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美籍华裔女作家、翻译家，聂华苓女士于2024年10月21日在美国爱荷华的家中去世，享年99岁。她的次女王晓蓝发布消息，称母亲“走得很安详，没有太多痛苦”。
“我是一棵大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聂华苓曾这么形容自己的一生。
聂华苓
聂华苓 图片来源：界面新闻
聂华苓，1925年生于武汉，1949年与家人到台湾，后赴美与丈夫保罗·恩格尔创办影响力庞大的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对于华语文学界而言，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的声望，往往来自保罗·恩格尔、聂华苓的“国际写作计划”。
保罗·恩格尔、聂华苓夫妇
至今，写作计划已邀请来自100多个国家的上千名作家前往爱荷华进行创作与交流。世界各地作家齐聚一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奥尔罕·帕慕克、切斯瓦夫·米沃什、谢默斯·希尼都曾参加过这一计划。
聂华苓1964年应保罗·恩格尔邀请由中国台湾地区来到爱荷华，担任作家工作坊顾问。在聂华苓的建议与协助下，保罗·恩格尔将“翻译工作坊”与国际写作中心发展为“国际写作计划”，于1967年6月9日正式启动。
聂华苓夫妇拜会巴金
聂华苓拜会沈从文
1967年首次邀请十六位作家到访爱荷华，包括香港地区的作家戴天与台湾地区的作家痖弦。1971年聂华苓与保罗·恩格尔结婚，1978年6月聂华苓与保罗·恩格尔到访中国大陆，并从1979年开始陆续邀请萧乾（1979）、王蒙、艾青、袁可嘉（1980）、丁玲（1981）、陈白尘等（1982）、茹志鹃、王安忆、吴祖光（1983）、谌容、徐迟（1984）、张贤亮、冯骥才（1985）、阿城、邵燕祥（1986）、汪曾祺、古华（1987）等以及一些港台地区作家访问，聂华苓也在1987年接任保罗·恩格尔担任“国际写作计划”主任。
198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2006年）帕慕克（前排左三）在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同期的还有中国作家冯骥才、张贤亮等。
汪曾祺（左）与聂华苓在爱荷华
王安忆、茹志鹃、聂华苓、吴祖光在爱荷华
此后，苏童（2001），李锐、蒋韵夫妇和孟京辉、西川（2002），余华（2003），陈丹燕（2004），莫言（2005），迟子建和刘恒（2006），毕飞宇（2007），胡续东（2008），格非、韩博、（2009），徐则臣和金仁顺（2010），张悦然，阿来、王家新（2013），池莉（2014），周嘉宁（2016）等也曾受邀参加。
她本人也被称为“世界文学组织之母”、是20世纪华人文学界最重要的推手之一。
（以上来源澎湃新闻）
童年云烟
聂华苓
1928那年，我家住在汉口旧俄租界两仪街，正是桂系控制武汉，父亲在武汉卫戍司令部的时候。马弁听差晚上没事，就在门房里抽烟，喝酒，讲笑话。我有时到门房和他们混在一起，听不懂的话，就打破沙锅问到底。姘头?姘头是什么?姘头是一种小毛虫，咬人的，咬得人好痛好痛。我们园子里有吗?他们大笑，指着厨子杨宝三说，问他，问他。结巴急得更结了：胡……闹，不……要胡……闹。叫条子?条子是人吗?不是，叫条子是叫狐狸精，叫来了要缠人的，缠得人要死不活。什么是窑子?窑子是大人玩的地方，小孩子不能去的。为什么?那儿有妖魔鬼怪，专吃小孩子。
