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南越国番禺城是秦汉时期岭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城市，也是广州目前可以确定的最早的城。通过梳理历史文献及考古资料，结合近年来广州黄埔北部的考古新发现，番禺建城前岭南地区的核心区域得到了重新讨论，在此基础上确定了岭南加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程始于新石器时代，最终于秦汉时期完成。广州是首批24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历史悠久，在中国历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广州是中国近现代意义的田野考古学的发源地之一，1916年广州东山龟岗南越国汉冢的发掘是广州地区南越国考古的开端，也是广东最早的现代考古行为，揭开了广州现代考古学的序幕。20世纪30年代，广州东山寺贝底发现了被认为是朝汉台的砖瓦遗址，根据纹饰可以判断其确为南越国时期遗存［1］。1949年以来，广州地区南越国时期考古成果丰硕，已发现秦代造船厂遗址、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国水闸遗址等秦—南越国时期的遗址，以南越文王墓为代表的南越国时期墓葬更发现有数百座［2］。学界将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资料相结合对南越国番禺城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其中张荣芳、黄淼章合著的《南越国史》是以考古资料结合历史文献研究西汉南越国历史的专著，从南越的历史脉络、政治制度、与汉王朝的关系、农业经济、手工业、商业、交通、文化艺术、风俗习惯、历史地位等方面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3］。在不断深化的南越国番禺城研究中，一些话题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其中讨论较多的三个话题是：番禺城的位置与范围、南越国时期的墓葬制度与墓葬分期、汉武帝平南越之后番禺城是否沿用。今人对南越国番禺城的范围推测多依清代文献中所记载东汉步骘徙治尉佗故都，筑立城郭的说法，认为南越国番禺城的范围不会超过东汉番禺城的范围［4］。考古学家麦英豪、历史学家黎显衡、历史地理学家曾昭璇、外贸史专家陈柏坚和黄启臣等人对南越国番禺城的位置与范围进行了讨论。麦英豪认为其南界约在今中山四路向南约300米处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东侧，西界大约至今人民公园，北界与宋代子城北相接、约相当于今东风路以南，东界在今仓边路［5］。黎显衡提出番禺城的位置在今中山四路与中山五路之间，东起旧仓巷，西迄吉祥路之东，南临中山四路、中山五路，北至越华路之南侧［6］。曾昭璇认为番禺城南临珠江，北界为越华路，东西以文溪东西支为界，其东界不过小北路，西界不过华宁里［7］。陈柏坚、黄启臣认为赵佗城（即南越国时期的番禺城）由任嚣城（即公元前214年任嚣所建的番禺城）扩建而来，其四至北到今越华路、南到西湖路、西到教育路、东到仓边路，周长十里［8］。几位学者所推测的番禺城范围相近，均认为南越国番禺城大致以当时珠江为南界，越华路为北界，地处吉祥路以东，旧仓巷以西（图一）。近三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已经在中山四路以北、旧仓巷以西，中山四路以南、长塘街以西，教育路和中山五路交界处，西湖路以南、惠福东路以北的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南侧，四处地点发现了东汉番禺城城墙遗迹，包括了东、西、南三个方向城墙的部分遗存，更发现了东汉番禺城的东南角台［9］。在上述的东汉城墙范围发现有南越国宫署遗址；在中山四路、秉政街交汇处以及中山四路、北京路交汇处均发现有西汉木构建筑，在中山五路发现有瓦砾堆积，在北京路附近发现有南越国时期的水井等。2013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根据考古发现确定南越国番禺城北界大致在今越华路，东界大致在今旧仓巷以西，南界大致在今惠福东路以北，西界大致在今吉祥路、教育路以东［10］。图一 南越国番禺城范围示意图
（图片来源：作者据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监制广州市越秀区地图局部改绘）
