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成浩｜世界体系理论及其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学术 2024-11-04 18:24 北京

摘要：世界体系理论经过近五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种具有理论包容性的分析视角。它虽然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提出的一种理论解释，但它在以长时段分析见长的考古学研究中同样具有理论解释能力。总体来说，世界体系分析中核心与边缘的二元概念及其动态平衡对我们理解史前考古学中的文化互动以及文明进程的兴衰都具有重要的启示。尤其是对经济维度的重视在以物质文化分析为基础的考古学研究中同样十分具有阐释和应用潜力。

世界体系理论（World-Systems Theory，缩写WST）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1974年，沃氏关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系列论著的第一本专著《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资本主义农业与十六世纪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出版，标志着该理论的诞生。该理论甫一提出便受到了社会科学领域多个学科的追捧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在社会学领域迅速形成了旗帜鲜明的“世界体系学派”；该学派可谓当代社会学领域生命力最旺盛的一个理论流派。沃氏于2019年辞世前曾为该理论流派的灵魂人物，他还创立了专门的学术期刊《评论》（Review）来定期发表该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学术争鸣以及沃勒斯坦本人的评介与回应。时隔37年后的2011年，该本经典著作的修订版再次出版。在新版序言中，沃氏系统回顾了过去近四十年世界体系理论的发展和演变，对一些批评进行回应的同时，仍对世界体系理论的前景和旺盛生命力寄予厚望①。

沃勒斯坦创立世界体系概念的初衷是为了激起当代社会学界对研究范式的反思与讨论②。他在汲取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法国年鉴学派等经典学说的基础上，通过长时段、跨区域的研究视角，对十六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兴起的来龙去脉进行宏观梳理，初步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如何将欧洲、非洲和美洲等多个地区逐步整合形成一个庞大的世界经济系统，从而奠定现代世界形成基础的宏大历程和复杂机制。沃勒斯坦对长时段、跨大陆研究视角的重视与考古学在宏观时空框架下的研究旨趣根本上是一致的。因而，在世界体系理论提出之后，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一向在理论发展上滞后的考古学也毫无例外地引入了世界体系理论，并对该理论在时间深度上的拓展做出了独有的贡献。迄今为止，以世界体系理论的视角阐释考古学材料的研究多见于西方考古学界。相比之下，将之用在中国史前考古学情景中的案例却寥寥无几。本文拟通过对世界体系理论发展历程的回顾，结合对一些典型考古学研究案例的概述，试图对该理论进行简要介绍，并提出若干对中国考古学研究可能有所裨益的理论启示。

一、世界体系理论的基本内容

“世界体系”是沃勒斯坦用来形容十六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兴起之后，一些在技术和资本上占绝对优势的核心国家对周边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扩张，并逐步将后者囊括进一个不平等的经济体系之内的现象。根据社会分工的差异，世界体系内部形成了核心、半边缘和边缘三个地理区域。核心区域在技术、市场和资本等诸多方面都占绝对优势，边缘地区则沦为核心区域的原材料、低附加值的半成品和廉价劳动力供应地，并在经济上对核心区域产生依赖性。半边缘区域则在政治经济区位上介于核心与边缘之间。在沃勒斯坦所勾勒的世界体系中，西欧地区是占领技术优势的核心区，其劳动力形式为自由劳动力和工薪阶层；东欧和整个西半球则是边缘区域，主要为核心地区提供原材料等大宗货品，比如粮食、木材、白银、棉花、蔗糖等，劳动力形式主要是奴隶等强迫性的劳动力；地中海区域的欧洲则是半边缘地区，主要为核心区域提供高成本的工业制成品（如丝绸）、资本信用和香料，半依附性的佃农则是半边缘农业区主要的劳动力控制方式③。沃勒斯坦认为，得益于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技术，这种出现于15世纪晚期至16世纪早期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是史无前例的。这种经济体已不再局限于一个民族国家所涵盖的边界之内，同时与帝国、城邦等政治形态皆有区别，而是形成了一个跨大陆的、各组成部分被经济纽带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世界体系”④。因此，沃氏所主张的世界体系本质上就是现代资本主义大范围扩张而形成的超大型的世界经济体。这个经济体是一个建立在全方位的劳动分工和多样性的文化内涵之上的自给自足的社会系统。沃氏将社会系统根据规模大小分为两类：一类是小型的、高度自治的生业经济体（如狩猎采集人群）且不属于任何朝贡体系的微型体系（mini-systems）；另一种就是庞大的世界体系（world-systems）。根据经济和政治维度所定义的边界及其空间关系，世界体系可以分为世界帝国（world empire，即经济边界与政治边界在一定范围内基本重合）、世界经济体（world economy，即经济边界大范围突破政治边界）以及沃氏预测未来可能会出现的社会主义世界政府（socialist world government，即经济边界与政治边界在全球范围内的重合）等三种主要表现形式⑤。一般来说，缺乏单一政治系统的世界经济体往往会因其不稳定性而分裂成诸多世界帝国。微型体系、世界帝国和世界经济分别对应着三种经济交换形式：互惠性交换、朝贡性交换和市场经济⑥。这与泼拉尼（Karl Polanyi）⑦所主张的古代经济与现代经济有着本质不同的“本质论”（Substantivism）一脉相承。也正是基于此，沃勒斯坦一直坚持认为，他所定义的世界体系（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出现时间只能界定在十六世纪，而非更早的历史时期乃至史前时期。

