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是大规模文明社会的基础，目前对该问题的实证研究多以地区为单位，而以考古学文化（群体）为单位的研究见之较少。以考古学文化为单位的农业起源研究能够以群体为视角观察这一过程中群体的行为细节，并在一定程度上检验相关理论，为进一步完善相关理论的同时提供历史细节。
当前考古学研究逐渐转向人群对资源的利用和分配方式［1］45-60，从该角度来看，定居指某群体在限定区域内对各种资源的利用可以支持其在一地内永久性居住，农业是人群以照顾少数几种农作物来获取食物的一种资源利用方式。因照顾农作物需要长时间在其周边活动，所以农业和定居有很强的同质性，故可以从狩猎采集者定居程度不断提高的同时如何将所获取食物固定在几种驯化植物上的视角观察农业如何发生。
大地湾类型是老官台文化的一个类型，也有学者称之为大地湾文化［2］177-186。是距今8000—6800年时分布在渭水流域，以敞口直腹罐（三足罐）、圜底钵（三足钵）、圈足碗为典型器物组合，并以交错绳纹为主要纹饰［3］。经学者从生业经济［4］197-222、遗址废弃过程［5］270-303以及农业考古［6］36-47等角度分析可知，大地湾类型处于狩猎采集向农业过渡的阶段，其自身的发展为之后仰韶文化的出现以及庙底沟时期形成最早的中国文化圈奠定基础［7］60-65。
笔者在对老官台文化类型和分期问题研究时发现，大地湾类型在发展过程中定居程度不断增强，在遗址数量、分布范围、聚落形态及动植物资源利用等方面均有所变化。刊表拙见，望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据笔者分期，经发掘的大地湾类型遗址共9处分为早晚两期4段，早期主要分布于陇东地区，晚期则分布在关中地区。大地湾类型中经测年的遗址有北刘、白家村、大地湾［8］127，其中大地湾的测年数据最早，为BC5960—BC5720（经校正），是开口于⑤层下H10的数据，其他的数据多集中在BC5500年左右。北刘遗址测年结果集中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经校正）。白家村测年单位中最早是T308④H15，结果为BC5100±150年，晚于测年中③层的数据，该数据应存在问题，③层的测年结果多为BC5300年左右，②层的数据范围为BC5200—BC4800年之间。结合上文依据地层学和类型学的分期结果来看，分期与测和据基本没有矛盾，大地湾类型早期两段的绝对年代应在BC6000—BC5300年，晚期两段绝对年代时间应该为BC5300—BC4800年。
（二）环境背景
现研究表明，距今10000至8000时，大地湾类型所在的渭水流域气温有所回升，雨量充沛［9］145-151，与当前气候相比，温度高出约2.5℃，降水量约多50％［10］129-137。在距今11000—7000年间，陇东地区气候仍以寒冷为主［11］119-127，并在距今8500年左右，气候开始由干凉转为温湿，距今8000年以后，变为温暖湿润气候，一度出现森林茂密，河湖水体清澈的景观。温暖湿润气候一直延续到距今6000年［12］59-69。距今8000至7000年，渭水流域植被是以栎、松、蒿为主的针阔叶混交疏林草原［9］145-151，代表暖温半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8—10℃，年降水量500—600mm，地表有较肥沃土壤生成［13］328-335。距今约7300年，出现一次大范围气候暖湿事件，气温上升，雨量充沛，植物茂盛［14］222-230。
渭水流域依地形地貌可分为陇东和关中两个地区，两者间环境略有差异。从大地湾遗址内出土不同种属动物的习性可知，这时期陇东地区的环境主要为森林和草原结合的过渡地带，并随着地形的变化有一定水域［15］8-15。白家村遗址出土动物有猪、狗、水牛、马鹿、獐、黄羊、貂、猫、竹鼠、鸡、鲇鱼、蚌等［8］123-126，相比于陇东地区，关中地区内森林有所减少，水域资源有所增加。
陇东地区因海拔高度变化较关中地区明显，其内资源集聚性高，较之关中地区，是适宜狩猎采集者生活的生态交错地带［16］56。关中地区内相同地貌面积较大，单一区域内资源多样性较低，资源集聚性弱，如白家村遗址内石器原料产自渭河对岸［17］119-122。
（三）农业起源的理论构建
人类社会的定居问题是在研究农业起源过程中被发现并受到重视的，目前学界基本认同定居是农业产生的关键因素［16］47-58。从目前已知人类社会形态发出，经理论构建可知，由流动发展到定居有两种方式：一类如美国西北部依靠丰富渔猎资源定居下来的社会，另一类是同农业起源协同发展的［18］86-109。换言之，农业并非定居的必要条件，而定居是农业的必要不充分条件。
