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一生共有三次婚姻，第一个妻子是留苏学生张锡瑗，河北省房山县人，1907年生，他们是1926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相识的，张锡瑗既美丽端庄又温柔可爱，邓小平称她是“少有的漂亮”，他们是1928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结的婚，但可惜的是，他们结婚不到两年，仅有23岁的张锡瑗便因产后风去世，女儿也随之夭折。第二任妻子是金维映，生于1904年，浙江舟山群岛岱山高亭镇人。1931年7月中旬，她担任上海丝织业工会中共党团书记兼上海工会行动委员会负责人的阿金（即金维映），同被王明的中央“打入冷宫”的原红七军政委邓小平一起被派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一路同行，后来他们结为夫妻。1931年8月，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不到一年，又调任会昌县委书记。1932年7月，中共中央和江西省委决定，会昌、寻邬、安远三县统一领导，成立会昌中心县委(实际是地委)，由邓小平任书记。邓小平和金维映一起生活的时间很短，前后不到两年。1933年5月，邓小平由于坚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受到王明的打击，这就是“邓、毛、谢、古事件”。邓小平受到不公正的打击和批判后，金维映和他离了婚。1938年春，金维映去了莫斯科，1941年死于苏德战争之中，时年37岁。第三任妻子便是卓琳。
人们都知道卓琳是与邓小平相濡以沫、恩爱一生的伴侣。但迄今我们却没能找到邓小平对卓琳的些许评价，不免感到有些遗憾。但是，转而又想，实际上，对这对恩爱夫妻而言，更多的是默契，是爱的付出，这胜过任何美妙的语言。1939年8月，担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委，同刘伯承并肩领导太行山抗战的邓小平，来到延安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他见到了邓发等许多老战友。老战友重逢自然很兴奋，开会、工作之余，大家一起散步、聊天，无话不谈。看到邓小平还是单身一人，古道热肠的同志们很是着急，决心帮他找个中意的伴侣。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同志们的关心下，邓小平终于找到了一位意中人。她就是卓琳。
卓琳本名蒲琼英，1916年4月生。云南宣威人。她的父亲就是著名的云南“火腿大王”蒲在廷。蒲琼英从小聪明活泼，是父母的掌上明珠。15岁时她被选为云南省参加全国少年组60米短跑的田径选手。当她随队出发抵达香港时，九一八事变爆发。蒲琼英决意不回云南，到北京去念书。她只身来到北京，经过几个月的补习，于1932年考入了北京第一女子中学。性格开朗的蒲琼英在这里结交了许多同乡好友，如电影演员张瑞芳，陈云的夫人于若木，胡乔木的夫人谷雨等。1935年“华北事变”后，北京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达到高潮，她和许多同学一起，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从此，她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1936年中学毕业后，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成为云南第一个考上北京大学的女学生。她积极参加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的外围活动，开始投身革命。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京待不下去了，她同许许多多热血青年一样，毅然投奔革命圣地延安。几经周折，她终于来到延安，考入陕北公学，并很快适应了延安艰苦但充满生气的战斗生活。经过三四个月的学习，毕业后她被分配在学校的图书馆工作。1938年初，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她在陕北公学担任了一期十二队的队长，不久又被调到陕甘宁特区政府保安处的一个特别训练班学习，准备以后到敌后去从事抗日工作，从那时起，因为工作需要，她的名字由蒲琼英改为卓琳。
当别人把邓小平介绍给卓琳时，卓琳只知道邓小平是位红军战士，是前线的抗日将领，但他究竟是做什么工作的，担负着什么样的责任，她却并不了解。这似乎也并不重要。他们走到一起是有着坚实基础的，那就是，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共同的人生追求。
1939年9月初的一个傍晚，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的窑洞前，中央为邓小平和卓琳举行了结婚仪式。这其实是个“集体婚礼”，因为同时举办仪式的还有一对新人，他们是孔原和许明。四位新人合拍了一张结婚照，我们今天可以从中感受到一点当时的情形并展开想象。照片上的新郎新娘充满青春朝气的面庞，洋溢着幸福的微笑。而他们清一色地身着平日所穿土布军服，也极易让我们想象出，婚礼一定很简朴。