沃勒斯坦在提出“世界体系”这个概念的时候便明确指出，概念中的“世界”并非我们当今所认为的全世界或全球这种客观定义的地理范围，而是一个涵盖较大地理范围、抽象的空间概念。而“体系”一词指的是那些具有自给自足的能力、对外相对封闭并且内部各组成要素之间能够达成某种平衡的社会系统⑧。很明显，在任何一段历史时期内，全球范围应该存在多个世界体系。正因为如此，沃勒斯坦坚持使用严格的英文书写方式来表述世界体系概念（world-systems），即“世界”（world）与“体系”（system）之间必须用连字符强调“世界”一词的抽象性，并且“体系”（system）必须用复数形式强调体系的非单一性，以此与主张资本主义出现之前世界仅存在一个世界体系的观点⑨相区别。

沃勒斯坦将世界体系视为社会系统（social system）的一种存在形式。这个社会系统有自己的边界、架构、组成部分、合理性规则和内在的一致性。世界体系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矛盾的内向凝聚力和外向扩张力则构成了维持整个世界体系运行的内在动力。世界体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更像是具有生命周期的有机体。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世界体系的各构成特征皆会因时因地而出现此消彼长的现象，整个体系也会随之呈现出或强或弱的发展态势。因此，核心、半边缘和边缘的结构性角色是可以改变的。以前属于体系之外的外围区域（external area）可能后来会转变为体系之内的边缘区域。同理，核心区域也可能沦为边缘或半边缘区域，边缘或半边缘区域也可以跃升成为核心区域⑩。虽然体系内各地理分区的角色和地位是流动的，但核心对边缘的不平等剥削以及边缘对核心地区的政治经济依赖则是相对稳定的，这也是维系一个世界体系存在的重要机制。

二、从理论到视角：世界体系研究的理论转向及考古学研究的理论贡献

简而言之，世界体系理论的核心论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对核心与边缘二元对立关系的强调，一个是对依赖关系（Dependency）的强调。这两个核心论点实质上探讨的是文化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即两个文化群体之间是对称的平等关系，抑或是非对称的主导与被主导的关系。其实，考古学理论对文化群体相互之间权力关系的探讨由来已久。从最早由拉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等人提出的文化涵化理论（Acculturation）⑪、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伦福儒（Colin Renfrew）提出的均势政治体互动理论（Peer-polity Interaction）⑫、再到近一二十年受现代思潮和后现代思潮影响而分别出现的殖民主义（Colonialism）和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⑬本质上都是围绕权力结构这一核心议题而衍生出来的理论模型。只有将世界体系理论置于如上理论发展脉络中，才不难理解为何该理论在提出之初便得到了考古学家们的关注。世界体系理论在考古学领域产生的影响是完全出乎沃勒斯坦意料的。他对于将改造之后的世界体系理论应用于考古学情景中的做法乐见其成，但对于根据考古学证据将世界体系出现的时间深度上溯至五千年前的观点仍持保留态度⑭。

