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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继良，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高等教育与教师教育;赵锦荣，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等教育。
文章来源：黑龙江高教研究 . 2024 ,42 (10)：40-46
摘要:基于组织一致性模型的视角，以126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双一流”建设专门管理机构为调查对象，通过收集该机构设置与规范运作情况的相应数据，结合对高校相关人员的访谈，着力考证该机构的设置类型与生成机理。调查发现，高校“双一流”建设专门管理机构，主要存在六种类型；这六种类型的生成主要取决于三个要素及其相互作用：一是环境，即高等教育系统及其“双一流”建设战略的制度激励和政策推动；二是资源，即高校经费至上和人力匹配的强力支持；三是历史，即机构设置与规范运作存在的制度惯性和路径依赖。这些要素总体上能够保证该机构组织一致性的达成，但在机构运作的独立性、管理人员专业素养、组织学术文化创新等方面仍然存在伤害组织一致性的隐患。高校可考虑进一步增强该机构设置和运作的独立性，充分发挥专业管理和研究人员的能量，提升非正式组织安排的效力并以此促进组织学术文化的创新。
关键词: “双一流”建设 “双一流”建设高校 “双一流”建设专门管理机构 组织一致性
基金: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差异化策略与评价体系研究”(编号：2018SJZDI168)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双一流”建设高校是指2017年9月第一轮和2022年2月第二轮分别入围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文中简称的“高校”即“双一流”建设高校；“双一流”建设专门管理机构是指高校内部设置且具有建制属性的专门负责国家、省级及学校“双一流”建设专门管理工作的二级行政管理机构①,是“双一流”建设工作的落实者与执行者。2018年8月，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高校建立健全并创新“双一流”建设管理机构及运行机制[1];2022年1月，三部委又发布《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要求高校强化“双一流”建设专门管理机构建设，即“健全工作协同机制，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提高资源配置效益和管理服务效能”[2]。因此，有必要从学理上探究高校该机构设置与运作的科学性以及组织内部的一致性。
学界对“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研究主要从理论层面挖掘其发展的重要内涵与核心维度，主要包括特色办学[3]、现代大学制度建设[4]等；有学者关注该类高校的学科建设，认为应进一步优化政策工具组合[5],科学制定一流学科建设背景下的发展策略[6]。另外，还有研究聚焦该类高校的人才培养和教师发展，涉及毕业生空间流动[7]、拔尖创新人才的标准界定和办学资源[8]、博士生延期毕业[9]、青年教师专业发展与学术生产[10]等问题。关于“双一流”建设高校的评价，有学者认为应回归评价的学术逻辑[11];在信息时代，应对该类高校保证动态监测的适切性和有效性[12]。可见，已有研究重在关注“双一流”建设高校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鲜有研究从微观层面探究其内部该专门管理机构的设置与运作问题。为此，本研究基于该机构在“双一流”建设专项管理中的独特性和专业性，以“双一流”建设高校为调查对象，着力考证并探讨该机构的设置类型与生成机理。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一)高校“双一流”建设专门管理机构的组织一致性模型
“双一流”建设专门管理机构作为高校二级行政管理组织，同样需要激发其组织动力，并通过组织协调机制实现管理效能。本研究采用纳德尔-塔什曼组织一致性模型分析框架。20世纪7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大卫·纳德尔和哈佛大学商学院迈克尔·塔什曼在系统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一种简单实用的组织动力学方法，提出了组织一致性模型。该模型最初是工商管理学者和企业界用以诊断企业组织发展和组织行为的管理工具之一，也可称为“组织诊断一致性模型”或“组织相合性模型”。由于该模型具有较强的学术解释力和管理实践参考性，它逐渐移用于公共管理、非政府组织发展甚至教育研究等领域，即可用于对非企业组织(包括教育组织)发展和行为的诊断。
