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外馆及民国初年对外蒙的贸易
程双科
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九年，我作为一个青年商人，曾先后两度到外蒙做买卖，共十多年。下面是几段拉杂的回忆，可能挂一漏万，只作为一点零星材料，以备参考。
一、外馆的由来
北京安定门外偏西北，距城约四、五华里，就是著名的外馆所在地。外馆原是一个村庄的名字。它的西边就是古迹东、西黄寺，传说是大辽肖天佐望皇帝的地方，当时有九九八十一间楼台殿阁，后来成为文物名胜之地。当年，去内蒙古和外蒙古的商家，大多数都把总号设在外馆。北京各行业的外勤售货员以及内地其他各省的跑外的推销员，都到外馆推销可以远销口北的、适合蒙古人需用的物品。所谓"口"，指的是张家口，也叫东口，另外绥远的呼和浩特，当时叫归化，则称西口。张家口和归化城是内地人跑外蒙买卖的两个枢纽城市。不过西口主要是"山西帮"使用的，这都是早在清朝开始的。"山西帮"在"京帮"之前，就已经打通了跑外蒙买卖的路。
清末民初的外蒙古不仅地旷人稀，而且经济落后，任何工厂也没有，一切人民生活用品、佛前的供品，以至佛像的本身，俗话说"上至绸缎，下至葱蒜"，全是由内地供应的。"京帮"商家的总号设在外馆，而都在张家口设分号，运往外蒙的货物，都在张家口集聚、分类、包装、起运。那时去外蒙既无铁路又无公路，中间还横隔一片大沙漠，叫做"瀚海"，运输完全依靠骆驼驮子。货物在张家口装入木板箱或荆条筐，经过仔细捆扎之后，雇用蒙古人拉骆驼，一步一步地走向外蒙的首府库伦（即今乌兰巴托）。库伦是内地货物到达外蒙的第一站；再从库伦转运外路各支号（主要是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两地）。从张家口到库伦的行程约有两千七百到三千华里，一般需走三十天左右，遇有急件货，包程赶运（即规定时间，误期处罚），则可以缩短到十六到十八天到达。
外馆各商家总号，一方面是洽谈各项贸易的办公处，同时也是招募培训学徒的地方。学徒要先在外馆学会买卖人的规矩，了解跑外蒙的生活情况和营业轮廓。掌柜的认为有出息的，从外馆总号调到张家口分号，作进一步深造。在张家口要学蒙古话，熟悉蒙古的风俗习惯，认清各种货物的品质价格。这一段专业训练有了初步成绩，派往库伦实习一个时期之后，才成为正式商人。外蒙古处处都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年中大半时间都是冰天雪地的酷寒气候。因此初去口外的青年实习商徒，都由商号代为置备一套防寒的衣服鞋帽，这笔花费，作为借支，一旦学成出徒，有了个人收入，再分期扣还。
由北京外馆派往外蒙古的人，在库伦、乌里亚苏台、科布多三个城市设有支号（座庄）。在库伦西北，叫做西外路；在库伦东南，称东外路。西外路较远，须二、三年才能回京一次；东外路较近，可以一、二年回京一次。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跑单帮的，他们卖完货，又买些外蒙的土产，当年返回张家口。这部分人一般都是一年一趟，在当地没有座庄，成本也是比较小的。在外蒙北部，还有一个著名的商业点，叫卡克图，是清朝皇帝康熙"扫北"到过的地方，是在他的指示之下才加以扩建的。直到一九二九年我离开外蒙时，那里还有规模很大的关帝庙和吕祖庙，这在只有清一色佛教寺院的外蒙古，是一个特点。卡克图的内地商人主要是"山西帮"；有一部分是天津商人，他们不属于来自外馆的商家。
二、货物、货币、税制、利润
外馆经办的出口货物品种，可以说无所不有，一般大路货有：砖茶、生烟、斜纹布、牛皮靴、毡帽、铁器、酒类、糕点等。这些物品绝大部分都在张家口采办。从外蒙回运到张家口的货物，主要是驼毛、羊毛、粗细皮货、贵重药材、土法开采的黄金、眼镜石等。那时外蒙古全部人口不足一百万（清初规定，每家除留一蓄发男丁外，所有男丁统统去当喇嘛；留发的男丁在家，管屠宰牛羊工作，而喇嘛是不能娶妻和屠宰牲畜的。这是人口递减的主要原因），而牛羊成群，遍山遍野。经过驯养的马匹也很多。由于人少地大，一些自然物产，也相对的十分丰富。每当天暖草高季节，总有大群的牛羊，被一拨一拨地赶回张家口和归化城来。过去北京人喜吃的膘肥肉嫩的西口大羊，就是从外蒙古远路赶来的。
那时在外蒙古作买卖，一部分是以物易物，一部分是货币交换。一九二四年前，外蒙古的货币是旧俄国发行的羌帖。初期，羌帖一元，到北京约换现洋二角；其后，随着白俄的失败，羌币连续贬值，由每元只换现洋几分，终至无人使用。一九二四年后，外蒙古成立了新政府，这时蒙古新政府发行银元与钞票两种，银元重五钱，纸币有一元、三元、五元、十元四种。那时，内地用的现洋和蒙古的钞票、银元同价流通使用。
到外蒙作买卖，往返共交两次税，从内地到库伦交纳一次货物进口税；往张家口回运货物，出境时又交纳一次出境皮毛税。一般税率都很低。直到外蒙古新政府成立，税率才逐次加重，限制与排斥也逐渐加强，终至贸易无法继续。
