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保卿|河朔地区宋金仿木结构砖室墓文化面貌探析

学术   2024-10-29 18:31   北京  

摘要:河朔地区既是唐代仿木结构砖室墓流行的重要地区,也对宋金时期北方地区墓葬的整体面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文分析了河朔地区宋金仿木结构砖室墓的时代和区域特征,指出其平面形制由圆形向多边形转变、壁面布局由“四分式”向“六(八)分式”转变、题材组合由“假门+家具”向“假门+假门”转变,并探讨这一转型出现的时间节点及其反映的历史背景和文化面貌。

广义的河朔地区指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的区域,主要位于地势平缓的华北平原。本文所集中探讨的区域主要为宋金均长期控制过的冀中南地区,即燕云十六州以南的区域。自唐代安史之乱后,河朔地区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河朔三镇长时间拥兵自重,在军事、财政、人事方面不受中央政府控制,使得本区域民间展现了“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1]的文化特殊性。北宋前期,这一地区属于宋辽交战的前线,澶渊之盟以后,两朝维持了百余年的和平局面,本区域得以逐渐稳定;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金兵分兵两路,自山西、河北大举南下,河朔地区遭到战火的侵扰;北宋灭亡后,中原地区义军、盗贼四起,黄河以北地区出现了动荡局面;金朝入主中原后,逐渐加强对本区的控制,同时也促进了经济的复苏;金代晚期,蒙古大军南下,河朔地区再次遭受到严重的破坏。

中晚唐以降,河朔地区流行仿木结构砖室墓[2],实质上是对地面木构建筑的模仿,由于营造工序相对较为复杂,使用者一般为有一定财力的官员、地主、富商等人群。本区域的这类仿木结构砖室墓在晚唐宋元北方地区有较大影响力,有必要探讨其发展脉络。目前关于河朔地区宋金时期仿木结构砖室墓的研究成果[3]虽已有一定数量,但对于仿木结构砖室墓形制分期等基础性研究仍存在进一步延展的空间。一方面,区域内仿木结构砖室墓葬的壁面布局不复杂,装饰题材比较简单,绚丽的壁画和砖雕不多;另一方面,纪年墓葬材料的缺乏也给分期分区的讨论带来了难度。结合过往研究,笔者尝试在梳理本区域仿木结构砖室墓平面形制和壁面布局的基础上,对其时代和区域特征、文化交流等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一 仿木结构砖室墓的时代特征

宋代河朔地区文化面貌上承唐代,保持了独特的区域文化,墓葬文化亦保持了相当程度的晚唐传统。北宋早中期,河朔地区仿木结构砖室墓的形制特征与晚唐相近,富民阶层流行圆形穹窿顶仿木结构砖室墓,有时使用倚柱将圆形壁面分隔为四部分,壁面以砖雕门窗、桌椅为主,并有少量彩绘人物、器具作为装饰。

上述这些特征可以通过衡水地区的一批唐宋墓葬为例进行说明,其墓主身份均应为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富民阶层。据现有材料看,庆历二年(1042年)衡水武邑龙店M2是时代较早的北宋砖室墓,位于同一墓群的M1、M3与该墓相距不足一米,建筑方法和壁面装饰也相差不大[4],推测其建造时代接近。值得注意的是,同样位于衡水的故城县发现了6座晚唐时期圆形砖室墓[5],M1与衡水武邑龙店墓群的墓壁装饰比较相似。(表1,图一,图二)衡水故城M1的墓室壁面被倚柱分为四部分,主要装饰手段为条砖雕砌。虽然晚唐与北宋早中期墓葬存在图像构成的具体差异,但其壁面主要格局均以倚柱为界分为四个壁面,北壁做出假门、侧壁主要突出家具的装饰题材,呈现出“假门+家具”的壁面布局。无论是墓葬形制,还是壁面题材,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河朔地区晚唐墓葬形式对北宋早中期墓葬的影响。不过,与晚唐不同,北宋早中期河朔地区仿木结构砖室墓的装饰形式更加多样,壁面也愈加复杂,部分器物、人物为彩绘。

