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修建城墙需要大量的土方，筑城工程往往伴有壕沟的开挖。泉州古城海拔较低，其城市给排水及城壕体系的建设与唐宋泉州城规划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泉州开元寺和州治的相对位置关系、子城和罗城的规划营建、八卦沟无八卦之象而如是称谓等诸多事例是其规划思想与易学相关联的表象；八卦沟是其城池系统中一个与自然环境不断产生物质交换的动态组成，是泉州古城规划营建中相关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理论和自然认知、工程技术相结合的展现；泉州城的兴建时间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其整体格局的形成则是在理学兴盛之际，体现出了唐宋时期儒、道、佛等共存的知识世界中城市规划营建的思想与实践。
近二十年来对泉州城铺境系统的描述和解释是建筑学领域持续探讨的话题①，关于泉州城的人类学著作则通过分析方志、民间传说和习俗，探讨了明清泉州城空间的象征性②，近年将天文考古学引入泉州城池格局的阐释拟进一步推论唐宋泉州城的规划思想③，然而更多问题尚待后续考古发掘研究④及更多学科的参与来分析、解明。陶寺遗址⑤和北京城⑥规划营建相关的阐释，使得城市规划营建与天文历法关系的研究进一步得到关注。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认为：“尽管人类以自然为代价建立了种种建筑和工程伟业，但是人基本服从宇宙次序，这意味着在宏观层次上服从星辰的运行，在微观层次上服从地方的神灵，即掌管特定地点的精灵。”⑦这恰好也正对应着泉州古城宏观、微观的两个层次，泉州的铺境系统呈现了对特定地点之间关系的觉知，泉州古城的空间格局则是服从星辰秩序的展现，泉州城池系统中的八卦沟则提供了理解泉州城营建与宇宙秩序关系的线索。一、泉州八卦沟
泉州“八卦沟”之名，在文献中最早见于明代何乔远的《闽书》中，明确指出子城内五支沟为“八卦沟”，云：“子城之内，又有支沟五，旧名‘八卦沟’，相沿以为凿沟如八卦之象。弘治中，御史张敏有开沟之役，于惠民局东掘得大磁瓶，上铸‘巽’字，地在西南，始知旧以八卦之瓶置于先天卦地，非凿沟如八卦象也。”⑧然而，明代“疏浚城壕碑记”的作者黄养蒙似将罗城南城壕以北的罗城内支沟亦归为八卦沟，《浚“巽流”大濠记》中认为：“按郡《志》，河旧在郡城之外，为城外濠。元至正间，监郡偰玉立南拓罗城，今遂为内河。约沟砌石，东西相距数里许，夹河皆民居矣。城之内，又有‘八卦沟’，以泄市巷泛滥之水。有‘放生’‘肃清’‘板仓’‘泉山’‘行春’诸桥，势相联络，疏沟水以入河。”⑨黄养蒙提到的“放生”诸桥均在子城城壕上，而“沟水以入河”之“河”或指罗城南城壕。“八卦沟”之名的出现，从“旧名”二字来看或早于明代，且与城有关。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先天八卦的黑洞、白洞或即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以下略为“殿”）、泉州州治（后来成“衙”）；以“衙”为核心的泉州子城，又以四方牝牡四卦定位四门分别为天（乾，南）崇阳门、地（坤，北）泉山门、水（坎，西）肃清门、火（离，东）行春门；牝牡四卦四方，再加上动静四隅，或即泉州罗城及其城壕的规划基础。奇士西沟、奇士东沟、子城西城壕（壕沟墘）、子城南半部分的城壕⑩在平面上的线形形成了以肃清门为中点的先天八卦太极图双鱼中间线⑪，因此子城壕的名称可与“八卦沟”相关；义成门出现之后的罗城壕所在位置大约相当于八卦太极图圆周，或因此其名曰“八卦沟”。罗城内的“支沟”（包含子城壕在内）或与先天八卦太极图双鱼中间线相关，而罗城壕或与八卦太极图圆周相关，故而都可以称为八卦沟，只是其位置、内涵或有所不同而已。明代人所见之“城”或是修建义成门之后的泉州城，而非规划子城或与素景门相关的泉州罗城。明代人理解的八卦沟也好，关于先后天八卦的争议也罢，焦点是《闽书》记录中的“巽”字“大磁瓶”。