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鑫|史前生计聚落系统演变中的长期定居与季节性定居

学术   2024-10-30 17:32   北京  
流动性是研究史前狩猎采集者人群的重要概念,流动采食是该人群的生产方式,也是他们最基本的适应策略[1]。宾福德(Lewis R. Binford)认为受所处环境内资源分布的影响,狩猎采集者的流动采食策略可以分为采食者(Forager)和集食者(Collector)两种类型,后者通常以长期性的定居点为轴,在固定的季节或时间前往特定资源获取地,并存储食物以度过食物短缺的时节[2]。集食者类型人群的出现与发展,表明即使已经初步拥有定居能力的人群,由于生存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即资源的季节性产出与斑块(Patch)化分布,聚落内至少有一部分人群仍然需要采取季节性流动或建立季节性定居点的方式来获取相应资源。具体到聚落考古的实践中,可观察到由长期定居的中心聚落和季节性定居聚落构成的生计聚落系统(Subsistence-Settlement System[3]

新石器时代人群生计聚落系统的发展,可以粗略概括为由流动采食的狩猎采集者人群发展为高度依赖农业生产的定居人群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存在着“资源广谱化利用”[4]和“低水平食物生产”[5]的过渡阶段,受资源分布和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处于过渡阶段的人群通常可以观察到长期定居与季节性定居相结合的生计聚落系统。

高度依赖农业生产的定居促使人口增长、社会复杂化加深,甚至于文明与国家的产生。而由于持续增加的农业人群占据了水源充沛、地力肥沃的河谷低地,部分人群主动或被排挤到草原、高原山地、森林、海滨等非农业生态区,重新回到游牧、狩猎采集、海产捕捞等流动性的生计方式[6]。生存在这类农业资源匮乏的边缘地区,虽然仍可进行一定程度的农业生产活动,但通常需要对非农业生产的生计资源进行专业化利用,因而可称为“非农业生态的专业化利用”阶段,这一阶段也可以观察到长期定居与季节性定居相结合的生计聚落系统。

一、长期定居与季节性定居的判定指标

罗伯特·凯利(Robert L.Kelly)认为定居是指至少有部分人口长年固定居住的聚落系统[7]。一些学者尝试对定居概念进行量化[8],但是由于不同地区定居的考古记录呈现出高度的多样性,目前仍难以用统一的量化标准对定居进行认定。刘莉和陈星灿结合世界各地考古资料中反复出现的因素,提出了定居判断的七个标准:一是高投入的建筑设施,例如大型建筑物、精加工的墙和地面;二是频繁出现储存窖穴;三是精心设计的聚落空间布局,例如墓地、住所和村落周围防卫设施的规划;四是考古堆积的厚度和密度增加;五是频繁出现驯化动植物,特别是猪和谷物;六是功能特殊的器物增加,不太考虑便捷性;七是长期定居人群的驻地,居住区的废弃物集中在一定区域(如房屋附近的垃圾坑),称为次生废弃物,以保持生活区的可居住性[9]

本文基本认同上述标准作为长期定居的判定要素。对于季节性定居的判定,可以长期定居的判定要素为对照,以区分长期性与季节性为目标加以归纳,主要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宏观环境背景。通过环境考古及资源域分析等手段,分析遗址所处环境内的生存资源是否呈现出季节性产出和斑块化分布的特征。

2.聚落形态没有长期规划,内部结构没有严格的功能分区,没有反复长期修建的现象,房址建造技术粗糙,不见大型建筑等。

3.考古遗存的废弃形态通常为施菲尔(Michael B. Sechiffer)划分的“弃置”(Abandoned)类型或“原生”类型[10]。聚落内常见完整的生产工具,通常是一种“弃置”策略,以便季节性返回时继续使用。房屋内常见原生废弃物,表明非长期性居住的房屋通常不需要耗费精力维护和清洁[11]

4.季节性产出的动植物资源。季节性聚落通常在生计方式上体现出对某些季节性资源的极端倚重,根据遗址内出土动植物遗存的季节性特征进行判断。

5.人骨遗存。通过分析人类遗骸中骨骼与牙齿的锶同位素比值间的差异,可以获得古代人群迁移的直接证据[12]

