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测绘是指在田野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的过程中，对遗址的位置、分布、范围、周边地形水系、标志性地物和发掘探方以及地层堆积、发现的各类遗迹、遗物的测量与绘图工作。根据测绘对象的不同可分为遗址测绘与发掘区测绘。考古测绘由测量与绘图两部分组成，采用科学的测绘方法，规范操作各种测绘工具、仪器，进而获得精确的测量数据是开展绘图工作的基础，而绘制各种主题、比例的实测图则是考古测绘成果的直观体现。在田野考古的实际工作中，考古测绘成果一般表现为：遗址位置图、遗址分布图、遗址附近地形图、发掘区位置图、发掘区分布图、发掘区总平面图、探方平剖面图、遗迹平剖面图等。
明末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华，西方近代测绘技术开始传入中国。清初开展的多次全国性地理测绘以及清末洋务运动，推动中国传统测绘向近代测绘转变。民国时期大力兴办实业，发展新式教育，测绘技术不断发展，并对包括考古学在内的各种学科产生深远影响。
殷墟考古是中国近代考古学诞生的标志，1928—1937年的15次发掘不仅是中国考古学产生、成熟的缩影，也为我们了解早期考古测绘实践、测绘人员、测绘方法、测绘成果等内容提供了珍贵样本。15次殷墟考古测绘回顾
1928年秋，殷墟第一次发掘聘请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李春昱担任临时测绘员。因为预计发掘时间较短，对测绘要求不高，但明确提出要有4种图：小屯村附近的总图、小屯村平面图、探坑分布图与探坑层位图。从保存的照片来看，李春昱使用小平板仪、皮尺进行测绘。他绘制了安阳殷墟附近及发掘区分布图、三个发掘区的探坑分布图以及二十四坑、三十六坑的剖面图，收入《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中。1928年秋李春昱（左）使用小平板仪测绘，右为董作宾
殷墟第二次发掘（1929年春）由李济主持，他强调地层的重要性，并拟定4个重要题目，其中首要解决的问题是殷商以来小屯村附近地形的变迁与原因，测绘地形图便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锁钥，这与第一次测绘相比更具考古学导向。第二次考古测绘由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王庆昌与裴文中负责。他们合测了安阳小屯村附近的地形图，王庆昌还绘制了发掘区方位图与发掘深度图。地形图的范围很广，但比例尺和标注存在一定问题。之所以要测绘发掘深度图，是因为当时国内的考古地层学理论尚不成熟，虽然区分土质土色，但多按照一定的水平深度进行清理，故发掘深度便被作为重要的测量对象。王庆昌通过线条的疏密表现发掘的深浅在殷墟发掘中属于首创，并影响了后续测绘。此次工作还备有一定规格的绘图纸，要求对重要的现象与遗物进行记录与绘图。1929年春裴文中（左）、王庆昌（右）测绘，中为李济
殷墟第三次发掘时（1929年秋）由于洪水影响，小屯村周边的地形发生了一定变化，因而决定重绘地形图，测绘工作由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张蔚然负责。他绘制有小屯村北及西北地地形图，这幅1：2000的地图表现地物非常详细，并一直使用到殷墟第十五次发掘。此外他还绘制了发掘区深度图，此次发掘的大量墓葬也由他测绘1：10的草图。张蔚然对殷墟的地层有特别关注，测绘有坑层总图以及西纵连沟一西墙图、横十二壬癸二坑南墙图，并专门撰文对殷墟地层的构成、来源、堆积过程进行过辨析和讨论。第三次发掘后所获遗物较多，当时的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为方便开展工作，公开招考测量与绘图人员，毕业于焦作工学院冶金系的刘屿霞加入后专门负责测绘与照相。