遗憾的是，该瓶已不知所终，更无从考证其真伪及其与唐宋时期泉州磁灶窑、德化窑等的关系了。明代之前涉及城内水道的资料《泉州重建州学记》⑫中提到了引“巽方之水”，尚未见用“八卦沟”之名。明代嘉靖年间蔡克廉撰写有《泉州府文庙重修碑记》中明确提及“八卦沟、河”⑬，区分罗城内的府文庙区域内支沟为“八卦沟”，罗城外壕为“河”。清代《泉州文庙洙泗桥示禁碑》中有“洙泗桥卦沟……流自巽方，汲引海潮，贯通泮水”⑭，“卦沟”指的已是府文庙洙泗桥下的罗城外壕。明清时期的泉州府志、晋江县志中对城内水系亦多有关注，相关城池图中均有较为详细的示意。民国时期八卦沟的内涵进一步扩大化，罗城内壕沟与罗城南城壕均被纳入“八卦沟”⑮。随着近代以来晋江相关沉积、水利设施的兴建以及供水系统的改变，晋江与泉州古城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目前晋江水已经不再由新门/临漳门处直接流入罗城壕。1965至1967年修建了金鸡闸，晋江水由此从南安金鸡闸北岸进入北渠，流经现在的泉州北峰工业区，再由临漳门附近进入泉州古城。对比民国时期的地图可以看出，由于水源的变化，入城的水量显著减少，八卦沟更多地成为历史城市在形态和景观上的重要构成部分，原有随海潮涨落的物质交换功能已经发生了较大的退化。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所谓“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⑯在海洋、沿海平原丘陵、内陆山地及贯穿其间的河流共同组成的福建沿海典型地理环境中，泉州古城通过八卦沟与晋江、清源山保持了持续、密切的生态依存关系。八卦沟在历史上曾经通过连接泉、溪、池、江、地下水和海潮，发挥着支持古城自我净化的重要功能，相关水系也是城市生态系统和景观体系的有机组成。然而，万历泉州府志城池图中的八卦沟，现今或大部分被填埋，或因道路建设变成了暗渠。保持着地面以上明沟形态的部分主要是罗城南城壕及其南侧区域的支沟，已非黄养蒙、何乔远所界定的罗城或子城内的“八卦沟”。泉州府文庙周边与泮池相连通的支沟，由于其与府文庙关联的文化意义，在明清和当代继续得到了重视和疏浚，大部分延续至今。二、“殿塔缝针”与唐宋泉州城池的营建
修建城墙需要大量的土方，筑城工程往往伴有壕沟的开挖，故有挖堑垒城之说。八卦沟的形成，当与泉州子城、罗城的城墙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泉州城及重要建筑营建之际相关测向体系、衙子罗翼的兴建时期与特征等，已有一些研究展开⑰。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的朝向为178.8度，其定向为极星方向；将“殿”中心、东塔和西塔的塔心连线，可以构建出一个顶角118.0度、东底角31.5度、西底角30.5度的近似等腰三角形；从“殿”中心点，向东西塔心连线所作垂线的方向为9.1度，可谓之“殿塔缝针”⑱；“殿”与东西塔，构建成了矗立在地面上的泉州城相关建设测绘系统。泉州子城的平面形状近长方形，北半部分坐向略偏西北—东南方向，或与“殿”坐向相关；而南半部分坐向与北门泉山门与南门崇阳门之间的连线均略偏东北—西南方向，恰为殿塔缝针方向；推测子城南半部分建成时间当不早于泉州开元寺无量寿塔（西木塔）的建设时间⑲。唐宋时期修建、修缮、扩建泉州子城、罗城及相关重要建筑的文献资料如表（表一）所示。罗城南城门⑳（镇南门）、北门朝天门与新门（新西门）这三座城门和“殿”之间的距离近似（分别为1048、1088、1014米），基本在以“殿”为圆心、以“殿”至行春门的距离为半径的圆周（衡）上。通淮门在义成门—崇阳门的连线上，与朝天门—通津门的连线交点均为“殿”㉑；新门、通津门、镇南门、通淮门基本在一条直线上，其南侧即罗城南城壕（宋、明时期的文献中称之为“巽水”“南溪”“巽流”等，方向约125度）。据万历《泉州府志》记载：“罗城内壕环绕子城，广深丈余，壕皆有桥，东曰迎春（今桥无存），西曰肃清（即今西街桥也），北曰泉山，东南曰通淮，西北曰板仓，西南曰放生。东北之水注通淮桥，出通淮门；西北之水注放生桥，绕东过崇阳门外，入通淮坊，折南趋府学池，又东过光孝寺前，出通淮门。