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卷星辰：杜甫

    杜  甫

    文|汗漫

《杜诗镜铨》，上海古籍出版社。《杜甫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手中的杜甫诗集版本有以上两种。皆为竖排，如同纸质的杜甫纪念碑。又仿佛《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即从巴峡穿巫峡”的那只小船，顺流直下，自上而下，从唐朝来到我面前。

杜甫，我的河南乡亲，诗圣，“一个从无人知晓的地方来的虚拟国度的首脑”（鲍勃·迪伦）。

唐代，河南籍诗人众多：盛唐杜甫，中唐白居易、李贺，晚唐李商隐……诗风迥异，都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一千年来的心境和形态。家国悲欢，成为历代中国诗人的命运和写作主题：用身体、命运、文字，一同与时代发生关系。杜甫、苏东坡、陆游等等诗人，本质上类似于当代“公共知识分子”，就公共事务发言，对修、齐、治、平有大抱负。仕途不畅才去纸上谈兵。他们本意上并非要做一个诗人，像杜甫所言，“名岂文章著”。

杜甫往往被冠以“现实主义诗人”。“现实主义”，应该是一种对现实不回避的态度，而非一种艺术风格——“无边的现实主义”，赞同罗杰·加洛蒂的这一概念。现实主义始终未完成，并表现于各种艺术流派之中。赞同布罗茨基的一句话：“不能在‘诗歌’这个词前面加上形容词。”同样，不能在诗人前面加上形容词，如“先锋”“后现代”“知识分子”“民间”“口语”“著名”等等。诗歌、诗人本身已自足而广大。要么是一首诗、一个诗人，要么什么都不是。也赞同加拿大诗人迈克尔·布洛克的话：“凡是想象君临之处，必有超现实主义。”一切现实主义，都是超现实主义——股市里的股民，考场上的学子，恋爱中的女人，病床上的挣扎者……都是超现实主义者。只有超现实，才能使我们能将平庸的、痛苦的、残酷的现实，坚持下去。一切诗人都是现实主义者，也都是超现实主义者，不瞒不骗，真与自然，比如，杜甫。

当下，某些香水、脂粉、广告一类品质的文字，常常被冠以“现实主义”之名，从而获得一种道德优越感，其实与现实没有一毛钱或五分钱的关系。我喜欢河南诗人罗羽的现实主义之作《祖国诗》：“鹌鹑是你的祖国，夜莺的咳嗽不是你的祖国/动车不是你的祖国，鲁山牛腿山羊是你的祖国/刮过去的风不是你的祖国/沙河里的柳叶藻是你的祖国……”尽管他被称为一个先锋主义诗人。

先锋，同样不是某类写作风格的专利，而应是所有诗人、作家都应具备的精神。尤奈斯库说：“先锋就是自由。”就是思想自由、表达自由。任何一个诗人对于现实生活的发现和表达都应独一无二，尽管困难，只有一少部分杰出诗人才能做到，也不应放弃对于这“困难、独一无二”认知和追求。杜甫就是唐代的先锋诗人，“乃真与古人为敌，变化不可测矣”（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与古人为敌”，其实，就是与时风流弊为敌。现实的，必须是先锋的——都需要“为敌”的勇气和才力。读杜甫，强烈感到：伟大诗歌的本质就是悲歌，痛彻肺腑。伟大诗人的命运或许只能是悲剧，“慷慨有余哀”。

青年时期，杜甫写出《望岳》，像李白；中年、晚年，因时代巨变而诗风巨变——《登岳阳楼》（“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登高》（“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与登泰山时“一览众山小”的杜甫已迥然不同，充满“悲”、“病”字眼。生活愈破败，其诗愈雄奇（但落实于语言的平实之中）、苍凉（但落实于感情的温存之中）、辽阔（但落实于意象和叙述之中）。杜甫不再像李白，而成为杜甫自己——沉郁顿挫，随时敏捷。

杜甫启示：写什么（山水自然还是世道人心）不是问题，怎样写（口语、意象还是叙述，现代还是后现代）也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一个诗人能否诚实面对自我和世界，这是最基本的写作准则和诗学伦理。

杜甫感时——感应一个时代无微不至的冲击；忧国——忧虑一个具体而非抽象的国度，一草一木、一人一事都是这国度的肌肉、血脉、神经和呼吸。像杜甫一样承受了、担当了、克服了自己的命运，一个诗人才有存在的价值，并有可能成为一个国度、一个时代的徽记——国破城春。草木山河。

杜甫之后，热衷于应制诗、酬唱诗的诗人多矣，撒娇、献媚、谋利，诗歌气象趋于软弱、阴柔、陈俗。像杜甫一样切肤感受着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等别离之痛并哭泣的诗人，希近于无。市场经济时代，诗人们所面对个人或公共的疑难，为写作带来复杂性和难度，也可能使写作者丧失表达的勇气、辨别力、底线。趋利、避义、王顾左右而言他、“多买胭脂画牡丹”式的写作，大行其道。