6.相似生态环境的民族志材料。宾福德认为民族考古学可以为史前考古研究构建参考框架,进而可以研究史前文化系统的普遍性规律[13]。这种以今论古的类比方法虽然受到诟病,但是合理利用民族志材料进行研究,可为考古学研究提供更鲜活的参考框架。

具体到研究实践中,上述罗列的诸多要素并非皆能适用,采用单一证据往往容易出现偏差。因而在案例分析的过程中仍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利用多方面证据互相印证。

二、生计聚落系统的案例分析

(一)“资源广谱化利用”阶段

罗伯特·贝廷格(Robert L. Bettinger)认为受环境、技术和人口等因素的影响,全新世时期的狩猎采集者存在着由时间最小化到能量最大化的策略转变[14]。后者表现为流动性减弱、定居性增强、对生存资源的广谱化利用、强化某些资源的专业化利用等。刘莉和陈星灿指出全新世早期的中国华北地区和华中地区已经出现了定居生活的集食者人群,但是由于缺少区域性聚落生业形态的资料,所以他们的移动生存策略如何实施仍难以确定[15]。由于生态环境的差异,区域间生计聚落系统的演变并不统一,因而本文以年代较晚但仍处于“资源广谱化利用”阶段的新开流-鲁德纳亚文化作为生计聚落系统分析的典型案例。

新开流-鲁德纳亚文化是分布于黑龙江省乌苏里江流域的新开流文化以及俄罗斯滨海地区鲁德纳亚文化的合称,年代为公元前60004000[16]。其中鲁德纳亚遗址与新开流遗址可分别被界定为长期定居的中心聚落和季节性定居聚落。

鲁德纳亚遗址是一处典型的村落遗址,村落中心是一处用小石块堆垫成的较规则的圆形“广场”,直径约16米,发掘报告中估计其使用的石块有1.72吨,且形制、岩性不一,应来自不同的地点[17]。除被采石场破坏的区域,遗址中心“广场”周围均分布有房址。从布局来看,围绕“广场”中心的应是村落早期的布局范围,其后向外扩展,才有了外围更大面积的房址(图一)。因而该遗址并非短期居住,而是长期使用且经过多次扩建。此外,该遗址中出土有较多野生动物骨骼和果核、榛核等植物遗存,石制工具包括镞等投掷工具,“矛状刀”、尖状器等切割工具以及“鲁德纳亚式”刮削器等刮削工具,表明遗址内存在狩猎、渔捞与植物采集等多种生业方式。这种广谱型的生业模式意味着流动性的减弱以及定居性的增强。综上可知,鲁德纳亚遗址应是一处长期定居的中心聚落。

新开流遗址位于密山市大、小兴凯湖之间的湖岗上,遗址面积约2.4万平方米,1972年发掘了280平方米,清理新石器时代墓葬32座,鱼窖10[18](图二)。鱼窖内通常上半部填黄土或黄砂土,下部堆满鱼骨,有的可清晰看出完整的鱼骨和成片相连的鱼鳞。据发掘报告转引当地老渔民讲述,直到近代,当地仍会使用类似的保鲜方法,由此推测新开流的先民会开挖窖穴,将过剩的鱼放入窖穴内,上覆黄土以保鲜。这种储藏保鲜的方式在夏秋季节可存放三五日,冬季则可长期存放。从发掘报告动物骨骼鉴定表中,可以看到遗址出土的鱼类主要有鲤鱼、鲶鱼和鲑鱼,其中鲤鱼和鲶鱼都是很常见的河湖鱼类,而鲑鱼又名大马哈鱼、三文鱼,是一种季节性溯河洄游型鱼类。乌苏里江是著名的大马哈鱼洄游通道[19],说明当时的先民已经开始利用这类季节性的鱼类资源。

图一  鲁德纳亚遗址Ⅰ~Ⅵ发掘区新石器时代遗迹分布平面图

图二  新开流遗址发掘区遗迹分布平面图(据《密山县新开流遗址》图一改绘)

