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大陆学者开始中华民国史学术研究以来，中华民国史学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研究队伍逐渐壮大，研究成果丰硕，不少高校与科研单位均设立研究机构、开设相关课程、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2000年第四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时任中国史学会会长的金冲及教授曾总结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界成果最大的领域就是民国史学科从无到有，迅速发展。”2010年8月，由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日本东京大学六所知名大学联合举办了“第六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共有海内外150余位学者参加，收到论文115篇，内容涉及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人物研究与方法论等多个领域，代表了该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与高水平。
在充分肯定中华民国史学科建设成就的同时，中外学者们也开始总结近40年的学术史，对民国史学科的研究对象、方法论等方面进行反省，以期建立新的学科体系，完成学术转型，继往开来，将民国史研究推向新的平台。基于此背景，本文提出以“民国史观”来构建中华民国史学科新体系的设想，抛砖引玉，就教于同行。
一 中华民国史研究学科体系的提出
中华民国史研究的起步相当艰难。1956年国家在制订12年科学规划时，就提出了研究民国史的问题，但在当时，“开展这样的研究是困难的”。197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接受了编写《中华民国史》的任务，为此专门成立了“民国史研究组”。《中华民国史》的编写虽是上级指派的任务，但正值极“左”路线占据主导的“文革”时期，在“为革命研究历史”、“历史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大环境中，如何在革命史、中共党史已经占据中国近现代史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开展中华民国史研究，还是很费思量也需要巨大勇气的事情。
担负主要责任的李新等人经过反复研究，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为了更好地研究革命史，必须研究革命对象的历史，研究反革命的历史。因此，基本上把民国史的研究对象限定在“以研究统治阶级方面为主”，以与革命史、中共党史相区别。1978年，民国史研究的最初成果《民国人物传》第一卷公开出版，其选录草案中，共列了“清末（1905年后）反动统治阶级中的重要人物”等17类，明确规定，“著名人物中凡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在党内有相当影响的，以党史记载为宜，此处不列入”。
1981年，李新在《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的“序言”中，对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对象、中华民国史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关系有了清晰的论述：
中华民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一个长期的人民大革命的过程中把它推翻的，这个过程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华民国覆灭的过程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过程，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详细地阐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过程，是中国共产党党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中华民国史》主要地是写民国时期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怎样由扩大、深入而逐步被赶走和被消灭；封建主义如何由没落而走向灭亡；官僚资本主义如何形成、发展和被消灭；民族资本主义又怎样在受压迫、排挤中得到发展，民族资产阶级怎样由领导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几经挫折和反复动摇而最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些力量的消长兴亡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构成了民国史的主要内容。但这些都是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分不开的。换句话说，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为前提的。写民国史离不开革命史，正如写革命史离不开民国史一样。中华民国之灭亡以中国人民革命之兴为前提，中国人民革命之兴则以中华民国之亡为背景。民国史与革命史二者密不可分，但又各有其侧重点。也可以说，它们的研究对象有联系，但还是可以区别，而且应该加以区别的。
李新曾主编过四卷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他这段颇为绕口的文字，充满了智慧，使得研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民国史”，在“革命热情”高涨的年代，得以依附于革命史的研究而展开。这种对民国史与革命史在研究对象上的联系与区别的表述，简单而明确，非常有意义，在当时规定了民国史研究的基本方向与任务，也确定了民国史学科的基本性质，是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相辅相成，研究对象各有侧重的“专门史”。
