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渝玲|| 我认识的几个女知青
文摘
生活
2024-10-29 06:18
四川
![]()
知青在全国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在浩瀚的人生旅途中，我也成了其中一员。下乡前后听闻了几个女知青的奇闻异事，现在记录为文，以飨各位看官，也让年轻人们对当年的知青群体有所了解。燕子姐在我们一众家属娃娃的心里，有如女神一般只可仰视。她父亲是我们单位的所长，她从小就在重庆的高干子弟学校读书。1965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重庆人梦寐以求的一中高中。那时的她在单位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得到赞扬；在家长口中，她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1968年，燕子姐也和其他知识青年一样，下乡去了万州一个偏僻的农村。她在那里辛勤劳动，度过了一年又一年。由于父亲的原因，她在那里整整待了六年。随着年龄增长，回城无望，在她瘦弱的躯体很难独撑艰苦的现实生活时，她嫁给了当地的一个村民。这样的婚姻肯定没有女方父母的祝福，但燕子姐有了丈夫的帮助，脏活、重活就干得少了。一年后燕子姐的儿子出生了，燕子姐也学村里的妇女一样养育孩子。在孩子两周岁后，燕子姐的父亲又恢复了工作岗位，她妈妈也退休让燕子姐顶替。燕子姐被逼到两难的境地：一边是回城和父母团聚，一边是幼小的儿子。最终在父母的诱逼下，燕子姐选择了和丈夫离婚
，抛下儿子只身一人回到了重庆。回到重庆的初始阶段，燕子姐还是努力工作。但婚姻问题就大了，年近四十、其貌不扬还结婚生过子的燕子姐，在众多男士眼里就不屑一顾了。最终燕子姐嫁给了一个在工厂上班年近六十的小老头，并为他生了个女儿。面对没有爱情的婚姻，燕子姐就把希望和爱都放在女儿身上，但农村那个儿子也是她心中的痛。随着儿子一天天长大，前夫就怂恿儿子给燕子姐写信要钱。燕子姐只能背着丈夫从不多的生活费里拿出三、五元寄给儿子。为了维持两个家庭的开销，燕子姐打着她父亲的招牌，走上了行骗之路。今天告诉朋友可以帮助买录音机、电视机，明天又找其他人说自己能帮助买低价的家具，把人家的钱骗到手后，她就玩消失术。每年她父母都要为她的行为买单无数次。随着上门讨债的人越来越多，燕子姐又不与父母见面，她父母不堪其扰，就单方面宣布与她断绝关系，离开重庆投奔外省的儿子了。韵韵姐是我们隔壁单位的一个家属子女，她比我们早一年下乡。我们班有个男生与她是“青梅竹马”，应该算姐弟恋了。一天，那个帅气的男同学剃了一个光头，悲伤满面地走进教室。我们都纷纷猜测，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后来才从知情人口中获晓，韵韵姐在农村自杀了。这一消息不啻一声惊雷，把快要下乡的我们炸懵了！后来才知道，韵韵姐春节返乡后，半年“月事”不临，在那个环境中又不敢给人说，自认为怀孕了，想到前途渺茫，就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性命。知青非正常死亡，何况还是女知青，还是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重视，县里派来的法医鉴定：韵韵姐处女膜完好无损！听到这个结论，我们女生的老师、家长都“亡羊补牢”地告诫我们：女生营养不良，精神状态不好，都有可能“月事”不规律，甚至“闭经”。韵姐呀韵姐，你是那门子的“知识青年”哟？连最基本的生理卫生知识都不懂，误了自己的“卿卿”性命！小俊是我下乡时同大队三小队的一个老知青。她看起模样一般，但身材很好，属于那种大长腿，怎么吃都不长肉的骨感美女。小俊人不漂亮，但身上那股“狐魅味”挺招男人的。刚下乡时，大队书记和妇女主任就告诫我：不要和她走得太近！我想我刚刚才来，她在三队，我在六队，平时碰面的机会都很少，怎么也走不近的。后来大队知青成立“宣传队”，想挣耙和工分的知青全来了，我才与她有点接触。小俊说话细声细气的，在大场合人多时她话很少。