该遗址已发掘区域出土300多件石器,其中以镞、圆头刮削器、尖状器等小型压制石器为大宗,占石器总数的85%以上,这类小型压制石器通常被认为与捕鱼活动有关[20]。出土的骨器、角器中,鱼镖、鱼钩、鱼叉和鱼卡等也应为渔猎工具[21]。这些材料都说明新开流遗址先民的生计方式是以渔猎为主,同时对渔捞尤为倚重。

此外,新开流遗址已发掘的32座墓葬中共辨认出48具人类骨骼,其中15具进行了性别和年龄的鉴定,鉴定有男性12位、女性3位,所占比例分别为75%25%。男女比例失调,且男性以中壮年占多数。这种特殊的年龄、性别比,再结合前述遗址季节性的分析,说明新开流遗址有可能只是聚落内一部分人群季节性生活居住的地方,而他们的常年定居营地应该另有它处。

主要居住在三江流域的赫哲族人所处生态环境,与新开流-鲁德纳亚文化相近,二者也存在相似的生存模式。根据民族志记载,赫哲族人有永久性的中心聚落和临时性的捕鱼屋,其中捕鱼屋是在掌握鲑鱼季节性洄游规律的基础上,为加以利用而进行建造的。赫哲族男子常出外渔猎,一年之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不在家中。在冬季时,赫哲族人普遍存在开挖窖穴储存鱼类资源的习俗[22]。新开流遗址分析推断的结论与赫哲族人的生态适应策略不谋而合,这进一步佐证了新开流遗址可能是一处季节性的渔猎营地。
综上所述,鲁德纳亚遗址代表了该文化人群常年定居的中心聚落,而新开流遗址则代表了季节性的渔猎营地,两者在年代上虽然相差较大,但是可以将其作为系统中不同功能的遗址代表,共同构成新开流-鲁德纳亚文化的生计聚落系统。也就是说两者都可能存在属于自己系统内另一部分的聚落,即鲁德纳亚遗址可能有着自己的季节性渔猎营地,而新开流遗址则有着自己的中心定居营地。

(二)“低水平食物生产”阶段

低水平食物生产作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人类生产实践的一个普遍特点,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存在了数千年,在中国也如此[23]。刘莉、陈星灿指出这一时期尽管很多村落遗址可能存在长期定居,一些社群的部分人口仍然实行后勤式的集食者策略,如长江边上的城背溪遗址、太行山麓的北福地遗址和嵩山脚下的铁生沟遗址群[24]。在这些遗址中,以同样处于太行山东麓的磁山遗址和北福地遗址的聚落生业形态保存较为完整。现以这一地区磁山-北福地文化的聚落遗存为例分析“低水平食物生产”阶段生计聚落系统[25]

磁山文化和北福地文化是分布于太行山东麓、年代在公元前60005000年的两种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26]。磁山遗址位于河北武安市磁山镇东南的台地上,遗址面积12万平方米,19761998年先后累计发掘面积约7100平方米[27]。以遗址1981年公布的发掘材料为例,345个长方形灰坑中有80个发现粮食遗存(图三),有的粮食堆积底部还见有猪和狗的骨骸。另发现出土陶器、石器组合的器物坑45个,出土器类有石磨盘、磨棒、斧、铲,陶盂、三足器、支架等(图四)。

图三  磁山遗址粮食堆积坑H346平、剖面图

1.灰土  2.黄色硬土  3.空隙  4.粮食堆积

图四  磁山遗址组合器物坑H453平面图

1.石磨盘  2.石磨棒  3422.石斧  51213.陶三足器  681419.陶盂  911.陶支架  1518.小陶盂  20.木炭  21.石铲


对于这类特殊埋藏的灰坑,卜工将其推定为祭祀遗迹,推测为甲骨文“陷祭”和文献中“瘗埋”的前身[28]。金家广认为是专门存放日常用器的场所[29]。刘莉、陈星灿认为磁山遗址为长期性定居聚落,大量窖穴可能作为储藏之用[30]。李国强和李彬森则认为这与早期农业阶段定居能力不强有关,是季节性使用或临时性废弃的遗存[31]