表1 衡水故城M1和衡水武邑龙店墓群形制和壁面装饰


图一 衡水故城M1墓壁展开图

图二 衡水武邑龙店M2墓壁展开图

从视觉观感上来看,倚柱对河朔地区仿木结构砖室墓壁面布局的影响比较显著。倚柱的使用,使得墓葬壁面布局更具备层次感与空间感。然而晚唐至北宋早中期墓葬倚柱的使用情况并不规律。如前述晚唐时期衡水故城墓群各墓的尺寸规模和建造方式基本一致,但M3在墓葬内未砌倚柱,仅砌出门窗、桌椅等其他仿木装饰,不同于M1和M2砌出四根倚柱的做法。又如静海东滩头M3使用了假门窗等仿木构装饰,其墓壁砌出三根倚柱,墓室西北部壁面位置未设倚柱[6],导致墓葬内壁布局并不均衡。再如衡水武邑崔家庄墓群各墓结构和装饰方法基本相同,内壁表现出假门、桌椅、柜架、条案、灯檠等题材,但M2于墓室斗栱之下砌出短柱,而M1、M3均未在斗栱下设倚柱[7]。总体来看,河朔地区北宋早中期仿木结构砖室墓的布局设计上承晚唐,倚柱在部分墓葬中的应用,使得壁面题材向“四分式”的布局演变,而倚柱数量不稳定的现象,也显示出墓葬布局设计动态演进的复杂情况。

北宋中期前后,倚柱更加普遍地出现于墓葬之中,其将壁面划分为若干个单元的功能愈发显著,墓室内壁布局向“六分式”演变。如以纪年墓葬为例,至和年间(1054—1056年)邢台临城岗西村墓和熙宁十年(1077年)邢台平乡董庄村墓均为圆形穹窿顶单室墓,使用倚柱在墓室壁面上分出六个区域[8]。不过,尽管这两座墓葬内壁各自分别作出六根倚柱,但壁面装饰(包括南侧券门)仅位于北、西、东、南四壁,其他倚柱间的壁面并不加雕饰,实质上还是表现为四个壁面的做法,与前述衡水武邑龙店墓群等相似。这也反映出墓葬壁面布局由“四分式”向“六分式”转变的过程。

北宋晚期,河朔地区墓葬壁面布局特点出现了变化。墓室内壁布局“六分式”的形式逐渐固定,壁面装饰的内容和位置也有了新的组合形式,假门题材逐渐在侧壁得到重点表现。如大观年间(1107—1110年)邯郸磁县双庙M42为六边形砖室墓,六角砌出柱头铺作,墓室北壁砌一门二窗,西北壁砌一桌二椅、绘二侍者,东北壁砌箱、桌,西南壁砌桌、灯檠,东南壁砌假门[9](图三);政和七年(1117年)保定曲阳南平罗墓为圆形穹窿顶砖室墓,六根仿木倚柱环绕墓室壁面,墓室北壁砌一门二窗,西北壁绘熨斗、剪刀和橱,东北壁砌灯檠和假门,西南壁砌灯檠和假门,东南壁砌一桌二椅[10]。(图四)这两座纪年墓的墓室内壁均被六根仿木倚柱分为六部分,北壁为一门二窗的形式,侧壁逐渐重点作出假门的形象,除桌椅之外的其他家具相对减少。这类“六分式”壁面布局的墓葬还包括石太高速南海山北M3、石家庄平山两岔M3、石家庄建华北大街M1和M2等[11],均为圆形墓,明确使用倚柱将内壁划分为六部分,应该都属于北宋晚期墓葬。值得注意的是,邯郸磁县双庙M42为六边形砖室墓,是本区年代最早的多边形墓葬,表现出北宋晚期的墓葬由圆形墓逐渐向六边形墓发展的趋势。
图三 邯郸磁县双庙M42墓葬平面、剖视图

