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追悼会上博彦满都悼词的来历以及追悼大会上的一组相片
博彦满都生前曾多次请求内蒙古党委对他的一生做出公正的结论，同时他多年来也一直请求乌兰夫，希望乌兰夫能给自己做出历史结论，但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始终没有得到答复。1980年9月底内蒙古党委统战部有位叫赵玉庭的副部长明确告诉博和：关于给博彦满都做政治结论的事，如果没有乌兰夫的点头，谁也不敢做，要办这个事情必须得乌兰夫点头。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博彦满都万般无奈地说："那我就给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信吧！"当时全国上下正在热烈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博彦满都虽然身患重病，但他头脑特别清楚，他十分吃力地亲笔给胡耀邦总书记写信，简明扼要地汇报了他一生中每个阶段的历史，请求胡耀邦总书记帮助解决自己一生的历史结论问题。这封信写完后，于1980年10月3日以双挂号信形式寄出。大概十来天的时间，胡耀邦总书记将信批复给了当时内蒙古党委书记周惠，周惠委托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务书记王铎处理此事。在博彦满都弥留之际，王铎和内蒙古政府秘书长宝音图代表周惠书记和内蒙古党委副书记廷懋到内蒙古医院看望博彦满都，并表示对他的一生将做出公正的结论。博彦满都合双手向王铎致意。博彦满都于1980年11月9日病逝于呼和浩特内蒙医院，享年86岁。1981年9月8日下午三时，在内蒙古政府礼堂庄严举行了博彦满都追悼会。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如果没有胡耀邦总书记转给内蒙古党委书记周惠的信件，博彦满都及其亲属就不可能得以平反。
1981年时博彦满都的很多亲属都已年愈古稀，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因为有了博的悼词，才得以平反，才逐渐恢复了离休待遇。博彦满都的侄子额思热古1，育成学院第一期学员，因受博彦满都牵连于1948年月19日被登报开除公职。开除声明登在1948年2月19日2的《内蒙古日报》第四二期，《内蒙古日报》创刊于1948 年1月1日。额思热古当时在内蒙日报社工作，被诬陷他是博彦满都安插在报社的坏人。额思热古被开除公职后，到处找不到工作，他的生存方式主要是靠沿街乞讨、打零工，直到1951年在满洲里铁路系统当了一名检车工。额思热古于1984年1月6日平反，按离休待遇。1986年去世，享年62岁。
下面附上关于额思热古被登报开除的声明，额思热古写给中共内蒙古日报社党委的信函及关于额思热古同志问题的结论：
——————————
1额斯日固，1924年生。
2民国37年农历戊子一月十二日。
3民国37年一月一日。
博彦满都的二女婿额尔精太（1911年生）蒙旗师范毕业。额尔精太是名门望族成德公（1875-1932）的三儿子，是额尔登太的弟弟，他母亲是郭道甫亲姑母，和凌陞也是亲戚，额尔精太和哈丰阿是蒙旗师范的同学。是哈丰阿把额尔精太介绍给博彦满都的，哈说："额尔精太精通俄语，是个硬骨头，因受'凌陞通苏事件'的牵连，在日本宪兵队遭受酷刑，但他没有牵连任何人，是个好样的。"博彦满都也很喜欢额尔精太，就同意了这门亲事，额尔精太和博彦满都的二女儿莫尔根于1942年7月结婚。额尔精太受博彦满都牵连，1947年运动来了挨整，1948年一1954七年间，没有工作，没有工资，靠打零工维持生计，挖内人党时又被打残，额尔精太的一生非常的悲惨，1936年受尽日本人的酷刑九死一生，他是个硬骨头，性格非常的倔强，他关押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受尽酷刑都没有掉泪，但当他看到《博彦满都生平事略》一书时却掉泪了，他认为这才是真实的博彦满都。博彦满都追悼会4后，历经7年的波折终于在1988年，在额尔精太77岁高龄时才得以平反，恢复了离休干部待遇，补发了历年拖欠的工资。额尔精太于2002年去世，享年91岁。
下面附上额尔精太（泰）的离休证影印件：
——————————
4博彦满都追悼会于1981年9月8日举行。
博彦满都次女莫尔根，1919年6月生，1938年至1939年在新京留学生预备校就读并毕业，1939年至1941年在日本奈良女高师理科毕业，1956年8月至1958年8月在海拉尔文化街小学任教师，1959年调入海拉尔区呼伦小学任教至退休。莫尔根在"文革"中身心遭受严重摧残，腰被打断，腰弯至90度，生活艰难，2018年12月13日逝世，享年99岁。
博彦满都的侄女婿特格希都楞，1918生，1970去世。毕业于伪满洲国时期的哈尔滨陆军军医学校，后改名"东北军医大学"于1946年7月并入"哈尔滨医科大学"。特格希都楞是抗击1945年王爷庙街鼠疫的组织者，从一开始就义无反顾地投入其中，把生死置之度外坚持到底，从此防疫工作成为他奋斗终生的事业。有多项发明为内蒙古的卫生防疫工作、特别是鼠疫防治研究工作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就是这样一位无私、无畏可敬的医疗工作者却因为受到博彦满都牵连，在入党、提干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甚至也影响到了特格希都楞的儿子吉雅太（1944年生）。这里引用一句吉雅太在2023年8月写的回忆文章《入党轶事与父亲的晚年境遇——纪念父亲诞辰105周年》里的一句话："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其中一员。为了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和纯洁性，对每位纳新者都要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我的入党时间（1973年12月）比父亲的入党时间（1957年2月）晚将近17年。但政审结论有共同之处：要求必须与一位内蒙古东部区民族革命先驱博彦满都保持距离和划清界限。"