该模型严密遵循开放系统和有机化组织设计的原理，重点考察企业组织在动态开放系统中，通过组织环境、资源和历史因素的输入，形成企业发展战略，经过工作任务、人员、正式组织安排和非正式组织安排的转换过程，继而产生的组织行为、团体行为和个人行为之间的一致性，以及企业组织发展中各要素之间的相合性，并最终评估这些一致性与企业发展目标、组织绩效、战略安排之间的关系[13]。该模型涵盖组织的输入、转换过程和输出等三个部分[14]。
输入包括组织环境、资源和历史以及经由它们的影响和相互作用形成的组织战略。环境指两个层面：一是组织所属行业大系统和组织的上级系统(即组织的母系统);二是政府政策环境(政府规制)、竞争对手和市场地位等构成的本系统以外的世界。资源包括资金、原材料、技术、人和各种无形资产。历史是指组织既有政策、个人行为模式、组织偏爱和员工类型等方面。组织战略(包括目标、愿景和发展战略)来自环境、资源和历史的约束和考量，并经三者相互作用演化而成。纳德尔和塔什曼尽管在这一模型中将战略视作输入，但在实际的组织一致性诊断时将战略独立分开，这是为了凸显战略在组织发展中的不可替代性。在诊断组织一致性时，输入包括输入口(环境、资源和历史)和战略口两个独立考察部分；输出包含四个类别，即组织功能、集体行为、集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的行为和影响；组织要实现从输入口、战略口到输出口的目标任务与绩效，必须经历一个转换过程，包括工作任务、个人(员工)、正式组织安排与非正式组织安排等四个部分(组织一致性模型转换过程的四大构件)。
纳德尔和塔什曼指出，单纯描述和解释组织的输入、输出、转换过程及其构成元素，还不足以构建组织诊断一致性模型，而是要着力考察动态开放系统中组织三个部分之间以及每一部分内部各元素之间的匹配程度；匹配度或一致性越高，组织运转就会越有效，业绩也会更加理想而接近组织目标。为此，他们提出了组织诊断一致性的三个步骤：一是诊断组织在整个系统中的能级，即工作任务的能级和界限何在，它与上下级和平行组织等其他单元的关系；二是诊断组织的输入、输出、转换过程及其构成元素的内容与性质；三是诊断组织的一致性，这包括两个方面，即一方面，输入和转换过程的一致(如资源和历史与组织安排、工作任务的匹配，个人技术和需要与工作要求、正式或非正式组织安排的匹配等),另一方面，这种匹配与组织输出之间的关系。组织诊断一致性模型表明甚至包含一种因果联系，即输入和转换过程中任何一对构成元素之间一致性很小甚至缺失一致性，就会导致组织绩效的低下。鉴于该组织一致性模型较强的解释力和实践参考性，本研究将其作为分析框架，着力考察该专门管理机构的输入、转换过程和输出等三个部分的一致性(见图1,具体内容将在后文相关部分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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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高校“双一流”建设专门管理机构的组织一致性模型
(二)研究方法与设计
1.数据来源
本研究通过访问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的两轮共147所②“双一流”建设高校“双一流”建设专门管理机构网站，获取该机构设置与运作基本情况的数据。需要说明的是，在访问过程中，发现因访问权限受限等原因而无法收集数据的高校有21所，最终确定126所高校该机构作为调查对象。本研究将这些高校分为A、B、C等三类，其中：“双一流/原985/原211”为A类，共34所，分别命为A001、A002、…、A034;“双一流/原211”为B类，共68所，分别命为B035、B036、…、B102;“双一流/非原985/非原211”(它是指新入围的“双一流”建设高校，既不是原985高校，也不是原211高校)为C类，共24所，分别命为C103、C104、…、C126。需说明的是，此种分类一方面是因为“双一流”建设高校绝大部分为原985(原211)高校，仅有少部分为新入围高校；另一方面，是因为本研究选择的分析框架即组织一致性模型，其输入部分需要考证资源和历史因素对该专门管理机构生成的影响，而原985(原211)高校作为以前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工程的政策实施对象，其该专门管理机构的设置与运作显然会受到原985(原211)重点建设工程制度惯性和路径依赖的影响(后文有专门论述)。2.访谈法
本研究选择“双一流”建设高校(共3所)5位教师(男性4名，女性1名，分别命为J1、J2、J3、J4和J5)进行访谈，访谈对象基本情况见表1。访谈是对高校该机构的设置类型及其定量统计数据进行补充性、验证性分析与说明。三、“双一流”建设专门管理机构设置类型考证
