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先武|| 印象中的上海——《马不停蹄的九月》之三

文摘   生活   2024-10-29 06:18   四川  

这次坐邮轮到韩国和日本,是在上海登船,利用上船前和下船后在上海的短暂停留,旅行社安排游览闹市区,两次停留都是纯玩。

导游小吕,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衣着讲究,说话不紧不慢,很有条理,有点学者范儿。他带团时,总是三步一回头,举着系有一个布袋小动物的竹杆走在最前面,那根杆子很长很长,老远就能看到。

上海的主街大多以地名来命名,如北京路、南京路、淮海路、四川路、延安路等等,街道不宽但很长。小吕说,上海除了浦东新区,老城区很多街都是两车道。上海寸土寸金,房价很贵。三万元一平的房价算便宜的,外滩一带贵的一平高达三四十万,天价的商品房令人咋舌,但还是有人买。正如我在上海某超市看到一只一斤多重的帝王蟹标价高达8千多元一样。先是惊讶,后一细想,有需求才会有市场,再贵的东西都有人买,这并不奇怪。偌大的上海,富人一定也不会少,天价的房和蟹,不愁没有买家。


当然, 如果让我来选择居住地,论交通,论气候,论生活,论物价,我还是会选择四川。我的理念是,愿作五线城市的房主,不愿作一线城市的房奴。小吕也多次来过四川,他说四川有很多名山大川,有很多美食苍蝇馆子,房价也不算高,确实是个好地方,说得也是。

我对上海并不陌生,我初中时看过著名作家周而复写的《上海的早晨》,这是一部描写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长篇小说。通过这部小说,我对上海有了一个书面的印象,知道了上海曾经是个资本家云集的城市,是冒险家的乐园。我渴望有朝一日到这个大都市里来逛一逛。想不到文革的到来,让我提前实现了这一愿望。

那是1966年的深秋,红卫兵大串联已经接近尾声。当时已经在号召复课闹革命,但各地的接待站还没有撤,红卫兵乘车、住宿依然还在免费。这是游山玩水的极好机会。彼时我对文革由热衷、怀疑转为袖手旁观,成了半个逍遥派。我乘这个机会只身一人串到上海。这是我魂牵梦萦的上海呵。


我在上海呆了一个星期,每天都早出晚归。这期间,参观了天马、海燕两个电影制片厂,我所崇拜的电影明星如赵丹,白杨,上官云珠,仲星火,杨丽坤,祝希娟等,一个都没有见到。一打听,才知道他们不是在接受批判就是在打扫厕所。他们的大字报倒是看着了,大字报糊了一层又一层,他们已经成了牛鬼蛇神。

在一个里弄里,我好不容易找到了祝希娟曾经住过的小洋房,她虽然被造反派赶出了家门,但她在电影《红色娘子军》中饰演吴琼花的形象依然还在我的心中。我在小洋房铁门前伫立了几分钟,虽然已经空无一人,但仍多少满足了我对电影明星的好奇与崇拜。

受《上海的早晨》一书影响,我参观了一个资本家的住宅——一个拥有七八间砖木结构房屋的独立小院。房主据说就是《上海的早晨》中资本家徐义德的原型。充满革命朝气的红卫兵在为参观者不知疲倦地解说。展品中有电话,有雕花双人床,有化妆品,有戒指,有项链,有高跟鞋......这些东西在当时都认为属于资产阶级。我试图在展品中寻找徐义德的影子。的确,在贫穷面前,这套房子已经很奢侈了,但与小说中的描写相比,还是有较大的落差,因为小说毕竟是小说。

在接待站,我领到了一张大型批判会的入场卷。地点是上海工人体育场,接爱批判的对象有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上海市市长曹荻秋、《解放日报》总编杨西光等“走资派”(即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简称),都是上海的头面人物。我是为了目睹他们的尊容才去的。

我第一次看到容纳几万人的体育场,也是第一次近距离看到大人物。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勤务组命令把陈丕显一行“走资派”押上来。他们每个人胸前挂着写有名字的大木牌,名字上都划了一个大叉。他们的双手被红卫兵反押着,当时俗称“喷气式”。他们被勒令在万人瞩目之下,交待自己的罪行,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他们刚刚检查几句,主持人就会打断他们颤颤巍巍的发言,并严厉地指出“避重就轻”“不老实交待”,紧接着就是全场山呼海啸般的口号声。“xxx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罪该万死!”“x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种气场令我震憾,至今难忘。

这些“走资派”没有一丁点昔日的威严,脸上苍白,淌着汗水,看上去既可恨又可怜。文革后,这些“走资派”平反复出,又重新成了革命领导干部。真是世事难料,人生无常呵!

