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7月国共和谈期间，周恩来与一位美国教授谈话时，对国民党权力结构归纳道：“国民党的最后决定权是操在蒋介石的手中，但蒋也不是孤立的，而是受他下面各集团影响的。每一个集团都在他之下，都非操有全部的权力。这权力是分割的，如党务操在CC系的手中，财务操在宋、孔的手中，军事操在黄埔系的手中，行政方面则政学系的势力较大。这样各集团都是只有一部分权力，而在他们的全体之上则是蒋，造成蒋的政权。同时每一个集团都对蒋有影响。”
周恩来对蒋政权的分析，不仅代表中共的认识，也得到当时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在蒋介石控制下的各政治派系中，CC系和黄埔系有着明确的组织形态；孔祥熙、宋子文与蒋是牢不可破的姻亲关系；而政学系究竟由哪些成员组成，始终众说纷纭。尽管事实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组织称为政学系，但除所谓的政学系成员之外，其他各派势力都一口认定有一个政学系，甚至连美国国务院1949年公布的《白皮书》中也持这样的观点。因此，长期以来在很多人心中形成了一个若明若暗的谜团。本章主要利用民国时期与政学系相关的人物日记、年谱及回忆录等文献，试图梳理政学系源流和主要人物谱系，同时探讨它在蒋介石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同CC系、黄埔系之间的矛盾关系等。
“政学系”这一名称，完全是因杨永泰（畅卿）个人经历而得名。
民国初年，李根源在北京创办了一个政治团体，称之为“政学会”。其成员大多是国会议员，杨永泰也是其中一员。1918年广东军政府时期，李、杨等政学会要角联络旧桂系，逼孙中山辞去“大元帅”，改为七总裁制，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赴上海。李根源、杨永泰等人由此与国民党交恶。此后，杨永泰一直游走于南北政府之间。蒋介石日记第一次提到杨永泰，就是在孙中山离开广州的1918年7月，蒋对杨的态度完全是负面的：“今日见岑春煊通电，知其已于二日到粤，将就总裁职，呜呼，此老不死，国亡无日矣，粤省自杨永泰为财政厅长，钮永建为兵工厂监督，李根源为边防督办，李烈钧为边防总司令，大权皆落于岑派之手，作恶更甚。”然而，这样一个为蒋所不齿的杨永泰又是如何在日后成为蒋的心腹？这离不开一个人，即蒋介石的盟兄——黄郛。
1924年底，黄郛协助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总统曹锟，出任摄政内阁总理，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系失败告终。不久，段祺瑞、孙中山分别入京共商国是。可惜孙中山于1925年3月去世，段祺瑞成立临时执政府，任命梁士诒为财政善后委员会委员长，黄郛、杨永泰为副委员长。杨永泰开始与黄郛共事。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经黄郛介绍，杨永泰结识蒋介石。这年7月5日，蒋在日记中写道：“下午往访（钱）新之、膺白，会杨君永泰。”此时的杨永泰在蒋介石眼中不再是九年前“作恶更甚”的“帮凶”，而称其为“君”了。但杨主要还是协助黄郛工作。1928年黄郛因济南事件辞职引退后，杨永泰正式为蒋介石服务。
在投靠蒋介石最初的几年，杨永泰并没有获得具体的实权。他一度想在立法院谋个“委员”的职位，时任立法院院长的胡汉民坚决拒绝，并公开表示：“杨某昔曾反对孙总理及陷害同志，吾焉能用之？”因此，杨根本无法进入南京的“党国”中枢，他主要的工作是给蒋介石当谋士，协助蒋收买各地反蒋实力派。例如，1929年蒋桂战争中，杨替蒋收买桂系俞作柏；1931年宁粤对峙期间，杨“奉命赴香港秘密工作，对西南加以分化运动”。