特格希都楞长期奋战在抗病防疫第一线，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加上身心遭到的摧残和政治上的迫害，于40多岁身患癌症不能得到及时救治，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1970年去世，享年52岁。
1981年博彦满都追悼大会上的悼词（共900多字），中国共产党终于对这位忍辱负重，长期遭受误解和屈辱的反帝、反封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对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革命者做出了较为正确的历史结论。1990年原内蒙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王再天告诉博和："如果博老不给胡耀邦写信，这个反是平不了的。"实际上给博彦满都做历史结论的事，并非只涉及博彦满都本人，而是涉及到整个东蒙古地区的革命史。
下面附上博彦满都给胡耀邦总书记写的信件（电子版）:
尊敬的胡耀邦总书记：
我名博彦满都，蒙古族，现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我又是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常委。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一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事政府工作。文化革命中，我和全国其他许多干部一样，遭受林彪"四人邦"的迫害。从一九六七年月起，即被隔离审查和军事管制，时间约四年之久。在这期间，被多次审讯、批斗，让我天天写各种材料，身体遭受摧残，精神受到折磨。政治上给我加上种种帽子："乌兰夫招降纳叛的反党叛国集团分子"、"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反动民族上层分子"、"蒙奸"、"新内人党"等等。粉碎"四人邦"后，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各种冤、假、错案都一一得到平反昭雪，各项政策都不断落实，党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得到了贯彻。目睹此情，心中极为快慰，我的"新内人党"问题亦经组织正式平反。但其余问题尚未能澄清，所写各种材料也未能全部销毁和退回。因此，我于一九七九年六月五日，曾上书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并周惠书记，请求捐派专人，通过调查，对我的历史作出结论，以利推翻林彪、"四人邦"所加给我的不实之辞，予以平反，落实政策。我又于一九七八年在北京治病及一九七九年全国政协开会之机，找乌兰夫同志，要求给予帮助。（因乌兰夫同志有出国访问任务，未能面晤）而我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请求报告，已交去一年多，至今没有着落。我现年八十六岁，体弱多病，因此，我不得不向您请求，希望能帮助我，解决我的历史结论问题，则感激不尽！
此致
敬礼
博彦满都敬上
一九八零年十月
现将我的历史情况简述如下：
我生于一八九四年，中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文教工作。一九二五年在张家口加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被选为执行委员。内人党属第三国际领导。之后我一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由第三国际派来的特木尔巴根、朋斯克两同志领导。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一九三二年特木尔巴根同志在科左中旗赵家窑召开的会议上，决定派朋斯克同志去第三国际请示，在等待第三国际指示前，可以暂时接受伪满委任。我接受了伪兴安南分省民政厅长职务。同时接受委任的还有哈丰阿等同志。一九三四年，朋斯克从第三国际回来，指示可以接受伪满官职，官越大越好，对做革命工作有利。我继续接受了伪满的官职，做过代理省长，兴安总省长等。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事内蒙古自治运动工作，任过自治运动联合会副主席等职。建国以后，一直在人民政府任职，特木尔巴根及哈丰阿同志因遭受林彪、"四人邦"迫害，于文化革命中相继去世。粉碎"四人邦"后，政府为他们平反昭雪，开了追悼会，我认为在悼词中对他们的历史评价还是实事求是的，我的情况同他们的基本相似，请求考虑为盼！
