界的教育系统正发生迅疾转变，“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具有百年历史的、工业时代的工厂教育模式。一个世纪前，也许这种模式是合理的。但在21世纪，工厂式的教育大错特错”[29]。缘于社会变化、科技进步，工业化种植思维与工厂思维无法延续到知识社会，一方面，“适应工业社会需要的高等教育系统要适应以知识为基础的后工业社会的需要”[30]；另一方面，这种适应不意味着要重复和延续工业化高等教育系统对工业社会最适化的做法。开放环境致力于呼唤高等教育系统的多样性、特殊性和自复杂性，前提就是恢复系统生存环境的自然性、生态性和多态性，驱使高等教育系统从“工业化工厂”向“生态化农场”转变。从外部环境看，社会快速转型与工业社会以及高等教育系统的目标之间存在重大冲突，知识社会将不断产生新的分歧和问题，高等教育系统需要在持续变化和不确定性日渐增强的社会中提升适应能力。从内部环境看，高等教育系统也需要摆脱工业社会对标准化的迷恋，在未来的系统格局中，很可能会出现由各国独特组织机构构成的规模大小不一的高等教育生态系统或群落。显然，高等教育系统从工业化工厂变为生态化农场的前提必须是开放环境，使其释放和发展适应环境的潜力。
按照斯特尔（Nico Stehr）的观点，知识社会并非是作为一个简单的单峰展现的结果而发生的，也不是以某种明确方式出现的。知识社会并没有变成某种单向度的社会结构[31]。风险的不确定性、过程的不确定性、结果的不确定性很容易产生不确定性的叠加效应。高等教育系统应以知识社会的特点和需要做出改变，脱离被工业环境驯服的状态，增强复原力、发展多样性。所谓增强复原力和发展多样性，就是在知识社会为高等教育系统发展提供一个弹性空间。对此，知识社会的高等教育系统不仅需要摆脱工业社会高等教育系统在时间、空间、环境上的狭隘性、局限性、闭塞性，而且要得到充分解放，使其处在生态性的环境中。它不能依凭工业化高等教育系统的认知与经验，更不能依靠留存的思维定势解决知识社会面临的问题。正如自然界的雨林不会预先决定有价值的新物种的进化过程，但是会提供恰当的环境来培育偶然发现的进化过程[32]。开放高等教育系统，释放高等教育系统活力，使其保持对环境的持续适应性将是知识社会中高等教育系统重构的首要前提。
（二）认知转变：从普适性到独异性
知识社会从根本上将公众的关注点引向独特和与众不同，注重辨识度。从普适到独异的转向在其他领域早已有所呈现，尤其在建筑行业。之前，国际上通行的建筑风格和建筑物太过统一与单一，例如不同国家或某国家的不同城市的高铁站设计如出一辙，全球针对孩童启智的玩具设计也出奇地一致（模式化和克隆）。在现代社会，公众想要的是一种辨识度高、独特的建筑，英国在近几十年的社会结构转型中完成了一个由生产制造向生态文明的飞跃，并在建筑领域中引发一场以生态美学为轴心的创作思潮[33]。知识社会的认知也已悄然显现，只不过认知转变的影响力在不同领域各不相同。在高等教育领域，工业化高等教育系统一直以来主张“普适性”与“认受性”，以单一的、必然性的确定路径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导向，认为从普遍的认知中一定能够得出公众预期的普适性结果，尤其严格遵循发展渠道的单一性、阶梯的垂直性，这也是为何工业化高等教育系统中组织机构倾向于垂直上升而非横向多样化发展的原因所在。显然，在普适性认知下做出的发展决策难以适应知识社会，不仅不可能助推高等教育转型，反而会成为高等教育系统重构的巨大阻力。
知识社会中的知识不能被简单地“利用”或被看作仅仅是知识本身，因为它已经融入了处于社会深层的认知联合体、概念结构以及权力与利益的认知结构中[34]，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一切都已经去合法化、去中心化的时代。另外，工业社会重视的是解析，尽量把复杂的现实归纳为几个简单的参数。知识社会则讲究总体，准备容忍盘根错节的复杂理念[35]。工业化高等教育系统的普适性认知是将其视为培养“机器人”的工厂，而不是培养“人”的开放系统。工业社会的普适性规律不可避免地要被知识社会的独异性所取代，认知方式也从普适性走向了独异性。独异性绝不意味着不要“普适性”，而是在知识社会中独异性占据主导地位。这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在知识社会独异性的力量正强过普适性，正如工业社会普适性强过了独异性一样。这种“强过”意味着独异性在打乱工业社会认知的同时，也在知识社会获得了新的地位。