今壕址具存。子城内支沟五。双门外东两二大井之旁，两沟夹行而南，街左右方坊巷之水，趋崇阳门外。”㉒可见泉州罗城内壕和支沟多与子城城墙和子城内的道路有着密切的联系，罗城内壕上的迎春、肃清、泉山、板仓、放生诸桥均在子城城壕上；子城之内夹行而南的两沟，或在子城内自双门至崇阳门的南北向干道两侧，其方向亦为殿塔缝针方向。泉州古城平均海拔在10米以下，工程地质分类为滨海积平原区㉓，地下水水位高。历史时期伴随着城墙、大型建筑的修建，必然会涉及土方开挖和给排水、水运、防火等方面的考虑。因此，八卦沟或为泉州城市集中建设时期，由官方规划组织修建的城防及城内水利设施。根据前述泉州子城、罗城的修建时间，可以认为八卦沟体系或形成于五代十国时期，与泉州古城的规划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三、唐宋泉州城“衡”与线的统筹规划
城市的规划建设是中华文明早期的突出成就之一，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和思想观念的集中展现，易学在城池规划营建中的运用并不鲜见。早期的城池营造思想中，法天象地㉔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伍子胥为吴国建造的阖闾大城以阴阳五行相生相克为理论，范蠡营建越都以法天象地为理论，秦咸阳以“象天设都”的观念营造，“如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㉕。在早期的城市营建和官方组织的重要文本构建㉖上，都可以看到对天地自然运行模式的追寻，从而把城市或文本塑造成“宇宙模式”。《魏都赋》中谈到营建宫城之前以天文技术以确定方位：“思重爻，摹大壮……阐钩绳之筌绪，承二分之正要。揆日晷，考星耀。建社稷，作清庙。㉗”《吴都赋》对阖闾大城的描述，直接提到了营城中的“法天”与“八卦”：“徒观其郊隧之内奥，都邑之纲纪，霸王之所根柢，开国之所基趾，郛郭周匝，重城结隅，通门‘二八’，水通陆衢，所以经始，用累千祀，宪紫宫以营室，廓广庭之漫漫，寒暑隔阂于邃宇，虹蜺四带于云馆，所以跨跱焕炳万里也。”㉘通门“二八”指的是陆门八以象天八风，水门八以象地八卦㉙。泉州从未成为国都，如果仿照吴都规划陆门八、水门八则有政治野心的嫌疑，然而似并未妨碍象天地的宇宙模式在泉州古城规划营建中的应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僭越”之风妄行，晚唐五代十国时期的地方割据势力或也难保毫无二心㉚。表一 文献记载中唐宋时期泉州古城测绘系统相关建筑与城池修筑相关时间![]()
泉州子城的平面形状近方形，有四门。泉州罗城的平面形状不规则，其原因除了与周边的山形水势相关，抑或还受到了罗城门选址规划思想的影响，另外或许还与罗城南城壕（“巽流”）相关。泉州城东南地卑湿，至今保留较多水面，“巽流”在镇南门以东的形态，应是与罗城南城墙和天水淮相关的人工建设；而在镇南门以西，“巽流”的方向基本由晋江与泉州古城地形关系所决定。泉州的子城与罗城尺度之间有着较为明确的几何关系，以“殿”为圆心、“殿”至行春门为半径的圆周与“巽流”的交点，确定了镇南门与新门两座城门的位置。镇南门、新门与朝天门，又形成了一个近似等边三角形㉛。以“殿”为中心，“殿”至子城十字街心为半径的圆周与“巽流”刚好相切㉜，其相切的点即朝天门与“殿”的连线延长线与“巽流”的交点，或与通津门选址相关。在以十字街心为圆心、以十字街心到行春门距离为半径的圆周上，“殿”与泉山门、崇阳门两条连线的夹角为90度。若以泉山门和崇阳门之间的连线作为参考线，由于通淮门在“殿”与崇阳门连线的延长线上，则可以推算出通淮门和镇南门与“殿”连线的夹角，以及泉山门和朝天门与“殿”连线之间的夹角均约在15度左右（即圆周的二十四分之一，或与二十四山相关）。以“殿”为圆心的两个15度夹角，提示了泉州古城的“数”或与历法关联。“一寒一暑”，圆周上被均分的二十四份，可以对应于二十四节气。从象征意义上而言，“殿”向罗城城墙投射二十四道射线可对应于二十四节气、十二辟卦的周天运行，表达一年时间的运行。“故律历之数，天地之道也”㉝，类似阖闾大城的陆门以象天的含义，泉州罗城的七座城门或均与以“殿”为圆心的圆及角度有关系。