此致
敬礼
博彦满都敬上
一九八零年十月三日
下附博彦满都写给胡耀邦总书记的信件，当时博写字已经非常吃力了，该信由博彦满都女婿丁正彬（内蒙古大学中文系教授）誊写：
博彦满都1980年11月9日去世后，没有随即召开追悼会。当时的情况是，王铎主张，先开追悼会，然后再慢慢研究博彦满都一生的政治结论；博和的态度是，先研究博彦满都的政治结论，然后再说后面的事。所以，博彦满都的追悼会是在其去世后的次年1981年9月8日举行的。为什么拖了十个月之久，主要是因为悼词的内容定不下来。
下面谈一谈博和与起草博彦满都悼词的内蒙政协干事靳子春（汉族，2021年去世）和内蒙古党委常务书记王铎交涉的过程：1981年时靳子春不到50岁，他写悼词的依据是博彦满都的档案。在写悼词的整个过程中，博和和他交涉过几次，几易其稿博和都不同意他写的稿子，认为他写得太空，没有实质性内容。博和最后一次跟他交涉时，靳子春说："写博彦满都这样的统战人士，应该是秉着抑恶扬善的原则，也就是好的东西多写，比如：学马列、学毛选等，不好的东西咱们就不写。"博和说："写博彦满都应该是实事求是，你所说的'恶'无非是指他任过伪职，你可以把它写上。我还是不同意你写的稿子。"这时的靳子春急了，说："我实话告诉你吧，这是我写的第五稿了，我修改的每一稿 xxx 都要直接过目。"他表示，博彦满都的悼词他只能写到这个程度了。实际上，博彦满都在1947年"五·一"大会后就已经在内蒙古政坛上销声匿迹了，34年后的1981年，还能引起国家领导人 xxx 对他历史结论如此高度的重视，这确实是让人匪夷所思。博彦满都去世时的职务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参事室的上级单位是政协，政协的上级单位是统战部，统战部的上级单位是内蒙古党委，内蒙古党委的上级单位才是中央一级。
博和又去内蒙党委找王铎交涉，王铎说："关于悼词的事情我看就这样定了吧，另外你们家属还有什么其它要求和困难都可以提出来。"博和不同意这个悼词，认为写的太空，博和说："如果非要用这个悼词，这个追悼会你们就官办吧，我们家属都不参加。"王铎想了想说："我们再研究一下吧。"
后来王铎与博和一起研究博彦满都一生的政治结论的事情。博和知道，这个事情中的主要难题和关键点是关于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指示的问题。具体地说，1934年朋斯作为共产国际联络员（也可以说通讯员）向博彦满都和哈丰阿这些人亲口传达了指示，这个指示的主要内容是：内人党人一定要好好地隐蔽起来，不要做公开斗争，伪满的官可以当，而且官当得越大越好，这样对我们的工作更有利。遵照这个指示，博彦满都和哈丰阿确实在"伪满"当了很大的官。
当时，对于上述这个事情官方不作明确的肯定或否定。王铎的主张是：关于共产国际指示的事情先放着，先不提，搁置不论；可以谈论博彦满都过去革命活动和工作，如早年参加的辛亥革命，反帝、反封建、反王公贵族的斗争，参加南京会议，组织内蒙古平民同志会等等。可是，博和不赞同对共产国际指示这个事情搁置不谈。王铎说："咱们这么办，我们尽量把你父亲的革命活动都说出来，他做了哪些事，做了哪些好事，我们也都说出来，说明他在那个年代确实为蒙古民族做了好事。"
王铎和他属下几人反复研究，肯定博彦满都过去的革命活动和工作，主要有：1925年加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为该党候补执行委员兼哲里木盟支部书记；进行过反帝、反封建、反对北洋军阀、反对大汉族主义的斗争；在"日伪"时期，曾帮助革命同志，并给予经济上资助；1945年日本投降，博彦满都同志曾任东蒙自治政府主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召开的承德"四．三"会议，并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赞成解散东蒙政府；参加了内蒙古地区的民族自治运动，并且担任了内蒙古自治区自治运动联合会的副主席；1947年参加了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并当选为内蒙古自治区临时参议会议长；先后担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内蒙古政协常委等重要职务；30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下为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时博和问王铎："过去那么骂他，在他头上扣那么多大帽子，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王铎说："这个包含在悼词里了。"他接着指着稿子往下念："多年来博彦满都同志重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他积极工作，谦虚谨慎，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给予博彦满都同志强加的'蒙奸'、'反动封建上层'、'民族分裂分子'等各种政治帽子和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对博彦满都同志及其被株连的家属，应给予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他十分痛恨林彪，'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他对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大好形势十分高兴，对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充满信心。