经宾福德和弗兰纳里等学者从环境变化和人地关系等角度构建可知，在末次冰盛期及之后大暖期的背景下，农业的发生和完善大体经历四个阶段：①环境巨变，动植物种类大规模更替，人类流动性大幅度提高，利用动植物种类增加；②对新环境适应能力提高，流动性有所降低，开始强化利用某些动植物；③驯化物种确立，与此同时，人群定居程度不断提高；④农业生态系统建立，已经完全定居下来［19］16-29、［20］26-34。
狩猎采集者在一个区域内停留时间的增长与该区域内所获取食物总量呈正相关。狩猎采集者提高区域内食物总量的方法有两种：一为扩大食谱，即学界所称的“广谱革命”；二是加强对某几种动植物利用，通过深化利用的方式提高在某些动植物上获取的食物数量。此外，资源分布斑块性对人类行为也有所影响，资源分布斑块性强的地区，其内资源种类有限但数量丰富，需在某些特定时间内才能获取，人群需更详细的时间计划和劳动分工，以避免错失获取某种资源的关键时间［16］96-109。即人群定居程度的高低与获取区域资源深度呈正相关。
依对食物利用方式差异，狩猎采集者有采集者和集食者两种形态。采食者采取简单利用的方式，维持高流动的生计特点，在需要获取食物时获取动植物，随优质资源分布而流动；而集食者对资源深度利用，需要放弃一定流动优势，选择把优质资源带回营地［21］4-20。仪明洁将其阐释为群体低流动，个体高机动性［22］77-90。这一区分有助于理解不同遗址形成的原因。
陈胜前总结了广谱与强化两种取向留下遗存的特征［16］53，刘莉与陈星灿则归纳判断定居的若干标准［23］134-137。概言之，定居程度增强是对资源利用程度提高的产物。而大地湾类型对资源利用程度的提高主要体现在分布范围、遗址数量及规划、动植物资源利用以及工具组合四个方面。
据目前考古发现可知，大地湾类型分布区域内原来是由使用细石器的狩猎采集者在此处活动［24］883-890，大地湾类型的产生可能与此有关。
因陇东和关中区域内大地湾类型遗存特点有所不同，故分早晚期进行分析［25］。在农业确立之前，捕猎动物仍是先民的主要生计活动，其所捕猎的动物种类和比例反映出部分资源获取策略。需指出，本文对大地湾类型定居化的分析主要依据各类遗存早晚间差异，而遗址中动物遗存等无法分期的，视该遗址内不同时期所消费动物特点于时间上无变化。
（一）大地湾类型1段时出现在陇东地区的相关特征
大地湾类型1段时，仅有秦安大地湾一处遗址，该时期遗存有房址4座，墓葬7座，灰坑8个（图2，1），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26］21-69。根据遗迹及遗物可知大地湾类型人群利用资源有水、木材、岩石、陶土以及用以维持生存的动植物。生产工具主要为石器，有打制的敲砸器、刮削器，局部磨光的石刀、石斧以及研磨用的磨石、磨盘、研磨器等，石器造型不规则，多进行简单的打制和修理。发现的植物仅有稷、十字花科的油菜［26］60和极少量黍［27］1381-1386，据动物种属及标本数量所占比例可知有中华鼢鼠（0.4％）、狗（10％）、豺（0.13％）、貉（0.26％）、棕熊（0.26％）、苏门犀（1.6％）、家猪和野猪（20.85％）、麋（1.06％）、獐（9.76％）、狍（11.90％）、梅花鹿和马鹿（22.59％）、鹿科（14.97％）、黄牛（0.26％）及偶蹄类（5.88％）［28］861-910（图1）。
尽管在大地湾遗址内的具体活动安排还有些模糊，但4座房址呈环形分布，中间存在大面积空地，墓葬不规则地分布在遗址外围。可知，大地湾类型1段在陇东地区时已有一定程度定居，并在大地湾营地内举行一些集体活动。据遗址内出土动植物资源的数量与种类推测，大地湾类型此时已经过广谱革命，除着重猎取的优质资源鹿科动物（60.08％）外，对猪（20.85％）的利用最为重要，这时期猪死亡年龄显示出大地湾已开始对猪的驯化［28］861-910。大地湾遗址内狗和猪的碳氮同位素反映出这时期狗有养殖和野生两种，猪的碳氮同位素数值与养殖狗的数值较一致，δ13C值在-19‰左右，δ15N值在5‰~7‰之间，暗示大地湾先民多用C3类植物喂养动物［29］5523-5528。
图1 大地湾遗址一期出土动物标本数量示意图
这时期大地湾类型遗址数量增加并涉足至其他地区，在陇东地区内有大地湾、高家村［30］1-6、西山坪［31］230-237与关桃园［32］13，关中地区有白家村［8］1-35。此情况反映出两方面信息：一是此时大地湾类型获取资源会远距离的跨地区流动，白家村遗址出现与此有关；二为其在陇东地区内活动范围扩大，间接性表明其在1段时采取的资源获取与分配方式不足以满足2段时的需求。