图四 保定曲阳南平罗墓墓壁展开图

前述北宋晚期砖室墓葬多为壁面“六分式”的圆形墓,内壁被倚柱分为六部分,其后墓葬中又出现了八根倚柱的“八分式”例子,如石家庄平山西石桥M1、石家庄平山两岔M7等[12],这应该是此后河朔地区流行的六边形、八边形墓葬之滥觞。北宋晚期,墓葬形制受到佛教经幢地宫等因素的影响[13],再加上建墓工匠对于建筑效率的追求,平民阶层所使用的圆形墓各壁面逐渐平直,原本带弧度的壁面被直壁所代替,进而出现了六边形和八边形砖室墓葬,六边形墓葬的时代应略早于八边形墓葬。

进入金代之后,圆形墓的做法大大减少,多边形墓葬数量增多,逐渐开始流行“六分式”“八分式”壁面布局,有时会在壁面砖雕基础上绘出复杂的纹饰,题材基本延续了之前的做法,以邯郸龙城小区M14、石家庄平山两岔M2(图五)、邯郸连城别苑M4、邯郸北张庄M3为代表[14](图六),可将这些墓例壁面布局情况列表如下。(表2)其中,邯郸龙城小区M14和邯郸北张庄M3分别出土了八边形瓷枕和白釉瓷钵,均与观台磁州窑址第三期的典型器物比较相似[15],可以判断应为12世纪中叶海陵王迁都之后的墓葬。它们所代表的墓葬平面形制和壁面布局可以反映金代墓葬的基本情况。

图五 石家庄平山两岔M2墓壁展开图

图六 邯郸北张庄M3墓壁展开图
表2 河朔地区金代典型墓例的壁面布局情况

由于纪年墓葬数量较少[16],对金代砖室墓具体时代特点的判断较为困难,只能通过墓葬演变的规律对其加以简要概括。整体看来,河朔地区金墓壁面布局依旧基于北宋晚期“六分式”“八分式”圆形墓的形式,壁面呈现“假门+家具”和“假门+假门”的组合,“假门+家具”应该略早于“假门+假门”的组合。
综合上述大致可以梳理出河朔地区宋金仿木结构砖室墓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脉络。自晚唐至北宋中期,本区砖室墓变化较为稳定,以圆形墓居多,墓室多为“四分式”的壁面布局,墓葬装饰以砖雕与彩绘相结合,壁面题材主要为“假门+家具”组合。北宋晚期至宋金之际,圆形墓室壁面布局向“六分式”演变,其后也有了“八分式”的壁面布局,并出现向六边形墓葬转变的趋势;壁面题材复杂化,除前述家具题材之外,“假门+假门”组合也增多。进入金代,墓葬的整体平面形制逐渐发生了改变,这种变化在12世纪中叶之后表现得最为明显,圆形墓被六边形、八边形墓所取代,但仍旧保留原来的“六分式”和“八分式”壁面布局和题材。(表3,图七)

表3 河朔地区宋金仿木结构砖室墓变化趋势

图七 河朔地区宋金仿木结构砖室墓变化趋势示意图

二 仿木结构砖室墓的区域特征与文化交流

自中晚唐以来,本区墓葬愈加呈现与中原地区不同的特点,形成了独特的区域文化特征,这在宋金时期依旧表现得较为明显,并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北方墓葬文化的整体变动。可从壁面题材组合、简单圆形墓等方面进行讨论。