他的逝世是革命事业的一大损失，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朋友，好同志。博彦满都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为人民做的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的。"这就是官方对博彦满都一生作出的政治结论，并且是在悼词中表达出来的。这时博和又向王铎同志提出一个问题，说："悼词中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给予博彦满都同志强加的'蒙奸'、'反动封建上层'、'民族分裂分子'等各种政治帽子和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对博彦满都同志及其被株连的家属，应给予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可是，博彦满都头上的这些政治大帽子并不是在'文革'中被扣上的，早在1946年以后社会上就已经这么流传了。"王铎一听就笑了，然后对博和说："你就不要进一步追究得那么细了，这个事情能达到这个程度已经很不错了，你不要死抠这个时间段了，那也是群众运动呀，你就理解吧。"最后王铎问博和："悼词这样写你同意不同意？"博和说："我同意。"之后就开了追悼会。这一悼词来之不易，最后以悼词代结论的形式给博彦满都平了反。博彦满都生前曾多次请求内蒙党委对他的一生做出公正的结论，特别是在他的晚年，这种要求更为急切。
1981年9月8日下午，博彦满都的追悼会被安排在内蒙古政府礼堂召开◇规格很高（按省军级干部），十分隆重，这出乎我们家属的预料。出席追悼会的各界人士很多，有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学院、内蒙古工学院、内蒙古医学院、内蒙古农牧学院和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等院校的师生，其中有较多的蒙古族学生。那天中午内蒙古大学的高音喇叭也通知了博彦满都追悼会的事。追悼会由内蒙古政协副主席王海山（曾是原内蒙骑兵一师的师长）主持。内蒙古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陈炳宇致悼词。很多单位部门或个人献了花圈，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送了花圈，乌兰夫也送了花圈。
就在陈炳宇致悼词的过程中，从政府礼堂二楼缓缓降下两个黑色条幅，条幅的一半是用蒙文写的，另一半是用汉文写的，内容是"民族英雄垂千古，成吉思汗有子孙。"博和看到这条幅时心里特别紧张。追悼会过后两天，内蒙古大学校长于北辰问博和："在你父亲追悼会上，从二楼下来的那两个黑色条幅是谁写的？你事先知道不知道这个事情？"博和说："于校长，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两个黑色条幅着实吓我一大跳，这么写很不合适。"于北辰说："噢，你不知道啊。"过后于北辰没有再提这件事。那天追悼会的情景就是这样。
下附：博彦满都追悼会上的部分照片。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王海山主持追悼会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陈炳宇致悼词
老干部讲话
王再天、克力更、王海山、陈炳宇等领导慰问博彦满都遗孀
民族出版社原副社长兼副总编李鸿范慰问博彦满都家属
王再天、克力更、王海山、陈炳宇等领导慰问博彦满都家属
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学院和内蒙古医学院蒙古族青年敬献挽联中的一幅
博彦满都生前也一直在找乌兰夫给自己做政治结论，可乌兰夫始终不见，博彦满都最后一次见到乌兰夫是在1972年，也就是1972年去乌兰夫家当面向他提出了这个要求，从此乌兰夫就再也不见博彦满都了。1978年博和陪着博彦满都再一次敲乌兰夫的家门时，乌兰夫就避而不见了。当时，警卫问了来人姓名后说：请稍等片刻，我向首长通报一下。最后警卫给的答复是，首长现在不在家。
1979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博彦满都再一次约见乌兰夫，乌兰夫的答复是："我现在正在准备出国访问的东西，没有时间。"如果博彦满都不给胡耀邦总书记写信，这个悼词是不会这样的。我们作为博彦满都的后人衷心感谢胡耀邦总书记的关心和帮助，最终能够在博彦满都悼词中对其一生评价到如此程度。
下面附上博彦满都的悼词。
博彦满都同志的悼词
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原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博彦满都同志。博彦满都同志于1980年11月9日因病逝世。