殷墟第四次发掘时（1931年春）工作方法有了明显改进，梁思永建议统一布设10米×1米的探坑，并希望探坑编号体现其具体位置。根据以往发掘经验，甲骨多出土在小屯村东北，故刘屿霞在小屯村西南设立了3个永久性控制点，以其中一个作为坐标基点确定基线对整个发掘区进行控制测量。因发掘区都位于基点东北，便以探坑西南角为准，以基点到某一探坑西南角的北距和东距作为坑名，南北向的坑则为NXX米、EXX米，东西的坑则为EXX米、NXX米，这样一看坑名便知道坑的具体位置。在正式发掘前，首先对预定工作区进行测量，每隔5米或10米立一木桩，其上标记基点到木桩的北距和东距，正式发掘时便可通过这些木桩确定坑名。后因开坑数量增多，又将发掘区分为五区，每区探坑独立编号，坑名由分区、编号、位置三部分组成。此次发掘还要求测量、记录重要遗物的出土位置，仍以探坑西南角为起算点，以X表示南北，Y表示东西，Z表示深度。殷墟前三次考古测绘均有不同的负责人，所绘测图基点不一，同类测图的比例尺各异，刘屿霞的工作将整个发掘区纳入统一的坐标系，旧坑、新坑均绘于一张图中，为之后的连续性工作奠定了基础。上述设置专岗测绘人员、确定基点、规划分区、测量出土遗物等工作标志着殷墟考古测绘开始走向规范化、制度化。
此后至殷墟第六次发掘都主要由刘屿霞负责测绘工作，殷墟第五次发掘（1931年秋），刘屿霞绘制了后岗及洹河沿岸地形图，前者发表在《后岗发掘小记》中，并特别讲究制图美观，力图实现科学与艺术的统一。从保存的照片与记录来看，刘屿霞当时采用了平板仪与经纬仪联测的方法，用小平板仪测定方向与距离，用经纬仪测量高低并校正距离，因都使用望远镜照准，当地人称他“照地刘”。1931年春刘屿霞测绘隋唐墓&1932年春刘屿霞使用经纬仪测绘
殷墟第六次发掘（1932年春），刘屿霞负责浚县辛村与安阳小屯两地的测量，在工作中发现平板仪在测量较深的遗迹时存在不足，后由董作宾通过多放基线，集点成线，连线共面的方式完成测绘，董作宾使用的这一方法其实就是后来田野考古绘图中常用的“多基线法”或“网格法”。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测绘成果有遗址位置图、遗址地形图、发掘区位置图、地层剖面图、遗迹平剖面图等，这些测图在殷墟第四次发掘以来已基本齐备，同类测图的比例也基本固定。后岗三叠层的发现标志着考古地层学的成熟，此后则较少绘制探方深度图。
从殷墟第七、第八次发掘开始（1932、1933年秋），测绘工作多由发掘者自行完成，并总结出通过密集放线辅助测绘复杂遗迹的方法，殷墟第一代考古工作者逐渐在实践中掌握并完善了考古测绘的具体方法。殷墟第九次考古（1934年春）发掘侯家庄南地与南霸台遗址，地形图由祁延霈测绘。祁延霈毕业于清华大学地质系，既会测绘又了解矿石，当时的考古组拟将其培养为一位史前考古学家。
殷墟第十至十二次考古（1934年秋—1935年秋）发掘西北冈墓地，从第十次发掘开始，西北冈分为东西两区，西区发现4座大墓，东区发现63座小墓。
第十一次考古（1935年春）为便于发掘小墓，在东区开东西长10米、南北宽5米的探坑，以探坑四角为准，通过皮尺交切的办法将小墓绘制在总图中。为便于测量出土遗物的位置，改用A、B、C平面测量法，即测量探坑任意两角点到出土遗物的距离，两线相交即为遗物的位置，深度另测。此外还制作了一种图表合一的墓葬表，以便图文对照。
第十二次发掘时（1935年秋）新添设小平板仪6台，西区每座大墓1台，发掘时将平板仪设置在墓中间，随时测绘遗迹现象与出土遗物，放置平板仪的位置每隔1米下挖一次，以保证中点垂直，发掘每深1米必须测量平面与墓壁斜度。东区小墓分为南北两组，每组各放置一台平板仪，随时将小墓绘入总图，小墓的平剖面图则多通过拉皮尺、基线的方式测绘。因为墓葬每清理一层均绘制一张平面图，故尚需在室内采取透图的方式拼合墓葬总平面图。
