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先生博览群书，“不仅读一遍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杨绛先生语）。但当我初闻他对《西游记》竟读过十多遍时，还是感到惊讶。一般人的读书经验，年幼时会被《西游》的神奇变幻、想落天外所深深吸引，及至年事稍长，则对《红楼》《三国》《水浒》等更感兴趣。受到新中国成立后中文系科班训练的人，大都也不会在小说名著中给《西游》打高分。钱先生自己对向他请教“读书门径”的后辈学子，开出的书单也是“先秦诸子，特别是孔、孟、老、庄、列、韩，如《左传》《诗》《骚》，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魏书》《宋书》《南齐书》，如《宋儒学案》《明儒学案》，等等，都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基础书、必读书”（陆文虎《钱锺书“锺书”述略》，载《科技文萃》1992年第2期）。然而，在他个人的日常读书生活中，《西游记》无疑是最引起他阅读兴趣的一部书。其原因是他不仅从学术层面来读，更从生活情趣层面来读，从中获得解困舒闷的精神乐趣，乃至成为生活的润滑剂和心理的平衡器。
无独有偶。他的清华同届不同系的同龄同学林庚先生，也对《西游》情有独钟。不过，林先生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动乱中才倾注全力夜读此书的，作为内心的一种减负，并从自我愉悦上升到理性探讨，“《西游记》是部童话性质的书，我是把它当做童话来读的”，写出专著《西游记漫话》，对其书作出独具眼光的解读。钱先生则从幼年时代起就接触《西游》，“把‘獃子’读如‘豈子’，也不知《西游记》里的‘獃子’就是猪八戒”（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其强烈兴趣至老不稍减。《管锥编》中就引及50多处，《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亦屡见称述。
一、孙猴儿钻进谁的肚子
围绕《西游》的指误纠谬，可以看出钱先生对此书的熟稔，也具见其洋溢童心的评赏趣味。在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热播时，他曾撰短文投《新民晚报》（1988年3月18日），指出“一口中（钟）”乃是衣着样式（至今江浙农村仍保留此一称呼，指婴儿的斗篷式衣服），而电视剧中竟搬出真正的“钟”。这篇短文他当然用的是化名。他对《毛选》的指误就不那么轻松好玩了。《我们仨》说：
锺书翻译《毛选》时，有一次指出原文有个错误。他坚持说：“孙猴儿从来未钻入牛魔王腹中。”徐永煐同志请示上级，胡乔木同志调了全国不同版本的《西游记》查看。锺书没有错。孙猴儿是变作小虫，给铁扇公主吞入肚里的；铁扇公主也不能说是“庞然大物”。毛主席得把原文修改两句。锺书虽然没有错，他也够“狂傲”的。
《毛选》中运用这个故事，至少有两次：一是收入第三卷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在讲到“精兵简政”时说道：“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一是收入第四卷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在讲到与国民党反动政府谈判时，要准备谈判成功后的“许多麻烦事情”，“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兴妖作怪的政策”。《毛选》两次运用这个故事，“孙行者”的喻指正好相反：前者喻我方，“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后者喻敌方，“兴妖作怪的孙行者”是指国民党“南京反动政府”。这也就是钱先生常讲的“喻有两柄”的道理了。那么钱先生所指误的是哪一篇呢？或谓是《毛选》第四卷的后一篇，且云“在最初公开出版发行的《毛选》中，句中‘铁扇公主’原作‘牛魔王”，但这里《毛选》第四卷和“最初公开出版发行”云云，恐均不确。
本书第一辑中《钱锺书先生参与〈毛泽东文选〉英译过程点滴》已提及，钱先生参加翻译《毛选》工作，首先是在1950年至1954年，“全部从事《毛泽东选集》英译工作”，和其他学者共同完成了前三卷的翻译。而第四卷的英译工作于1960年开展，只是请钱先生对一些有难点的文字做了润色。因而无论从时间先后，还是从投入精力的多少，钱先生所指误的，更可能是第三卷中的内容，而不大可能是收入第四卷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原是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9月7日的社论，原文是这样的：“若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牛魔王为例。牛魔王不是庞然大物吗？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飞进牛魔王的心脏把他战败了。”这里是“牛魔王”，又有“庞然大物”，钱先生所指即此篇，该是没有问题的。又查得1953年《毛选》第三卷初版本，已改成“铁扇公主”，也删去“庞然大物”，已采纳钱先生的意见“把原文修改两句”，避免了一个技术性的错误。