“双一流”建设专门管理机构是高校内部设置的二级行政管理机构，它们的建制级别与属性大概有四种类型，即正处级独立建制、正处级独立建制(合署)、副处级独立建制和副处级非独立建制 (挂靠或代管)。从搜集的126所高校该机构设置基本情况看，其职能分工与职责界定多半与发展规划、计划与战略规划、学科建设、研究生管理、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等存在极为紧密的联系，许多高校都将“双一流”建设管理工作划归甚至完全融入这些职能中。正因如此，该机构的名称多半为发展规划处、学科建设办公室、发展规划处(学科规划与建设办公室)、计划财务部(此处的“计划”实为“发展规划”,它们与财务部的职能有机结合)、研究生院、“双一流”建设办公室、一流大学建设办·学科建设办等；从建制级别与实际运作属性看，该机构仅有三种类型，即正处级独立建制、正处级独立建制(合署)和副处级非独立建制(挂靠)。另外，在搜集和分析数据时还发现，不同高校对“双一流”建设管理工作的管理思路和运行机制还存在较大差异，这或许体现了不同学校机构设置的历史差异和对“双一流”建设不同理念的认知。具体来看，有些高校在该机构之下，还设置了对应的“双一流”建设科级管理部门(办公室),以科级部门实际运作，且设置科长岗位具体负责；但有些高校则仅在专门管理机构之下设置一个“双一流”建设业务岗位(非科级部门),以业务岗位实际运作，且仅安排相应工作人员具体负责，直接接受部门负责人的领导和安排。为了更深入地理解和分析该机构设置和运作情况，本研究基于两个层面对该机构设置类型进行界定：一是机构建制级别与运作属性，包括该机构行政级别及其与其他管理机构之间的关系(独立与否、合署还是挂靠);二是实际运作的机构级别与岗位属性，分为科级部门与业务岗位。据此原则，如果高校该机构为正处级独立建制的发展规划处，且在发展规划处再设置相应“双一流”建设科级管理部门(办公室),则将该机构设置类型界定为“正处级独立建制-科级运作”;如果仅设置一个“双一流”建设业务岗位，则界定为“正处级独立建制-岗位运作”。上文已述，本研究126所高校该机构的建制属性仅有三种类型，按照本研究的界定原则，这三种类型与第二层面的“科级运作”或“岗位运作”相对接，则存在如下六种该机构的设置类型，即正处级独立建制-科级运作、正处级独立建制-岗位运作、正处级独立建制(合署)-科级运作、正处级独立建制(合署)-岗位运作、副处级非独立建制(挂靠)-科级运作和副处级非独立建制(挂靠)-岗位运作。现将本研究界定的高校该机构设置类型整理如下[数据示例见表2;限于篇幅，每类高校仅展示3所，副处级非独立建制(挂靠)的类型并未展示]。本研究对“双一流”建设专门管理机构六种设置类型作了初步统计(见表3)。该机构建制级别主要以正处级独立建制、正处级独立建制(合署)为主，共有122所高校，占比为96.83%,而副处级非独立建制(挂靠)仅有4所(3.17%);实际运作机构为科级部门的共82所，占比超过六成(65.08%),实际运作为业务岗位的共44所(34.92%);在这六种设置类型中，“正处级独立建制(含合署)-科级运作”型机构最多，共79所(62.70%),“副处级非独立建制(挂靠)-岗位运作”型机构最少，仅有1所(0.79%)。表3高校“双一流”建设专门管理机构设置类型分类统计四、“双一流”建设专门管理机构设置类型的生成机理
(一)环境：高等教育系统及其“双一流”建设战略的制度激励和政策推动
按照组织一致性模型对环境的界定，高校“双一流”建设专门管理机构的生成至少要考虑两个层面的环境：一是我国高等教育作为行业的大系统和母体高校，这是该机构的母环境(母系统);它为该机构提供发展空间并要求其符合高等教育大系统的发展趋势。二是高等教育政策环境，这个政策环境主要是指当前政府极力推进的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政策(含国家和省级)。在国家“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出台之前，部分省份就已实施各种类别的学科建设和高水平大学建设政策，这也是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即地方“双一流”建设政策环境。比如，江苏从2010年开始推进和实施“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在江苏省域高校建设一批高水平优势学科，这是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开端；2014年11月，上海出台《高等学校学科发展与优化布局规划(2014—2020 年)实施方案》,推进上海所在高校高峰高原学科建设；2015年3月，北京出台《高等学校高精尖创新中心建设计划》,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大力推进北京所在高校“高精尖”学科建设；2015年4月，广东出台《关于建设高水平大学的意见》,加大经费与政策支持力度，推进广东高水平大学建设。这些早已出台的高水平(一流)大学建设和一流学科建设政策，不仅没有因为国家“双一流”建设政策的出台与实施而遭到归并或取消，而且依旧独立存在和继续实施，甚至成为省级政府推选入围国家“双一流”建设名单的制度基础与实践支持。在访谈中，J5谈道：“高校和学界更易关注国家重点实施的‘双一流’建设政策，容易忽略地方的，其实这两者都非常重要。”J2表示：“高校需将国家和省级‘双一流’建设政策结合起来。对地方高校来说，省级政策可能还更重要呢!”