殷墟第十三次发掘（1936年春）通过“平翻法”做大面积揭露，故以1600平方米为一个工作单位，每一工作单位内放置一架小平板仪，以10米×10米的探方为一小工作单元，用30米长的皮尺作为固定的度量工具，打破坑位限制，随时测绘遗迹现象，发掘一经结束，总平面图即完成。
随着发掘方法渐趋稳定，考古测绘流程日益完善。殷墟第十四次考古（1936年秋）发掘小屯村西北，由王湘、石璋如合测地形图，具体遗迹的平剖面图则由发掘者自绘。以100平方米作为一工作单元，因整体揭露不便控制剖面，所以多绘制平面图，每隔0.5米测量一张平面图以备查勘。
殷墟第十五次发掘时（1937年春）依托田野考古实践开展了许多有益尝试。比如为测量遗迹深度制作了红白长标杆，对不重要且雷同的小型墓葬开展比例摄影测绘，通过计算摄影镜头与遗迹间的距离，拍摄比例为1：20的照片，用墨水描画出墓葬部分，再用氯化钾溶液漂洗除去其他区域，类似于对近似正射的影像进行透图。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不仅早期未受过专门测绘学训练的考古工作者几乎人人掌握了这项专业技术，还开始专门培养考古测绘人才，魏鸿纯、王湘、潘慤等都在实践中成长起来并负责起测绘工作。图①1936年秋王湘测绘地形 图②1936年秋魏鸿纯测绘YM188 图③1937年春发掘现场测绘
15次早期殷墟考古的测绘工作可以分为3个阶段：1928年秋—1929年秋是殷墟考古测绘的起步期，在工作中开展测绘实践，表现出一定的探索性和地学倾向。前三次发掘聘任的测绘员不同，但均有地质学教育背景，所绘地形图基点不一，同类测图比例不定。关注地层问题、强调探方深度图的绘制表明当时考古地层学尚待成熟，反映出中国考古学在诞生之初与地质学的近缘关系，这种地学倾向一直影响至殷墟第十五次发掘。这一阶段已经注意到考古测绘的重要性，并尝试通过考古测绘解决考古学术问题。
1931年春—1932年春是殷墟考古测绘的成熟期，聘任专职测绘员进行测绘，设立永久基点，规划工作分区，正式发掘前先进行测绘，针对各种遗迹对象，采用各类测绘手段，产生不同比例的测绘成果。测绘方法与测绘成果的基本固定标志着考古测绘的规范化与体系化。
1932年秋—1937年春是考古测绘的发展期，经过上述两个阶段的准备与积累，考古测绘已成为考古工作者的必备技能，随着田野考古工作方法渐趋稳定，考古测绘逐渐流程化。从简单开展测绘实践，到考古测绘逐渐规范化、体系化、流程化；从临时测绘员到专职测绘员，再到考古工作者自己掌握测绘技能；从小平板仪到平板仪与经纬仪联测，再到仪器测绘与工具测绘结合。殷墟早期考古在田野考古学成熟的过程中，一并实现了测绘与考古学的深度融合。
殷墟早期考古测绘历时久，规模大、测绘对象种类多，成果丰富，在考古测绘具体方法的运用、测绘工具的发明、测绘技术的创新等方面均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对后续考古测绘工作产生重要影响，如设立基点、规划分区、通过密集放线辅助测量、制作长标杆辅助深度测量以及综合导线、交叉、垂直三种方法测量墓葬斜壁、开展比例测绘等。考古测绘所用的方法、所需发表的成果在殷墟早期考古实践中已基本确定，并在实践中培养了能够掌握测绘技术的第一代考古工作者。从此测绘不仅成为考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工作者必须学习掌握的一项技能，还可以作为解决考古学术问题的一种途径。
作者：郝宪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实习员）；何乐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