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民族学院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辽宁大连116605)
[内容提要]康熙三十一年(1692),部分巴尔虎人迁居辽宁地区,被安插于满洲八旗,开始了新的生活。数百年以来,他们顽强拼搏,生生不息,在辽宁这片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家园,并与满、锡伯,汉族和谐相处,共同为国防建设和区城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巴尔虎 辽宁八旗 驻防
[中图分类号】K28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067(2013)03-0020-05
巴尔虎是蒙古古老部落之一,起源于巴尔古津脱窟木地区,即今天贝加尔湖东岸的巴尔古津河流域。巴尔虎之名,最早出现于突厥阙特勤碑文上,称“拔野古”,《旧唐书》和《新唐书》亦称“拔野古”。《元史》称之为“八儿浑”,《秘史》称之为“八儿忽”,《史集》称之为“巴儿古惕”。明代文献称“把儿护”、“巴尔古”“巴儿勿”,清代统称为“巴尔虎”。现在巴尔虎人多数居住于呼伦贝尔草原,少数分布于锡林郭勒盟和赤峰市以及辽宁、吉林、黑龙江以及蒙古国、俄罗斯等地。本文根据笔者的田野考察,结合文献记载。就辽宁特别是大连地区巴尔虎人的情况作一初步探讨。
一
康熙二十七年(1688),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击溃喀尔喀三汗部,部分巴尔虎人随车臣汗南下漠南蒙古,在张家口边外,科尔沁以及木兰围场等地辗转迁移。自康熙三十一年起,清政府将上述地区的巴尔虎人陆续派往盛京、吉林、齐齐哈尔、墨尔根、布特哈、察哈尔等地驻防。雍正十年(1732)和雍正十年(1734),又分别从布特哈和外蒙古车臣汗部迁移巴尔虎人驻防呼伦贝尔,成为今天的陈巴尔虎和新巴尔虎蒙古。
在各地的巴尔虎人中,辽宁地区巴尔虎人的历史尤其引人注目。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不断变迁,族群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深入研究辽宁巴尔虎人的历史,不仅在历史学、民族学上意义重大,而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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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清代东北民族关系若千重大史实研究"(ZJ12RWZD007)和辽宁省高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清代满蒙关系及其变迁研究"(2009R1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黑龙(1964一),男(蒙古族),大连民族学院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有十分深远的人类学意义。笔者在大连工作,受生活环境的影响,更多地关注大连地区巴尔虎人的历史与现实,在巴尔虎人居住地和巴尔虎人曾经驻防过的地方进行了探访,获得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信息。关于辽宁巴尔虎人的来历,学界已有报道。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都兴智教授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发表“巴尔虎蒙古源流考”一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巴尔虎人的起源地、南迁以及被清朝安置于各地的过程。其中,对巴尔虎人驻防辽宁的情况也做了较为清晰的记述。2006年,呼伦贝尔学院长海先生在《呼伦贝尔日报》上发表“辽宁的巴尔虎旗人”一文,介绍巴尔虎人驻防辽宁之经过。上述二文均引用了大连瓦房店市驼山乡发现的巴尔虎人赫姓先祖碑和《巴尔虎本源考》(手抄本)①等珍贵史料。赫姓先祖碑文如下:
赫姓先祖碑(民国十年十月初六日敬立)
