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眼睛摸一摸曾经的理想

柱哥说：这篇文章写于2010年，刊载于《招银文化》，今天偶然翻了出来，颇有些感慨，发出来供大家一笑。

用眼睛摸一摸曾经的理想

——致韩寒、和千呼万唤的《独唱团》

“谁也没有看见过风

不用说我和你了

但是纸币在飘的时候

我们知道风在算钱”

这是一个叫王子乔的6岁孩子发表在《独唱团》上的一首小诗，通篇只有32个字，却让洛阳纸贵的《独唱团》给了一整个版面。

简短的四行文字、幼童作业书写式的文版、跟我6岁儿子一样歪歪扭扭的可爱字体，初看时我会心一笑、内心洋溢着点点温情；再看时却有一种莫名的悸动，带有丝丝苦涩的意味。

一直以为自己已经学会了容忍、习惯、甚至享受，但是伤口还是被小子乔一句“风在算钱”轻易的揭开。一时间，童年、青春、理想、反叛、冒险、放纵、斗争……一些久违的字眼相继映入眼帘。

我的6岁是在80年代初，按现在的说法，“80年代是中国当代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浪漫年代”。

那时候，我的哥哥17岁，总是穿一身白衬衣、喇叭裤，骑一辆“永久”牌单车，神气的在小镇上晃荡。哥哥教我骑单车，但对于小小的我——那单车实在是太高了，只能在单车一侧，把右脚从三角区伸过去，踩上另一边的踏板，这叫“踩半脚”，现在想来还真是高难度的杂技动作啊。

哥哥的兜里永远放着两个日记本，一本抄着一大堆我看不明白的诗，普希金、雪莱、顾城；另一本则是歌词，罗大佑、邓丽君、费翔。6岁的我写不出小子乔这样的诗句，但己经会唱《童年》、《故乡的云》、《甜蜜蜜》……

哥哥在80年代末做了一件疯狂的事情后离家出走失踪了8年。8年里我开始要学会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

这8年陷入了一片沉寂——如果不是崔健吼出了《一无所有》、张楚唱出了《姐姐》。少年天性的狂暴与现实的沉寂冲突不止，我开始沉迷于古龙构造的武侠世界里，幻想着那些与教科书上完全不同的有缺陷的、反叛的、不合群的、非主流的英雄，自以为己经洞悉了人性和情感，对父辈喋喋不休的教导和经验不屑一顾。

后来16岁那一整年都在读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偶像的黄昏》，座右铭是尼采的那句“我是如此如此的一人，千万别把我同其它人混为一谈”。现在想想一个16岁的少年如何能读懂尼采的书？无非就是一些原来的偶像相继破灭，我就像一只困在玻璃瓶中的苍蝇，四处乱撞寻找一个出口罢了。

韩寒说做学生时能写点小诗、弹点小吉他、摘些小花，女生们都被迷倒了，我的学生时代大抵是不太受女生欢迎的。通常情况下大家觉得我是个怪人：活泼时像个猴子，参加各类社团活动的时间超过上课的两倍；安静的时候像个孩子，难以接近，没有多少朋友。一个人捧着本《约翰克利斯朵夫》或《野草》往来于教室和宿舍之间。19岁的我谈不上有什么高贵的理想，非要说的活，那就是陈独秀先生在《新青年》创刊词上对青年提的六句话，希望做一个这样的人：

自由的而非奴隶的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科学的而非想像的

在世纪之交的1999年，一套神似于《新青年》的书系——《草原部落黑马文丛》横空出世，划破了整个90年代沉寂的天空。贺雄飞这个蒙古汉子，没命地奔跑在茫茫的草原上，手舞足蹈，无法无天；他说“做一头快乐的猪，还是做一个痛苦的思想者？”当时的我选择后者，就像《独唱团》里讲的另一个问题“做一面坚固的高墙，还是砸向高墙的鸡蛋”一样。

不讳言这些文字到达了我的内心：《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让我明白到底是聪明智慧更重要，还是卓绝的道德勇气更重要；《巨人何以成为巨人》赫尔岑参加十二月党人死刑祈铸的场景，让我感受了俄罗斯全体人民的人文理想与整个民族的历史良知……这些年轻的文字，是“还在呼吸的中国声音，带着血的蒸气，是真青年的声音。”

然而，“幻像消灭是人生里命定的悲剧，而青年的幻灭，更是悲剧中的悲剧”。《黑马文丛》刚刚昙花一现，时间已经驶入21世纪，一个技术的时代、一个资本的时代，而不是一个人文的时代。

