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点多跟乔村廉康强书记在裴庄镇一个小摊吃饭的时候，母亲打来电话，问，你吃了吗？我说，正在吃。她说，吃好，一定吃好。
母亲说的这个“吃好”，只有我明白其中的意味。昨天在老家见到她时，她低声问我，明天是你的生日，你打算咋过呢？我苦笑着说，一个人能咋过？就那样吧。她似有哀求地说，要不，你回来吧，我给你做香饭。我说，不用啦，我很忙。母亲便再也没有说话。
今天是我的54周岁生日。在我们老家，年龄报的都是虚岁，所以从跨过农历新年的那一刻起，我就以55岁人自居了。与虚岁相对应的，我们老家叫足岁，也就是周岁。50岁以后，我更喜欢说虚岁了，因为虚岁更接近于退休。今天在抖音上看到有人说“何以解忧，唯有退休”，说实话，在35年的工作生涯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退休盼望得如此迫切了。
虚岁大概是把在娘肚子里待的那十个月也算进去了吧。娘的十月怀胎无异于走过一场鬼门关。所以过生日的时候，最先想到的是娘，最应该感谢的也是娘。
如果说父亲是一座伟岸的山，母亲则是一条涓涓细流。母亲人很好，好得近乎于窝囊。母亲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对我们发过火，反而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最大可能地给予我们安全屏障。每每我们犯了错，被严厉的父亲打骂责罚的时候，她总是不顾一切地护着我们，在我们被父亲打骂的过程中殃及自身。这个时候，父亲常常对母亲说：
“你就是个坏子弟手！”
都说棍棒底下出孝子，我算不上孝，但的确是乖。乖到初中之前没敢在公开场合说自己科任老师的名字。倘若有人问我某一门课程是哪个老师代着，我只限于告诉他是“某老师”，觉得说出名字就是不恭甚至是大逆不道。所以在我初中毕业那年，我的操行评语栏里赫然写着“胆小怕事”。时隔近四十年了，我仍然记得清清楚楚。
初中毕业我考上了长治的一所中专。那个时候交通很不方便，有一年开学的时候，偏偏下的是连阴雨。母亲用了一根扁担，两头挑了我的行李物品和一个提包，我们娘俩深一脚浅一脚地徒步二十多里地，走到闫景村，在伸向远方的柏油路上，清瘦的母亲拄着扁担目送我上了客车。
多年后我一直记得这个场景。“为母则刚”，母亲硬是用自己柔弱的肩头，替我背负通向诗和远方的行囊。
行囊里装着母亲打早起来蒸的白馍，以及几个熟鸡蛋。那是八十年代中期，包产到户以后虽然日子好过了，但是鸡蛋仍然是极为稀缺的“好吃的”。打记忆起，只有过生日的时候才能吃上一颗熟鸡蛋。
母亲在馏馍的时候放上一颗鸡蛋，放学后，母亲掀开笼盖，把蒸熟的鸡蛋丢进锅巷的小水桶里。热鸡蛋遇到冷水，激灵一下，剥开的时候利皮，白生生的鸡蛋，撒上几颗盐，入口之后的蛋香，真的是余味悠长。
过生日时先到先人的牌位前，一边喊“爸，我给你磕头啦”“妈，我给你磕头啦”，一边趴在地上，恭恭敬敬地磕上几个头。父母把我们带到世上，磕头应该是起码的礼仪。
结了婚以后，我过生日的时候，基本上不再回老家，太太再忙，也要给我煮一碗鸡蛋面。吃煮鸡蛋、鸡蛋面、蛋糕，每一种吃食都和蛋有瓜葛，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其中有“诞”的谐音的缘故呢。
太太跟了我，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从结婚时的紧巴巴，到现在的“姐姐穿的妹妹鞋”，虽然原因各有不同，但是表象是一样的：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没有一样昂贵的首饰，没用用过那些瓶瓶罐罐的化妆品，没有夫贵妻荣的风光，受了委屈以后也没有人给她出头。她是我这辈子最愧疚的人了。
孩子们渐渐长大，也各有着落，他们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收获。昨天到今天，孩子们在群里给我发了专属红包，姑娘为我寄了礼物。子女有时候就像我们投资的股票。虽然不指望回本，但隔三差五给个红盘甚至是涨停的小惊喜，就足够了。
QQ信箱也给我发来了祝福。我不知道它是怎么把阳历换算到阴历的，它是唯一一个在农历生日的时候及时送来祝福的机器。在发信收信的机械运转中，还有这么温暖的操作，的确应该感谢腾讯的老马。
父亲已经隐入尘烟，他的高光时刻也随他散去。但我永远记得他，尤其是在我生日的时候。在我无数次“能害”的时候，他依然在天堂里给我赋能，给我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