随着民国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进入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新时期，近代史研究所的学者对其研究对象与学科性质有了更新的思考。李宗一在1987年召开的“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他们全力编写的多卷本《中华民国史》，是“一部带有专史性质的断代史”。他特别提出建立民国史研究的理论体系问题，并围绕此点展开论述：
对中国古代的断代研究，一向以政治史为主，民国史继承了这个传统；并且考虑到长期以来近代史研究领域在革命史研究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民国史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关于统治阶级方面。明确主要研究对象十分重要。只有明确了研究对象，并针对它建立起学术理论体系，才能写出民国史的特点，使其和中国近代史或革命史区分开来。当然，从民国史的内容来说，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革命方面和反革命方面都要写。历史是由两方面组成的。一部民国史没有被压迫者、革命者，是很难想象的。所以不仅对这方面要写，而且要实事求是地写充分。目前，治民国史者大都主张民国史主要应反映民国统治者由盛而衰以至灭亡的过程，从这一角度来阐述民族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以别于其他专著。多卷本的《中华民国史》正是本着这个设想来编纂的。该书对理论体系的构筑，是在编写过程中逐渐完善起来的，至今只有阶段性的成果。
归纳李宗一的观点，民国史研究的学科性质是“带有专史性质的断代史”、研究内容是“以政治史为主”，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关于统治阶级方面”。李宗一的观点，实际上是近代史所编辑多卷本《中华民国史》的指导思想，对中华民国史研究学科体系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它为民国史研究在当时的环境下，找到了“合理的”生存空间。之后多年，民国史研究基本上是循着这一思路发展，一些大学与科研单位的民国史学科建设也以此为指导思想。民国史学科能有今天的繁荣，李新等学者审时度势的智慧功不可没。
这种影响至今尚在，仅举二例。其一，由近代史所负责编写、李新主编的多卷本《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于1981年出版，将近30年过去了，但全套书至今仍未出齐。这30年间，民国史研究的新资料、新成果、新理论大量涌现，研究环境与中外学术交流的程度更是当年无法想象的。2000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五卷《从抗战胜利到内战爆发前后》（汪朝光著）、第六卷《国民党政权的总崩溃和中华民国时期的结束》（朱宗震、陶文钊著），叙述抗日战争胜利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间的民国历史。这两卷书在史料运用、立论与评价标准等方面，有重要建树，但其内容则基本上是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政治史与军事史为主体，兼及当时对政治发展有影响的经济状况与对外关系，而对于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区域较少涉及。即使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城乡社会、民众生活、文教事业等各方面的内容，也完全没有提及。可以说，该书较忠实地继承了当年的“以政治史为主”、“关于统治阶级方面”的研究路径。为保持全套著作风格的统一，这种继承是必需的。
其二，时至今日，将中共党史与中国革命史内容与民国史对立起来的倾向，有时仍十分明显。2009年，大象出版社隆重推出了鸿篇巨制的《民国史料丛刊》（张研、孙燕京主编），影印民国稀见基础史料，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史地、文教5类30目，共1128册，含2194种民国版的史料。其收录原则中明确规定，不收录“有专门门类集中编辑出版，属中共党史范畴的史料书籍”。
二 学界关于民国史学科建设的不断思考
如前所述，20世纪70年代初期，李新等人提出民国史研究起步之时，明确其与中共党史、革命史的区别，强调在“革命史观”的指导下研究民国史，是极明智，也是必需的。但随着民国史学科的发展，学者们的认识也在深化，这种认识与内容限定就遇到了挑战。
1987年召开的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李新回顾说，“我们在70年代接受编写民国史任务的时候，就明确地规定了民国史特殊的研究对象，以研究统治阶级方面为主，并且提出了要在民国史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特别强调，要“坚持和提高民国史研究的科学性”。此时，国家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学术界也经过了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民国史研究的环境大为改善，有了相当多的进步，李新特别提出民国史研究的“科学性”问题，符合学科发展的要求。1994年，李新因病未参加“振兴中华100年——第三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宣读了他致会议的信，其中提到，民国史应该将革命史的内容包括进来。虽然他未详细论述，但“包括”二字，已经显示了他对民国史学科研究内容及其与革命史关系的新思考。
1995年第2期的《历史研究》上发表了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教授的“民国史研究述评”，在充分肯定了已有成绩的基础上，也提出了“构筑新的民国史理论体系”的设想。他认为，“长期以来民国史采取了一种过渡性体系，即把重点放在北洋政府与国民党政权方面。在目前史学研究迅速发展的形势下，摆脱中共党史或政治史的架构，以一种新思路、新体系、新观点重新编写民国史是非常必要的”。