1.壁面题材组合的转型

发轫于中晚唐、宋元时期格外繁荣的仿木结构砖室墓采用了砖雕和彩绘相结合的装饰形式,营造了绚丽的墓葬内景。但河朔地区墓葬具有特殊性,这一区域作为早期仿木结构砖室墓发展的重要环节,壁面装饰简单,砖雕和壁画也不复杂,壁画所占壁面装饰的比重相对小,呈现出与其他区域不同的特征。如前所述,本区砖室墓的装饰格局可分为两种形式:其一,以北壁假门和侧壁桌椅为核心,表现出箱柜、衣架、灯檠等“假门+家具”的组合,还包括剪刀、熨斗等小型用具以及桌上的碗、注子、瓶等饮食器,这类形式的墓葬以衡水武邑龙店M2、衡水武邑崔家庄M2为代表;其二,表现出“假门+假门”的组合,北壁和侧壁均做出假门或门楼,侧壁可能雕绘桌椅、箱柜等家具,但已不再是视觉表现的重点,这类形式的墓葬以石家庄平山两岔M2、邢台广宗李庄M1[17]为代表。

根据相关资料整合可知,对于本区大多数砖室墓而言,壁面装饰重点表现出“假门+家具”组合的墓葬时代应该稍早,重点表现出“假门+假门”组合的墓葬时代稍晚,而时代更晚的墓葬中几乎仅见假门窗和侧壁假门,很少表现除灯檠以外的家具等雕饰。(表4)
表4  河朔地区部分宋金仿木结构砖室墓例的壁面布局
可以看出,河朔地区宋金仿木结构砖室墓装饰布局有由“假门+家具”向“假门+假门”演变的趋势,侧壁的假门由无至有,并逐渐出现在侧壁的中心位置。北宋仿木结构砖室墓多为圆形,早、中期壁面被划分的数量少,需要表现的壁面装饰不多,侧壁的中心地位不明显,此时也不流行侧壁假门;而北宋晚期至金代,砖室墓壁面划分为六边形乃至八边形,需要表现的壁面装饰增多,凸显了侧壁的中心地位,而侧壁也出现了假门,并逐渐移到了侧壁的中心。
秦大树指出,在中原北方地区宋代仿木结构砖室墓中,河南、山东地区的墓内装饰似将墓葬表现为一个居室,河北、山西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墓内装饰似将墓葬表现为一座院落[18]。之所以在视觉意味上产生了“居室”和“院落”的区别,实际上是和墓葬壁面题材组合表现为“假门+家具”或“假门+假门”的差异有关。根据前文对题材组合的分析,我们认为,河朔地区宋金墓葬的装饰格局兼有“居室”和“院落”两种形式,“居室”的表现形式应该相对早于“院落”。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唐宋时期仿木结构砖室墓的整体发展状况和区域间的文化交流有着本质关联。唐宋之际,河朔地区作为仿木结构砖室墓的发展中心,墓葬壁面组合沿袭了中晚唐墓葬中流行的桌椅、柜架、灯檠等家具题材;而到了宋金河北、河南战乱频发之际,邻近的山西地区受波及相对小,当地自北宋中期流行仿木结构砖室墓的做法以来[19],常在侧壁雕绘假门窗或做出耳室的形式,这种墓葬传统越过太行山进入相邻的河朔地区,在本区形成了“假门+假门”的流行趋势,这也是“院落”的表现形式在宋末金初开始流行于整个中原北方地区的重要原因。墓室的侧壁装饰题材从桌椅、柜架等家具到假门、假窗的转变,既是宋金时期河朔地区墓葬壁面布局转型的重要表现,也反映出山西等外地墓葬文化因素对本地墓葬传统的冲击和影响。
2.简单圆形墓的盛行

如前所述,圆形墓是河朔地区宋金砖室墓的重要形制之一,这与本区唐代以来的风格一脉相承。自初唐以来,圆形砖室墓一直盛行于河北地区[20],五代时期依旧保持了这种特色。进入宋金时期,圆形墓是河北地区墓葬中应用数量最多、范围最广的墓葬平面布局形式,方形、六边形、八边形砖室墓的数量相对较少。圆形墓的形制也在五代与北宋前期以制度化的形式在中原地区皇族成员和高级官员群体中得到应用[21]。