巴尔虎系驻防,原籍卡勒卡四部落七旗。男妇共五千余口,壮丁一千二百七十三名,移奉天辽阳以逸西,沿太子河已致皇泥滓、牛庄,有牧场,堪可处所插营。若至冬季,办给房间居住。难于养活牲畜。如牲畜稀少,不能插营者,著交指派各城地方官,酌量暂行办给房间居住等语,由奉天将军奉请,领其披甲。于康熙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奉圣旨,依议著塔旺扎布袭为二等佐领,额尔得尼代青、卡勒唐袭佐领,钦此。著百丁为一佐领,每佐领领催兵五十五名,余下作为附丁,归上三旗兼管。由此选其堪挑佐领者拟以陪奉请引见,编为十佐领,拨往复周、熊岳、辽阳、开原、岫岩、凤凰城、金州各一佐领,奉天三佐领。
此碑文与《盛京通鉴》等官书记载相吻合,其史料价值毋庸置疑。碑文提到的塔旺扎布、额尔得尼代青、卡勒唐三人,也见于《巴尔虎本源考》一书。②巴尔虎人驻防辽宁的十个佐领中,复州、金州、岫岩三地为今天的大连地区。赫氏碑文正是从复州(今瓦房店市)驼山乡双山村发现的。碑文虽然没有交代巴尔虎人进入辽宁之原因,但清代官书留有记载。康熙三十一年(1692),清朝议政王大臣议奏:“巴尔虎人生计艰难,请移往盛京等处披甲吃粮,以期有益”。可见,清政府鉴于颠沛流离、生计艰难的巴尔虎人之诸求,将其安插于满洲八旗。当时,迁到辽宁的的巴尔虎人多以“巴尔虎”三字命名新居地。现已掌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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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巴尔虎本源考》,达桑阿撰。达桑阿,今瓦房店市巴尔虎人,曾任凤凰城巴尔虎佐领,是巴尔虎人中汉文化水平较高的文士。参见大连史志办公室编《大连市志"民族志》第353页,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②) 据都兴智教投査证,赫氏先祖碑文应抄自《巴尔虎本源考》一书,而《巴尔虎本源考》碑文部分,应是引自《盛京通鉴》卷三。因此,《盛京通鉴》对巴尔虎人驻防辽宁的记载最为原始详实。《盛京通鉴》,藏于辽宁师范大学图书馆。
材料证明:开原巴尔虎人后裔主要居住在今开原市金沟子乡巴尔虎营子村;辽阳巴尔虎后裔居住在今辽阳城南达子营和首山达子营两处:复州巴尔虎后裔居今复州城北双山村(赫家营子)和城西的东西巴尔虎村,有康、寇、赫、韩、卜五姓;金州巴尔虎后裔居今金州城西北七顶山满族乡,有车、白等姓;岫岩巴尔虎后裔居今庄河市吴炉镇巴尔虎村和太平岭满族乡土城子和岫岩县巴尔虎胡同等地,有寇、白、石三姓;凤凰城巴尔虎人初驻今凤城市城东南蒙古营子,后移居西南,有敖、吴、马、何等 11姓。①
巴尔虎人进驻辽宁后数百年来,特别是清一代,其生产生活状况究竟如何呢?对此,地方史志、谱资料以及民间传说能够提供大致脉络。明末辽东战事仍,居民或死亡或逃散,村落萧条,地荒人稀,直到康熙二十六年(1687),清朝采取“拔兵实边"政策,金州、复州等地才兵民日增,渐成州县规模。然而,广大乡村仍是荆棘遍野,人烟稀少,大片荒地没有开垦。金复等地巴尔虎老人中流传其先祖初来落户时“打马占山”和“跑马圈地”的传说。如,复州巴尔虎蒙古韩姓所居的东、西巴尔虎村周围是一片沃土,最初即被韩氏先祖所圈占。西巴尔虎村西北是满族郎姓居住地,再往北是锡伯族关姓居住地。当年,韩姓先祖曾与满族,锡伯族在那里划界占产,于是形成今天的东,西巴尔虎村。②巴尔虎人初来辽宁时还不会种地,“占山”、“圈地”,应是用于放牧和渔猎。经过一段时间后,他们向满人,汉人学习种地,以农业为主,兼营牧业,满足生活需要。
巴尔虎人进驻辽宁之初,操蒙古语,随后接受了满语和汉语,这在他们的谱牒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很多巴尔虎人迁居辽宁之后,前几代先祖的名字几乎都是蒙古名,后来满语名和蒙汉、满汉合璧名多了起来。应该说,辽宁的巴尔虎人原来说的是蒙古语,刚迁来时首先向满人学习满语,接受满文化,甚至现在称父亲为“阿玛”或“玛玛”,称母亲为“额娘”或“讷讷”,与满族相同。然后,巴尔虎人向汉人学习汉语,取汉名较为普遍。如,庄河寇姓第四代祖巴彦太,汉名寇率忠,巴彦布,汉名寇率平,③目前,我们尚不知驻防辽宁之巴尔虎人接受教育的详细情况。据史书记载,巴尔虎人南迁辽宁后,清政府只允许他们参加武举考试,而不准应文举。后经过巴尔虎人积极争取,至嘉庆年间,清政府允许他们参加文科考试,取得了与满、汉民族同等的考试权利,文化水平不断提高,④清末至民国年间,在俄、日殖民统治和北洋军阀、国民党的统治下,辽南地区的巴尔虎人与其他各族同胞一样,经济贫困,文化教育落后,大多数人读不起书而成为文盲。在习俗方面,巴尔虎人还保留了蒙古人的旧俗。例如,生小孩不庆满月,也不庆周岁,这是与汉、满两族明显不同的习俗。然而,他们在其他很多方面受满族影响较深,直至现在很多社交场合中的礼节都与满族相同。整个清一代,法律“禁蒙古、锡伯、巴尔虎佐领下女与汉人结亲”,⑤所以巴尔虎人多与满族、锡伯族相互娶嫁。直到民国以后“旗民不婚”禁令被取消,巴尔虎人才可以与汉人通婚,但这已是很晚的事情了。⑥