已有的证据难以说明磁山遗址为季节性使用而临时废弃,更多指向于至少属于社群内一部分人稳定定居的中心聚落。主要证据有三方面。一是分布范围较广,现存约12万平方米,而且内部存在不同的功能分区,如1995年发现疑似石器加工厂[32],该遗址建造、使用的时间应较长。二是保存较好的石器组合不同于废弃形态理论里的弃置类型,其中存在一些非实用类的陶器、石器组合[33],这类遗存和粮食底部放有猪、狗等应与仪式活动相关,而非弃置保存。堆积大量粮食遗存的灰坑可能为储存性质的窖穴,这应是定居程度较高的体现。三是生产工具和动植物遗存体现出广谱化的生业模式,其中家猪的饲养尤其需要稳定的定居生活。而遗址内发现的鹿角经鉴定属于不同季节猎获的各种年龄的猎物[34],说明遗址在一年内多个季节均在使用。

北福地遗址20032004年两次发掘可分东、西两区(分别为Ⅰ、Ⅱ区)。其中,东侧Ⅰ区的主要遗迹有14座房址和34个灰坑,应为居住区;西侧Ⅱ区发现一处面积90余平方米的近长方形广场,原报告认为是一处祭祀场[35]。该遗址文化堆积分三期,第一期遗存与磁山早期遗存年代大体相当。

Ⅰ区内第一期房址分布较为随意,面积在6.515平方米不等,不见大型建筑,建筑设计比较简陋,不见精加工的建筑设施,说明房屋的建造投入不高,应不是为长时间定居而修建。房址内遗物中石器废片和未见加工痕迹的河滩砾石占绝大多数,大量石器加工的原料和废片属于原生废弃物,这些原生废弃物直接丢弃在房屋内,说明该房屋应是临时性的居所,无需长时期的维护和清理。遗址内也基本不见与农业、渔猎活动相关的生产工具,主要发现有磨盘、磨棒等植物加工工具和陶质容器与支架搭配的炊煮器具;未见动物骨骼和栽培作物,但存在大量野生植物遗存,可见该遗址对采集野生植物类遗存的生计方式十分倚重。此外,房址之间围合出多个空地,这些空间内分布着数量较多的灰坑,其中多处灰坑出土了大量核桃楸果核,以及石磨盘和磨棒等加工工具。如在F1F2F5之间区域内的H3H5H23H30,在F13F6F10F9之间区域内的H26H41,在F8F13F16之间区域的H70H72,在F9F10F15东南侧区域内的H84H80H76H106(图五)。据此可知房屋之间的空地可能是采集植物的储存及加工场所。综合以上从聚落整体形态、内部功能分区、遗物废弃形态与生计方式等多个角度的分析,可以认为北福地遗址第一期聚落应是一处季节性的坚果采集与加工营地。

此外,位于渤海湾西岸永定河下游平原地区的河北廊坊北旺遗址,陶器文化面貌与北福地一期文化相近,遗址中见有较多喜水食草动物的骨骼、牙齿和角,以及田螺、河蚌等水生动物[36],可见北旺遗址的人群对野生动物资源的高度利用。根据遗址地层堆积的土质,包含蚌和田螺水生物,以及出土较多麋鹿、梅花鹿、水牛等的骨骼、角等分析,遗址周边应为多水的湖沼湿地环境[37]。这或许暗示了生活在这一地区的磁山文化和北福地文化人群在应对不同环境背景和生存资源分布时形成的更多样化的生计聚落系统。

图五  北福地Ⅰ区发掘区第一期遗迹分布平面图(据《北福地:易水流域史前遗址》图一一改绘)

(三)“非农业生态的专业化利用”阶段

在人类历史上定居农业人群的势力扩张中,能稳定发展农业的地区已为各种形态农业人群所居住,并受到各种定居政权的保护[38]。扩张的农业人群占据水源充沛、地力肥沃的河谷低地,使得部分人群主动或被迫来到草原、高原山地、森林、海滨等资源不稳定的边缘生态区,重新回到游牧、狩猎采集、海产捕捞等流动性的生计方式[39]。考古学研究与民族志材料都可印证这一转变的存在,如东天山地区海子沿遗址的古代居民从以定居农业兼营畜牧业为主的生业方式转变为游牧生产和生活的方式[40],东南亚地区与谷地农业人群共生的山地人群[41],婆罗洲的普南人(Punan)从农人重新回到雨林成为狩猎采集者[42],美拉尼西亚的马努斯楚人(Manus True)由农人转变为渔民[43]等。在目前发现的考古遗存中,史前游牧文化人群的生计聚落形态保存相对完好,研究较为成熟,因此下文主要引述早期游牧文化的经典聚落研究作为此阶段的典型案例。