学界所讨论的广州地区南越国时期墓葬一般指从秦平定岭南（前214年）始，止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汉军破番禺城、灭南越国这一时间段的墓葬。其在发掘简报或报告中称南越国时期墓葬或西汉前期墓葬。自1916年广州东山龟岗汉冢发掘以来，广州已发现数百座南越国时期的墓葬，墓主身份上至第二代南越王赵眛，下至普通百姓，包含了社会大部分阶层。这一时期墓葬的发现与研究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16年到抗战爆发。广州地区相继成立了中山大学语史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依托广州市立博物院又成立了中国最早的地方职业考古学团体——黄花考古学院。这一时期的墓葬发现多为南越国大型墓葬，如曾经被认为是“南越王赵胡”陵墓的东山龟岗汉冢、东郊木塘岗汉冢、猫儿岗汉冢等。研究基本“只能集中于对相关文物的文字研究”［11］，发表了如《发掘东山猫儿冈汉冢报告》［12］、《西汉黄肠木刻考》［13］、《广州龟岗汉冢之研究》［14］等文章，为1949年以后的南越国墓葬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第二阶段是1949年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基本建设的开展，广州发掘了一大批两汉时期墓葬，其中有诸如麻鹰岗M1170、M1176以及石头岗M1097、M1181等大墓，也有一批中小型墓葬。1981年麦英豪对1953—1960年广州地区发掘的两汉墓葬进行了整理，出版了《广州汉墓》。《广州汉墓》是广州地区第一次对汉代墓葬的系统梳理，为广州地区两汉墓葬建立了年代学的标尺。《广州汉墓》中把182座西汉早期墓葬划为前后两段，即南越国前期（秦始皇二十八年至西汉文景期间）和后期（文景期间至武帝元鼎六年），每段大约五十年。《广州汉墓》的出版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成果。第三阶段是1983年南越王墓的发掘至21世纪初。南越王墓的发掘对于广州地区南越国时期墓葬的发现与研究具有重要作用，这座规格最高、时代明确又保存完好的墓葬，确定了南越国墓葬规模的上限。其中以汉文化因素为主的埋藏形制与极具越人色彩的随葬品结合，对讨论南越国与汉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南越王墓的发掘也掀起了南越国墓葬研究的新高潮，黄展岳、李龙章、全洪分别对南越国时期的青铜器、青铜容器、青铜镜进行了讨论，三位学者都认为南越国时期的青铜器有着汉、越、楚多种风格；南越国的青铜器铸造工艺较中原地区仍有差距，部分青铜器可能是北方输入品；南越国墓葬中未见青铜礼器组合，体现了南越国并未完全接受中原地区的青铜礼器制度［15］。黄展岳通过对南越国时期铁器的研究，确认铁器制造工艺由秦军带入岭南地区，南越国自身无法生产铁器，铁器仍需由西汉王朝输入，这与史书上吕后禁南越“关市铁器”的记载相符合［16］。边晶晶通过对南越国时期漆扁壶的分析，认为器形明显受到巴蜀地区和楚国故地漆器的影响，岭南的漆器制造工艺应该是随着秦军进入岭南地区［17］。黄巧好认为胡人托灯俑体现了广州地区作为商贸港口在两汉时期的对外文化交流，是中国秦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形成的重要物证［18］。余天炽通过对南越王墓印文的考释，确定南越国时期官制袭秦仿汉，已经形成完整的管理体系［19］。白芳通过对南越王墓中“夫人”玺印的研究，确定了右夫人的地位高于其他夫人；并对广西贺县金钟1号墓墓主的身份进行了判断，确定其应为列侯之妻［20］。黄新美对南越王墓的人殉进行了分析，认为陪葬殉人排列整齐，均为被杀后埋葬［21］。寇筱轩、王芷菱分别对南越国时期的中小型墓葬及随葬品进行文化因素分析，得出南越国墓葬中存在汉越两种文化因素的结论，这是史书记载的“和辑百越”政策在考古学方面的体现［22］。以上学者从多角度对南越国时期的墓葬及随葬品进行了研究，此后还有李龙章、余静等学者对《广州汉墓》西汉前期第二段墓葬的年代早晚判断的讨论［23］。第四阶段自21世纪初至今。2013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广州考古六十年》中对广州地区发现的汉代墓葬分布进行了总体概述，广州地区南越国时期墓葬主要分布在广州古城外的东部、东北部、北部、西北部的山岗区域，在城南的官洲岛地区也有分布［24］。2013年，为了更好地进行文物工作，广州市出台《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明确了考古工作前置的要求，广州考古工作进入了蓬勃发展期。在越秀广州动物园、横枝岗路、荔湾鹤洞片区、西村片区、增城沙滘片区、黄埔中新知识城等地都发现了汉墓群［25］，其中不乏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的墓葬。在不久的将来，这批材料的发表势必推动南越国时期墓葬的研究。这一阶段的最大成就是张强禄发表的《论西汉南越国时期的高等级墓葬》，其对南越国时期高等级墓葬的形制与分期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跳出现实朝代更迭、而仅以考古学中典型陶器的变化为主要依据的“两期说”；并通过墓葬的埋藏方式、随葬品等特征，对南越国高等级墓葬的形制特点与族属进行了探讨，认为南越国高等级墓葬中越制、楚制与汉制等不同葬俗的墓葬共存，反映出南越国复合政权的多样性［26］。公元前111年楼船将军杨仆“攻败越人，纵火烧城”［27］，“遂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28］。南越国灭亡后，番禺城的地位下降，公元前106年，汉武帝设交趾刺史部，治所为苍梧郡广信县，番禺城从南越国都城降为郡城。直到东汉末，孙权命步骘为交州刺史，步骘重建番禺城。