沃勒斯坦在面对来自社会学之外的批判时曾一再强调，这是一个针对社会学研究的理论视角⑮。他的初衷是期望对传统社会学研究范式带来不一样的维度，至于该理论视角在人类学领域中的适用性根本不在他当初考量的范围之内。因而，其被引入考古学界后不免会招致不少批判与排斥。虽然其中包含了一些早期学者对原始理论模型和内容的误解，但更多的是以考古学视角对世界体系理论模型提出的有益反思与补充，比如对中心与边缘二分法及它们之间不平等关系的批判、对大宗物品贸易在经济交换系统中的地位以及对世界体系时间深度的反思等。

人类学领域最早对世界体系理论进行批判的声音来自考古学家施耐德（Jane Schneider）⑯。她首先对沃勒斯坦所定义的世界体系的出现时间表示不同的看法，认为早在十五、十六世纪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甚至早在史前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世界体系，只不过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的经济交换的方式、内容与沃勒斯坦所定义的有所区别。而沃勒斯坦对大宗物品贸易在现代世界体系内部所扮演角色的过分强调抹杀了公元1500年之前世界体系存在的可能性，而这些世界体系多以系统化的远距离贵重物品交换为主要特征。此外，施耐德还特别指出，系统化的贵重物品贸易在史前经济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要远大于大宗物品。其实，奢侈品与大宗物品的二分法概念本身就是一个理论陷阱，奢侈品与大宗物品的分类更多的是基于物品生产技术和使用文化情景的流动属性，而非物品本身的内在属性。许多情况下，奢侈品与大宗物品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施耐德对世界体系的反思冲破了沃勒斯坦原始定义的理论桎梏，从而为后来一系列将世界体系模型延伸至更早的前资本主义历史时期乃至更久远的史前时期的理论探索铺平了道路。基于已有考古学研究成果，社会学家奇斯-丹和哈尔（Chase-Dunnand Hall）⑰、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⑱等纷纷主张世界体系理论的时空范围应该被拓展至史前时期。弗兰肯斯坦和罗兰兹（Frankenstein and Rowlands）⑲率先将世界体系的概念应用到了中欧铁器时代的考古情境中，着重分析了区域性远程威望品交换网络及其对本地社会结构产生的深远影响，并对世界体系模型提出了反思和补充。布兰顿和费曼⑳中美洲瓦哈卡地区的考古研究也表明，不包含威望品交换的世界体系模型是存在理论缺陷的；史前中美洲社会群体之间的经济活动基本都是以承载了特定政治经济内涵的奢侈品的流通为主要形式的。周南㉑也指出，沃勒斯坦所勾勒的那种理想化的世界体系模型在中美洲的考古情境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大宗生活必需品的贸易在中美洲跨区域交换网络中所扮演的角色远逊于威望品或奢侈品。

世界体系模型中核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关系及二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亦广受考古学家们的诟病。然而，有些考古学家对世界体系模型强调单一核心的指责却有失公允。沃勒斯坦原始定义的世界体系核心区域是包含多个势均力敌的核心国家（core-states）的，正是由于多个核心国家之间的竞合才形成了整个世界体系不断向外扩展的张力。科尔（Phillip Kohl）㉒基于中亚和西亚地区考古资料的梳理指出，史前近东地区曾存在多个竞争性的核心，并且核心与边缘的关系并非如沃勒斯坦界定的那般僵硬，边缘地区亦并非被动地处于核心的掌控之下，而是富有灵活的选择空间。例如，位于波斯湾出海口、拥有丰富铜矿资源的阿曼地区相较于两河流域是处于边缘区位，但没有任何考古证据显示阿曼铜矿资源的开采是处于两河流域的控制之下的。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像是相互独立的政治体，仅在威望品的生产和交换方面存在依存关系。与核心的两河流域相比，处于边缘的阿曼地区没有显示出任何在技术层面上落后的迹象，反而在有些手工业技术水平上远胜于核心区域。伊朗高原与两河流域之间的经济联系也表现出同样的特征。处于边缘地带的伊朗高原地区向两河流域输出绿泥石制品等贵重物品，并换取核心区域生产的谷物等大宗生活必需品。这完全颠覆了传统世界体系模型的基本特征，即核心地区向边缘地区输出高附加值的制成品，而边缘地区则向核心区域输出低附加值的原材料或大宗货品。科尔认为，史前时期跨区域之间形成的经济联系是极其不稳定的，文化联系也十分脆弱，持续时间也短，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核心与边缘地区之间的依赖性联系比较微弱，因此也就无法形成典型的核心与边缘的不平等关系㉓。科尔还指出，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与十六世纪的世界体系存在本质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便是一些关键性技术，比如冶金术、家马的驯养等都是自由流动的，而非被核心区域所垄断。这些技术往往会在资源富集的边缘地带得到发展与提升，从而形成边缘地带在技术上往往领先核心区域的现象㉔。