博彦满都同志系辽宁省康平县人，生于1894年，蒙古族。他早年就接受民主革命思想，于1925年加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为该党部候补执行委员兼哲里木盟支部书记，进行过反帝、反封建、反对北洋军阀大汉族主义的斗争。在日伪统治时期，曾对革命同志有过帮助、并给予经济上的资助。
1945年日本投降，博彦满都同志曾任东蒙自治政府主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召开的"4-3"会议，他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赞成解散东蒙政府，参加了内蒙古地区的民族自治运动，并且担任了内蒙古自治区运动联合会副主席。1947年他参加了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并当选为内蒙古自治区参议长。先后担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内蒙古政协常委等重要职务。卅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下，他为自治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多年来，博彦满都同志重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他积极工作，谦虚谨慎，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给博彦满都同志强加的"蒙奸"、"反动封建上层"、"民族分裂分子"等各种政治帽子和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对博彦满都同志及其被株连的家属应给予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他十分痛恨林彪、"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他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现的大好形势十分高兴。对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充满信心。他的逝世是革命事业的一个损失。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朋友、好同志。博彦满都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为人民做的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的。我们要学习他热爱党、热爱人民、维护社会主义祖国各民族的团结、盼望早日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统一的爱国主义精神，学习他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精神。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更加紧密地结在党中央周围，认真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学习和贯彻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实现国民经济的进一步调整和实现政治上进一步安定的重大方针，为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博彦满都同志安息吧！
1981年9月
这篇悼词就是对博彦满都历史做出的结论。他把那些在左倾思潮泛滥年代强加给博彦满都的恶语和罪名，统统推倒，彻底平反昭雪。这位老人在九泉之下，若能知晓此结论，也可瞑目了。
博彦满都追悼会是在1981年9月8日开的，1981年9月27日《内蒙古日报》报道了博彦满都追悼会情况：
另外这里再附上博彦满都于1979年5月给内蒙党委书记周惠的信件，这封信件是请求内蒙党委给他做历史结论，但最终石沉大海，没有下文。
博彦满都写给周惠等领导的信稿：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周惠书记并各位书记：
我叫博彦满都，1925年参加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任执行委员。1931年至1945年间，根据第三国际指示和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决定，曾任伪满省长等职。1945年日本投降后，率东蒙代表团去乌兰巴托，面见乔巴山，商谈内外蒙合并及内蒙民族解放问题。同年底返国，即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内蒙自治运动，担任过自治运动联合会副主席等职务。现是内蒙古政协常委、参事室负责人之一。