在漫长的300多年间，两汉是在南越国番禺城的基础上重建了城址，还是对番禺城进行了搬迁？学者对相关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传统主流观点认为两汉番禺城与南越国番禺城高度重合，位于今广州市越秀区一带。但也有学者对此并不赞同，如曾昭璇等通过对广州地形的观察并结合《太平寰宇记》《广东新语》《顺德简岸简氏家谱》等的记载，认为南越国后的番禺城位于佛山顺德简岸一带［29］。随着2006年《番禺汉墓》［30］的出版，部分学者利用考古资料并结合文献记载，认为汉代番禺城不在南越国番禺城范围内。吴宏岐通过对《水经注》记载的研究，结合南越王宫及番禺汉墓的考古发掘，认为南越国之后的番禺城在今广州城南五十里的番禺区市桥北一带。他根据《水经注》记载的“入（番禺）城东南偏有水坈陵，城倚其上”中“水坈陵”一词，认为南越国之后的汉代番禺城应为四面环水的台地，但今广州旧城区范围内找不到任何与“水坈陵”直接相关的地名，而市桥东北、西北方向颇多与“水坈陵”有若干联系的地名；他还根据南越王宫署遗址瓦片层上厚达10厘米的炭屑和红烧土堆积，认为南越国番禺城已经毁于大火，汉武帝是在别处另置番禺县城；认为《番禺汉墓》中市桥西北的沙头、屏山两处墓地都是判断汉代番禺县的地址的依据［31］。该说虽借鉴了考古发掘的成果，但是对考古学成果的时代特征把握存在着偏差。其依据的考古资料主要有南越王宫的考古发掘简报与报告以及《番禺汉墓》等。作为观点依据的西汉早期炭屑层和红烧土堆积仅能证明“楼船焚城”的文献记载，但是在南越王宫的地层中，西汉早期、西汉中后期、东汉时期三个时期的地层连续存在，并未发现明显的间断。西汉早期炭屑层和红烧土堆积并不能作为番禺城搬迁至现番禺区的理由；而市桥地区发现的番禺汉墓全为东汉墓，未发现西汉中后期遗存。如果该地区存在县城规模的遗存，不可能在考古工作中全无发现，推论其为南越国后的番禺县城，实无根据。番禺城为一处典型的古今重叠型城市，历代番禺城被叠压于现广州核心城区下。对于古今重叠型城市的考古工作，必须要弄清城市地理环境，城市结构（城墙与城门、道路与轴线），高等级建筑与礼制建筑，手工作坊与市场，居住区与埋藏区等问题。结合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笔者尝试对南越国番禺城进行城市考古的解读。根据古地理学研究，六千多年来广州溺谷湾地区地形的总体形势为西部、南部地区被水环绕，东、北部与山地相接（图二）［32］。得益于这一地形条件，广州城的城市建设位于广州溺谷湾的西南部，珠江在城防和航运上都为广州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图二 广州溺谷湾区域图
（图片来源：据《6ka以来广州溺谷湾形成演变的数值模拟和地貌动力学分析》图1局部重绘）《史记·南越列传》也记载了番禺城的地形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道西北牂柯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楼船居东南面；伏波居西北面”［33］。南越国番禺城背山负海、北有今白云山、西北侧为牂牁江，南为南海。上述古地理学的研究结果与其相符。考古工作的结果显示，在广州市核心区尚未发现秦之前的文化遗存，仅在大佛寺发现了几片先秦时期陶片，这是迄今在广州古城区发现的唯一一处先秦时期文化遗存［34］。而广州东北部的黄埔、增城等山地地区是广州地区青铜时代文化遗存最丰富的地区，已发现有增城西瓜岭、浮扶岭，黄埔大公山、榄园岭、陂头岭、沙岭等遗址，各遗址出土的陶器有着明显的本土特征，证明这一地区可能为秦平定岭南之前百越族群的活动范围。城墙是城市的边界，用以确认城市范围。目前发现的南越国时期与城墙相关的遗存仅有两处，一处是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另一处为南越国宫署遗址北墙。木构水闸遗址位于今惠福东路以北，呈东西向分布，其南侧为珠江。水闸的作用是调节珠江及番禺城内水资源的平衡，应是城内外的分界线，番禺城外城南界应在此处附近，水闸可能为番禺城南墙的一部分［35］。番禺城的东、西、北界仍无确切的考古发掘材料证据。宫署遗址北墙墙体位于南越国宫署遗址北部，东西走向，已揭露一段东西长17.6、南北残宽3.8～4.8、残高约0.42米，由墙体基槽、护墙坡、散水和陶排水管道等组成。简报中认为其应该为宫城北墙［36］。结合目前发现的南越国时期建筑基址均为大型木构建筑基址以及未发现小型建筑，笔者认为南越国番禺城可能与同一时期的汉长安城相似，是一座有城无郭的城市，城内有衙署、宫苑，衙署与宫苑有各自的围墙，形成大小城形制。刘庆柱认为，在西汉时期的城市建设中，大小城形制已成定制［37］，番禺城的发现或与之相符。目前尚未发现南越国时期的城门、道路，故暂时还无法确认南越国番禺城的轴线方向，这都是未来番禺城考古工作的重点。岭南地区地处潮湿的南方，先秦时期的遗址发现较多柱洞，推测当时的建筑形制可能为干栏式建筑。考古出土的陶屋模型也与此推论相吻合。如2004年广州越秀区永福路广州警备区干休所工地M2出土的一件陶屋［38］，侧面结构显示出其为木构干栏式建筑，上层为居住区，下层为饲养禽畜的圈栏，推测南越国番禺城的建筑形制可能不同于汉长安城的夯土建筑方式，而是因地制宜的干栏式建筑。因为干栏式建筑的地面信息较少，笔者认为南越国时期建筑的等级可能更反映在建筑构件的规格、铺地砖的尺寸等。