许多考古学者也注意到，核心与边缘的概念在定义上存在模糊性，因而在实际研究中比较难做清晰的界定。有学者指出，核心与边缘更像是一条渐变带上的两端。相较之下，核心比边缘容易辨识。边缘根据势力的增减有多种形式，从最外层的外围区域（external arena）到真正的依赖性边缘（dependent periphery）之间还存在着多种过渡形式的边缘，比如接触性边缘（contact periphery）、边界边缘（marginal periphery）等㉕。也正是考虑到边缘概念内涵的复杂性，谢拉特（Andrew Sherratt）㉖提出了“边际”（marginal）的概念来指代那些受到了核心地区经济扩张的影响，但还未在社会结构上发生转变并对体系内常规经济交换产生依赖性的区域。通过长时段的视角（5000BC—500BC），谢拉特对欧洲内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到铁器时代晚期的文明进程及其与相邻的文明核心区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论述，阐明了不同时期贸易路线和经济重心的变迁、贸易物品种类构成的变化（包括青铜、琥珀、皮毛、纺织品、金、银等）以及由此引起的贸易通道沿线人口和聚落分布规律的变动和社会的兴衰。总体来看，欧洲内陆一直位于世界体系（以近东为核心、爱琴海地区为边缘）的边际区域。虽然核心区域自身的结构也经历了一些变化，即从无内部分化的农业核心区域演变为核心边缘等级化分异的世界体系，但是欧洲自始至终都有本土的一套文化交流和互动体系，并随着时间的推进体系内部的凝聚力也在不断提升，从而为核心区域对欧洲内陆资源的间接开发提供了便利。面对核心与边缘的界定难题，斯考特曼和厄本㉗（Schortman and Urban）根据对中美洲东南部纳考河谷（Naco valley）考古资料的分析，提出应该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维度对核心与边缘的边界进行界定，并指出核心与边缘区域在不同维度上有着不完全重合的边界，不同维度下所形成的不一样的世界体系之间如何互动及其动因更值得探究。

针对以上诸多考古学研究案例对世界体系模型所提出的挑战和批判，奇斯-丹和哈尔㉘认为，只有对世界体系做出重大调整和改造才能将之适用于史前社会的考古学研究中。但他们仍然坚持世界体系模型所强调的内部社会分工、核心与边缘的等级结构依然具有重要的分析价值。通过对威望品交换的重视，他们将世界体系重新定义为更为宽泛的社会互动网络㉙。因而，他们所认为的世界体系应该包括万年以来人类所形成的各种尺度的社会互动网络，当然也包括被沃勒斯坦排除在世界体系之外的微型体系（狩猎采集人群）㉚。互动网络也根据属性而具有大小不一的覆盖范围：最小的是大宗物品网络，其次是政治军事网络，最大的则是威望品网络。然而，社会互动网络的出现并不代表世界体系就一定存在。只有当互动的类型、互动频率达到使互动所覆盖的区域之间具备一定体系性（systemness）的程度才能形成世界体系。体系性要与系统性的内部文化过程相区分，也要与外源性的机制相区分。有些外源性的影响虽然会对整个体系产生较大的影响，但其终究不属于体系内的一部分，比如环境的突变、某种技术的长距离传播等。科尔㉛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世界体系不应该作为宏观尺度下描述跨区域互动或文化联系的一个时髦代名词。“世界体系”不单单暗示了跨区域、长距离的交流，更强调了各区域之间因相互联系而整合为一个系统。这种相互联系只有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步才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体系”。

