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柔在诵
文|汗漫
《诗经》。版本众多。
三百零五首诗，大部分作者为无名氏。尹吉甫、家父、孟子，是诗中出现吟诵者即作者名字的三个人。另有周公、卫武公、许穆夫人等数人，被推测为若干诗篇的歌者。他们，十人左右，是最早的中国诗人群体。
“诗”这个字眼最早出现于《诗经》。“经常”一词中的“经”，须“常”诵读，方可化育人格与心灵。尤喜欢《诗经》中的“风”。无名氏的风，在民间吹。《诗经》中的十五国风，采集于黄河上下的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黄河两岸的风，很大。
其中，周南、召南，产生的地域在今天的陕西、河南、湖北三省交集处，是当时周公、召公统治的地域。我的故乡南阳盆地处于此一地域。也就是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等等诗句描叙的风物人心，最初针对我的故乡。
求之不得、辗转反侧、逃之夭夭、忧心忡忡、新婚燕尔、信誓旦旦、衣冠楚楚、风雨飘摇、寿比南山、如履薄冰、不可救药、进退维谷、投桃报李、泾渭分明、高山仰止、天作之合、穆如清风……这些今人习用的成语，在《诗经》中首次出现时，多么新鲜、惊艳！但今天的写作者必须避开这些先秦以前的成语，创造属于自己的意象和境界，为汉语注入活力——很难，很必要。
《诗经》是中国精神的源头、汉语诗歌的源头。虽以四言为主要形制，但《诗经》中也间杂一言、二言、三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试图冲破格律的藩篱以达自由——“短以取劲，长以取妍，疏密错综，最是文章妙境”，沈德潜谈《诗经》句式时的这一赞语，仿佛在启发未来汉语新诗的生成。
从主题上看，爱情诗、弃妇诗、怀人诗、悼亡诗、田园诗、隐逸诗、讽喻诗等等类型，已经在《诗经》里初创。比如，《蜉蝣》，“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於我归处”，曹操应该喜欢，所以有了“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螣蛇乘雾，终为土灰”（《龟虽寿》）、“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短歌行》）。再比如，《绿衣》，一个男子怀抱亡妻留下的绿衣咏唱“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心之忧兮，曷维其已”，开创了睹物思人的悼亡诗之先河。读《绿衣》，我总想起清代名著《浮生六记》中沈复将一件裙子铺在床上以待亡妻灵魂归来的情景。沈复，应该也热爱《诗经》吧。
《诗经》中基本上没有出现“爱“，偶尔出现，也非今意。在那个时代，情人们之间的爱往往用一个“好”字，如“惠而好我，携手同行”“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等等，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中国男女也常常用“好”传递爱意，如“我想和你好”等等。或许因为“好”比“爱”更具象——有一个女子的身影存在其中。《诗经》中表示婚姻的字是“昏”——黄昏身后，紧跟着暗夜星光和幸福。
读《诗经》就是翻阅植物志，荇菜、葛、卷耳、芣苢、蕨、葑、菲、荼、芑、荠、堇、蝱、蓷、藻、葭、黍、荷华、蒲、葵、蓼、茆、常棣、桃、李、女萝、莠、萧、苹、莪、茨、菽、韭、枣、稻、莱、艾、葽、薇、杨柳……比比皆是，左右参差，负责协助吟诵者去兴叹、比附。比如，在我最喜爱的《东山》《采薇》两首诗中，“我来自东，零雨其蒙。果裸之实，亦施于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分别出现了“果裸”“杨柳”这两种植物。息战归来的征人，在细雨大雪中还乡，一路怀想、激动、忧伤、不安，需要植物的支持。
相比之下，除了鸟，《诗经》中的动物少了一些。马、鹰、牛、羊、蟋蟀、仓庚、螽斯之外，虎、豺、狼、豹、熊、鼠、蛇偶尔闪现——汉族，本质上是一个植物性的民族？我们偏爱植物的仁慈、韧性与定力，即便屡遭野火，但相信“春风吹又生”。
《诗经》产生的同一时期，古希腊出现了《伊利亚特》、巴比伦出现了《吉加美什》等等史诗，叙事诗，关于英雄与征伐。我们的祖先在抒情、言志。即便与战争有关的诗篇，也往往写的是征战后的忧伤，比如《东山》《采薇》。即便《击鼓》这首歌吟于战场的诗作，以“击鼓其镗，踊跃用兵”作为篇首，但迅速转入了“死生契阔，与子成说”的山盟海誓——显然，这是一个情种而非猛士在吟诵、痛苦。汉民族，心动比行动的能力更强，爱比恨的能力更强。
“透过语言中悦耳和令人振奋的音乐性，把要说的话有力地送进我们的心坎里。”阿博克罗姆比这一关于抒情诗的定义，完全契合于《诗经》。在《诗经》中，处处存在一个吟诵、兴发的“我”这一主体——抒写主观的我、我们，而非记述客观的他们、他。美籍华人学者陈世骧先生在《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一书中认为，《诗经》的抒情性影响了汉代《古诗十九首》、唐诗、宋词之后中国文学的气质与面貌。元杂剧几乎就是由众多抒情诗结合而成的诗集。以唐传奇作为成熟标志的中国古典小说，也通篇充满诗句，用来劝诫、警世、言情。
显然，中国，一个抒情诗的国度，一个抒情的国度。《诗经》决定了汉人的精神气质和命运。
在一个缺乏宗教传统的国度里，《诗经》就是一座纸质教堂。我们聚集一堂，兴、观、群、怨——汉人的精神归宿在《诗经》。这一教堂的修缮者或者说诗集整理者孔子，感叹：“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祖先们、尹吉甫们天真无邪。南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论及《诗经》：“温柔在诵，最附深衷。”这一八字评语，实际上已经超越《诗经》，成为对华夏民族情感特征的一种描述：
温柔在诵——
这是局限之处，也是深刻所在——于局限之处深刻出峡谷长河，柔肠百转，曲折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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