钱先生对于这个指误，在他那里是顺手拈来的，他对于孙行者的这项战术，本就饶有兴趣地注意到了。《管锥编》第二册第704页他在论及《聂隐娘》“化为蠛蠓，潜入仆射肠中听伺”一节时，就指出：“亦即《西游记》中孙行者化蟭蟟虫或红桃入铁扇公主、金毛白鼠精或狮驼洞老魔等腹中之术。”孙行者的这三次战绩分别见五十九回、八十二回（原文为“金鼻白毛老鼠精”）、七十五回，均十分热闹好看。后世不少小说作者踵事增华，推波助澜，“皆师行者故智，而隐娘事其椎轮也”，梳理出这一情节的发生、发展过程，已涉及神怪小说艺术构思研究的层面。
钱先生对《西游记》本身的指误，也具有此类学术内蕴。《管锥编》第四册第1300页一口气连举四处难免贻人口实的败笔：
《西游记》第一〇回（引者按，通行本为第九回）袁守诚卖卜铺“两边罗列王维画”，唐太宗时已有唐玄宗时人画。第七一回献金圣宫以霞衣之“紫阳真人张伯端”，北宋道士也；第八七回八戒笑行者“不曾读”之《百家姓》，五代童课也：人之成仙、书之行世，乃皆似在唐以前。第二三回：“两边金漆柱上贴着一幅大红纸的春联，上写着：‘丝飘弱柳平桥晚，雪点香梅小院春。’”乃温庭筠《和道溪君别业》腹联，易“寒”为“香”“苑”为“院”，初唐外国人家预揭晚唐中国人诗。
上举第一例王维画事，钱先生在1979年访美时也曾谈及，并指出此乃是文学家常犯的“时代错误症”（anachronism）。《西游记》是神魔小说，所叙皆子虚乌有、匪夷所思者，比一般小说容许有更大的艺术想象的跨度，某些细节的张冠李戴、移花接木也是常事。钱先生还举例说明“时代错乱，亦有明知故为，以文游戏，弄笔增趣者”；但何为艺术领域容许之“时代错乱”者，何为“任心漫与，而为无知失察，反授人以柄”（《管锥编》第四册，第1302页）者，其间是有严格界限的。钱先生在致周而复先生信中曾说：“历史小说虚虚实实，最难恰到好处，弟尝戏改《红楼梦》中联语为此体说法云：‘假作真时真不假，无生有处有非无。’”（沉冰主编《不一样的记忆：与钱锺书在一起》，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以假为真，无中生有，但在艺术领域中必应达至不真之真，非有之有。不具备此点，艺术想象和夸张就变成纯粹的胡扯和说谎了。至于“时代错误症”，理应避免。
二、猴入马厩，可免马疫
孙行者的机敏灵活，风趣诙谐，乐观而不受羁束，嫉恶而神通广大，自然是钱先生注意力的焦点，他论《西游》多为孙大圣。兹再从手稿中取证。《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商务印书馆，2003年）卷三第2567页云：
《后山诗注》卷二《猴马》（并引）：“楚州紫极宫，有画沐猴振索以戏，马顿索以惊。圉人不测，从后鞭之。人言沐猴宜马，而今为累。作诗以导马意。”“沐猴自戏马自惊，圉人未解猴马情。”注：“韩鄂《四时纂要》曰：常系猕猴于马房内，辟恶消百病，令马不着疥。”按，《夷坚三志辛》卷四《孟广威猕猴》：“好养马，常蓄猕猴于外厩，俗云与马性相宜。”全真教祖王哲《风马令》：“意马擒来莫容纵。长堤备、珰滴瑠玎。被槽头、猢狲相调弄。”（《全金元词》二三四页，二五九页《风马令》同）《捣练子》：“猿骑马。逞颠傻。”（二四六页）正借此事以指意马心猿也。他词如二四〇《望蓬莱》：“先且牢擒劣马子，切须缚住耍猿儿。”二四四《浣溪沙》：“急将猿马紧牢擒。”二六七《蜀葵花》：“意马与心猿，牢锁闭、莫放劣。”仅作尔许语也。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馆藏明玉雕，一猴踞马背，一猴引之，即此意。黄本骥《湖南方物志》（《小方壶斋舆地丛抄》第六帙）：“长沙老猴乃明吉藩马厩中物，藩女适善化李氏，赠以马而猴与焉。……历三百馀年而不为人祟。”《五杂（俎）［组］》卷九：“置狙于马厩，令马不疫。《西游记》谓天帝封孙行者为弼马温，盖戏词也。”
［行间注］《宛陵集》卷十二《咏杨高品马厩猢狲》：“尝闻养骐骥，辟恶系猕猴。”《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五《院本名目》条“秀才家门”中有“看马胡孙”。
［眉注］《夷坚支丁》卷十《蜀猕猴皮》：“予仲子前岁自夷陵得一猴，……携归置马厩。”《夷坚志补》卷四《孙犬》：“畜一猴甚驯，名之曰孙犬。尝以遗总管夏侯恪，置诸马厩。”