本区砖室墓的平面形制在宋金之际有所转变,自圆形墓逐渐发展为六边形、八边形,这一趋势在壁饰较复杂的砖室墓上体现得更加明显。相较而言,壁饰简单的仿木墓葬较多地保留了圆形的形制。换言之,即壁饰简单的小型圆形仿木墓葬在宋金时期均较为流行。这一类圆形墓的材料多以墓群的形式集中公布,比较重要的简单圆形仿木墓葬包括保定博野刘陀店墓群和保定徐水西黑山墓群,均位于冀中地区。保定博野刘陀店墓群分为四区,共发现61座墓葬,其中圆形墓44座,墓葬形制相似、尺寸大体相当,多数没有仿木雕作,发掘者认为其时代为北宋中后期至金代[22]。保定徐水西黑山墓群为金元时期墓葬,发掘者判断墓地北部和中部区域应不晚于金代晚期,包括26座墓葬,其中有22座圆形墓[23]。前述墓地的时代判断均依据出土器物或地层关系的比较,有一定的参考意义,选取比较有代表性墓葬的尺寸和壁饰情况列表如下。(表5)

表5 河朔地区宋金壁饰简单的圆形砖、石室墓例

这类壁饰简单的圆形墓大多为砖筑、石筑或砖石混筑,墓室直径一般小于3米,壁面布局相对简单,常不作出斗拱和砖雕等壁饰,基本没有彩绘壁画,有时会雕砌灯檠和假门。(图八)目前看来,宋、金墓葬的差别不大,不易从墓葬形制上加以区分,其建造过程不太复杂,应是该时期稍有财力的平民所采用的通常做法,并形成了独特的地区传统,到了元代依旧在区域内流行。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其壁面装饰相对较简单,但灯檠和假门的位置相对固定,倚柱的数量和分布符合北宋中后期的时代特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区域墓葬发展的大趋势。

图八 保定博野刘陀店M1墓葬平、剖面图

简单圆形仿木墓葬在唐、宋、金、元各时期呈现出普遍流行的态势。在唐代河北地区,圆形墓在官员阶层的带动之下成为本地区的特殊文化符号[24],被社会各阶层广泛采用,直迄于宋。宋金之际,仿木墓葬的形制整体上呈现出向多边形转变的走向,但是简单圆形墓依然持续流行于河朔地区的民间,这种现象既显示出了这种墓葬形制旺盛的生命力,也反映了建筑技术和墓葬文化在民间的相对稳定与传承。

三 结语

河朔地区是唐宋社会变革的重要地区之一。谭凯指出:“从丧葬物质文化的角度来看,唐宋变革的戏剧性之一体现于核心地区的唐墓与宋墓竟然截然不同。”[25]谭凯所指的“截然不同”应为仿木墓葬在唐代两京地区极少出现、而在宋代汴洛地区大规模流行的现象。唐宋“核心地区”的地理区位基本相似,为何墓葬面貌发生如此大的差异呢?如将视野扩展开来,可发现河朔地区墓葬文化的传播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唐代河朔地区在藩镇统治下保持了不同于京畿的独特风格,在五代和宋初随着精英阶层从河北进入河南,而给中原地区带来了新的墓葬文化[26]。河北唐墓的仿木构、圆形墓等要素,逐渐传入了宋代中原地区[27]。因此,河朔地区既是唐代仿木结构砖室墓产生和流行的重要地区,也对宋金时期北方地区墓葬的整体面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进入北宋后,在为中原地区带来新的墓葬文化因素的同时,河朔地区自身的墓葬面貌也处于继续演进之中。北宋早中期的仿木墓葬沿袭了晚唐的传统,充分反映了本区域文化传统的深度影响;北宋晚期至金代,墓葬则受相邻地区的影响而发生了变动,显示出本土传统和地区间墓葬文化因素的相互联系。以冀中地区和冀南地区为例,冀中地区除仿木结构砖室墓之外,还发现了一些少见于其他地区的石室墓葬,时代多为金代,可能受到金中都地区皇陵和贵族的石函墓、石椁墓等的影响;冀南地区仿木墓葬砌筑方式相对单一,进入金代后壁面布局的特征与豫北地区基本相近,体现出与相邻区域的互动。