以建筑构件规格为依据，结合铺地砖尺寸等因素，目前考古发现确认的南越国时期高等级建筑有位于中山四路的南越国宫署遗址，中山四路南侧的千年古道遗址南越国时期木构建筑遗迹［39］，中山五路北侧原新华戏院建筑工地发现的南越国瓦砾堆积［40］，位于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内的南越国陶排水管及瓦当［41］。其中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发现对于研究南越国番禺城的范围与结构有着重要的意义，该地区地处明清城墙外、西北高岗区域，远离南越国番禺城的城市范围。但是从出土的瓦当及陶制排水管来看，其无疑为一处高等级建筑，或许与郊坛等礼制建筑有关。南越国宫署遗址汉代宫殿遗迹出土的砖数量较多，用途多样，主要用于铺地、台基包边、散水拦边和铺砌水渠等。其中大方砖制作精良，体积很大，边长一般在70厘米左右，厚10～15厘米［42］。而考古发现的西汉长安城的未央宫及桂宫等宫殿的用砖规格一般也仅为35厘米［43］。南越王宫署遗址的大型方砖所表现出的技术价值和劳动价值都显示出其所属宫殿的不凡，能用如此规格方砖的宫殿，其级别应是高等级宫殿。以建筑构件为依据，结合铺地砖尺寸等因素，可以较为直观地判断出南越国时期建筑的等级。城市考古中，与市民生活相关的手工作坊与交易场所是十分重要的研究内容。新石器时代以来，无论是仰韶文化还是石家河文化的大型遗址中，手工业作坊都大量存在。商周以来，尤其是陕西周原等地都明确了手工作坊是大型聚落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发现的与南越国番禺城有关的手工作坊仅有一处，即东山口寺贝通津的砖瓦堆积，可能为一处手工作坊。岭南地区自古商贸发达，如《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44］；《汉书·地理志》中再次确认了番禺的商贸中心地位，“处近海，多犀象、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45］；吕后时期曾“禁南越关市铁器”［46］，唐蒙出使南越时尝食过枸酱［47］。从奢侈品的珠玑、犀象、玳瑁、果布以及战略物资的铁器到食物“枸酱”，这些都是南越国的交易产品。由此推断南越国应该存在着较为成熟的内外贸易体系。目前发现的南越国时期的居住遗址仅有前文所述的几处高等级建筑，但其具体是居住地还是朝寝、礼制性建筑仍待以后更多的考证；而南越国时期的平民居住区仍旧没有发现。在黄埔区北部的沙岭、榄园岭等遗址的先秦时期地层中发现了较多的柱洞，但是柱洞的分布规律不明显，考古工作者推测可能存在干栏式的建筑。这种规模不大、结构不甚规整的“树屋”可能就是南越国时期平民的居住址。但这种柱洞在广州核心城区仍未发现，究其原因可能城内是贵族居住区，其建筑形式与平民的不同；也不排除因后期人类活动，这种浅柱洞大多已经被破坏。目前发现的南越国时期墓葬多分布在南越国番禺城外的高岗地带。其规格可以分为以南越文王墓为代表的王陵，以凤凰岗大墓、农林东路“人”字顶木椁墓、猫儿岗Ｍ68、东山龟岗汉冢等墓葬为代表的高等级墓葬，还有一批可能为小型贵族或平民墓葬的单室墓。张强禄在《论西汉南越国时期的高等级墓葬》一文中对南越国时期的高等级墓葬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对其文化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时代越早，越文化因素越明显；时代越晚，楚汉文化因素越占据主导地位”［48］。居方方、寇筱轩分别对广州地区的汉代中小型墓葬进行了研究，通过类型学和遗物空间位置的分布，对汉中小型墓葬的文化因素进行了分析，也得出墓葬逐渐汉化的结论［49］。前辈学者对南越国时期番禺城多有讨论，并有诸多成果，笔者通过对南越国番禺城的考古资料的初步梳理，结合近年来的考古成果，获得了两个粗浅的认识。关于番禺城来源问题的讨论，有学者认为秦定岭南之前番禺已有一处中心，即《淮南子·人间训》中提到的“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处番禺之都”［50］，但此处的番禺之都地望在何处仍不可知。曾昭璇引古文献认为南越国番禺城之前的广州地区已经有了楚亭、五羊城、南武城、任嚣城等城［51］。饶宗颐认为广东出土的战国青铜器中“王”字符说明广东浮滨在殷周之际是属于越族的一个王国［52］。徐恒彬认为“越人好相攻击”，越人为了防御洪水而修城，并且提出寻广东古城，从时代方面考虑，应该是在夔纹陶时代，时间上应该重点关注商、西周和春秋时期［53］。根据考古发现，南越国番禺城范围内未发现早于秦—南越国时期的遗迹，那么广东地区更早的中心在哪里便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近年在南越国番禺城西北部的黄埔中新知识城地区发现了几处东周时期墓地，其中榄园岭遗址、沙岭遗址为春秋时期遗存，陂头岭为战国晚期至南越国时期遗存，镬盖顶岭为南越国时期遗址。这些遗址的发现对研究先秦“番禺”有着重要的意义。自博罗横岭山墓地［54］、博罗梅花墩窑址［55］被发现以来，博罗作为春秋时期岭南越人的文化中心成为学界共识［56］。近年发现的增城浮扶岭墓地、黄埔榄园岭墓地、沙岭墓地、马头庄墓地等夔纹陶时期墓地逐渐补全了一条自惠州博罗到黄埔中新知识城的夔纹陶文化分布带。这些墓地规划有序，墓葬朝向基本沿等高线分布，彼此之间几无打破关系，显示出良好的规划性。