此则已为钱先生增订《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时所采用，见第509至510页，提供了从“素材”到“成品”的绝好研究资料。从《容安馆札记》到《谈艺录》，主要有两点不同：（一）《谈艺录》以论梅尧臣诗为主，《容安馆札记》则以论《西游记》为中心，主旨为揭示“弼马温”这一天帝杜撰官名的民俗学依据。“弼马温”即“避马瘟”，明人谢肇淛《五杂组》首先指出：猴入马厩，可免马疫，《西游记》“天帝封孙行者为弼马温，盖戏词也”；钱先生在《谈艺录》中明确指出“惜未言其渊源颇古”，至少可以上溯到北宋。他从北宋梅尧臣诗、《后山诗注》任渊注，南宋《夷坚志》，金元词，元院本回目，《湖南方物志》乃至现存于美国的猴马玉雕等明代材料，来叙明这一民间传说的源流所自和广泛影响，把诗、词、笔记、戏曲、方志和现存实物等，捉置一处，统统“打通”，既说明“弼马温”背后的文化民俗的含义，也纠正对一些文献、文物的误读（如美国美术馆把那件玉雕标名为“马上封侯”，未解“看马胡孙”之意；《全金元词》收同一作者的两首《风马儿》词，而未加说明）。至于《谈艺录》比之《手稿集》的文字修润、论述条贯，也值得比勘玩索。（二）正因为《谈艺录》主要是论梅尧臣诗，因而删去《手稿集》此则论“心猿”“意马”等例证，这实是《西游记》作者的一个重要思想。仅从回目上看，“心猿归正”“意马忆心猿”“心猿获宝伏邪魔”“心猿遭火败”“道昧放心猿”等，不一而足，也留待我们思考。
三、如意金箍棒
《容安馆札记》同卷同页又云：
《西游记》。第六回悟空与二郎神变化斗法；第六十一回与牛王变化斗法。第三回“天河定底神珍铁”，一名“如意金箍棒”。按《警世通言》卷四十《旌阳宫铁（杵）［树］镇妖》。
此则文字省简，钱先生未及发挥。猜测起来，前半讲孙行者的七十二变，后半讲他的金箍棒。孙行者与二郎神斗法，可谓棋逢对手；牛魔王“也有七十二变，武艺也与大圣一般”。这两回书都是《西游记》中的华彩篇章，惜未见钱先生的具体点评。但《管锥编》第二册第820页讲到神妖的尾巴变化有两类：一是“尾能别变形象”，如《太平广记》中的《黄审》，狸二娘身子变为主妇，尾巴变为随婢；二是“尾虽变而仍着于身”，所举即孙行者与二郎神斗法时，变作土地庙，“只有尾巴不好收拾，竖在后面，变作一根旗竿”，还举《西游记》第三十四、七十五回之例。这类分疏，寓理于趣，可作谈助。钱先生年幼时就对小说中好汉们的兵器有偏嗜，曾提出《说唐》里李元霸的一对八百斤重的锤头子，如进入《西游记》，怎敌得过孙行者一万三千斤的金箍棒？（《记钱锺书与〈围城〉》）《手稿集》又不忘此棒。《警世通言》的《旌阳宫铁树镇妖》是讲许逊真君剿灭孽龙的故事。孽龙被真君大败，在江边痛哭，遇南海龙王敖钦的第三位太子，三太子因“孽龙是我水族中一例之人”，商议复仇。三太子说：“我龙宫有一铁杵，叫做如意杵；有一铁棍，叫做如意棍”，“欲其大，就有屋桷般大；欲其小，只如金针般小。……此皆父王的宝贝。那棍儿被孙行者讨去，不知那猴子打死了千千万万的妖怪”。这则材料说明两种小说在故事情节上的前后呼应与衔接，颇堪重视。
上述《谈艺录》第510页论猴马事，引《夷坚志补》的《孙犬》篇，误作《孙大》；引王哲《风马令》删去“长堤备、珰滴瑠玎”七字，却未用删节号，《湖南方物志》“历三百馀年”前的删节号也脱去。而《容安馆札记》均不误。这也可使人们了解钱先生公开著作中一些校勘错误的原因。我在《万象》第六卷第十期上发表的《批评的隔膜》一文，引及钱先生《容安馆札记》时，把《四库提要辨证》之“证”误作“正”，“壮志”误作“壮士”，“绝其髓”“拟脍楼兰肉”两句后应有下引号。又辛词“少年不识愁滋味”之“识”误作“知”。底稿虽不误，打印稿失校，难辞其咎。另，“他语亦孟郊《猛将行》”之“他语亦”三字，实应在“挦扯宋人……”之前，则是底稿早就错了。志此自责，并向读者致歉。
［附记］
关于我国古代马厩系猴以避马瘟的民俗，张勃《“弼马温”与避马瘟》一文（载《民俗研究》2000年第1期），中提及有两幅汉代石刻画像可资参证：（一）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1号墓南耳室石刻画像，其中一匹马的拴马桩上就有两只猴子；（二）四川成都市郊曾家包东汉墓中所刻《酿酒、马厩、兰锜图》，也有一猴蹲在马桩上喂马之情状。另在文献中也不乏记载。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常系猕猴于马坊，令马不畏，辟恶，消百病也。”南朝梁陶弘景《名医别录》：“系猕猴于厩，避马瘟。”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引《马经》，亦谓“马厩畜母猴，避马瘟疫”。可见此民俗“渊源颇古”，可追溯至汉代。又，邢义田《“猴与马”造型母题——一个草原与中原艺术交流的古代见证》对此有全面而深入的讨论，文收入《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中华书局，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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