1932年初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再次复出后，原本坚决反对杨永泰的党国大佬胡汉民一时脱离南京中央，为杨永泰提供了新的机会。他随蒋介石赴汉口主持鄂豫皖三省“剿共”军事。针对“剿共”问题，杨永泰提出一套系统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理论，得到蒋的认可，遂被任命为三省“剿共”司令部秘书长，不久又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秘书长，全权总揽“剿共区域”的政治事务，包括人事任免。据CC系领袖陈立夫回忆：
要知道杨永泰是怎样一个人，从政学系的领袖李根源对杨的批评可以见之。李在苏州作寓公时对人家说：“杨永泰好比我们云南的烟土，吸了它觉得很舒服，上了瘾就不容易摆脱它了，吸久了就会中毒。”杨是一位道地的政客，他见蒋先生时，常对于重要问题，携带了正面和反面两种方案，他先探探蒋先生的意思，如果蒋先生偏向正面的，他就呈上正面的方案；反之则呈上反面的方案，以迎合蒋先生之意旨。
1935年底国民党五全大会后，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鉴于杨永泰出色的行政能力，蒋介石任命他为湖北省政府主席。
以杨永泰的经历与资历来看，在国民党内既没有历史渊源，又没有战功，投蒋之后短短数年，便得到信任且升任封疆大吏，这自然引起跟随蒋介石一起打天下的CC系势力的排斥。他们原本自视为“蒋家天下陈家党”，怎能任由杨永泰随意干涉地方干部的任免。据黄埔干将康泽回忆：杨永泰“这套办法，旨在增强各级行政力量，用以镇压共产党的活动，是他的意图的一面；而另一面则是在削弱CC系的作用和力量。陈立夫对此曾大为不满，有一次他和我在由九江到南京的轮船上，向我讲了许多批评政学系，攻击杨永泰的话。”陈立夫对此也不讳言，并公开表示：“其实在他（指杨永泰——引者注）来之前，蒋先生用的都是年龄较轻的人，他来了之后就开始用老年人，也开始用非国民党籍的人。”
此后，凡是同杨永泰接近、包括与杨并不熟悉但与国民党缺乏历史渊源而获得较高政治权势的人，都被党内各派势力（无论是反蒋派还是拥蒋派）视为竞争对手和共同的敌人。而反对他们的最佳理由，就是借口杨永泰在历史上曾反对过总理孙中山，且冠以“政学系”的名义加以打击。
除杨永泰外，最无可争议的政学系领袖人物就是与杨关系密切的张群（岳军）和熊式辉（天翼）两人。但他们始终都不承认“政学系”的名号。1946年8月，张群在美国同康泽谈到党内派系问题时曾说道：“人家都说我们是政学系，其实我们并没有什么组织，我们只有一批朋友，这批朋友多少有些能力和经验。”对张群的这种解释，陈立夫也承认：“事实上政学系是没有正式组织，但他们的组成分子都保持很密切的联系，他们不做低层工作。他们将力量集中在高层，尽力研究蒋先生、研究汪先生，想尽办法来逢迎领袖及他身边重要的人，这一做法目的是赢取信任和好感，然后再运用这些权势去实现他们的计划和他们的目标——取得重要而正式的官位及发财。”“据国民党的传统说法，政学系的成员没有‘简任’以下的小官。所以它是个‘有将无兵’的团体。他们只与高级的政敌，决胜于千里之外；而不在大学的学生宿舍，或小职员的公共食堂内，对人家横眉竖眼地表示特殊惹人讨厌。所以政学系给予一般人的印象便是这一团体是一大批做大官、享厚禄的‘治世能臣’的组织。”
对上述评论，熊式辉的自白更是印证了这一观点：
“政学系”之一名词，乃由“政学会”强牵出来的。“政学会”原是民国初年北京国会议员李根源等所创立，杨永泰当时亦确是其中一分子，民国二十年间，杨任南昌行营秘书长，余为参谋长，朝夕相处，外间乃将余牵扯及，亦指为旧政学会中人。张群与杨素相善，更指为政学会重要分子，此外凡未有其他派别彩色，而常与余等稍多接触者，如吴铁城、陈仪、王世杰、翁文灏、张嘉璈、何廉等等，亦莫不加政学系之头衔。究竟“政学系”三字是由何处产生？是自何人呼出？至今尤未分明，或疑为乃共产党所制造，用以分化政府方面各干部。
熊式辉提到的这些人大都被视为政学系的要角，这大体是无误的。但将“政学系”这一称呼归罪于共产党，明显与事实不符。