㉞清源山的泉水是泉州得名为“泉”州的原因，泉水从地势较高的清源山往城的方向涌流，城内水系又与城外江海相通，是显现出的“山泽通气”。义成门外有来水，与更早的丰州城及九日山相关。泉州古城相关方位问题上，“巽”是一个关键字。南宋绍兴年间的《重建泉州府州学记》碑刻上有：“又赎庚门旧地，以揖紫帽之峰，横跨石桥，因南溪支流入自巽方，遂凿长河，浚青草池，内潮汐于桥之下，则学宇告备矣。”万历《泉州府志》中载：“郡城诸水，皆趋巽方，吸潮汐，环学宫而东之，与光孝塘合注于通淮水门。未几，而填阏不可间。光孝塘半鞠为蔬场，与通淮隔，潮汐弗通。”道光版《晋江县志》中云：“绍兴十八年，守叶廷圭仍辟通淮门引巽水入。”《重建泉州府州学记》碑文中“庚”“巽”并见，且泉州府文庙泮池与百源清池相连，此“巽”为二十四山之“巽”；泉州东南地势低下，故万历《泉州府志》中的“皆趋巽方”亦是流向“巽”（东南）方；道光版《晋江县志》中的“巽水”，明确是引自泉州罗城东南的通淮门。换言之，上述三条文献中的“巽”或均为二十四山之“巽”。《闽书》中何乔远的解释或以子城十字街心为“中”，将在崇阳门西侧附近“惠民局东”支沟中挖出之陶瓶上的“巽”字作为先天八卦之巽。不过，子城十字街心或并非唯一的“中”，因为泉州古城营建测绘体系的“中”是“殿”，若以“殿”为“中”，则“巽”瓶出自东南。阖闾大城以水门八象地之八卦，泉州“八卦沟”或如何乔远所说未必是凿沟如八卦象，而以八卦为其名以象地。泉州子城东、西城门的行春、肃清之名，即指向自然运行相应的行政者施为，其命名并不仅见于泉州。行春、仁风是顺应春气，行宽和之政；肃清是顺应严寒，行使生杀之权。泉州城营建中可见“北辰”“璇玑”，以“殿”为中心的圆周所显示的时间运转，以水道所标志的空间方位，亦是“昔者圣人拟宸极以运璇玑，揆天行而序景耀，分辰野，辨躔历，敬农时，兴物利，皆以系顺两仪，纪纲万物者也……”㉟的反映。泉州罗城的营建中或存在一个“式”㊱的模式，试图以城门、水系与方向的定位来表达天地构造与时空变化的宇宙模式——没有形制上的圆，却有抽象的圆心、圆周和射线；没有形制上的方，却有观念上的定位。四、唐宋泉州城规划营建相关背景
艺随人迁，技见于器。知识技艺及其内涵的思想文化，一直都随着人的迁移而表现在文物上。泉州的城市规划、建筑等技术亦是如此。寺院、历史时期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本身也蕴含着文化者、手工业者等的思想或精神，与之相关的交流者、使用者等的鉴赏、仪式和仪礼、渗透入生活中的生活习俗或习惯等也是位于其延长线上的产物。唐宋泉州城规划营建的历史因缘，主要表现在招贤纳才、充盈财力、思想文化兼容并蓄及相关科学技术的迅速应用。唐代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盛期，天文、地理等知识渊集佛门，人才辈出。开闽王氏在泉州城西设置“招贤院”㊲，王延彬建招庆禅院、千佛院等，延请高僧驻锡。禅宗重要的文献《泉州千佛新著诸祖师颂》、最早的灯录《祖堂集》也编著于此时的泉州开元寺和招庆禅院㊳。《抱朴子》有言：“凡言道者，上自二仪，下逮万物，莫不由之。”五代十国时期泉州多元人才的荟萃，使得这种以抽象几何关系结合现实要素，执本而治末的规划思想有可能获得共识并落地实现。王审邽、王延彬父子重视海洋贸易㊴，泉州得以快速积累建设所需要的财富㊵。同时，海洋交通与天文知识有着密切的关系。船只为确定方向，除了沿海岸航行时参照海岸，还需要“昼观日，夜观星”。这与建城之初“揆日晷，考星耀”在表述上相近，在技术上也为一体。据宋初成书的《太平寰宇记》中记载，泉州土产下有“海舶”㊶一项。船舶制造形成规模，背后有知识技术到市场应用的系统，其积累应当有一定的时间长度。闽国时期在泉州开元寺建设的西木塔，成为泉州古城规划坐标体系“殿塔缝针”的基础。“殿塔缝针”塑造了以“殿”为中心的罗城门体系，其意义不止于实用。天文、历法、易学代表的文化成就，与佛门亦有着密切的关系。僧一行是大衍历的编制者，并在开元十二年（724年）倡导了大规模的立表测影的天文测量活动。以易解《华严》的僧义净，以“洛阳无影”主张洛阳为天地之中。