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童年作为社会结构的想法在中世纪并不存在。它是到了16世纪才产生的，而现在正日益消逝。当然，假如皮亚杰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童年的概念就不是应运识字能力而发明的，它不过是被发现了而已；而新的信息环境也并没有使它“消逝”，而只不过是压制它的存在而已。
之所以需要制造事件，并不是因为电视台的主管缺乏想像力，而是因为他们想像力非常丰富。他们深知电视在观众中激发出一种对新奇事物和公开揭露问题的永不满足的欲望，电视生动的视觉图像并不是给专家、研究人员或者任何希望从事分析活动的人看的。
人们也许不一定总能做出评价，但是，从理论上说，只要人们有足够的知识或经历，评价是能够做到的。但是，图画要求观画者有审美的反应。图画要求我们诉诸感情，而不是理智。它们要求我们去感觉，而不是思考。
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角色的形成是由特定的信息环境的条件所决定的。童年的社会分类尤其如此。儿童是一个不知道成人所知道的某些信息的群体。中世纪时没有童年，因为让成人单独知道某些信息的手段并不存在。在谷登堡的时代，这种手段开发出来了。在电视时代，它又消失了。
无可否认的是，由于妇女在商业、艺术、工业和各种职业中发现了自己的位置，传统意义上的育儿形式所具有的优点和意义，也一定会发生严重的衰退。无论人们对把妇女看作专门的养育者有什么样的批评，事实上，正是妇女，也只有妇女，才是童年的监督人，她们始终在塑造童年和保护童年。
羞耻和礼仪是植根于“秘密”这个概念中的。儿童之所以好奇，是因为他们还不知道将要知道的东西；成人之所以有权威，主要是因为他们是知识的主要来源。
儿童沉浸在一个充满秘密的世界里，心中充满神秘和敬畏的感情；他们最终会了解这个世界，但要通过成人分阶段地教他们如何将羞耻心转化为一系列道德规范。从儿童的观点来看，羞耻心给予成年力量和权威。因为成人知道，儿童却不知道，哪些话是可耻的，哪些话题是可耻的，哪些行为被认定必须在私底下进行。
我们可以说，识字的头脑为识字文化播下了毁灭的种子，因为识字的头脑创造了新的媒介，而这些媒介又使识字文化所依赖的“传统的技能”变得毫无意义。
跟任何人一样，我们的政治领袖不仅通过语言陈述的形式提供信息，而且以非语言的方式“发出”信息。他们的站立姿势、微笑、眼神、出汗、表示愤怒等等，跟他们所说的表达同样多的信息。很自然，控制他们“发出”的信息要比控制他们提供的信息要困难得多。
因此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学校的课程设置本身，一直是成人对儿童阅读内容作强行审查的最严格、最持久的表现。
从一开始，电报的内容使用的就是一种仪式性的语言，不属于任何人的方言，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空间可以让传播者表达个性。
儿童和成人的价值和风格正在融合为一体，最显著的症状表现在儿童的游戏方面，也就是说，儿童游戏正在消失。尽管我还没有发现有关无人监督的街头游戏的衰落情况的研究资料，但它们的消失已足够明显。
最重要的是，电报开始使信息变得无法控制。由于电报给我们提供了不知从哪儿来的新闻，它也使新闻以前所未有的数量出现，因为信息的数量是随着新闻产生和传播的速度而波动的。不知从哪儿来的新闻意味着处处都是新闻，一切都是新闻，而且没有特别的顺序。
我提到电视事业是娱乐、表演，它抛弃抽象，把一切都变得具体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理解成年的概念为什么会萎缩。
无论如何，当儿童和成人变得越来越有区别时，每个阶层都尽情发展各自的符号世界，最终人们开始接受儿童不会、也不能共享成人的语言、学识、趣味、爱好和社交生活。成人的任务其实是要帮助儿童为将来能够应付成人的符号世界而作准备。
电视新闻节目的这个主题是通过多种形式开发出来的，包括美感、速度和不连续性。对于美感无须赘言，只要看看电视新闻广播员就可看出，他们几乎是清一色的年轻和美貌，或许可以说是美国最漂亮的一群人。电视很自然地偏向于采用有强烈吸引力的图像。
自我控制，作为智力和神学的准则以及成年的一个特征，变得越来越重要，它也相应地反映在性道德观和性行为上。