转变认知之所以在重构高等教育系统时不可或缺，是因为社会结构转型和转变的真实写照已经对社会认知进行了重构，它的影响范围既广又深，只不过尚未觉察到其对高等教育转型和系统重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此，有必要认识到独异性对于高等教育系统重构的力量，但也要意识到它的深层影响。一方面，我们不能再用普适性的眼光和方式看待独异性，否则，面对始料不及的结果难以接受；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具备与过去相比的眼光，既要看到过去的发展并非一无是处，还要用长远的眼光审视未来。正如“建筑是怀旧与前瞻的极端混合”[36]，后工业社会的高等教育系统亦是如此，其将在可持续的维度上焕发活力，在过去与将来共存的维度上革新。
（三）结构更新：从严谨固定到松散扁平
组织结构是指在系统中具备综合协同作用的整合方式。灵活的组织结构可以让过分严谨固定的架构失去稳定性，无限放大垂直、水平或者纵向、横向甚至其他方向的延展性，从而以更灵活的方式对高等教育系统的空间进行设计。与工业社会高等教育系统组织结构强调的等级性、职能性相比，知识社会的高等教育系统强调网络化而非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极其重视系统内部的灵活性、适应性、弹性与柔性。这种转变得益于知识社会是一种其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知识化”的社会[37]，相较工作与职位等级的分工而言，知识社会更注重的是人的分工，以及由人发展延伸的松散化、扁平化、去中心化的组织形式。必须明确的是，知识专门化不等于人的专门化[38]，知识社会需要的是人能够迅速地进入某个领域或行业以及转入另一个领域的能力。因此，从人的发展以及由人的灵活性定义高等教育组织结构的特点比较符合知识社会，而不是一定要将某个人或者组织安置在固定的职能架构中。有别于工业社会，知识社会重视组织的弹性、灵活性、开放性，不局限于复制备份典范组织及其结构，而是给予组织足够的施展空间。正如芝加哥大学建立起了一座无形中贯彻了跨学科互动的社科楼，将不同的学科持续地整合起来[39]。高等教育系统应在一个扁平松散的结构中分配并解决问题，并通过网状的组织形式调动组织机构的积极性，鼓励处在不同等级、具有不同优势的高校展开合作，以适应知识社会需要而发展的高等教育组织应致力于空间重构与重新设计。
工业化高等教育系统擅长大批量克隆组织机构、复制已经过时的组织结构和分层传统，知识社会需要打破旧组织结构的固化等级方式，按照不同的组合方式重新搭配。日本高等教育体系曾陷入困境，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序列构造的方式，随之改“序列构造”为“共栖构造”[40]。通过改变构造方式，从线性单向的空间排列延伸至横向和纵向相结合的二维空间，为组织机构的多样化探索提供可能。这种耗散结构可以破除高等教育系统中的等级壁垒和枷锁，为任意组织机构自由而广阔的尝试创造空间，继而提供偶然创新的温床。正如硅谷生态圈的经验一样，采取放任自流的策略，简单地让各种成分自行其是，之后创造出比拼凑更具创新的东西[41]。
总之，工业化高等教育已无法适应知识社会的需要。在知识社会中工业化高等教育范式需要转型，工业化高等教育系统需要重构。知识社会产生了不同于工业社会的新需要，高等教育系统面对的问题已经超出工业化思维所能理解与解释的范围，补救工作将失去意义，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范式转型，而转型的关键在于重新设计符合知识社会需要的高等教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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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本文中的加拉帕戈斯效应指的是，因为高等教育系统进行“最适化”探索，从而丧失区域外的互通性。加拉帕戈斯是南美洲的一个群岛，达尔文在该地发现生物在其中发展出过度适应环境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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