解放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党的领导下工作，但党组织对我的历史结论，从未与我本人谈过。在文化革命运动中，我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从一九六七年起，被军事管制了四年之久，曾被多次提审，受到逼、供、信的折磨，致身患肺结核病，耳朵发聋。政治上给我加上种种"罪名"，什么"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分子"、"老牌儿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什么"反动上层分子"、"阶级敌人"等等。流毒深远，影响极坏，使党的政策在我身上不能落实。如一九七七年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活动时，我曾三次请求，未得批准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前夕，我是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副主席，多么想亲自看看内蒙古三十年来的巨大变化，参加这次盛大的庆典啊！又如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在调整安排人事工作时，我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职务（内蒙古人委委员，自治区历届人民代表，全国政协委员）都全被取消了。另外，还有一些使我难以理解的事情，限于篇幅，此处从略，待专案调查时，我当详述。文化大革命后，我受到这样的待遇，显然是"四人帮"流毒没有肃清，致党的政策不能在我的身上落实。今天，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精神奋发，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力。我虽年已八十六岁，仍应为祖国建设出力。因此，恳请领导指派专人，通过调查，将我的历史做出结论，有利于清除"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落实党的政策；同时也有利于我今后的工作。
我的历史经审查做出结论后，如符合党章规定和要求，在我活着的时候，希望能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以实现我多年的愿望，则幸莫大焉。
此致
敬礼
附博彦满都简历一份。
博彦满都
1979年5月
下附博彦满都给周惠信件的手写稿：
下附1980年12月3日内蒙政协开具的博彦满都死亡证明（正反面）。
这里面的关注点是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也就是博彦满都在52岁时才参加的革命，简单地说，52岁之前，博是属于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存在着巨大的争议，如果把博算作正面人物， xxx 是绝对不会答应的，原因大家都明白，这里不解释。如果把博算作反面人物，内蒙古东部区的革命史就会让人雾里看花，看不清楚，对那些一味否定和抹黑博的人，博就像卡在他们喉咙里的一块骨头，让他们很是难受。更加让人感到蹊跷的是，1946年"四·三"会议时，刚参加革命工作的博彦满都就成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副主席，1947年"五一"大会后，又变成了内蒙古自治区临时参议会的参议长，随即便在内蒙政坛销声匿迹了。
为了否定和抹杀博彦满都的历史功绩，如果干脆不提博，就当历史上没有这个人存在过，恐怕也行不通，如果真要是这么做的话，1925年到1947年内蒙古东部区的这段历史（或者叫革命史）就串不起来了，如果把博放在应有的位置上，那就更加让个别领导不能接受了，这也是为什么博彦满都悼词这么难产的原因所在。现在好像只有用淡化博彦满都的方法效果最好，就是把博为蒙古民族做的好事都安在别人头上，如果实在绕不过去博时，就把博放在次要的位置，以示博并不重要。明明博彦满都在一些重大事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叙述事情的过程中，要么避而不谈，要么张冠李戴，要么把博的名字放在最后，这在很多回忆文章里都有所体现。当然了，这是和共产党在1947年"五．一"大会以前给博划的红线有很大关系，谁要是踩了这个红线，谁的仕途必然要受到影响。这里举一个例子可能更能说明问题，比如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国上下都在轰轰烈烈的批判刘少奇，这时，谁要是不合时宜地说了真话，那还得了，那不是惹了大祸。有学者说博彦满都的情况有点像在文革期间刘少奇的遭遇，不同点是，刘少奇文革后彻底得到了平反，而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平反，博虽然已去世45年了（1980-2025)，但博到现在还是敏感人物，如果博能得到真正的平反，内蒙古东部区的革命史就会变得清晰起来。博彦满都从辛亥革命（1911年博17岁）起就投身到民族解放运动当中了，并为这个事业奋斗了一生。他早期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影响，1918-1920年间在《奉天蒙文报》上就发表了多篇文章，原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阿拉坦敖其尔曾说过："内蒙古革命史应从辛亥革命写起，应系统地介绍民族解放运动的全过程。"
下附2006年内蒙古党委统战部写给《中华书局》的信：