奇斯-丹和哈尔还对两类核心与边缘的关系进行了区分，一种是差别性的核心-边缘关系（core-periphery differentiation），另一种则是等级性的核心-边缘关系（core-periphery hierarchy）。在前一种情景中，核心与边缘区域仅存在复杂化和人口密度上量的差别。后一种情景下，核心与边缘才具有沃勒斯坦原始定义的那种主导和被主导的关系。对核心与边缘关系的细分引申出了一系列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即水平化分异的核心与边缘关系是如何演变成等级性差异的核心与边缘关系的？这种转变背后的机制又是什么？范·戴克㉜基于美国西南查科峡谷（Chaco canyon）的考古学研究指出，意识形态可能是导致查科峡谷从以水平化差异为特征的核心-边缘互动网络中崛起成为主导型核心区域的重要因素。查科聚落的宗教仪式领袖们可能在综合了思想意识、景观和社会史多方面的因素之后获取了产生跨区域影响力的社会政治权力。该案例也表明，除了传统世界体系模型中的经济维度，物质文化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和象征意义也是世界体系建构的重要因素。

在回顾了过去二三十年世界体系研究历程的基础上，卡尔杜利阿斯和哈尔㉝提出不应再将世界体系模型视为一种僵硬的理论，而应将之视为一种更为灵活的世界体系分析法（World-Systems Analysis，缩写为WSA）。淡化了理论色彩的世界体系分析法是一个更为宽泛、适用性更广的研究视角，它将多种相互对立的文化互动理论整合在一起，旨在为社会和文化研究提出更多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作为改良版的世界体系理论模型，世界体系分析还更多地强调了在核心区域兼并或囊括边缘和半边缘的过程中，后者所具有的能动性。通过对北美五大湖地区印第安人皮草贸易以及塞浦路斯在地中海东部古代贸易网络中所扮演角色的比较研究，卡尔杜利阿斯㉞提出了“协商边缘性”（negotiated peripherality）的概念，强调边缘或半边缘对核心区域的文化是有选择性的扬弃，并非全盘接受或一概排斥。哈尔等㉟认为世界体系分析与其他研究社会交互关系的视角一样，都秉持“所有社会都不可能孤立存在”的理念，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任何社群皆处于某个交互网络中。但世界体系分析与其他视角不同之处在于宏观的地理尺度、对系统内部等级性关系的强调以及对整个体系兴衰消长的长时段考察，这些特质恰好与考古学擅长把握长时段、宏观尺度的研究优势相一致。考古学赋予了世界体系分析准确可靠的时间深度，并扩宽了我们认识现代世界的比较性视野，将世界体系分析的视角引入考古学研究中则有助于考古学家跳出自己的研究区域，思考其所映射的宏观历史进程。

三、世界体系分析视角对中国早期考古学研究的启示

作为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中国一直是世界体系研究的重点关注对象。已有研究多侧重于帝国时代至近现代以中国为中心所建构起来的农牧文化互动体系㊱或朝贡体系㊲，运用世界体系的理论框架对先秦时期考古资料的研究则凤毛麟角㊳。结合前述对该理论视角的系统梳理不难发现，世界体系分析的一些基本理念在中国早期文明形成研究的实践中皆有所呼应，比如威望品的远程交换与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㊴、欧亚大陆史前世界体系之间的互动及其对早期中国文明形成的影响㊵、早期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核心与边缘的关系㊶等诸多议题。

世界体系理论模型与中国史前文化“多元一体”㊷的观念在构成逻辑上是一致的。世界体系之所以称为“世界”，即源于其内部所包罗的文化群体的多样性，并且这种多样性被整合在了一个体系之内。这个体系之所以能自成一体，根本上是由于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联结性导致的。偶尔或零星的跨区域文化交互还无法达到体系性联结的门槛，只有当这种跨区域文化交互形成一定的规模和频率才可以形成将体系内不同文化群体凝聚成一个体系的力量。如果从世界体系的角度去理解早期中国文明的发展历程，那么对“最初的中国”的追溯可以视为是对“东亚腹地的世界体系形成于何时”这一问题的探索，即东亚腹地的诸多文化群体之间的体系性联结最早于何时形成并于何时统合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探索这一问题，需要首先从意识形态、经济、军事、政治等多种维度出发去厘清各个区域考古学文化内部以及各考古学文化之间互动与交流的内容、形式、性质及其频率和规模。