二
为了追寻巴尔虎人驻防辽宁地区之踪迹,并了解其后裔的状况,笔者于2012年6月30日 ,赴庄河市吴炉镇光华村东北的巴尔虎营子,进行实地考察。
吴炉镇光华村,距庄河市区10公里。我们考察组一行4人,在《庄河记忆》杂志主编周美华女士的陪同下于6月30日上午前去光华村,村委会主任包生贵接受我们的采访。我迫不及待地询问,此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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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都兴智“巴尔虎蒙古源流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4 年第3期。
②大连史志办公室编《大连市志·民族志》第350-351页,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③大连史志办公室编《大连市志"民族志》第 352页,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2年版。
④大连史志办公室编《大连市志·民族志》,第353页,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2年版。
⑤《清高宗实录》,卷 748。
⑥ 大连史志办公室编《大连市志·民族志》,第354-355页,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没有蒙古人,包主任回答说,我们光华村由9个自然村组成,人口4000多人,其中没有一个蒙古人。我提出查看户籍簿,包主任十分肯定的回答,没有一个蒙古人。接着我提到“巴尔虎”这个名称,他说“东北方向一公里左右就有个屯子叫巴尔虎,不知道什么意思”。随后,包主任叫来了一位腾姓七旬老人,请他回答我们的问题。腾先生说:记得,我在八、九岁的时候,巴尔虎营子住着寇姓蒙古人家,他们家六间房子现在还在,寇家成年男人都在城里当差,妇女、老人和儿童在巴尔虎营子的家里。他们比较富裕,有很多土地租给汉人种,收成时,这些妇女穿上旗袍,赶着马车,挨家换户收租,显得特别富贵显赫。在我十几岁时候,她们一夜之间都不见了,后来听人们讲,土地改革运动揪起,政府没收了他们的土地,这些妇女带着老人和孩子进城找他们男人去了。从此以后,这个地方没有蒙古人了,只留下了他们的六间老房和北山脚下的寇家墓地,还有巴尔虎这个地名。我带你们去看一看他们的老房和墓地。
通过查访可以得出一些结论:此地巴尔虎人自康熙三十一年(1692)来这里到1947年土改,在这里生活了255年。在漫长的历史中他们与满人生活在一起,接受满族文化的影响,并逐渐满化。后来,随着满人的汉化,他们也经历了从满化向汉化的衍变过程,但保留了蒙古族和满族的一些文化习俗特点。例如,在巴尔虎当地至今有吃手把肉、喝羊汤的习俗,而寇家的房子和墓地有满人的文化特征。虽然此处的巴尔虎人在历史的烟云中无踪无影,但是文献记载、民间传说和历史遗物,依然使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变迁的大致脉络和一些耐人寻味的情节,而他们的这种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历史的演变轨迹。
此次考察,未能见到巴尔虎人的后裔,心中总有遗憾,于是我查阅大连市地方史志资料,并与《大连市志·民族志》的撰写者辽宁师范大学都兴智教授取得联系,向他进一步了解大连地区巴尔虎人的情况。都先生为了编写大连市民族志,曾经走访过大连地区巴尔虎人居住区,在瓦房店市驼山乡双山村发现巴尔虎赫姓先祖碑,并在民间发现《巴尔虎本源考》(手抄本)一书,并撰文在国内报道上述两部文献资料,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根据都兴智先生提供的线索,我们考察组一行三人于2013年7月29日,驱车前往瓦房店市驼山乡双山村(复州老城北)进行了考察。与庄河市吴炉镇巴尔虎村相比,这里巴尔虎后人聚集,全村1000余人中 400人是巴尔虎人,分为赫、韩、寇、康、卜五大姓。