《中华书局》在1994年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伪满傀儡政府（三）》附录一中，还将博彦满都列为汉奸官吏，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过去极左路线的流毒，在博的身上还远没有得到肃清，博脑袋上被扣上的多顶政治大帽子，从来就没有真正地摘掉过。类似的错误，在很多权威文献里都有体现。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的政策不仅没有在博彦满都的身上得到落实和体现，而且还有个别领导为了突出自己的历史功绩，更加变本加厉地继续打压和迫害博，如：1977年12月，在调整安排人事工作时，博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职务：内蒙古人委委员，自治区历届人民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全部被取消了。
1997年在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50周年大庆时，推出了一部11集电视连续剧《乌兰夫》，该剧的编剧名叫刘汉一，他是包头话剧团的，电视剧的后五集《五月之光》，把博彦满都进行了一番歪曲丑化，造谣中伤，这部剧是把博作为乌兰夫的对立面来处理的，博被描写成与乌兰夫争夺权力、事事与乌兰夫作对、专门同乌兰夫捣乱的人物。在这里，关于这部剧的内容就不谈了，简单的概括成一句话，就是这部剧把博当成反面人物来处理和宣传的。因为这部作品在中央电视台和内蒙电视台反复播映，影响较广，所以给博彦满都和内蒙古东部区潜伏在敌伪政权里的革命者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哈丰阿的儿媳妇（确精扎布的爱人），在内蒙古大学院子里和博和说："《乌兰夫》这部剧把我公公描写的还不如你父亲的形象好。"这个剧本的创作时间段是：1992年8月15日﹣1993年2月，历时6个月。这个剧本完稿以后，
——————————
5详见《1979年5月博彦满都写给内蒙古党委书记周惠的信件》。
并没有广泛征求过有关当事人和搞近现代史学者们的意见。当时有搞法律的专业人士，找到博和说："由于《乌兰夫》这部连续剧是面向全国播映的，你可以避开内蒙古，到全国任何一个城市起诉这个剧的编剧刘汉一，告他造谣中伤和诽谤罪，让他公开赔礼道歉，我们可以免费提供法律帮助。"博和说："什么官司都可以打，唯独政治官司不能打，因为是不可能打赢的，更不用说我这么一个普通小老百姓了。"
为了这个剧的事情，博彦满都的后人专程去编剧刘汉一的家，了解刘汉一是根据什么史料编写这部剧的。刘汉一气愤地说，这个剧本根本不是我原来所写的剧本，它已被 xxx 的原秘书王树盛改得面目全非了。此时，坐在一旁的刘汉一夫人突然哭了。她说："如果这部剧，给博老的后人造成了伤害，我和汉一深表歉意。"为缓解尴尬气氛，博的后人平心静气地说："没有什么，我们都已经习惯了，我们不怪刘老师，如果刘汉一不写这个剧本，还会有张汉一、王汉一写的，因为在庆祝内蒙古成立50周年这个时间节点上，就是需要有这么一部剧。"刘汉一说："说得对，就是这么一回事。"
这里人们不禁要问，既然这个剧本完全是按王树盛的意思改的，那么王树盛又是听从了谁的意见？又是谁在指挥着王树盛这么干的？如果直接让王树盛当《乌兰夫》这个剧的编剧，不是更方便、更好嘛？难道还要让王树盛避避嫌？如果刘汉一不提王树盛，谁能想到真正的幕后编剧是王树盛。
2007年在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大庆时，又推出了
——————————
6刘汉一家住包头市话剧团院内的家属区。
24集重大革命现代历史题材的电视连续剧《草原春来早》，该剧又是在中央电视台和内蒙电视台进行了反复播映，这部剧的编剧是原内蒙外事办主任王国士。这个剧的剧本在2005年10月18日就完稿了，完稿以后，王国士就把这个剧本分发给有关人士，广泛地征求意见。研究内蒙古近现代史学者郝维民教授拿到剧本认真审阅后，给这个剧本提出200多条修改意见，希望不要再重蹈内蒙古自治区成立50周年大庆时《乌兰夫》电视剧里的错误。可让郝维民感到吃惊的是，2007年播放《草原春来早》这部剧时，郝维民提的200多条修改意见居然一条也没被采纳，郝维民非常的气愤。剧里涉及到博彦满都的地方，在处理方法上和《乌兰夫》这部剧大同小异，又进行了进一步地歪曲丑化和造谣中伤。
郝维民跟博和说："我要是博老的后人，我一定要起诉这部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博和的一己之力是打不赢这个政治官司的，博和当然是不会打这样的政治官司。
实际上真正的编剧也不一定是王国士。王国士和刘汉一的情况应该是同出一辙，《乌兰夫》这部剧真正的编剧是王树盛，刘汉一只是一个顶名的编剧而已。《草原春来早》这部剧真正的编剧又是谁？或者是什么人给与王国士这么大的权力任凭他不讲事实，主观臆断、胡编乱造的？既然什么人的意见都听不进去，剧本完稿后王国士还有必要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吗？难道王国士还有什么不便说的苦衷吗？真相迟早会浮出水面的。
此类事例太多，不必一一列举。事实上，博彦满都悼词中所谓给博的平反只是字面上的平反，并没有从根子上平反，否则就解释不通上述种种事件的发生。只有真正从根子上给博彻底平反，才能杜绝此类事情的再次发生。
满达
2025年2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