据遗址内遗存种类和数量，陇东地区内遗址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大地湾，遗存面积较大，所发现遗迹与遗物在种类和数量上最为丰富，性质属大本营；另一类如高家村、西山坪和关桃园，发现遗存面积小，种类和数量有限。其中关桃园内只发现了大地湾类型的1座灰坑，西山坪内有大地湾类型的地层堆积和1座灰坑，高家村内仅发现大地湾类型1座房址，这一类遗址发现遗物均不超过50件，当为该群体获取资源时的临时营地或地点。
除向外扩展之外，大地湾营地内也有所变化。大地湾遗址内属这一时期的遗迹有8座墓葬和9个灰坑（图2，2）。此时期未营建新房屋，且原有空地上出现2个灰坑，其中H3116还出土有大量石块，暗示营地内社会性活动减少，生产性活动增多。蚌器增多反映其利用水生资源有所加强。大地湾遗址内的变化也反映上一时期采取的资源获取策略有所不足，使得营地内成员对营地周围资源利用程度加深。
要之，大地湾类型带着自身的流动传统到资源丰富的陇东地区并建造营地，同时根据当地环境采取适应当地的资源获取策略。然到2段时，原来的资源获取策略不能满足此时的需求，致使其一方面扩大获取资源区域乃至于扩展到新地区，另一方面强化对如大地湾等营地周边资源的利用深度。
（一）大地湾类型3段时迫迁他乡
该时期的遗址仅有关中地区的白家村一处。前文着重分析大地湾类型在陇东地区内的特点与变化，未提及2段时白家村的发现。白家村内属2段的遗迹有房址2座，灰坑10个以及墓葬2座（图4，1）。遗物有24件陶容器及9件骨、蚌、牙质生产工具，不见石质生产工具。目前未见有关白家村遗址内植物遗存的信息。据动物种属及标本数量所占比例可知有猪（34.53％）、狗（1.1％）、水牛（22.83％）、（15.27％）、马鹿（15.27％）、獐（14.86％）、黄羊（4.95％）、貉（1.65％）、猫（0.18％）、竹鼠（1.38％）、鸡（1.38％）、鲇鱼（0.27％）和蚌（1.38％）（图3），然上述动物信息不能反映大地湾类型2段时在白家村所获取的动物种类。首先是不能将出土动物遗存回归到出土时的堆积单位，故该段作为整体代表人类活动最多时期的特征，而白家村内遗迹遗物表明人类活动主要在大地湾类型3、4段，更多反映的是3、4段时大地湾类型获取动物的特征。
图3 白家村遗址出土动物标本数量示意图
这时期白家村遗址内未发现人类活动留下的遗迹，表明其在该营地内停留时间很短，不足以留下营建遗迹。出土有38件陶容器、17件骨、蚌牙器，以及18件石器，打制石器尺寸较陇东地区内小，且制作修理精致，石铲形制规整，刃部磨制十分精致。经鉴定，遗址内出土石器均来自渭河对岸的秦岭地区［17］119-122，其获取石质生产工具原料需流动很大距离，因石料得之不易，故对石器的加工精致。将遗址内出土动物种属和标本比例与大地湾对比可知，此时期捕猎的动物主要为猪（34.53％）、鹿科（30.13％）、水牛（22.83％）三种，此外还开发利用诸如猫、竹鼠、鸡等小型动物，以及鲇鱼和蚌等水生资源，获取动物广谱化，对区域内资源利用种类增多，同时对区域内资源整体利用程度也有提高。
关中地区内资源集聚性弱，资源斑块性强，如遗址内出土石器是从渭河对岸秦岭地区获得，遗址内较为齐全的资源种类表明其涉及区域广泛才能将众多种类资源集中在遗址之内。
大地湾类型被迫迁居到关中，面对森林草原植被的减少及相应动物种类和数量的不同，以及关中地区内资源斑块性较陇东地区强，其只有提高流动性才能覆盖到所需资源的分布区域。
（二）大地湾类型对关中地区资源预全面开发
大地湾类型最早出现在陇东地区，并在大地湾遗址处建立营地，设计出符合陇东地区内资源特点的获取策略；在第2段时资源获取有所不足，致使其向陇东周边和关中地区流动；第3段时受西山坪类型出现在陇东地区影响，被迫迁至关中地区，并在关中地区内了解并获取所需资源时流动性有大幅度提高；到第4段时，大地湾类型已充分适应关中地区，并设计较完善的资源获取策略，形成以白家村为群体大本营，北刘为重要营地，紫荆为石料获取营地，零口村和元君庙为资源获取临时营地的聚落形态。
农业起源研究多以地区为单位，寻找促进农业产生的各种因素，在此基础上，也归纳出许多农业起源的理论。然而，人的基本属性是社会属性，社会变化是通过文化手段以群体为单位进行的，理论假设无疑有助于更深入地思考问题，但脱离实际材料的研究丢失了历史鲜活性。通过大地湾类型农业化可以观察到：首先，农业起源受环境变化影响较大，渭水流域内两次暖湿事件分别促使大地湾类型和西山坪类型出现在陇东地区；其次，该过程具有一定波动性，期间流动性大幅提高，流动性的提高促使更高程度的定居；最后，农业可能不是由单个群体与大自然互动产生，不同群体间互动有时是促进定居的关键性因素。
作者：杨聪磊 袁广阔（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原文刊于：《农业考古》202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