他们都说自己是北方老粗，没有念过书，当过军阀吴佩孚的兵，国民革命军打败吴佩孚，他们又成了国民革命军的兵。他们谈打仗的事，他们会唱戏，他们会讲故事。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唱戏的北方佬唱到那儿，突然显得很难受的样子。有人还会唱一马离了西凉界，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青的山，绿是水，花花世界，薛平贵好似一孤雁归来。他们比汉口大舞台的戏子唱得好听，好像唱出了真人真事，唱的人真成了一孤雁，我也难受起来了。
我要听故事。有人说：好，我给你讲牛郎织女吧。牛郎织女七七鹊桥相会，嫦娥奔月，吕洞宾，铁拐李，张果老，何仙姑那一类好听的故事，都是在我家门房里听来的。
他们赌博， 玩牌九，掷骰子。我不懂，只听他们叫叫嚷嚷。幺二三呀，四五六呀!好!庄家统吃!庄家把桌上的钱全搂光了，对我说，明天请你吃法国冰淇淋。我家在已收复的俄租界，和法租界相连，那儿的安南巡捕头戴法国小帽，笑起来，一口黄牙，我一点也不怕他。英租界的红头洋人，手拿短木棒，一抡一抡，逗孩子玩，不像巡捕的样子。德租界已经收回，德国买办还在街上走得夸嗒夸嗒响，硬着脖子，看也不看人一眼。日本租界的巡捕，一看见没人坐的人力车，拉着车夫就用棍子打，车夫哎哟哎哟地叫，拖起车子往租界外面跑。日本巡捕一脚踢倒车夫，扣下车子，巴格亚奴巴格亚奴地骂。车夫跪在地上哀哀求饶。
我家门房的人还谈什么直系，奉系，皖系，还有很多很多系。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曹锟，段祺瑞……说他们是什么北洋军阀。一谈一个晚上。军阀打来打去。本来是朋友的，不知怎么一下子变成了仇人。本来是仇人的，一下子变成了朋友，结合起来打别人。我问，那些人是流氓吗?他们大笑，他们可比流氓厉害呀，有兵，有权，有枪，说杀就杀，拖到刑场，嘭嘭几下，人就去见阎王爷啦。阎王爷有一本生死簿。该死的，要你死。不该死的，放你回去。民国十五年八月，国民革命军打汀泗桥。汀泗桥有山有水，容易守，很难攻，是武汉的前哨阵地，吴佩孚布置重兵死守。唐生智的革命军第八军，李宗仁的第四军猛攻，打下汀泗桥。吴大帅大怒，退后的将领，全部枪毙!立刻执行!
讲的人讲完了，有人叹了口气说：中国人几时才有太平日子呀。
有人接着说，北伐军真厉害，五天打下两桥：汀泗桥，贺胜桥。吴大帅亲自带大刀队督战，下令退后的官兵格杀不赦。北伐军打下贺胜桥，吴大帅一枪打死几个长官，砍下脑袋，挂在贺胜桥上，才坐车逃走。吴佩孚的第二师师长刘佐龙倒戈，帮革命军做内应，占领汉阳和汉口，只剩下武昌孤城了。吴大帅派第八师师长刘玉春当武昌守备总司令。革命军封锁围困武昌城。咱们是刘玉春的军队，分途突围，都给革命军打回来了。关在城里四十天呀，粮食完了，有人吃树皮呀。城里到处是难民。咱们当兵的，没去汀泗桥、贺胜桥送命，困在武昌城里也要饿死了，还能打仗吗?革命军总指挥唐生智和刘玉春谈判成功，放出三万多难民，刘玉春开城，革命军收编吴佩孚的军队。一眨眼，咱们又成了革命军!又反过来打军阀!滑稽不滑稽?民国这笔烂账怎么算?你说!