其随葬品一致性较强，以陶器为主，青铜器、玉器较少。陶器器型与纹饰均为岭南地区典型的夔纹陶时代遗物，夔纹陶大罐直径一般超过40厘米，以碎片形式分布在墓坑周边，墓内随葬原始瓷豆、陶纺轮、小件青铜工具等。这几处墓地的墓坑大小，出土青铜礼器、玉器的数量和质量呈现出自博罗向中新知识城逐步递减的趋势，处于最东的博罗横岭山墓地可见青铜鼎、青铜罍、青铜钟、玉环、玉玦、玉管等具有礼制用途的器物，但到了最西部的马头庄墓地，绝大多数墓葬未见随葬品，仅个别墓葬随葬原始瓷豆、陶器座等器物，未见玉器及青铜器［57］。显然，在春秋时期，相较于黄埔北部，博罗地区才是越人活动的中心区域。战国时期，越人的中心逐渐西移。2016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黄埔区中新知识城陂头岭遗址发现了数十座战国晚期至南越国时期的大型墓葬，这些大型墓葬成组排列，封土规模高大，其中陂头岭M30的封土直径达到30米，是广东地区已发现的封土规模最大的越人墓葬。2023年，考古工作者在距离陂头岭遗址以东4千米处发现了镬盖顶岭遗址，镬盖顶岭M1结构与印山越王陵相似，为一处带隍壕的封土墓。这些高大的封土、规整的隍壕都显示出黄埔中新知识城地区在战国时期已经成为了越人活动的核心区域。显然，寻找先秦“番禺”的线索就在博罗—黄埔北部这一核心分布区，这一地区的持续工作对解释“何以广州”、研究岭南地区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程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南越国番禺城的面积约2平方千米，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城市。但陈泽泓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其规模远小于燕下都、齐临淄、赵邯郸等战国故城，推测历史记载中的方圆十里的赵佗城只是南越国番禺城的宫城，在其外存在着一个更大的番禺城［58］。确如陈泽泓所言，已发现的南越国宫苑遗址其规模甚大，根据考古勘探，遗址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其中仅石构水池面积就达到4000平方米。遗址中出土的建筑构件众多，最大的空心砖边长近1米，其所承载的宫殿应体量宏大。而这样体量宏大的建筑屈居于2平方千米的小城内也确实不符合我们的认知。2022年，考古工作者在距南越国宫署遗址直线距离约1400米的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清理出南越国时期的灰坑、墓葬、水井、排水沟等遗迹。遗址出土了大量云纹瓦当，排水沟中的圆形陶排水管制作规整，据此判断此处应存在高等级建筑［59］。这应该是我们研究番禺城外城范围的重要线索。目前学界对南越国番禺城的位置和范围有了较为统一的观点，接下来对番禺城的城市布局的研究有赖于更多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作为广州中心城区，受限于城市建设的随机性和分散性，番禺城考古是由零星发现逐渐组成的一个主体。为更好地对考古资料进行整体把握，广州考古已经建立了地理信息系统，把已知资料全部体现于一张图上，将来随着资料的逐步完善，这张图将给我们展现一个更加清晰的广州城。对南越国番禺城源流的研究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岭南地区加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时间，以往学界多认为这一历史节点是以秦定岭南为标志［60］。基于对先秦番禺城的研究，笔者认为这一时间可以大为提前，“米”字纹陶文化在岭南地区的普遍存在标志着岭南地区在东周时期已经作为越文化圈的组成部分，通过江浙地区的越国逐渐接受中原文明。而在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韶关曲江石峡遗址、广州黄埔甘草岭遗址、清远英德岩山寨都发现了良渚文化玉琮，这都证明了岭南地区加入中华文明共同体的时间远比之前认为的秦定岭南要早得多。笔者认为岭南地区加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时间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最终完成于秦汉时期。（附记：感谢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全洪研究员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的指导！）［1］潘六如撰、石茗整理：《潘六如南越瓦文稿》，林雅杰、陈伟武、亚兴合编《南越陶文》，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174页。［2］数据根据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发掘资料粗略统计，部分资料尚未发表。已发表资料可见a.广州市文物管理处：《广州淘金坑的西汉墓》，《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b.