每个人均以谈文艺为耻，谈理想的人会被当成末世纪的恐龙。做梦之前先学会的是嘲笑，于是，人人都急于标榜自己，急于跟理想划清界限。人们变得异常的聪明、狡黠，生活在金字塔尖的人们，关心的是互联网经济和令人眼花瞭乱的金融市场；而生活在塔底的人，关心的是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找到自己的立锥之地，没人有空去关心全人类的事情，“当风吹起，漫天飞舞的，都是纸币”。就连给我思想启蒙的这几位青年作家，现在也己经面目全非。

容忍吧！习惯吧！既然不能反抗，那就学会享受吧！我开始收起自己的爪牙，人模狗样地混在精英和伪精英之间，以语重心长的调调对年轻人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消磨时间的时候，还是会看书，只不过己是走马观花，像韩寒的《三重门》、《像少年啦飞驰》、《长安乱》都粗略的翻过，也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倒是CCTV曾经请韩寒做的一期节目，找了几个专家对韩寒进行口诛笔伐，还用几个品学兼优的学生——马楠、刘亦婷、黄思路来反衬差生韩寒。10年后，韩寒成了“公共知识分子”，而上述三人无一例外的嫁给老外，做了全职太太了。

央视当年这个节目的视频，今天被当成了笑柄在网上疯狂传播。韩寒不为所动，依然写他的博客，玩他的赛车，聪明狡诈的行走在体制所能容忍的边缘。一不小心写博客也能成为《南方周末》和《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既便如此，我仍然不认为他能给我、我们带来什么变化，当风都在算钱的时代，其它一切都将灰飞烟灭。韩寒也有自知之明，在一篇博客中这样说道：

“我只是一介书生，也许我的文章让人解气，但除此以外又有什么呢，那虚无缥缈的影响力？在中国，影响力往往就是权力，那些翻云覆雨手，那些让你死，让你活，让你不死不活的人，他们才是真正有影响力的人。我们只是站在舞台上被灯光照着的小人物，但是这个剧场归他们所有，他们可以随时让这个舞台落下帷幕、熄灭灯光、切断电源、关门放狗，最后狗过天晴，一切都无迹可寻。”

韩寒希望大家一起来拆掉剧场的高墙和灯泡，让阳光洒进来。所以他要办刊物，并且起名《文艺复兴》，被毙掉后改为《独唱团》又经历过长时间“让你死、让你活、让你不死不活”的煎熬后，终于在7月6日上市发行。

说实话我不看好这本刊物，我已年过三十，生命初度的怒潮已经渐渐退却，10年前的理想早就已经忘记。既然幻像消灭是注定的，一本刊物又能如何？唤醒人们的“公民意识”？这年头一本没有任何广告的杂志能够撑得了几天？何况是一本文学刊物？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决定买上一本聊表心意。

新华书店里考试类书籍的柜台牛逼哄哄的占据了半壁江山，文学类柜台被发配到靠近厕所的一个小角落，让我一通好找。柜台前两个50后的中年男人和一个约十六七岁的学生蹲在地上看书，很土气的午皮纸封面，内页好像到处都有被火烧过的痕迹。正纳闷这新华书店怎么成了旧书市场了，一看封面上赫然竟是毛笔手书的“独唱团”三个字。

50后？韩寒？《独唱团》？我在大脑中竭力的寻找这三个词之间有什么联系，而那两老一小三个男人旁若无人的蹲在那里，时不时站起来活动一下发麻的双脚，相快成趣。那一刻，我开始理解韩寒为什么要这么说：

“但总有一些世界观，是傻逼呵呵的矗在那里的。无论多少的现实，多少的打击，多少的嘲讽，多少的鸽子都改变不了。”理想并没有被扫进垃圾堆，而是被尘封、被禁锢，每个人只需要像《肖申克的救赎》那样，找到一把小小的锤子，经年累月，挖一条长长的地道，理想就终究有重见天日的一天。《独唱团》的第一页，韩寒的卷首语中间，就是一把锤子。

盲人音乐家周云蓬的《绿皮火车》是《独唱团》里最受欢迎的文章，他在结尾处这样写道：“最后再来说说诗人海子吧，他于1989年3月26日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如果他还活着，估计己经成了诗坛的名宿，开始发福、酗酒、婚变，估计还会去写电视剧。站在喧露浮躁的90年代的门口，海子说，要不我就不进去了，你们自己玩吧。他派自己那本《海子诗全编》——一本大精装，又厚又硬的诗歌集——踽踽独行的走过九十年代，走过千禧年，一个书店一个书店，一个书房一个书房，一个书桌一个书桌的走进新世纪。”

看到这里，我突然打个电话给我那远在四川的哥哥：“哥，你还记得那年你抄了一大本雪莱的诗吗？”

他沉默了30秒，“本来已经不记得了，你这一说，我又想起来了。”

柱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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