王建新指出游牧中有定居应该是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从古至今的基本生活方式,游牧民族有相对稳定的冬季营地和夏季营地,且由于地区生态条件和气候的限制,古代游牧聚落遗址与现代游牧营地位置重合概率很高[44]。因此与现代牧民季节性转场营地位置基本重合的古代遗址可能也是古代游牧人群的季节性转场聚落。

新疆西天山博尔塔拉河河谷地带已发现多处青铜时代墓地和居址,呼斯塔遗址和阿敦乔鲁遗址是其中较具代表性且经过系统发掘的两处,前者年代在公元前16001500[45],后者年代为距今39003700[46]。贾伟明从遗址结构、聚落布局等角度结合民族学调查材料,论证了博尔塔拉河流域早期青铜时代季节性聚落与转场游牧的存在[47]

据相关研究得知,博尔塔拉河流域的地貌、植被和气候在中全新世之后并没有太大的波动[48],呼斯塔遗址和阿敦乔鲁遗址所处区域古今均为优质的夏季牧场和冬季牧场。动植物考古的证据表明,呼斯塔遗址人群的生计方式以畜牧业为主、农业为辅,存在少量狩猎经济,就目前资料分析,很可能是定居的畜牧业[49]。阿敦乔鲁遗址出土植物种类与现今相差不大,生态环境较干旱[50]。墓葬出土人类牙釉质和骨骼锶同位素分析表明阿敦乔鲁遗址人类生前均经过迁移,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阿敦乔鲁遗址是一个以游动人口为主的社会[51],因而阿敦乔鲁人群只能是从事放牧为主的生业[52]。两处遗址的中心居址均以长方形中心建筑为主,外加一些方形、长方形或不规则的阔间组成,这种居址结构通常被认为是由牧民居址和附属的牲畜圈组成。此外,呼斯塔遗址与周边分布着的沙比布留克·吐日根、黑山头和小呼斯塔等遗址组成的防御体系,显示出遗址不仅是春、夏、秋三季的放牧营地,还可能已被特殊群体据为私有财产,作为长期定居的中心营地[53]。因此,呼斯塔遗址和阿敦乔鲁遗址虽然年代上略有早晚,但是两者可以作为西天山地区史前转场游牧的聚落形态代表。呼斯塔遗址除了作为春、夏、秋季节性放牧营地之外,可能还被作为长期定居的中心营地,而阿敦乔鲁遗址应是一处冬季放牧营地。

前述王建新的研究中,时代较晚即青铜时代末期至早期铁器时代的东天山地区也发现大量季节性聚落遗址,天山山脉南侧和东南侧的今新疆哈密市和甘肃西北部马鬃山区一带分布有大量冬季聚落遗址,东天山北麓从伊吾到巴里坤一带的草原,特别是草原面积较大的巴里坤盆地则见有夏季聚落遗址[54]。如哈密地区的伊吾县峡沟遗址,地处冬季牧场,居址分布于山前谷地之中,门向山体,墙体宽厚[55],应属于一处冬季游牧营地。巴里坤县东黑沟遗址地处夏季牧场,居址结构也颇似现代牧民的居址与牲畜圈的组合方式[56],应属于一处夏季游牧营地。

霍巍认为西藏地区早期游牧文化也存在季节性的聚落遗址[57]。如藏北地区的丁东遗址,所处仍然是当地藏族牧民的冬季牧场,采用半地穴式的石砌建筑避风、保暖,动植物遗存证据表明,丁东遗址人群除了在高山草场放牧外,也在河谷低地从事一定的青稞种植[58],因此该遗址应是一处冬季定居营地。当雄县加日塘遗址文化堆积较薄,没有发现居址,仅发现一处柱洞和一处火塘遗迹[59],可能属于游牧部落的季节性遗址。