上海的男人穿着比较讲究,有点绅士。女人则是素打扮多一些,反倒显得妩媚。他们说的吴侬软语,除了“阿拉“和“侬”以外,我都听不懂,但觉得很好听。尤其是语音中还保留着少量的古入声字,这是非常难得的文化遗存。

上海人的生活比较讲究,他们总是把有限的资源利用得非常充分。不管是住的小阁楼还是吃的肉食果蔬,都做得很有品味。


我幺兄弟陆扬所在的锦江厂,是三线建设内迁到彭州市的一个企业,厂里就有不少上海人。他们除带来了技术和管理经验,还带来了上海的生活方式。虽然他们刚来彭州还是很不习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入乡随俗。

我兄弟就有很多上海籍朋友,他们退休后有的回到了上海,如李新生、徐丹夫妇。有的则留在了彭州,如董又炜。由于兄弟的关系,我认识了兄弟的这些上海同事,他们对朋友的厚道与热情丝毫也不亚于四川人。不管他们退休后定居何处,至今都还与我幺兄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是非常珍贵的情谊。


豫园是美食家的乐土,代表着上海的繁华,是到上海的打卡地。我文革时来上海就专门去过一次。那时全国粮食还未过关,我也是阮囊羞涩,只吃了一碗汤圆。吃美食是旅游最好的纪念。豫园的汤圆我从未见过,只有葡萄大小,里面还包着满满的黑芝麻的馅,软糯香甜,味道极好,只是吃得个心歉。买票时一碗还要收一两五钱的粮票,米面食品收粮票是全国通例,但几钱的粮票我只在上海见过。小小的汤圆,不论是做功的精巧还是计量的精确,都是上海人精致生活的折射。

几十年后我又一次踏进上海。豫园还是那个豫园,但美食增添了不少,中外游客井喷式增长,更显大都市的繁华。改革开放以后,享受美食不再是一种奢侈,反倒是顾及“三高”(即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面对着种种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食诱惑,我早已把把医生的叮嘱忘得干干净净,只管大快朵颐。

宁波汤圆,虾味馄饨,灌汤包......我都吃了个遍,直到吃得快撑了才丢下筷子。这次口福算是完全彻底弥补了文革时面临美食只能吞咽唾液的遗憾。


我吃馄饨时有个小插曲,让我对人性的复杂多了一点认识。我的邻座是一个非常直爽健谈的上海人,带着一个小外孙。他告诉我,他还有一个在读书的外孙。上海的二胎家庭不多,他解释他家之所以有两个外孙,是因为他家房子太多。不然房子闲置是个浪费。我觉得这个理由有点奇葩,但没有和他争论,只对他在上海拥有6套住房感到疑惑。他接着解释,他家住普陀区,这是拆迁赔偿的。因为他是村干部,不然咋会赔偿这么多嘛!言语中流露出几分自豪。

很多官员都对自己的房产讳莫如深,这位退休村干部的房产虽然有些猫腻,但对我这个陌生人却如此坦诚,我倒觉得比起那些两面人还是好了不少。

外滩是上海的又一打卡地。这里可以观赏黄浦江和浦东。黄浦江虽然还是有些混浊,但几乎没有了漂浮物,比起我在文革时看到的黄浦江还是清洁了许多。

浦东的变化则是天翻地覆。90年以后,浦东新区一座座大楼拔地而起。632米的上海中心大厦巍然屹立,成为上海的现代化新地标。


上午10点钟,外滩钟楼的大钟响了,超市开门了,南京路上游人如织。我看到了又一种上海的早晨。

(校对 邹贵宝)

作  者


陆先武,网名,四季如春。关注社会,求真务实,广交朋友,与人为善。用感情触摸世界,用理性抒写人生,所写文章散见于《凉山日报》《四川日报》《中国政协报》等多种报刊。退休后与公众号结缘,以阅读和笔耕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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