日本遣唐使吉备真备带回日本的唐物中包括一枚测影尺，反映出测影在唐代作为普遍知识的情形㊷。殿塔缝针的9.1度与日影相关，八卦太极图的双鱼线也可以由立表测影的方式获得㊸。佛教从东汉传入中国，到唐代达到极盛。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的吴越、闽和南汉等政权均大力支持佛教。在泉州开元寺选址早于泉州古城的限定条件下，唐宋时期泉州古城的规划以“殿”为中心，融入易与律历思想，构建“殿塔缝针”测绘体系并继而实现整个城市的规划营建，是文化经由传承、交融和创新而开出的一朵奇葩，可谓空前绝后。①博士学位论文有林志森：《基于社区结构的传统聚落形态研究》，天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陈力：《古城泉州的铺境空间——中国传统居住社区实例研究》，天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王逸凡：《泉州城的铺境系统》，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期刊论文如王逸凡、张杰、李滢君等：《泉州铺境及其“场所精神”：一种建筑民族志的视角》，《建筑学报》2022年第3期。②参见Wang, M.Place, Administration, and Territorial Cultsin Late Imperial China: A Case Study from South Fujian, Late Imperial China, Vol.16, No.1, pp.33-78, 1995；王铭铭：《刺桐城：滨海中国的地方与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192～243页。③参见汪勃、范东日：《泉州城相地选址和重要建筑中轴线及相关测绘系统刍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福建博物院、泉州市文物局编：《泉州城考古学术研讨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46～57页；林瀚、傅恩凤、汪勃：《衙子罗翼、营建有序——唐宋泉州城沿革浅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福建博物院、泉州市文物局编：《泉州城考古学术研讨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127～137页。④唐宋泉州罗城墙遗址龙头山段位于唐代始建罗城（“素景门”时期）的城圈西南角，五代十国时期才扩建罗城（“义成门”时期）继而在西南角开“新门”的位置，在南宋修筑翼城墙之后，城门西南移至“临漳门”之后的翼城内西南隅，与泉州古城的城圈、城门、城壕（“八卦沟”）等沿革关系极为密切，也与泉州城“先子后罗”或“先罗后子”、城门格局“释六俗一”等研究相关，且对于罗城东门“仁风门”及其外侧城壕、元代涂门和南薰门、明代所开三水门的位置探寻等有所助益。为了明确该段夯土遗存的性质、始建时代及其沿革、修建技术、与濠沟的关系并探寻泉州罗城新门遗址之所在、深入了解唐宋泉州城的形制格局，2021年开始了相关地点的考古发掘工作。⑤曹慧奇：《曙光之城——从天文考古学看陶寺的择向与历法》，《南方文物》2021年第3期。⑥刘秉忠认为：“尤邃易经和邵雍《皇极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皆尽精通”，在元代营建上都与大都的过程中，“诸事皆显刘秉忠天文易学之造诣，致文物粲然一新。”参见冯时：《大都营建与文化传承》，《建筑学报》2022年第5期。⑦[美]段义孚著、赵世玲译：《制造宠物支配与感情》，上海光启书局有限公司，2022年，第35页。⑧（明）何乔远编撰：《闽书》第一册卷三十三“建置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18页。