“政学系”这一名称，最早来自国民党内。1931年宁粤对峙前后，汪精卫、胡汉民等党内反蒋势力在广州公开发表通电，历数蒋氏四大罪状，其中一条就是起用“政学会”的杨永泰。当杨还没有位居高位时，他仅仅被视为历史上的政学会的一员。自从他出任南昌行营秘书长后，就被黄埔、CC系等称为“政学系”了。1936年11月，杨永泰遇刺身亡后，蒋介石一度想调熊式辉接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当时随蒋介石在前线“剿共”的黄埔将领陈诚，在一封家书中就直接将杨永泰、熊式辉称为“政学系”，并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委座拟以天翼调鄂，一因畅卿所用者均政学系，如他人主鄂，人事易起纠纷；二以日本外交比较，以亲日派系容易应付。委座之用心可谓苦矣。惟以非有组织不能有地位，及非亲日不能为主席，实可考虑。又畅卿抚恤金，委座已批拾万元，以国家经费及过去有功者之比较，似不无失当之处。”
在国民党内，蒋介石的地位本不高，他起家就是靠黄埔军校。通过黄埔建军，他当上北伐军总司令，依靠他在军事方面的才华，完成北伐。从此，他成为国民党内无可替代的军事领袖，牢牢掌握军权，终此一生。但是，在“党权”高于一切的党国体制下，自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胡汉民被视为当然的继承人，成为“党权”的代言人。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虽然蒋介石一度出任国府主席，可他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巩固的南京政权。在国民党的训政体制下，他主要仍是依靠军权打击汪精卫、西山会议派等公开挑战他的党内反对派和地方实力派。因此，在先后爆发的蒋桂战争、中原大战期间，他基本无暇顾及中央政府的政权建设。而帮他料理后方的主要是行政院长谭延闿和立法院长胡汉民两人。与此同时，他还重点扶持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CC系，寄希望于依靠CC系的势力控制“党权”。
1930年9月，就在蒋介石取得中原大战胜利之时，行政院长谭延闿去世，11月，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尽管蒋介石一时击败了汪精卫代表的“党权”和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的联合反抗，但很快又同南京的另一位“党权”代表胡汉民矛盾激化，一度将胡汉民软禁在南京汤山。这件事引起国民党内更大的分裂——宁粤对峙，最终导致蒋介石二次下野。
考察蒋介石两次下野的最核心因素，主要是来自国民党内的反对派，可见在南京政府成立后的最初五年，他对党权的控制是非常有限的。而他两次复出的主要因素，则是依靠他所掌握的“军权”，这在国民党内无人能比，也是国民党的需要，因为第一次复出是要靠蒋介石的军权来完成北伐，统一中国；第二次复出是面对一·二八淞沪抗战，要依靠他对抗外侮。
1932年初，蒋介石成功分化了汪精卫、胡汉民的反蒋联合阵营后，再次与汪精卫合作，重掌政权。此后，国民党内公开的武装反蒋运动告一段落，蒋介石开始关注政权建设。他在反思此前自己两次下野的教训时总结道：“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是“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而对“智识阶级”的忽视和“教育界仍操于反动者之手”，更是上述因素造成的恶果。此前，蒋主要依靠的力量是两批年轻人，即替他打江山的年轻军事干部黄埔系和负责巩固他在党内地位的CC系。此后，他开始重视干部队伍的建设，逐步将目光扩展到国民党以外的社会精英中，特别是教育界学有所长者和有一定政权管理能力的旧官僚，从而改变了国民党政权的政治生态。
然而，在“以党治国”体制下，南京中央政权仍摆脱不了胡汉民或汪精卫代表的国民党正统“党权”，蒋介石必须在汪、胡之间选择一个合作伙伴。蒋介石再次复出后，将行政院院长的位子让给汪精卫，自己只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因此对中央政府的人事任免和政权建设，不得不对汪精卫有所依赖或妥协，唯有军权和财权（汪精卫内阁的军政部长是何应钦、财政部长是宋子文、孔祥熙），他牢牢掌握，绝不退让。此外，他在军事委员会之下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以此名义延揽一批党外人士，特别是教育界的精英，以此储备干部，随时为己所用。