情况确实是这样。那天，宴席桌是用木板搭起来的，上面没有山珍海味，甚至连稍微像样的饭菜都没有，摆上来的是延安平时吃的黄灿灿的小米饭。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婚礼隆重、热闹的气氛。当时在延安的中央高级领导人能来的都来了，有毛泽东和夫人江青、张闻天和夫人刘英、李富春和夫人蔡畅，还有博古、刘少奇等等。周恩来因为在此前不久落马摔伤去苏联医治，未能参加，否则他也一定会来为老战友道喜、庆贺的。
几天后，这对新婚夫妇便带着同志们的祝福，双双起程奔赴太行山抗日前线。这一年邓小平35岁，卓琳23岁，两人都属龙，邓小平比卓琳大一轮。
到太行山后，卓琳被安排在第一二九师秘书科工作。太行山的生活既艰苦又危险，卓琳毫不畏惧地投入到战争的大熔炉中。她随邓小平一起行军打仗，参加根据地建设。1942年，由于日军对根据地实行封锁，不断进行“扫荡”“蚕食”，加上严重的灾荒，根据地的生活异常困难。为此，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号召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卓琳和刘伯承的夫人汪荣华一道带领女同志积极响应号召，她们和男同志一样，要么上山开荒，要么在家纺线。大家齐心协力，换来了根据地的大丰收，渡过了难关。
伴随着抗日战场纷飞的战火，邓小平和卓琳有三个孩子相继出世。因为战事的需要，邓小平和卓琳时而相聚，时而分离，没有一个稳定的家，孩子太小，带在身边不方便，而卓琳又不愿意让战士专门保护她和孩子，于是忍痛将孩子送到老乡家寄养。后来卓琳则自己带着孩子们随部队南征北战。邓小平作为高级指挥员，不分昼夜地在前线指挥打仗，无暇顾及孩子，卓琳默默地独自承担起抚养和教育儿女的责任。
卓琳除了在生活上照顾孩子们以外，还特别注意给孩子们传授科学知识。这位当年的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大学生，一有空总爱讲什么核裂变呀，什么连锁反应呀等等。潜移默化中，孩子们受到了母亲的巨大影响。后来，他们的五个子女中有三个相继选择了物理专业，而且都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
在和平建设的年代里，邓小平进入中央最高领导层，他日理万机，忙于国家大事。卓琳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尽心尽力地照顾丈夫的生活，是个贤内助。每当邓小平回到家中，总会感到家的温馨，身心得到很好的休息。卓琳不仅在生活上体贴丈夫，而且政治上也始终给予支持，所以当有人写文章说1961年第二次庐山会议时，卓琳因担心邓小平步彭德怀的后尘，劝邓小平讲话不要太直时，深深了解父母之间感情的小女儿邓榕明确指出这种描写是不实的。一方面，按照党的保密规定，开什么会，会议什么内容，不得告诉他人，包括夫人在内。另一方面，即使卓琳知道了，也绝不会这样劝邓小平。她说，卓琳与邓小平不仅是夫妻，更是政治上志同道合的典范。在几乎所有重大政治问题上，包括面对大的政治冲击，卓琳对邓小平的支持始终不渝，绝不会劝其妥协。
事实的确如此。在“文革”时期邓小平一起两落的政治波澜中，卓琳更是始终同邓小平站在一起，坚决支持邓小平，悉心照顾他的生活。
“文革”开始后不久，邓小平就受到错误批判，被定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1969年林彪发布“一号命令”后，他被遣送江西劳动改造。面对国难家患，卓琳毫无怨言，义无反顾地与邓小平同行，共同承受这场政治和生活的暴风雨。
同时，邓小平也非常关心体贴妻子。在江西，他以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在精神上给了卓琳莫大的安慰和鼓励。同时在生活上也给予她尽可能多的照顾。当时卓琳体弱多病，有时甚至卧床不起。每当此时，邓小平总是为她端饭送水，细心看护。家务活他也总是抢着干，尽量减轻卓琳和继母的劳动负担。他几乎包揽了家里劈柴砸煤、清扫拖洗等重活，成了家里的壮劳力。由于生活费发得很少，邓小平在院子里开出了一片菜地，每天从工厂劳动回到家中，他就抓紧时间在菜地里劳作，挖土、施肥、浇水、锄草，经常干得大汗淋漓。到了收获的季节，三位老人共享丰收的喜悦，也节省了不少开支。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邓小平夫妇及继母相依相助，齐心协力，共同度过了三个春秋。
1975年，重新出来工作的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他被软禁在北京东交民巷的一所房子里。第二天卓琳就提出并坚决要求同去。她要在丈夫最艰难、最需要她的时候，去尽心地陪伴他，尽自己所能，安慰他，照顾他。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以他的杰出作为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和全世界的瞩目。但是卓琳还是很少出头露面，依然尽心尽责地当着贤内助。逢年过节，邓小平总是催促身边的工作人员早早回家团聚。每当这时，煮饭烧菜的任务就由夫人和女儿担当。吃饭的时候，邓小平总要亲自为夫人和女儿各倒上一杯葡萄酒，然后举杯说：辛苦了，节日的厨师，我先来敬你们一杯！
邓小平和卓琳堪称互敬互爱、志同道合的模范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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