⑨（清）胡之鋘修，周学曾、尤逊恭等纂：《晋江县志》卷之九“城池志”，黄养蒙“浚‘巽流’大濠记”，《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25）》，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19页。⑩泉州晚唐五代十国时期子城南半部分的轴线略呈东北—西南方向，接近殿塔缝针方向，而与子城北半部分轴线明显不同。构成双鱼线东半部分的子城南城壕，其形成时期或与殿塔缝针的形成有关。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福建博物院、福建省考古研究院等编著：《泉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2020年·泉州市舶司遗址2019—2021年》，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440页。⑫（宋）张读：“泉州重建州学记”，载（清）陈棨仁编、陈怀晔点校：《闽中金石略》卷八，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56～158页。⑬泉州市文庙文物保护管理处编：《泉州府文庙碑文录》，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9年，第5页。⑭康熙五十六年“泉州文庙洙泗桥示禁碑”，现立于罗城外壕上的祖师桥畔。⑮参见《晋江县疏浚八卦沟及拆卸环沟马路示意图》，1946年。见周焜民主编：《泉州古城踏勘》，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⑯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第813页。⑰参见汪勃、范东日：《泉州城相地选址和重要建筑中轴线及相关测绘系统刍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福建博物院、泉州市文物局编：《泉州城考古学术研讨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46～57页；林瀚、傅恩凤、汪勃：《衙子罗翼、营建有序——唐宋泉州城沿革浅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福建博物院、泉州市文物局编：《泉州城考古学术研讨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127～137页。⑱汪勃、梁源：《泉州开元寺殿塔天盘缝针与泉州城及重要建筑的营建》，《南方文物》2021年第3期。⑲汪勃、梁源：《唐宋泉州城空间格局下的泉州南外宗正司、泉州市舶司遗址的考古发掘研究》，《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21年第3期。⑳泉州古城的城门位置，开展过考古发掘的甚少，城门位置根据相对稳定的老城街巷、水道、房屋边界推测。㉑汪勃、梁源：《唐宋泉州城空间格局下的泉州南外宗正司、泉州市舶司遗址的考古发掘研究》，《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21年第3期。㉒（明）阳思谦修，徐敏学、吴维新纂：《泉州府志》卷四“规制志上”，学生书局，1987年，第299～307页。㉓陈国庆：《泉州市晋江下游地区工程地质条件评价》，《福建地质》2005年第4期。㉔“法天象地”与“象天法地”两种说法同时存在。在《吴越春秋》和《吴郡志》中提到范蠡和伍子胥建城时使用了“象天法地”，而“法天象地”主要出现在道家典籍如《南华真经注疏》、《云笈七笺》里。“象天法地”的说法，或来自易系辞里“古有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吴越春秋和吴郡志叙述的都是国都之规划，故或取“王天下”之义。本文侧重谈规划之“法天”。㉕（汉）司马迁：《史记》（始皇本纪·第六上），中华书局，1959年，第241页。㉖《吕氏春秋》的文本结构“十二纪”“八览”“六论”是一种时间与空间模型，见Mark Edward Lewis. 