如果将“中国相互作用圈”㊸所代表的文化互动系统看作是东亚腹地最早的世界体系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体系在发展的后期很明显经历了一次从水平分化的核心-边缘关系转变成了垂直化分异的核心-边缘关系，最终形成了以二里头文化为单一核心的世界体系，即原先处于文化边缘的中原地区依据其自身的区位优势成为新的核心区域㊹，而之前的核心地区则沦为边缘或半边缘区域㊺。值得注意的是，东亚世界体系发生质的转变的时期也恰恰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开端。青铜时代核心的文化特征——青铜冶金术就是跨区域长程传播的结果。在冶金术传播的过程中，处于东亚腹地世界体系以及中亚世界体系“双重边缘”的西北地区因其独特的区位和资源优势，先于中原地区成为青铜冶金技术的中心。青铜时代的开启产生了新的社会经济发展维度和增长极，即矿业资源的开发与生产。不同于农业生产所依赖的地理环境和水热条件的限制，矿业生产所要求的条件恰恰与之相反，因为矿石的产地多是传统农业视角中的荒芜偏僻崎岖之地。一旦具有开采和加工技术之后，这些传统所认为的边缘地区便依托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成为能与农业核心地带相抗衡的势力。由于内部政治经济结构整合程度不高，最先成为冶金技术中心的中国西北地区最终没有形成具有垂直性核心-边缘关系的世界体系。而这个整合过程最先在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政治体中得以实现，从而形成以二里头核心区域对其边缘或半边缘区域关键性资源（比如铜矿）进行控制的世界体系。

世界体系分析视角的引入有助于我们从欧亚大陆尺度下审视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这一重要议题。至迟于公元前三千纪晚期、公元前两千纪早期于中国西北地区和新疆地区出现的具有明显域外特征的物质文化遗存，如麦类作物、家羊、权杖头、贵重金属器（金、银、铜）、滑石珠串饰等，皆暗示了远程贸易或交换活动的存在。然而，这些物质证据并不能证明中国西北地区已经融入了中亚或西亚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域外物品的出现仅代表了“世界性”的出现，至于这种远程贸易是否代表了某种“体系性”的经济联系还主要取决于这种贸易活动的频率、规模以及对交换双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至少目前已有的考古证据并不支持这种“体系性”的存在。至于青铜时代最核心的文化特征——青铜冶金术在传入中国西北之后很快被本地化，即开采本地的铜矿资源进行生产并形成了地方特色的铜器组合㊻。新技术和新物品的传入与其说使中国西北地区加入了西亚或中亚世界体系，倒不如说更加凸显了中国西北地区自我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特征。另外，中亚和西亚考古情景中普遍缺乏来自同时期中国史前文化因素的现象也不支持中国西北地区已被纳入任何相邻世界体系的论断。谢拉特㊼在梳理了史前中西文化交流的宏观架构后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公元前两千纪开启的中西文化交流大多是自西而东，史前中国文化更多的是对西来文化要素的接受和选择性地吸收，而具备中国文化特质的物质证据（比如玉器），却不见同时期西向传播的迹象。这可能是囿于有机质保存状况的原因，一些可能当时作为交换的物质或货品，比如粮食、纺织品和皮革制品等无法保存下来。无论如何，这条西向的传播路线直到隋唐时期陶瓷和茶叶向西方的大量出口才真正形成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闭环，其背后所暗含的文化交流机制及其成因值得深思。