可见，高校该机构的政策环境主要是指2010年以来国家和省级层面的高水平(一流)大学建设和一流学科建设政策；每所高校都受到国家和省级政府关于高等教育高水平发展和一流建设的制度激励和政策推动。高校该机构需要适应并充分利用这个政策环境，极力推进学校“双一流”建设。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也发文要求“双一流”建设高校健全该机构并创新其管理与运行机制[15]。考察和诊断该机构组织一致性，首先需判断其是否存在良好的高等教育母体环境和政府的制度激励。很显然，二者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实践中早已成为客观且极为重要的外在推动因素与力量：一个来自高等教育系统及其环境的力量，另一个来自国家和省级“双一流”建设的制度激励与政策力量。因此，该机构已经具备达成组织一致性的自然条件，即良好的高等教育发展环境和有力的制度激励。(二)资源：多元资源强力支持——经费至上和人力匹配
对高校“双一流”建设专门管理机构来说，组织一致性模型界定的资源主要聚焦经费、人力和机构地位(地位是重要的无形资产)。上文已述，从整体情况看，该机构绝大部分都是正处级独立建制(含合署),其比例高达96.83%;实际运作机构为科级部门的共82所，占比超过六成(65.08%);在这六种设置类型中，“正处级独立建制(含合署)-科级运作”型机构最多，共79所(62.70%)。这说明，从机构建制和实际运作机构级别看，大部分高校非常重视该机构的地位和“双一流”建设专门管理工作。在访谈中，J1说：“高校对‘双一流’建设工作极为重视，其专门管理机构的建制一般都是正处级。”从另一个方面看，“双一流”建设专门管理工作事实上已经被许多高校置于学校发展规划与战略谋划的高度，都将其界定为甚至完全融入发展规划处(如A003、B040、C104、C105)、学科建设办公室(如A001、C106)、发展规划处(学科规划与建设办公室)(如A002、B038、B041)、计划财务部(如A004、A005)、研究生院(如B061、C112)等部门职责；有的高校甚至单独重新设置“双一流”建设办公室(如A009、A013、B035)、一流大学建设办·学科建设办(如B037、C103)、一流学科和高水平大学建设办公室(如C110)等。这些行政管理机构在建制和职责方面的高地位，使其易于获得更多甚至有所偏重的经费支持和人力资源配置。在访谈中，J3说：“高校都会高配‘双一流’建设专门管理机构，方便获得更多经费和人力资源。”高校A004和A005甚至将“双一流”建设管理工作并入计划财务部，这更有助于优先保证和优化配置“双一流”建设所需的经费和人力资源。按照纳德尔和塔什曼提出的组织一致性诊断步骤，需重点诊断组织的能级及其与平行组织单位的关系。上述资源分析已经涉及该机构的能级，因为机构能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建制级别与工作职责决定的。从如上分析看到，该机构呈现为高级别、高地位的机构建制与类型的结构分布，其岗位职责处于战略规划和一流大学(学科)建设高度；这既展示了该机构相对高阶的能级，也说明了其与其他行政管理机构(平行组织单位)之间的关系(合署或挂靠)。该机构组织一致性得到了高级别机构建制与高能级岗位职责的体制与制度保证，这是由高校特有的行政管理体制决定的。从组织结构来看，会发现另一个方面的问题。组织根据内部运作和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设置的职能部门和管理层级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就是组织结构[16]。组织结构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显然影响着组织一致性。研究发现，有部分高校该机构建制的独立性不够，合署或挂靠类还占据很大比例，管理和运作层级还偏低。在该机构设置类型中，正处级独立建制(合署)-岗位运作类有12所高校，占比9.52%。另外，副处级非独立建制(挂靠)-科级运作类有3所高校，占比2.38%;副处级非独立建制(挂靠)-岗位运作类有1所高校，占比0.79%,即副处级非独立建制(挂靠)类高校共4所，总占比3.17%。这样一种组织类型结构还不足以匹配和支撑政府“双一流”建设及其管理工作的学术专业性。(三)历史：专门管理机构的设置与规范运作——制度惯性和路径依赖