当时外蒙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对中国内地的依赖性很大，因而中国去外蒙经商的也有严重的剥削，赚着不合理的利润。货物到了外蒙，在"以物易物"中占一次便宜：回到张家口高价脱手，又赚一次钱。例如：砖茶两块可以换回羊毛一百斤，一百斤羊毛在张家口可以卖到十六到二十元现洋；如果是驼毛，一百斤可卖四十到五十元。整批换回的各种皮货，当时市价是：绵羊皮二到三元一张：山羊皮一元五角到两元；狼皮五到八元；狐狸皮六到十元。药材中，锯的鹿茸每斤二十到三十元，打下来的鹿茸比锯的价高两倍，羚羊角每斤六百到八百元；麝香每斤七百到一千元。以那时的物价和币值说，这都可以称作贵重商品。而且货物一到张家口，马上可以出手，早有天津的一些外商洋行等着收购。一九二三年，接近外蒙边境的一个名叫唐努乌梁海的区域，细毛灰鼠皮大丰收，用一块米芯的砖茶可以换回灰鼠皮二十张，洋行的收购价格是每张一点到两元，利润等于成本的十倍。由于这种重利盘剥，使很多蒙古不得不向外馆商人进行赊欠，成为商家的债务人。多数人都能按约定日期，交出须交的皮毛数量或流通货币。遇到灾害，牲畜死亡很多，无力如期偿还，外馆为了拉主顾，放长线，也允许延期。外蒙的黄金矿那时私人可以自由开采，因此也可用内地货物换回黄金。由于提炼不纯，在北京只按六七成论价。
三、外馆的起落
一九一七年我去外蒙，初期几年里，正是外馆生意兴隆时期。仅在库伦一处，就有内地商户近五百家，常驻商人达四千来人（其中有四分之一来自山西，四分之三是属于外馆派遣的）。在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还各有一些常驻商人。那时住在外路的商人，以分支号为中心，每家有羊群七千只到一万只，还各有马四百到五百匹，牛二百到四百头，骆驼五十到六十只（一般中等蒙古牧民不过有羊六十只到一百只，马十匹到二十匹，还有奶牛十五头到二十头。绝大部分的马牛羊都在官僚、大富户和喇嘛庙的控制之下，一般贫苦牧民是担任放牧的劳动力）。外馆商人养的这些牛、羊、骆驼、马除供自己食用外，一部分在当地出售，一部分赶到西口，再由西口赶来内地。前面提到的西口大羊，其主要来源就是这些自养的。
马匹是外蒙的主要交通工具，剩余的马匹，也是作为进口货物，运回内地。在库伦北面有一块面积很大的平原，我们这些跑外蒙的商人，又利用这片土地，种了一些蔬菜和粮食（主要是青稞和大麦）。那时北京政府在外蒙各大城市都派有官员，并且驻着军队（库伦是一个团，其余各地至少是一个连）。这些官兵都是汉人。因此，外馆商人在外蒙古，尽管地冻天寒，都是心满意足，"乐不思蜀"，而且去的人数越来越多。到徐树铮率军进驻库伦时，成为外馆事业的最高峰。
一九一七年我到外蒙时，活佛哲布尊丹巴是最高统治者。活佛下设各个行政部门，实行政教合一，许多风俗习惯，与汉民差别极大。以生与死为例，非婚生孩子和婚生孩子同样受到爱护抚养；人死了，不埋也不烧，而是抛人山涧，被猛禽野兽先消灭了的是"有福"的。
一九一九年，北京政府命令取消外蒙自治。一九二○年，徐树铮被段祺瑞派为西北筹边使，组编了六个混成旅，浩浩荡荡开入外蒙。徐的一些措施，使外蒙上层不满，蒙民的习惯也受到破坏。一九二一年直皖战争发生，徐树铮的西北筹边的雄心大业，因段棋瑞的失败下台而成为泡影。北京政府的官吏在军队的护从下首先撤退。外馆商民在生命危险中，只好丢弃一切财产货物，一部分人从西伯利亚铁路回到北京，另一部分绕道新疆从京绥铁路回来。从新疆逃归的一路，还遭到蒙古骑兵的追击。新疆派去的军队给青年商人发了枪枝子弹，和他们一同断后。蒙古骑兵见商人们有所准备，才中途撤回去。我就是一九二一年第一次回到内地来的。还记得那时新疆物价很低，一块现洋可买白面一百斤（奇台县）。
一九二三年，外蒙的生活必需品还是十分短缺，于是又鼓励内地人去外蒙跑买卖。从一九二三到一九二七年初，是外馆的复兴时期，也是我再度去库伦经商的好日子。那时外蒙不仅急需茶叶布匹，而且急需哈达等佛前供品，对于我们重返库伦，蒙民很有些故友重逢的热情表示。那几年，内地货物源源入蒙，蒙古的土产，特别是粗细皮毛也大批进关。外馆商人很做了几年好生意。这一段，内地军队没有再进驻库伦等地（由于军阀混战，后来国民革命军北伐，北京政府根本顾不到外蒙古的事），过去的都护使一类的官吏也没有再重新到任。这几年外馆商人以及少数的其它各地商人，自己组成商会，自己选举会长，负责一切事务。
从一九二七年起，外蒙政府对货商的待遇一天比一天苛，限制一天比一天严。先是增加进出口的税率；接着是调查财产，重新估价，由补收欠税，进而多方蚕食，以至消灭。外馆商人也各作停业的准备，最后还是只携带了交通驼马，扔掉大群马牛羊及一切没法携带的财产，分批分路仓惶逃回。到一九二九年，外馆商人在外蒙经商的历史（包括我自己）到此结束。剩下未归的，在那里结婚生子，有的当了"蒙化汉人"劳动力。
张子钧整理
（西城区政协供稿）
转自《文史资料选编》第十四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