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pp.279-284.㉗（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岳麓书社，2002年，第183页。㉘（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岳麓书社，2002年，第151页。㉙（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载《吴地记·吴郡图经续记》，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6页。㉚“延彬治泉州十七年，吏民安之。会得白鹿及紫芝，僧浩源以为王者之符，延彬由是骄纵，密遣使浮海入贡，求为泉州节度使。事觉，审知诛浩源及其党，黜延彬归私第。”（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一“贞明六年”，中华书局，2005年，第8860页。㉛该等边三角形的形成，是由于“殿”至子城十字街心的距离，约为“殿”至行春门距离的一半。㉜从另一个角度逆推，也可以认为是“殿”至巽流的垂线距离，确定了“殿”至子城十字街心的距离。㉝《晋书》卷一七“律历上”，中华书局，1973年，第476页。㉞泉州开元寺相当于该概念性圆中“璇玑”的位置，若晚唐泉州开元寺的南半部分四至为斗魁，则向子城方向延伸的西街、东街为斗杓。天璇、天玑指向酉，玉衡、开阳指向卯，即“斗柄东指，天下皆春”。㉟《晋书》卷一七“律历中”，中华书局，1973年，第497页。㊱“式”是由天文历算派生的一种数术工具，体现出时空一体的图像关联。见李零：《“式”与中国古代的宇宙模式》，《中国文化》1991年第1期；刘未沫：《早期中国思维中的数理、图理与式图——以北大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为中心》，《学术月刊》2022年第4期。㊲参见（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90“王审邽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493页；又见释赞宁编著：《宋高僧传》第十三卷“习禅篇”第三之六“梁抚州曹山本寂传”，“释本寂。姓黄氏。泉州蒲田人也。其邑唐季多衣冠。士子侨寓儒风振起。号小稷下焉”，中华书局，1987年，第308页。㊳[日]衣川贤次：《〈泉州千佛新著诸祖师颂〉与〈祖堂集〉》，《中正大学中文学术年刊》2010年第1期。㊴李东华：《五代北宋时期泉州海上交通之发展》，《台大历史学报》1984年第10～11期。㊵王延彬“多发蛮舶，以资公用。惊涛狂飙，无有失坏。郡人藉之为利，号招宝侍郎”。见乾隆《泉州府志》卷四十，上海书店出版社编：《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23·乾隆泉州府志2》，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292～293页。㊶（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二江南东道四十·泉州·土产，中华书局，2008年，第2031页。㊷孙英刚：《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5页。㊸田合禄：《黄帝内经“移光定位”天序诞生太极图》，《中华中医药杂志》2021年第12期。
作者：汪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齐晓瑾（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
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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