河朔地区金代墓葬文化与相邻区域之间的交流互动相对频繁,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金军攻灭北宋之时,河朔地区遭受到“坟无大小,启掘略遍,郡县为之一空”[28]的浩劫。金太宗天会六年(1128年),为恢复本区域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复苏,“迁洛阳、襄阳、颍昌、汝、郑、均、房、唐、邓、陈、蔡之民于河北”[29],此后持续组织女真及其他民族的猛安谋克户迁入河朔地区,“今日屯田之处,大名府路、山东东西路、河北东西路、南京路、关西路,四路皆有之,约一百三十余千户……所居止处,皆不在州县,筑寨处村落间,千户、百户虽设,官府亦在其内”[30],以加强对本区的控制。在这一系列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过程中,来自山西、河南、冀北、山东[31]等区域的墓葬文化因素与本区域形成了交融。

自中晚唐至宋金时期,河朔人群形成了“质厚少文,多专经术,大率气勇尚义,号为强忮”[32]的地域性格,呈现出较为独立的文化面貌。唐宋之际,基于上层社会的政治流动和人群迁移,本区域文化对其他地区产生较大影响,成为北方地区文化发展脉络的关键一环;金代官方组织的大规模移民迁入也导致区域内出现了深入的文化融合。就墓葬而言,河朔地区墓葬文化同样具备相对独立性与长时段延续性,以仿木结构砖室墓的特征及影响力较为突出。在区域内墓葬随葬品数量普遍较少、纪年墓葬缺乏的情况下,通过仿木结构砖室墓的形制及壁面布局来探索其时代特征和发展轨迹,对讨论本区域乃至整个中原北方地区的宋金墓葬文化脉络都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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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210.

[2]有研究将河北中晚唐仿木结构砖室墓的特征归纳为几个方面:多使用圆形或弧方形砖室墓,圆形墓的比重较大;棺床横置于墓室后部,墓门位于南壁正中;墓门多使用翼墙和门楼,墓室内砖砌仿木构的做法比较流行。参看崔世平.河北因素与唐宋墓葬制度变革初论[C]//两个世界的徘徊:中古时期丧葬观念风俗与礼仪制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282-312.

[3]夏素颖.河北地区宋金墓葬研究[J].文物春秋,2012(2);曹凌子.河北井陉柿庄宋金墓葬研究[D].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郝军军.金代墓葬的区域性及相关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2016:145-182;耿超.河北地区宋代墓葬及相关问题研究[C]//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八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7:42-50;张力文.河北西路与河北东路宋代墓葬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21.

[4]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武邑龙店宋墓发掘报告[C]//河北省考古文集.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323-329.

[5]衡水市文物管理处.河北故城西南屯晚唐砖雕壁画墓[C]//河北省考古文集(三).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129-138.

[6]邸明.河北静海东滩头发现宋金墓[J].考古,1995(1).

[7]衡水市文物管理处.河北武邑崔家庄宋墓发掘简报[J].文物春秋,2006(3).

[8]邢台市文物管理处,临城县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河北临城岗西村宋墓[J].文物,2008(3);李军.河北邢台出土砖志碑[J].文物春秋,2004(2).

[9]南水北调中心干线工程建设管理局,河北省南水北调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河北省文物局.磁县双庙墓群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135-138.

[10]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曲阳县文物保管所.河北曲阳南平罗北宋政和七年墓清理简报[J].文物,1988(11).

[11]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石太考古队.石太高速公路北新城南海山墓区发掘报告[C]//河北省考古文集.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285-309;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平山县两岔宋墓[J].考古,2000(9);石家庄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石家庄市建华北大街北延工程古墓葬清理简报[J].北方文物,2013(3).