其一，“双一流”建设专门管理机构的建制规范必须符合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机构设置原则和运作逻辑，或者说它必须坚守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关于机构建设的既有制度与行为模式，这是不能忽视的高校内部行政管理机构建设重要的制度惯性。在访谈中，J4说：“我国高校内部的党政管理机构，其设置与运作必须遵循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规定与逻辑，这取决于我国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属性。”可以看到，该机构设置与运作呈现的类型和方式都是高校党政管理机构作为政府行政关系延伸的充分体现，完全符合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机构的设置原则和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该机构组织一致性得到了机关事业单位机构设置与运行逻辑的保证。其二，“双一流”建设专门管理机构的实践维度需要遵循学科建设政策逻辑。“双一流”建设从政策源起与初衷来看，定位并聚焦于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在实践中都需紧紧围绕学科建设这一核心，或者说将学科建设作为“双一流”建设的制度基础和强力支撑，尤其是优势学科、特色学科或各层面的一流学科更是如此。从上述研究发现可以看到，高校该机构的设置与运作基本遵循了这一实践维度的政策逻辑。许多高校基于“双一流”建设的业务性质，将该专门管理工作界定为学科规划与建设、一流大学建设、一流学科和高水平大学建设、研究生教育学科建设等方面；从机构设置来看，它要么是独立建制的学科建设办公室、发展规划处(学科规划与建设办公室)、研究生院等，要么是与这些机构合署办公，要么是独立建制“双一流”建设办公室、一流大学建设办·学科建设办、一流学科和高水平大学建设办公室等。在访谈中，J1补充说：“高校‘双一流’建设本质上还是学科建设。”J5在访谈中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双一流’建设最为重要的实践支撑就是学科发展。”高校以学科建设为核心的制度建构和政策安排，完全把准了“双一流”建设的学术属性和实践基础，有助于实现该机构组织一致性。其三，“双一流”建设专门管理机构的设置过程存在路径依赖。组织一致性模型强调，一个组织今天的运行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过去发生的事情影响，不了解一个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战略决策、主要领导人的行为、面对危机的反应价值和信仰的演化，就无法完全理解这个组织现在或者未来的能力[17]。从表2可以看到，“双一流”建设高校大多是原985/211工程高校，其在设置该专门管理机构时，体现出明显的沿袭既有性质相近与业务相关的行政管理机构的倾向，即沿袭原985/211工程重点建设办公室的机构设置，这就是机构建设的路径依赖。例如，高校A001“双一流”建设专门管理机构即学科建设办公室是在原985/211工程重点建设办公室的基础上设立的；A023则把“双一流”建设职能与管理工作归属于2003年成立的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办公室，它原来也承担985/211工程重点建设职能与管理工作；B036将一流大学建设办公室与发展规划处(部省合建办公室)合署办公，同样，这个发展规划处(部省合建办公室)原来也承担211工程重点建设职能与管理工作。在访谈中，J5说：“新的‘双一流’建设专门管理机构有些只是换了名称，其中的工作人员、工作业务和流程都没有变化。有的名称也没改，直接将该工作划入原机构中。”按照历史制度主义的观点，高校内部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一旦按照某一制度逻辑建立，就会一直持续下去，除非有某种强大力量的干涉使其路径发生改变。路径依赖使派生出的增量逐步转化为新的存量，加之原有存量的限制，在高校内部管理机构设置变迁的制度选择中出现了降“最优选择”为“最适合选择”(大多数时候未必最优)的现象[18]。在原承担985/211工程重点建设或者部省共建项目管理工作的基础上设置“双一流”建设专门管理机构，不管是否更改机构名称，都可以起到节约机构设置的时间成本、沟通成本和管理经费的作用，但是否契合“双一流”建设的学术属性与政策要求值得进一步思考，即它有可能难以保证甚至损害该机构组织一致性。(四)战略口：发展规划与战略的“高位设计”
第一，组织或机构建制是否处于发展规划与战略的“高位设计”。上文对该机构输入口的资源和历史分析以及相应统计数据，已经充分体现该机构建制级别和实际运作安排的“高位设计”,不再重复。这些“高位设计”完全有助于达成组织一致性。第二，是否具有明晰的使命、愿景、目标和具体战略，这属于该机构运作层面的“高位设计”。目前，该机构主要是根据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行政指令、政策文件开展相应管理工作，仅仅作为一个行政管理机构在运转，并未对该机构本身的使命、愿景、目标和具体战略作相应设计，无助于实现政府大力推进的“双一流”建设使命和愿景。在访谈中，J2补充说：“该机构的运作都是按照政府和学校的行政指令和政策要求。”其实，缺失明晰的使命、愿景、目标和具体战略可能会有损于组织一致性。(五)转换过程与输出：组织一致性的另一个关键