当我揣着信封里的小规模润笔而为高档楼盘写广告诗，伪造一点泪水写所谓“底层诗歌”的时候，杜甫写《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差异巨大，如同云朵与泥巴。像杜甫那样写作，我们就不敢在汶川大地震面前、温州动车追尾事件面前轻浮、草率地抒情，就耻于化装舞会式、市场营销式的游戏和表达。

写到这里，突然有两位异国异代诗人的形象并置于脑海：杜甫，里尔克。两个秋天气质的人多么相似：飘泊，置身于家国动乱的时代，孤独，沉思，居于幽暗，死在异乡，诗篇中的霜风秋气浩荡——汉语的《秋兴八首》，德语的《秋日》，交相辉映。我爱这两位诗人，尤其杜甫，因没有语言隔阂而可以直接用河南土话对谈。青年时代喜欢李白，中年以后，人生立秋以后，觉杜甫更亲。用冷、硬语调内暗藏温情的中原土话，朗诵他的白露明月、秋边雁声，更亲。

里尔克的汉语翻译者、诗人冯至著有《杜甫传》。冯至在这部传记写作过程中遵循的原则是，“以杜解杜”（杜甫地位确立于死后数代，比生前已经成名的李白还要缺乏历史资料，只能通过杜甫诗作来还原杜甫），“以诗人写诗人”（从一个当代诗人内心出发来体贴一个唐代诗人的心路里程，但避免使杜甫现代化）”。全书分十二章：“家世与出身”，“童年”，“吴越与齐赵的漫游”，“与李白的会合”，“长安十年”，“流亡”，“伺奉皇帝与走向人民”，“陇右的边警与险峻的山川”，“成都草堂”，“幕府生活”，“夔府孤城”，“悲剧的结局”。冯至神追杜甫，对无法抵达的时区就留下空白，而不妄自猜测。

我猜测，冯至在写这部传记过程中，也一定想到过他所翻译、热爱的里尔克。

英美小说写作的一条规则是“Show,don’t tell”，即“要展示，不要讲述”。诗歌写作也可以实践这条准则，但“展示与讲述”两者之间并非水火不容。展示，慢下来，用意象、细节来增强文字的现场感和视觉冲击力，中国古典诗歌大多如此。但一味沉溺于展示，会影响文字的速度和思想力，拖沓，凝滞。杰出的讲述可以超越视觉、现场，直抵内心。波兰诗人米沃什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自言自语。“我们被允许以侏儒和恶魔的口舌尖叫，/而真纯和宽宏的话语却被禁止；/ 在如此严峻的惩罚下，谁敢说出一个字，/谁就自认为是个失踪的人。”（《使命》）而他的展示能力，或者说意象生成能力，同样卓越：“我的过去是一只蝴蝶愚蠢地跨海远行。我的未来是一座花园，厨子在里面割开公鸡的喉咙。”（《没有意义的交谈》）

杜甫之所以被逐渐被后世认可并尊称为诗圣、超越了李白，不仅仅在于他情怀中的仁慈、广大，也在于他诗风的驳杂、多元。“四十明朝过，飞腾暮景斜。谁能更拘束，烂醉是生涯。”“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这样恣肆、霸气、脱口而出的句子，像那个总在痛哭流涕的杜甫写的吗？的确是他写的。集嶙峋与柔软、秋兴与春愁、沉痛与轻快、放歌与烂醉、展示与讲述于一身，一个诗人才可能伟大。伟大的诗人像山川，峰岭变幻、一言难尽，像杜甫、米沃什。小诗人都是片面的，要么展示，要么讲述，固执一端。小诗人的出路或许只能把笔磨砺成为匕首——在片面中走向锋利，尽管那是有限的锋利。

2012年，杜甫诞辰一千三百周年，我与众多诗人赴河南祭拜。杜甫出生地：郑州郊区巩县依山而凿的一间窑洞，木门紧闭，门前有杜甫童年打枣的雕塑。杜甫墓：庞大土丘混同于山坡，衰草绵延，如白发瑟瑟——“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融入故乡山坡的一个诗人的巨大白头，依旧忧思难眠？

以杜甫、里尔克为镜，一个人、尤其是中年人，其写作应能够与内心及周遭广大苍凉的秋意，保持呼应，发生关系。是时候了。与无边落木一同萧萧而下。尽管夏日曾经盛大。

五十三岁那年，杜甫在长江上写下《旅夜书怀》，有名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前一句是空间，后一句是时间。时间、空间在两个维度上展开和奔流，并定格于六年后长沙到岳阳的一艘破船上。

我也正渐渐接近他晚年的光景和心境，像他一样处于远离中原的异乡。不同的是：他漂泊在船上，把越江而去的一只沙鸥看成未来的自己；我漂泊在床上，把床单上的皱纹看成梦乡的地图。差异巨大——

他在痛苦，我在痛快——所以我将很快就在人间、纸上消失，而他负责继续承受人间和纸上的疼痛、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