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室主任汪朝光研究员在《近代史研究》上著文指出，20世纪70年代该单位对民国史学科研究对象的界定，实际上是“一种狭义范围的民国史研究”，随着民国史研究的日益发展，仍然沿用这样的概念，其不足之处“正日益凸显”。“毕竟，仅仅研究民国时期统治阶级的历史，还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民国通史，同时也会给研究带来诸多不便。如果我们将民国时期当做中国历史的一个发展阶段，我们就没有理由将研究局限在统治阶级，从而人为地割裂这段历史。”汪朝光的思考是，“由于民国史研究一定的特殊性和其研究深度的不足，目前将民国史完全作为通史研究，条件还不成熟，未来一段时间内，民国史作为专史和通史研究将会并存。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术界最终可以解决民国史研究的体系与对象问题，包容民国时期所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内容。研究民国时期所有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民国通史，或将在未来某个时期出现，那样必将为民国史研究开拓一个更为广阔丰富的空间”。
2002年是大陆开展民国史学术研究的第30年，张海鹏研究员发表了《民国史研究的现状与几个问题的讨论》一文，对30年来的民国史研究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他认为，“中国大陆的民国史研究近年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境外的民国史研究也有相当进展，民国史研究正在成为一部大有发展前途的新兴国际性学科”。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张海鹏指出，以民国时期的统治阶级作为民国史的研究方向，过于“狭窄”，但“这个处理方法一直延续到今天，虽然有人希望突破，但在实际上尚无明显改观”。从未来民国史研究的拓展着眼，张海鹏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在今天，以学术的眼光，从学科建设与发展的角度，究竟怎么看民国史的学科定义？以学术眼光看，把民国史看作中国历史过程中的一个断代史，是符合我们处理历史问题的传统办法的。从断代史的角度看，我们定义民国史学科，可以有狭义的，与广义的两种概念。所谓狭义的民国史，基本上可以说是民国时期的政治史。所谓广义的民国史，基本上是涉及民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发展、政党斗争等各方面的历史。
张海鹏明确指出，“狭义的民国史”虽能反映民国历史的基本内容，但“终究不能反映民国历史的总体面貌”，因此，“必须指出研究广义民国史的必要性”。他还对“广义民国史”所包括的研究内容进行了全面阐述。这是迄今对民国史学科最为全面的反思，也为未来的研究指出了方向。
2009年，陈红民另辟蹊径，从史观的变化着手，对民国史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展望。他认为，民国史研究大致经历了一个从“中共史观”、“革命史观”到“民族主义史观”、“现代化史观”、“民众史观”的演进过程，体现了从“一元史观”到“多元史观”的转变。每一次新史观的出现，都会带来学术研究的大发展，新史观不仅引出了新的研究方法、新的历史评价标准，而且会使学者的研究视野扩大，关注以前所忽略的问题，得出新的结论。该文认为，民国史研究在空前繁荣的基础上，也遇到了“瓶颈”，其中最大的“瓶颈”是“民国史研究对象与范围的重新界定”。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案，陈红民提出要构建民国史的“新解释体系”，并提出了些具体建议。
在大陆民国史研究的进展中，还有一个值得观察的角度，即海峡两岸学者对民国史研究的态度与观念趋同的走向。20世纪70年代大陆学者开始撰写民国史时，两岸仍处在严重对峙时期，台湾史学界大为紧张，感到“震撼与关切”。有人提出“这是统战花样，不是史学研究”。是要达到“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的鬼蜮用心。这是“中共利用中国人历来纂修‘断代史’的惯例，以‘后代为前朝修史’的态度，企图把中华民国当成一个已经结束的‘朝代’，并任意篡改史实的动机与行为”。台湾史学界也曾有过是否应该加快修史，以对抗大陆的讨论。
大陆学界并无通过修史来“消灭中华民国”的动机，但在20世纪80年代，配合中共中央提出两岸实现“三通”与“和平统一”的需要，民国史学界也有要求与台湾学者合作的呼吁。如1987年“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上，有人建议两岸学者的合作从交换资料的层次开始：“（大陆学者）尤其希望与台湾的同行们，交换资料，共同探讨。我们相信，海峡两岸历史学家的合作，对民国史的研究，将会带来重大的突破。”如今，两岸关系大为改善，学者们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总体上说，民国史研究的许多具体问题上分歧越来越小，而共识越来越多，双方在学术层面上的合作已基本没有障碍，事实上，两岸学者就某些专题进行共同研究的项目（如蒋介石的合作研究）已在进行中。
伴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民国史学界对于本学科建设的思考从未停止过，但总体上说，学者中关注具体研究课题的多，关注整个学科建设的少，在关注学科建设的少数学者中，也是对现有学科体系缺陷批评的多，提出建设性意见的少，通常是提出几条原则性意见，操作性不强。目前，尚无学者对新学科体系进行完整的规划。
三 “民国史观”与民国史学科新体系的构建
近40年过去了，民国史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大大突破了当时的界限。如张海鹏所指出的，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学科性质，应该定位为“断代史”，而非“专门史”，它是涉及民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艺术、社会发展等各方面的历史。只研究民国时期统治阶级及其人物活动，只能反映民国历史的一小部分内容，不能反映民国史的全面内容。作为一部断代史，民国史不仅要研究民国时期统治阶级的历史，也要研究被统治阶级的历史；不仅要研究党派斗争的历史，还要研究反映涉及社会生活、国家发展各方面广泛的历史现象。