她对我们后来的三个小妹妹还是很关心的，经常问我们：“习不习惯农村生活？想不想家？”后来大队成立茶场，全大队就她和同队的小梅姐不愿意来。其他知青姐姐告诉我们：“她们是嫌茶场没生意做！”我们听得“云里雾里的”。后来从茶场三个知青姐姐口中才知道：小俊三岁时自己的亲生母亲就离世了，她父亲一年后又娶了个老婆，生了三男一女。小俊从小后妈就不待见她，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大一点了就要帮忙带弟弟、妹妹，经常还被后妈责罚不给饭吃。后来初中一毕业，她自己要求下乡，就想逃离那个没有温暖的家。下乡时，她父母把发给知青的东西全扣留下来，给她的都是家里用过的旧衣烂裳，烂被子，她父亲只背着后妈给了她一张新毛巾。下乡第一年，知青每月有三十五斤大米，但要自己拿钱去公社粮站买。小俊写信给她父亲要买米钱，但寄出的信就犹如“泥牛入海”。小俊只好东借西凑，才能买回自己的口粮。这样借钱的日子多了，有的男知青就不怀好意了，他们就打起了小俊身体的主意。最初小俊还不从，但经不住诱惑，小俊初尝“禁果”后，得到了钱财和物资，后来的小俊就一发不可收拾了。但小俊的生意有个原则：不找本公社、本大队的男人。她一年到头全县各地去赶场，到她住房来的也是其它公社、区县的。三队的社员都知道，凡有陌生男人进了村，小梅姐坐在屋子外，就一定是小俊又在做生意了。小梅姐同情小俊，但对她做这种事又很鄙视，久劝不听
，她也就听之任之了。她又不愿意丢下小俊到茶场来，所以她在小俊做生意时，还担当起了“瞭望哨”。蓉蓉姐也是我们大队的老知青，她是五队的，后来成立茶场，她喜欢集体生活，就和我们一道在茶场同吃同住了。蓉蓉姐下乡五年有余，由于父母亲都是重庆一个地方的街道居民，所以无论她多努力劳作，推荐到工厂、学校都没有她的份。她就安安心心地准备在农村过一辈子了。1975年年末工作组进村，要求各生产队的知青都要回到自己的小队去，便于晚上学习。蓉蓉姐也回到了她那个山高路远的五队。进驻五队的工作组成员是一个林业局工作的小伙子。小伙子看到蓉蓉姐的第一眼，就动了心思，在几月的接触中，他向蓉蓉姐发起了猛烈的追求。在她向蓉蓉姐表达感情的那一晚，他把蓉蓉姐拥入怀并发誓：“此生只爱她一个！”第二天蓉蓉姐来找我，不知是激动还是害怕，她抱住我全身发抖。我让她安静下来才问她怎么个情况，蓉蓉姐说：“小周，这些话我不能给一同来的那两个女知青说，也不能给才来的两个小妹妹摆，只能找你说说了。”我说：“好，你说嘛！”她把那个小伙子怎么向她求爱，怎么向她表白，怎么给她作的保证“竹筒倒豆子”般说与我听。我问她：“你想清楚没有，你爱她吗？”“如果真的与他好了，你就别想回重庆了！”她说：“我在农村都要六年了，与一个农村女人有啥区别了，我还有挑肥拣瘦的权力吗？”我说：“你自己想明白了，就按照自己的路去走。”最后还祝福她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工作队撤离后，蓉蓉姐最初还与那个小伙子有书信来往，后来就只有她寄出的，没有回来的书信，“鸿雁”迷路了。那段时间，经常在我们出工干活时，蓉蓉姐手杵锄把眼望东边，把自己站成了一尊“望夫石”。我暗地里经常安慰她：“是不是对方忙，没有时间回你的信。”蓉蓉姐在我面前长吁短叹地摇了摇头，最后像下了一个好大的决心：“今年春节我不回重庆了！我要去他们林业局看看。”那年春节，我们都回重庆了，只有蓉蓉姐踏上了相反的汽车，去寻觅她的爱了。最后从别人嘴里听说：蓉蓉姐按信封上的地址找过去，那个男人已经结婚半年了，而且是他的初恋。也就是说这个男人是“骑驴找马”逗你玩的。蓉蓉姐去时那个男人面都不见，万般无奈下，蓉蓉姐只有在异地买了张回重庆的车票，黯然神伤地回家了。回到父母身边的蓉蓉姐大病一场。我们返场后三个多月她才回来，人瘦了一大圈，看着都让人心痛。后来她与茶场的重庆知青胡哥好了，返城后就结婚生子了。人生旅途见证过酸甜苦辣，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只有知青才讲得好知青的故事。笔名，聂沁，重庆人，当过教师。现在是成都市、郫都区组织部退休人员。写作的初学者，在网刊上发表过几篇小习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