史前游牧的起源问题相当复杂[60],游牧生业的地域类型也呈现出高度的多样性[61]。但是由于游牧生业本身的特性,游牧人群的生计聚落系统一般是由不同季节的游牧营地组成。如王建新文中提到东天山地区的老弱病残妇孺往往在其他季节也留守在冬季营地,因此冬季营地实际上一年四季都在使用[62]。阿勒泰地区现代牧民在冬季转场前通常将老人、小孩留在乌伦古河河谷避风向阳的地方[63],因而这类定居点往往是长年定居营地。在东非的卡尔莫炯人中,成年男子于旱季在牧场上游牧,雨季回到定居点,而老人、小孩、女性则全年留守在定居营地[64]。因此,不同地域类型的游牧人群,可能会选择不同季节的游牧营地作为长期定居点。

三、结语

生存资源在时空上的产出不均是史前人群形成长期定居与季节性定居的生计聚落系统的根本原因。在史前人群的聚落演变过程中,狩猎采集者人群向农业定居人群转变过程中的“资源广谱化利用”阶段和“低水平食物生产”阶段,人群主要受制于生产力水平,为了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和更稳定的定居,处于过渡阶段的人群需要在不同季节、不同地区利用很大范围内的不同资源,因此形成了长期定居与季节性定居相结合的生计聚落系统。而“非农业生态的专业化利用”阶段实际上大部分时间是与成熟的农业社会并行发展的,这些人群需要利用农业生态区边缘或非农业生态区的不稳定自然资源,因而需要高度技术性地对包括地理环境、生物等自然的理解和掌握,并配合经济、社会各方面之种种精巧设计,其复杂性远非上述过渡阶段人群所能及。与上述过渡阶段人群受制于生产力水平不同,这一阶段人群生计聚落系统的形成通常受到社会背景、政治冲突和身份认同等方面的影响,且季节性移动的模式不是利用大范围内的不同资源,而通常是对某一非农业生产生业的专业化利用,追随季节变换进入单一的小生态环境[65],如游牧人群转换不同的牧场,滨海渔猎人群沿海岸移动等。

狩猎采集者向农业人群转变,农业人群进一步社会复杂化,甚至于出现文明与国家,这是农业社会中心观的生业模式、聚落形态及社会层次的演变过程,考古学研究中的史前聚落演变大多遵循这一逻辑。本文的论述也基本遵循这一大逻辑,但是在具体阶段的细化研究以及对非农业生态区的专题分析,相信能为史前聚落演变的考古学研究提供新的阐释和补充。

附记: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项目“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考古学研究”(项目编号LSYZD21018)和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田野调查计划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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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胜前:《史前的现代化:从狩猎采集到农业起源》第6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

[2]Binford L.R., Willow Smoke and Dog’s Tails: Hunter-Gatherer Settlement Systems and Archaeological Site Formation, American Antiquity, Vol.45, No.1, 1980.

[3]生计聚落系统的概念是西方考古学界解释遗址功能专业化和衡量史前人口相对流动性或定居性的一种常用方法。最早由温特斯(Winters H.D.)提出,他将其定义为一组共时遗址或活动区域之间的功能关系。参见Winters H.D., The Riverton Culture: A Second Millenium Occupation in the Central Wabash Valley, p.111, Springfield: The Illinois State Museum, 1969.

[4]Flannery K.V., Origins and Ecological Effects of Early Domestication in Iran and the Near East. The Domestic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Plantsand Animals,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1969.

[5]Smith B.D, Low-Level Food Production,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Vol.9, No.1, 2001.

[6][]詹姆斯·C·斯科特著,田雷译:《作茧自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第249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2年。

[7]Kelly R.L., Mobility/Sedentism: Concepts, Archaeological Measures, and Effect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21, 1992.