由于特殊的背景，使得当初对中华民国史学科的研究对象进行了限制，人为地割裂了民国史的完整性，这种缺陷，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而越发显得明显。又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完整，使得民国史研究的理论、方法论方面也受到制约，从而影响整个学科的发展。譬如，将中国革命史的内容排除在外，严重影响对民国史发展状况与规律的总结。中华民国是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推翻的，没有革命史的内容，如何能科学地阐述民国诞生、发展到灭亡的全过程呢？
总体而言，目前大陆民国史研究的环境是最好的。在民国史研究的全面推进过程中，研究的史观呈现多元化趋势，“中共史观”、“革命史观”、“民族主义史观”、“现代化史观”、“民众史观”等并存。多种史观并存的状况，对民国史研究来说是好事。由此引发的思考是，在当下，什么才是属于民国史研究的主流史观。这意味着民国史要确立自己的学科体系，确定自身的研究对象、理论与方法，而不再是作为革命史的附属而存在。笔者认为，现在是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民国史观”的合适时机。
笔者认为，在目前多元史观存在的情况下，准确地界定“民国史观”的概念，仍然较有难度。“民国史观”的核心是将中华民国史学科的性质定位为“断代史”，其研究对象应当包含民国时期所有的制度、事件、人物与社会面貌，要以民国为本位，从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评价与定位中华民国诞生、发展以至灭亡的历史过程。此一学科性质与研究对象的定义，与李新等人在民国史起步时所提出、目前仍通用的说法是不同的。“民国史观”是近年来在民国史研究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史观，是在海内外民国时期史学资料全面开放后，学术交流日益频繁，研究者在相对宽松的学术氛围中，基于扎实的史料，对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艺术、宗教等进行严谨的多维论证。民国史观既是一种学术研究的观念，即强调中立性，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又是一种方法论，立足于现代化与国际化的研究视角，不拘泥于单一史料与“先验”结论。它与“唯物史观”是并行不悖的，同时具有“考据史学”的痕迹。
需要特别说明的，通常断代史的研究并不需要提出一个特别的“史观”，我们也没有听说过“唐朝史观”、“宋朝史观”，之所以要提出“民国史观”，是要区别之前的那种虽然用了“中华民国史”名称，却把研究对象限定在以政治史为主，以统治阶级为主的“中华民国史研究”，强调中华民国史研究对象必须以中华民国的全部存在为本体。借用汪朝光“狭义范围的民国史研究”的概念，未来在“民国史观”指导下进行的，应该是无所不包的“广义的民国史研究”。
“民国史观”将中华民国史学科的性质定位为中国历史中的一个“断代史”，其研究对象是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诞生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间发生在中国的全部历史存在。考虑到历史的整体延续性，在时间上，上可追溯到晚清（与民国建立有关的史实），下可延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若干年（民国残余势力的影响）。在空间上，发生在中国本土之外，但对民国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国际环境，也应给予关注。
用“民国史观”构建中华民国史学科新体系，是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努力探索，不断完善。笔者认为，在建立新体系的过程中，至少需要注意三个方面：
（1）独立性、完整性。中华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长河中在清代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历史阶段。它的出现、存在、发展与覆亡均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多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虽然其历史命运的某些方面可以印证某种重要理论，如“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等，但中华民国的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而不是为了必然被推翻或印证某些理论存在的。作为学术研究，不应该先入为主地只抽出民国史的某一方面或某一时段，来印证某种结论或理论。此外，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的发展各有其轨迹与特色，但却彼此间互相依存、互为因果，不能只强调一部分、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部分、另一方面。学者的研究可以有侧重，但在研究心态与总体把握上，应当将民国时期视为一个独立的整体。以局部取代全局，以偏概全的方法，割裂了民国史的完整性，是不可取的。
（2）相关历史现象的评价标准。作为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民国时期出现了许多新的思潮与事物，影响中国发展至深至远。评价民国时期的思潮、制度、政党、人物与社会，需要用发展的眼光，要看它们比晚清时期的同类事物有何不同、有何进步或变化。超越时空，用些当时不可能做到的标准来衡量，苛求前人，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态度。
（3）国际化的视角。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国际化程度最深、与世界联系最紧密的时期，国际环境对中国发展的影响，莫此为甚。众所周知，民国时期所有的重大事件，均有深刻的国际背景。参与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同盟会诞生在日本（更早的兴中会建立在檀香山），推翻民国的中国共产党曾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其他大到民国时期的社会思潮，小至民众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多有外国影响的痕迹。关于此点，哈佛大学的柯伟林（William Kirby）教授已经有精辟论述。因而，研究民国史，必须有国际化的视野，比任何断代史更注意世界发展对中国的影响。