此后的三年间，南京的行政院大致由汪精卫做主，蒋介石的工作重心主要在“剿共”和对日交涉两方面。蒋任命杨永泰和黄郛分别担任南昌行营秘书长和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协助他解决当务之急。在这两个领域，汪精卫主管的行政院很难插手。
1935年11月1日，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上，汪精卫意外被刺，不久即出国养病，胡汉民又远在欧洲游历，南京中央政府暂时出现了由蒋介石一人控制的局面。在不久后召开的国民党五全大会上，蒋介石将象征最高“党权”和最高“政权”的国民党中常会、中政会主席分别让给胡汉民和汪精卫，自己仅兼两会副主席，但却再次接掌了负责实权的行政院。
这时，蒋介石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政权建设中人才匮乏。针对国民党五全大会上的选举，蒋在11月23日的日记中痛苦地写道：“此次选举，幼稚者争名，老病者腐败，卒使名实相反，似此选举，使本党不仅亡国，必招灭种之罪，思之苦痛悲惨！”12月4日，五届一中全会期间，蒋“为党政人事，几使脑筋刺痛。”蒋所称的“幼稚者”，大都是指他年轻的部下CC系和黄埔系，虽然他们对蒋的忠诚无须怀疑，但能力不足以负责政权建设；所谓的“老病者”则大都是与国民党有深厚渊源并多次参加过反蒋运动的党内大佬们，包括西山会议派、汪派、胡派。他们此前在“党权”方面都是蒋介石的竞争对手；而党内支持他的元老，又都不为蒋介石所信赖。早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蒋介石就曾在日记中对支持他的戴季陶、张静江、谭延闿评价道：“季怯，而静硬，组默，皆有病也”；特别是“与静江兄谈天，格格不入，为之心碎”。无奈，蒋介石只能将目光扩展到那些不可能挑战自己的党外人士。这些人不但有一定的执政经验和专业才能，还暂无派系纠葛。
1935年底组成的新一届内阁成员如下：
院长：蒋介石（原汪精卫）
副院长：孔祥熙（连任）
秘书长：翁文灏（原褚民谊）
政务处长：彭学沛（连任仅三个月，由蒋廷黻继任）
内政部长：蒋作宾（原甘乃光代理）
外交部长：张群（原汪精卫兼）
军政部长：何应钦（连任）
海军部长：陈绍宽（连任）
财政部长：孔祥熙（连任）
交通部长：顾孟馀，俞飞鹏代理（原朱家骅）
铁道部长：张嘉璈（原顾孟馀）
实业部长：吴鼎昌（原陈公博），常务次长谷正纲（次年改任周诒春）
教育部长：王世杰，常务次长钱昌照
新内阁中的成员，几乎清一色是被视为政学系的要角，如翁文灏、蒋廷黻、张群、张嘉璈、吴鼎昌，还有继任不久的王世杰，此前他们同国民党的关系都相对疏远。留任的阁员，也只属于此前汪内阁无法掌控的军权和财权部门。这自然引起党内反对派的不满，也令绝对忠诚于蒋的CC系、黄埔系的年轻人不服。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的王子壮在日记中曾记：“自一中全会后，号称容纳各派的行政院各部，相继成立，主持其事者显然为政学系之一般人。犹忆一中全会时，张溥泉（张继——引者注）先生慨华北之紧张，欲谒蒋有所陈述而竟不得见，于是于会中（12月5日第三次会）痛切陈词，除责各派之纷歧外，并直陈人欲知中国政局之真像，非至中国银行楼上探听不可，是真奇谈等语。所谓中国银行楼上者，即杨永泰、张群、吴铁城等之所在，政治上为蒋先生运筹帷幄之所也。”
“欲知中国政局之真像”，不是在号称党权高于一切的中央党部，而“非至中国银行楼上探听不可”。此话出于局内人之口，可见党内对政学系的不满程度，但蒋介石对来自党内的诸多反对之声并不以为然。他在12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近日改组行政院以来，凡亲近之人，于人选，多表示不满，几乎视余为人人可得而欺侮者，真使余脑筋刺痛。”但他又不无自豪地表示：“行政院各部人选，皆以才德为主，尤以引用党外人才之政策告成；虽内部多不谓然，但竟能贯彻主张，是亦最近之成功也。”
选自《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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