[8]a.费曼(Feinman G.M.)认为基本条件是至少有一部分人口连续几年或至少有三个季节在一个聚落定居。参见Feinman G.M., NeitzelJ., Too Many Types: An Overview of Sedentary Prestate Societies in the Americas, 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Vol.7, 1984.b.苏珊·肯特(KentS.)定义为一年中在一个地点居住6个月以上。参见Kent S, Farmers as Hunters: The Implications of Sedentism, p.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c.欧弗·巴尔约瑟夫(Bar-Yosef O.)认为需要在一个地点持续居住9个月以上。参见Bar-Yosef O., The Role of the Younger Dryasinthe Origin of Agriculture in West Asia. The Origins of Pottery and Agriculture, New Delhi: Roli Books, 2002.

[9]刘莉、陈星灿著,陈洪波等译:《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第13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10]Schiffer M.B., Formation Processes of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 pp.47-98,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1996.

[11]Hardy-SmithT., Edwards P.C., The Garbage Crisis in Prehistory: Artefact Discard Patterns at the Early Natufian Site of Wadi Hammeh 27 and the Origins of Household Refuse Disposal Strategies,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Vol.23, 2004.

[12]赵春燕:《锶同位素分析技术追踪古人类迁移活动的研究》,《北方文物》2019年第3期。

[13]Binford L.R., Constructing Frames of Reference: An Analytical Method for Archaeological Theory Building Using Hunter-Gatherer and Environmental Data Sets, pp.1-5,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14]Bettinger R.L., Holocene Hunter-Gatherers, Archaeology at the MillenniumA Sourcebook, p.185,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 2001.

[15]《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第69页。

[16]赵宾福、孙明明:《论乌苏里江流域的“新开流-鲁德纳亚文化”》,见《边疆考古研究》第32辑,科学出版社,2022年。

[17]a.[]B.И.吉亚科夫著,宋玉彬译,林沄校:《鲁德纳亚码头多层遗址及滨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见《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俄罗斯专号》(内部发行),北方文物杂志社,1996年。

b.冯恩学:《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第236243页,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

[18]黑龙江文物考古工作队:《密山县新开流遗址》,《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

[19]唐富江等:《黑龙江水系(中国)秋大麻哈鱼回归群体变动分析》,《上海海洋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20]赵宾福:《嫩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生业方式研究》,《考古》2007年第11期。

[21]许永杰:《从昂昂溪骨制渔猎工具说起:嫩江流域史前先民的生计模式》,《大众考古》2017年第1期。

[22]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上)第87889297208226页,民族出版社,2012年。

[23]吴文婉:《海岱地区后李文化生业经济的研究与思考》,《考古》2019年第8期。

[24]《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第175页。

[25]考虑到太行山东麓发现的数十处磁山文化和北福地文化的遗址具有一定共性,为方便讨论,本文暂用“磁山-北福地文化”对它们进行研究。

[26]段宏振、张渭莲:《北福地与磁山——约公元前6000~前5000年黄河下游地区史前文化的格局》,《文物》2006年第9期。

[27]a.邯郸市文物保管所、邯郸地区磁山考古队短训班:《河北磁山新石器遗址试掘》,《考古》1977年第6期。

b.河北省文物管理处、邯郸市文物保管所:《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c.高建强:《磁山遗址》,见《河北考古重要发现》(19492009),科学出版社,2009年。

[28]卜工:《磁山祭祀遗址及相关问题》,《文物》1987年第11期。

[29]金家广:《磁山晚期“组合物”遗迹初探》,《考古》1995年第3期。

[30]《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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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高建强、段宏振:《武安磁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见《中国考古学年鉴》(1995),文物出版社,1997年。

[33]孙德海、高建强:《武安磁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见《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文物出版社,1988年;《武安磁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见《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文物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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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福地:易水流域史前遗址》第135163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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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刘化成、陈卓然:《初识北旺新石器遗址——北旺遗址与北福地一期文化关系探析》,《文物春秋》2010年第4期。

[38]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第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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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任萌等:《新疆巴里坤海子沿遗址考古发掘收获与思考》,《西域研究》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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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陈祥军:《阿尔泰山游牧者:生态环境与本土知识》第14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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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鑫(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原文刊于:《考古》2024年第8期

责编: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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