从中国历史漫长的发展脉络上，从中国已经是国际社会一员的角度上去研究，将会从整体上对民国史有新的认识，产生新的研究成果。
四 运用“民国史观”构建中华民国史学科的意义
运用“民国史观”，将中华民国史学科性质回归到“断代史”，在本学科建设上有着多重的意义：
（1）可以解决目前学科性质定义与研究现状不相称的窘境，拓展未来民国史研究的范围。如前所述，现在研究成果已经全面突破了当初所限定的范围，犹如一个发育成熟的青年，却仍穿着其童年的小衣，极不相称。如果在“民国史观”之下，研究范围必将扩大，不但能够容纳现有的全部成果，而且必能为作为断代史的全面研究准备了足够的空间。迄今为止，民国研究已经在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外交史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作为一个断代史，需要对当时社会有个更全面的反映，因此，必须加强宗教史、医疗史、艺术史、妇女史、民众生活史等领域的研究，在原来“以政治史为主”的框架中，这些领域是没有空间的。学术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随着研究领域与视野的扩大，新的方法引入，新的认识相互激荡，通常会导致对整体历史的新认识、新评价。
（2）可以作为国家修纂中华民国史的基点。中国历史上有“后代修前代史”的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已经60年，虽有学者不断呼吁，政府主导修纂“中华民国史”的工作却至今尚未着手，反而是“重修清史”工程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笔者认为，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现有的民国史学科所限定的研究对象有很大局限性，历史上各朝各代官方主修的“前代史”，均是无所不包的“断代史”。因此，将民国史的学科性质定为“断代史”而非“专门史”，会在学术上、研究内容上为政府主导的“中华民国史”修纂工作做好准备。“盛世修史”，政府主导、举全国史学界之力修纂“中华民国史”的工作应尽早着手进行。作为第一步，可先从网罗资料，准备人才，筹建“中华民国史料馆”。
（3）可以与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研究水准。将中华民国史学科的性质定为“断代史”，扩大其研究内容，需要处理好与目前相关学科的关系，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如何处理作为“断代史”的民国史研究与作为“专门史”的中国革命史的关系。在旧有的学科设计中，中华民国史本来就是为深化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研究而设计的，它们同为“专门史”，同在“革命史观”指导下进行研究，但在研究对象上有明确的分工与区隔。学术史的逻辑是，民国史研究要晚于革命史（中共党史），甚至民国史一度是“寄生”于后者才得以“出生”的。现实的情况是，在中国大陆从事革命史（中共党史）的机构与研究人员，远远多于从事民国史研究的，他们的资源更充沛，有独立的研究体系、研究对象、理论与方法。
在新中华民国史学科体系建立后，两者的关系应该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别在于学科性质，一个是“断代史”，一个是“专门史”，两者的研究时限、对象不同。民国史研究的起止时间是1912年至1949年，研究内容是当时中国的所有历史现象，相当广泛；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的起止时间是1919年至1949年，研究内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历史过程，相关的事件、人物，相对狭窄。联系在于，两者在时间上有相当长的重合；在研究对象上，民国史也包括了革命史的内容。在中华民国史变成为“断代史”后，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作为“专门史”，可以继续深入下去。它们之间是大与小、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研究中国革命史的学者，要有整个民国史的大视野，研究民国史的学者，要随时吸取革命史学者新成果，两者可以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就如民国企业史、民国佛教史的研究也能促进整个民国史学科的发展类似，无须详论。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目前无论是革命史还是民国史，都已经是相当完备的学科，有相对独立的研究队伍、研究体系、研究对象、研究理论与方法。两者在“民国史观”下进行融合，并不是内容的简单地相加就能解决的，需要整合出一套新的东西来。如果从事革命史与从事民国史研究的学者能够选择相关课题合作，交叉研究，则其成果必然会增强学术研究的科学性，更有利于两个学科的共同发展。
回顾历史学科建设的一般规律，通常是先提出一个宏观框架，在此框架指导下进行微观研究，待到具体研究深化后，往往会冲破旧的框架，这时就需要提出新的框架。宏观——微观——宏观——微观，如此循环往复，不断丰富学科，推动学术进步。目前，对中华民国史学科建设而言，无论是外在的研究环境，还是自身的研究现实，都到了可以提出新框架，建立新解释体系，以将学科推向新高度的阶段。一个新学科的构建，既需要有构想、设计，更需要研究实践的不断充实，是个长时间的过程。
笔者对中华民国史新学科构建问题思虑甚久，深感为了学科的进一步发展，现在确实到了必须将此问题提出来的时候。但笔者知识浅陋，在此只能提出问题，就教于方家，冀抛砖引玉，有更多同仁关注此事关学科未来的大课题，共同讨论。
（原文载于《民国档案》2011年第1期，作者在文字上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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