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c.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西村凤凰岗西汉墓发掘简报》，《广州文物考古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d.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皇帝冈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7年第4期；e.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黄花岗汉唐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4年第4期；f.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州市先烈南路大宝岗汉墓发掘简报》，《广州文物考古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g.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州市农林东路南越国“人”字顶木椁墓》，《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物出版社2005年；h.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广州市荔湾区西湾路西汉早期石子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22年第6期。［3］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4］a.清·阮元监修、李默校点：《广东通志·前事略》，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第18页；b.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第4595页。［5］麦英豪：《广州城始建年代考》，《广州文博》1986年第3期。［6］黎显衡：《关于赵佗城问题之探讨》，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文物·千年特刊》，2000年编印，第55页。［7］曾昭璇：《广州历史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8］陈柏坚、黄启臣编著：《广州外贸史》（上），广州出版社1995年。［9］a.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中山五路东汉至南朝城墙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9），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55—256页；b.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旧仓巷东汉至宋代城墙》，《中国考古学年鉴》（2005），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326页；c.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中山四路东汉至宋代城墙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10），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351页。［10］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州考古六十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11］刘瑞：《秦汉帝国南缘的面相——以考古学视角的审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2页。［12］蔡寒琼、谈月色：《发掘东山猫儿冈汉冢报告》，《考古学杂志》1932年第1期。［13］汪宗衍：《西汉黄肠木刻考》，《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周刊》1928年第4期。［14］曾传轺：《广州龟岗汉冢之研究》，《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1933年第5期。［15］a.黄展岳：《论南越国出土的青铜器》，《铜鼓和青铜文化的新探索——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古代铜鼓和青铜文化第二次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b.李龙章：《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青铜容器研究》，《考古》1996年第10期；c.全洪：《南越国铜镜论述》，《考古学报》1998年第3期。