我们要牢记，男孩实际上是特殊化人群中的第一个阶层，我们也必须记住，他们是中产阶级家庭的男孩。毫无疑问，童年最初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想法，部分地是因为中产阶级能够负担培植这个概念。经过一个世纪之后，这个想法才慢慢传人社会较底层的阶级。
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家庭进而成为教育机构，这不单是因为家庭必须保证儿童接受学校教育，而且因为它不得不在家提供辅助教育。
排版决不是信息的中性传递者，它导致了学科的重组，强调逻辑和清晰，并形成一种对权威信息的态度。它也导致了对文学形式的新认识，例如，散文和诗歌，就是由于其文字印刷排列上的不同而被区分开来的。
中国人和朝鲜人(他们在谷登堡之前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当时可能有人，或者没人有天分看出活版印刷的潜在价值，但他们肯定没有字母，即一个字母体系的书写方式。
印刷把现在和永远连接了起来，它将个人的观点带入一个未知的王国。随着印刷机的发明，永恒的问题可以通过个人的声音获得满足，而不需要一个社会集合体。
中世纪的孩子身处在一个以口语沟通的世界里，生活在一个跟成人一样的社会范围，没有分离机构加以限制。他们有机会接触该文化中几乎一切的行为方式。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一个7岁的男性都是一个男人，除了他不会做爱、不会发动战争。
除极少数例外，中世纪的读者，无论年龄大小，都不会、也不能像我们一样的阅读。假如中世纪的人有机会看到现代读者迅速翻阅一本书的情景：悄然无声，眼球快速地转动，嘴唇完全不动，他也许会把这看作魔术表演。
没有高度发展的羞耻心，童年便不可能存在。
童年的概念是文艺复兴的伟大发明之一，也许是最具人性的一个发明。童年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和心理条件，与科学、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以及宗教自由一起，大约在16世纪产生，经过不断提炼和培育，延续到我们这个时代。但是像一切社会产物一样，它的持久存在并不是必然的。
儿童是我们发送给一个我们所看不见的时代的活生生的信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一种文化忘却自己需要再生繁衍都是不可想像的。但是，没有儿童这样一个社会概念，文化却完全可能生存。
至少我们可以说，最好的历史往往产生于一个事件完成之后，产生于一个阶段进入尾声，而另一个新的、更强劲的阶段还不可能到来的时候。历史学家通常不是来歌功颂德，而是来埋葬历史的。不管怎样，他们发现做尸体解剖要比写进度报告来得容易。
放眼望去，人们不难发现，成人和儿童在行为举止、语言习惯、处世态度和需求欲望上，甚至身体的外表上，越来越难以分辨了。无疑，这正好说明了要求重新修订儿童合法权利的运动之所以蓬勃发展的原因。这样，儿童多多少少可以跟成人享有一样的权利。
在中世纪，成人化的儿童是一种常态。这主要是因为没有读写能力，没有学校和礼仪规范，因此对做一个成人也没有特别的训练和知识。出于类似的原因，成人化的儿童在我们的文化中正逐渐变得习以为常起来。
在一个没有书籍和学校的世界里，青年人的旺盛精力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但是，在一个有书本学习的世界里，这样旺盛的精力需要大幅度地予以限制。安静、一动不动、思考、严格控制各种身体机能，这些都受到高度的重视。
自从有了印刷术，成年就变得需要努力才能挣来了。它变成了一个象征性的成就，但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成就。自从有了印刷术，未成年人必须通过学习识字、进入印刷排版的世界，才能变成成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必须接受教育。因此，欧洲文明重新创造了学校，从而使童年的概念也变成社会必需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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