[12]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平山发现宋墓[J].文物春秋,1989(3).

[13]目前学界对六边形、八边形墓葬出现原因的讨论大致可归纳为三种意见,分别认为其与佛教经幢地宫的宗教因素、唐代弧方形墓形制的传承演变、宋代富民阶层装饰复杂化的社会需求有关。笔者认为在这三种意见的基础上,还应考虑工匠在营造平民墓室的过程中对于建筑效率和结构稳定的追求。参看李清泉.宣化辽墓:墓葬艺术与辽代社会[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294-317;郝红星,于宏伟.辽宋金壁画墓、砖雕墓墓葬形制研究[C]//郑州宋金壁画墓.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252-269;林思雨.略论宋金时期八边形装饰墓葬[J].四川文物,2020(2).

[14]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邯郸市龙城小区墓葬发掘简报[J].文物春秋,2004(6);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邯郸市连城别苑古墓发掘简报[J].文物春秋,2004(6);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邯郸市文物管理处.河北邯郸北张庄金墓发掘简报[J].文物春秋,2001(1).

[15]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邯郸地区文物保管所.观台磁州窑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462-502.

[16]目前公布详细资料的河朔地区金代纪年墓葬有两座,分别为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邢台柳林村M2和崇庆元年(1212年)保定曲阳涧磁村M8。前者为圆形砖室墓,壁面布局和装饰技法更接近于山东地区金元墓葬,孝行图像与北壁夫妇对坐题材的做法均在河朔地区较为少见;后者为石砌,无壁面装饰。参看邢台市文物管理处,信都区文物保管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北邢台柳林村发现金代墓葬[J].文物春秋,2022(5);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曲阳涧磁村发掘的唐宋墓葬[J].考古,1965(10).

[17]邢台市文物管理处,广宗县文物保管所.邢台广宗县李庄宋代砖室墓的发掘[C]//河北省考古文集(五).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136-145.

[18]秦大树.宋元明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143-144.

[19]至和三年(1056年)运城夏县上牛墓是山西地区目前发现的北宋最早纪年墓葬。参看运城市河东博物馆,夏县文物旅游局.山西夏县宋金墓的发掘[J].考古,2014(11).

[20]齐东方.中国北方地区唐墓[C]//7—8世纪东亚地区历史与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8-15.

[21]张保卿.北宋四京地区墓葬等级制度初探[J].考古,2020(4).

[22]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博野县刘陀店宋金墓群发掘简报[C]//河北省考古文集(二).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296-306.

[23]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建设管理局,河北省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河北省文物局.徐水西黑山:金元时期墓地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24]沈睿文.北朝隋唐圆形墓研究述评[C]//理论与史学(第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122-129.

[25]谭凯.晚唐河北人对宋初文化的影响:以丧葬文化、语音以及新兴精英风貌为例[C]//唐研究(第十九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62-265.

[26]有研究集中探讨了唐宋之际河北地区墓葬文化对其他区域的影响。参看崔世平.唐宋之际:五代十国墓葬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240-295.

[27]在唐宋河北地区墓葬文化因素的传播过程中,五代时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如后周的庆陵、惠陵、顺陵均为圆形墓,北宋早期诸如巩义元德李后陵等高等级的圆形墓虽然体现了河北因素,但更为直接继承的应当是后周的传统。参看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新郑市文物局.河南新郑后周皇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J].考古与文物,2021(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巩县文物保管所.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发掘报告[J].华夏考古,1988(3).

[28]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第87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647.

[29]脱脱等.金史(第74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5:1697.

[30]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第244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754.

[31]宋金河朔墓葬与山东地区存在着较密切的文化互动。参看张保卿.齐鲁间殊:略论山东地区宋金墓葬形制与装饰[C]//青阳瑞木:历史考古青年论集(第4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123-132.

[32]脱脱等.宋史(第124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2130.


作者:张保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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