［16］黄展岳：《南越国出土铁器的初步考察》，《考古》1996年第3期。［17］边晶晶：《从广州汉墓出土漆扁壶看中原文化对岭南的影响》，《科技视界》2014年第3期。［18］黄巧好：《广州汉墓出土的胡人托灯俑》，《文物天地》2017年第10期。［19］余天炽：《广州南越王墓印文释》，《学术论坛》1985年第9期。［20］白芳：《西汉南越国“夫人”玺印考》，《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1期。［21］黄新美：《南越文王墓葬的人殉》，《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22］a.寇筱轩：《广州地区中小型汉墓随葬品位置研究》，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b.王芷菱：《两广地区南越国中小型墓葬的初步研究》，重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3年。［23］a.李龙章：《两广地区米字纹陶类型遗存和广州汉墓的年代》，《考古》2006年第4期；b.余静：《再论关于两广地区米字纹陶类型遗存和广州汉墓的年代》，《江汉考古》2014年第2期。［25］大部分发掘资料尚未正式公布，此处仅列举已经发表的成果。a.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广州市横枝岗路70号西汉墓M2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23年第3期；b.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广东广州横枝岗汉六朝至明清墓葬》,《大众考古》2020年第4期；c.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广州市胸科医院西汉墓M48的发掘》,《文博学刊》2021年第1期；d.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广州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项目四座西汉早期墓发掘简报》,《客家文博》2022年第2期。［26］张强禄：《论西汉南越国时期的高等级墓葬》，《考古学报》2021年第4期。［27］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2976页。［28］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859页。［29］曾昭璇、潘国璠：《宋代以前广州城历史地理》，《岭南文史》1984年第1期。［30］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番禺区文管会办公室编：《番禺汉墓》，科学出版社2006年。［31］吴宏岐：《广州城址二千多年不变说商榷》，《学术研究》2006年第5期。［32］韦惺、吴超羽、任杰等：《6ka以来广州溺谷湾形成演变的数值模拟和地貌动力学分析》，《中国科学（D辑：地球科学）》2008年第11期。［33］同［27］，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列传》，第2976页。［34］张金国：《广州市大佛寺佛教文化中心工地先秦及汉六朝唐宋时期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10），文物出版社2011年。［35］冯永驱：《世界上最早的木构水闸》，《文物天地》2003年第5期。［36］a.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宫博物馆：《广州市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宫城北墙基址的发掘》，《考古》2020年第9期；b.李灶新：《西汉南越国都城与宫城及相关问题》，《中国古都研究》（第三十八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37］刘庆柱：《汉代城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年。［38］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铢积寸累——广州考古十年出土文物选萃》，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51页。［39］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州市北京路千年古道遗址的发掘》，《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物出版社2005年。［40］全洪：《广州市中山五路南越国建筑遗迹清理简报》，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州文物考古集——广州考古五十年文选》，广州出版社2003年。