四、结语

经过近五十年的发展，世界体系理论模型已经摆脱了原始定义中的一些桎梏与不足，逐渐转变成一种更具开放和包容性的分析视角或概念性框架。世界体系模型在考古学领域的应用极大地拓展了该理论框架的适用时空和适用范围，修正了现代世界体系对大宗物品贸易在经济联结性构建过程中重要性以及核心-边缘单向主导性二元结构的强调，突显了贵重物品交换在史前世界体系中的重要性以及核心-边缘关系的复杂性。考古学研究中的一些永恒议题，如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演变、文化交流与互动、权力关系、文化边界等，也皆位于世界体系分析视角所关照的范围之内。然而，摆脱了对“理论性”强调的世界体系分析视角不应该被简单地理解为描述跨区域文化交流或互动现象的代名词。宏观空间尺度的“世界性”与基于意识形态、经济、军事、政治等维度所形成的“体系性”是构成“世界体系”完整概念必不可少的两个属性。具体到中国考古学情境中，世界体系分析的视角对于中国史前文化互动网络的形成与兴衰、早期国家的形成及其与周边区域的关系、东西文化交流等诸多重要课题均有值得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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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Wallerstein, I.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Vol.1).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1974], pp.xvii-xxx.

②Wallerstein, I.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Vol.1).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1974], p.7.

③Wallerstein, I. The Essential Wallerstein,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0, p.86.

④Wallerstein, I.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Vol.1).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1974], p.15.

⑤Wallerstein, I.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Vol.1).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1974], p.348.

⑥Wallerstein, I. The Essential Wallerstein,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0, p.75.

⑦Polanyi, K.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2001[1944].

⑧Wallerstein, I.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Vol.1).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1974], p.18.

⑨Frank, A.G.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to 5,000 years of world system history. Review (Fernand Braudel Center), Vol.13, No.2, pp.155-248, 1990.

⑩Wallerstein, I.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Vol.1).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1974], p.350.

⑪Redfield, R. et.al. Memorandum for the study of accultura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38, No.1, pp.149-152, 1936.

⑫Renfrew, C. and J. F. Cherry (eds.). Peer-Polity Interaction and Socio-Politic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⑬Lyons, C.L. and J. K. Papadopoulos (eds.). The Archaeology of Colonialism, Los Angeles: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2002.

⑭Wallerstein, I. The Essential Wallerstein,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0, p.7.

⑮Wallerstein, I.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Vol.1).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1974], p.7.

⑯Schneider, J. Was there a pre-capitalist world system? Peasant Studies, Vol.6, No.1, pp.20-29, 1977.

⑰Chase-Dunn, C. and T. D. Hall, Core/Periphery Relations in Precapitalist World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1.

⑱Frank, A. G. and Barry K. Gills (eds.), The World System: Five Hundred Years or Five Thousand? London & New York, NY: Routledge, 1993.

⑲Frankenstein, S. and M. J. Rowlands. The internal structure and regional context of Early Iron Age society in south-western Germany,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London, No.15, pp.73-112, 1978.

⑳Blanton, R. and G. Feinman. The Mesoamerican world system,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86, No.3, pp.673-682, 1984.

㉑Drennan, R. D. Long‐distance transport costs in pre‐Hispanic Mesoameric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86, No.1, pp.105-112, 1984.

㉒Kohl, P.L. The use and abuse of world systems theory: The case of the pristine West Asian state. 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Vol.11, pp.1-35, 1987.

㉓Kohl, P.L. The use and abuse of world systems theory: The case of the pristine West Asian state. 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Vol.11, p.21, 1987.

㉔Kohl, P.L. The use and abuse of world systems theory: The case of the pristine West Asian state. 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Vol.11, p.22, 1987.

㉕Allen, M. Power is in the Details: Administrative Technology and the Growth of Ancient Near Eastern Cores. In Christopher Chase-Dunn and E. N. Anderson (ed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World-System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p.75-91.

㉖ Sherratt, A. What Would a Bronze-Age World System Look Like? Relations Between Temperate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 in Later Prehistory. Journal of European Archaeology, Vol.1, No.2, pp.1-57, 1993.

㉗ Schortman, E.M. and P. A. Urban. Living on the edge: Core/periphery relations in ancient southeastern Mesoamerica,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35, No.4, pp.401-430, 1994.

㉘ Chase-Dunn, C. and T. D. Hall. Comparing World Systems: Concepts and Working Hypotheses, Social Forces, Vol.71, No.4, pp.851-886, 1993.

㉙ Chase-Dunn, C. and T. D. Hall. Comparing World Systems: Concepts and Working Hypotheses, Social Forces, Vol.71, No.4, p.855,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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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温成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24年第4期

责编：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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