根据组织一致性模型，还需重点考察“双一流”建设专门管理机构的转换过程与输出。输出口重在考察最终的“双一流”建设管理绩效与目标的实现程度。只要输入口、战略口和转换过程的组织一致性能够得到很大程度的保证，输出口的绩效获得就易于保持与前三者的一致性。输入口、战略口及其组织一致性影响已作详细论述，现在则重点探究该机构的转换过程及其组织一致性。基于图1即“双一流”建设专门管理机构的组织一致性模型可以发现，该机构的转换过程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管理工作与任务、管理人员、正式组织安排与非正式组织安排。从组织一致性的角度来诊断，不仅需重点考察“双一流”建设管理工作与任务同后面三者之间的匹配，具体是指与专门管理人员专业水平(业务管理技术和需要)、正式组织安排、非正式组织安排之间的匹配，还需考察管理人员与正式组织安排、非正式组织安排的匹配。从实际情况看，这两个方面的匹配可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较大问题。在访谈中，J1表示：“该机构几乎没有考虑‘双一流’建设工作与目标任务的特殊性，尤其是它的学科学术及其专业性质，因而管理人员的配置和制度都没什么特殊的。”J2说道：“我们学校虽然单独设置‘一流学科和高水平大学建设办公室’的机构，但工作人员安排和其他制度都没什么两样，也谈不上什么组织文化。”总之，该机构的管理工作与任务已经发生了较大甚至质的变化，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和专业性，但其正式组织安排(如工作协调机制)、工作人员、非正式组织安排等却没有随之进行相应调整，且与其他行政管理机构并无二致，更谈不上本质上的变化，这很难保证组织一致性的达成。五、政策建议
一是优化组织结构，增强机构设置和运作的独立性。可考虑将该机构统一设置为正处级独立建制，而不是副处级非独立建制的挂靠；科学界定岗位职责，尽量不与其他管理工作融为一体甚至混为一谈。二是完善正式组织安排，充分发挥专业管理和研究人员的能量。在人力资源制度安排方面，该机构管理人员需要精挑细选并做到“精专结合”,而不是沿用原重点建设办公室、发展规划等部门的管理人员，更不能让这些管理人员在诸多岗位兼用而变成所谓的“多面手”,因为“双一流”建设管理工作需要高等教育专业素养并加强研究。另外，高校可考虑在该机构配置高等教育研究人员，加强对“双一流”建设战略和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发展规律的研究，动态探究全国“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竞争机制，以及高校及其学科进入与退出的竞争结果，为自己未来发展战略提供科学的现实依据。为了稳定和提升这些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可考虑在职称晋升、工作考核与评价、奖励制度等方面进行特殊设计，在行政管理岗与教学科研岗之间建立和打通转换机制。三是提升非正式组织安排的效力，促进组织学术文化的创新。高校需要基于“双一流”建设主题逐步培育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学术认知，建立起与更具学术性和独立性的“双一流”建设专门管理机构相匹配的组织学术文化，甚至以此带动整个学校作为学术组织的创新氛围和学术精神。具体来说，可考虑聘请具有较高学术权威或较大学术影响的高等教育学者或者依托高等教育研究人员，开展以“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为主题的专门讲座、读书会等活动，增进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之间的学术交流，提升管理人员对专业研究的认知，以此进一步强化这两类群体之间的专业认同；加强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一流大学(顶尖大学或卓越大学)、国内“双一流”建设高校的交流，实地学习并考察其建设规划与战略等。这些活动旨在创新该机构高等教育组织文化和激发其学术精神，使其管理和研究人员真正树立起为大学发展和学科建设服务的意识。如有可能，则进一步凝练和抽象为该机构甚至学校的愿景与使命，其组织一致性便能得到更高学术精神的引领和保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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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基于行文需要与方便原则，下文有些地方简称“该专门管理机构”或“该机构”。
②其中，中国矿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实际包括6所独立设置的高校，即中国矿业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和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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