［41］资料尚未发表，详见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官网，［EB/OL］（2023-03-13）https://www.gzkaogu.com/article⁃Details?id=693&type=1.［42］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广州市南越国宫署遗址2003年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3期。［43］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中日联合考古队：《汉长安城桂宫二号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1期；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中日联合考古队：《汉长安城桂宫二号建筑遗址B区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1期；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中日联合考古队：《汉长安城桂宫四号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1期；d.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汉长安城未央宫第二号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8期；e.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汉长安城未央宫第三号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1期；f.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汉长安城未央宫第四号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11期。［44］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3268页。［45］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1670页。［46］同［27］，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列传》，第2969页。［47］同［28］，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3839页。［48］张强禄：《论西汉南越国时期的高等级墓葬》，《考古学报》2021年第4期。［49］a.居方方：《岭南地区西汉中小型墓葬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b.寇筱轩：《广州地区中小型汉墓随葬品位置研究》，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50］汉·刘安等编著：《淮南子》第十八卷《人间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03页。［51］曾昭璇：《古代的广州城》，《广州研究》1983年第2期。［52］饶宗颐：《从浮滨遗物论其周遭史地与南海国的问题》，《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53］徐恒彬：《广东古国问题初论》，《华南考古》1，文物出版社2004年。［54］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博罗横岭山：商周时期墓地2000年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年。［55］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博罗县博物馆：《广东博罗县园洲梅花墩窑址的发掘》，《考古》1998年第7期。［56］李岩、张强禄：《考古百年视野下的岭南文明化进程》，《文博学刊》2021年第2期。［57］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广州市马头庄遗址先秦墓葬》，《文博学刊》2022年第1期。［58］陈泽泓：《南越国番禺城析论》，《中国古都研究（第二十三辑）——南越国遗迹与广州历史文化名城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都学会2007年年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7年。［60］潜伟、曲安弈、刘金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孕育的历史记忆：汉代岭南出土铜器和铁器的现代审视》，《贵州民族研究》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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