该村以赫姓居多,因此亦称赫家营子。而临近的东西巴尔虎村韩姓巴尔虎人较多。这些姓氏几乎都是以其先祖名字的第一字为姓的,赫姓第一代族名温札力,任佐领,其子名赫翁阿,姓即以字为姓。我们采访了小学教师赫永贵、村会计韩家臣、工人康连祥,赫永贵是温札力的第十代孙子,赫姓先祖碑传于他们家,十多年前折断成两截,并被扔弃。在损坏之前,赫永贵复制碑文并复立碑于曾祖父墓前,使碑文得以完整的保存下来。据赫、韩、康等人介绍,在文革之前,每家都有家谱,在文革中被销毁殆尽,然而有人将家谱中的谱系名单抄录下来,文革结束后纷纷编制家谱表,现在每家几乎都有这样的家谱表,从中可以窥见其家族演变的脉络。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大连地区的巴尔虎人在民族识别的时候,几乎都报满族,所以现在他们也都按满族来确认自己民族成分。除了少数人,大多数人不认为自己是蒙古族,对蒙古族的认同意识淡薄,历史记忆比较模糊,他们只知道自己是从“喀尔喀四部七旗"过来,但是不知道“喀尔喀四部七旗”在哪里。在学术界对巴尔虎人的民族身份的表述也有矛盾和纠结之处,《大连市志·民族志》满族篇将巴尔虎人作为满族,而蒙古篇将巴尔虎人作为大连地区蒙古族的主体来编写的,这也许体现了巴尔虎人的复杂身份和特殊的演变历史。
巴尔虎人的足迹遍布整个辽宁,从辽北重镇开原到中心沈阳,辽东半岛沿海的主要城市均有巴尔虎人驻防。现在“巴尔虎”作为地名和基层单位名称面被广泛沿用。巴尔虎人顽强拼搏,生生不息,在辽宁这片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家园,并与满、锡伯,汉族朝夕相处,相依为命,为辽宁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族和谐共进,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过程中,也涌现出一批优秀人物。例如,寇文光,今庄河市寇半沟人,清代举人,曾在岫岩厅做官,颇有名望;韩家贵,今瓦房店市驼山乡东巴尔虎村人,曾任国民党政府驻外大使,其侄韩延武在台湾任军事教官;赫文礼,今瓦房店市驼山乡双山村人,读二十余年书,人称“二先生”,曾在山西军阀阎锡山手下当秘书。①
三
巴尔虎人进驻辽宁已有321年的历史。当时,5000余人分为10个佐领,驻防8个城市,在沈阳有3佐领一千余人,其他7个城市平均500余人。在数百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他们经过了由蒙古满化,再由满洲汉化的过程,其经济生活由游牧业转向农业和渔业。清政府设立“巴尔虎衙门”单独管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他们的权益,巴尔虎衙门成为八旗之外的一个特殊行政组织,被称为“第九旗”。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巴尔虎人驻防辽宁的历史,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清朝政府对蒙古的基本态度和政策,即“分而治之”,辅以“怀柔”,而前者是目的。尽管文献资料记载当时清政府为解决巴尔虎人的生计而将其安置于辽宁地区,然而从安置的方式看,绝非仅仅是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明显具有分割瓦解之意,进而从根本上消除其反抗清朝的能力。与此同时,做为蒙古的组成部分,巴尔虎人毕竟是满洲人的盟友,所以清朝政府以“满蒙一家”之情,优待巴尔虎人,使其免遭歧视。在漫长岁月中,巴尔虎人虽然满化和汉化较为严重,但仍保留了本民族的一些特点,而这些特点成为了区别于其他族群的文化人类学特征。例如,蒙古族体质特征依然明显,因为一直到民国,禁止蒙汉通婚,只有与蒙古内部或满人、锡伯之间通婚;吃手把肉、喝羊汤等饮食习惯保留至今;为人诚实,性格直爽,热情好客之特点依然可见。
(本文得到了大连民族学院设计学院易宇震教授和大连朵兰公司总裁白俊青先生的帮助,谨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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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连史志办公室编《大连市志民族志》第363页,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