我家俄罗斯洋房，冷冰冰的粗大石柱子，冷冰冰的大铁门，永远关着，隔开了外面的世界。我恨不得家在文华里、辅义里那种弄堂房子里，人挨人，多热闹。那扇大铁门，只有父亲晚上回家，汽车两柱刺眼的灯光射来，才大打开，灯光射得满园子透亮。两个脚蹬马靴身挂盒子炮的马弁站在汽车两旁。汽车在屋前两根粗大的石柱子前停下，父亲下车走进屋子。
宽敞的楼梯，迎面一面大镜子，照得楼梯格外长，长得叫人不想上楼。楼上咚、咚、咚，爷爷的拐杖敲在地板上，越响越近，突然矗立在楼梯顶上，像一座大石像。父亲叫一声爹，就钻进母亲房里了。他们谈话玩骨牌，我站在一旁。他们谈哪天在扬子江饭店有宴会呀，什么人家遭绑票呀，程艳秋要来汉口大舞台呀。我困得眼睛睁不开了，也不肯去睡觉，不为别的，只为喜欢听他们讲那花花世界。父亲很少和人说话。他整天在书房里，在那一叠一叠小抽屉的高大红木书桌前，用刷子一样的毛笔刷些奇形怪状的符号。父亲说那就是篆字。要不然，他就坐在一个红色蒲团上打坐，盘着腿，闭着眼，谁来了也不理。他也会在书房里，像瞎子摸黑一样，两手晃来晃去，一摸老半天，那也算是打拳，叫太极拳。他在家里好像总是躲着人，只是在房里和母亲说说话。
俄租界两仪街的三岔路口，有个上海理发厅。无论什么店，招牌上有了上海两个字，就时髦起来了。那理发厅出出进进的女人，打扮得也格外好看，高高的领子，喇叭袖子，旗袍两旁开一点儿小衩，衩口如意盘花，脚上是三寸空花高跟鞋，手一招，汽车开来了。理发厅对面有一个白俄女人开的小店，玻璃橱窗里摆着一把彩虹小阳伞，永远摆在那儿，逗得我心痒痒的。母亲说：你有好几把小洋伞了，不准再买了。
母亲不给我买俄罗斯小阳伞，我一路哭回家，哭得不肯罢休。
打杂的小伙子金童说：小阳伞有什么好?走，我带你去看戏!
我要坐马车。
好!坐马车去看戏!
马车一颠一颠，马蹄嘀嗒嘀嗒地跳舞。
下了马车，金童把我扛在肩上，一面唱：小白菜哟，天地皇哟，两三岁哟，死了娘哟。
我问：你的娘死了吗?
金童说：我娘生下我，就死了，我爹娶了后娘，我就是小白菜。他又接着唱起来：弟弟穿的，绫罗缎哟，我穿的是，破衣裳哟。
我不要我的娘死。
那你就乖乖的，不要哭，你一哭，你的娘就会死。
你骗人，我天天哭，我的娘也没有死。
他摇摇头说：我说不过你。
还有好远呀?
就在前面。
走着，走着，突然砰、砰、砰几声枪响。前面场地上一个人倒下了。一阵血气扑来。
我吓得嚎啕大哭大叫：我要去看戏!我要去看戏!
这就是戏呀!
这不是戏!是枪毙人!
枪毙共产党!那是1928年。1927年北伐成功，国民党实行清党反共。湖北属共产党发源地之一，当时许多共产党员被捕枪毙。
从此我不敢看血。
1926年，聂华苓的母亲在汉口。这个出嫁后才知道丈夫已有妻室的女子，沉恨细思，含屈却潇洒。
抗战期间，聂家听舅舅 (前右二)的建议到三斗坪外婆家避难。这是抗战胜利后一家人回到汉口，与亲戚们的合影。前排左一为聂华苓的母亲。后排中为聂华苓与第一任丈夫王正路，两人当时都是国立中央大学的学生。
1929年，我家从汉口旧俄租界搬到日租界。桂系瓦解，警方大捕桂系分子，有的执行枪决。日租界成了政治避难地。我家在大和街尽头。一大片荒草隔开“铁路外”，那就是平汉铁路以外的贫民区。爷爷，奶奶，父亲，他的两个妻子，两群儿女，三代两室同堂。房子虽大，也挤得人不自在。牵牵绊绊，你躲我，我躲你。不躲的时候，暴风雨就要来了。西式洋房，镂花铁门。就是在夏天，也是冷清清的。灰色围墙堵得人要跑出去，跑到哪儿去呢?不知道，无论哪个地方都比我的家好。墙角孤单单的一棵梧桐树，夏天树上吱——吱——一声声蝉叫，叫得日子更长了。一个女人在街上拚命大喊：挑——呀——牙虫呀——!算命瞎子咿咿呀呀拉着胡琴。磨剪刀的癞子在后门口，呱嗒呱嗒打着一串小铜片，没人理他，打着铜片走了。货郎儿打着拨浪鼓得楞得楞响来又响远了。天井里一个大肚子陶瓷水缸里，永远有几条喜头鱼游来游去，逃脱不了厨子杨宝三的大菜刀。小脚江婆坐在天井树阴下纳鞋底，用一根大针和手搓的麻线，在一层层粗布糊成的鞋底上扎出整齐的菱形图案。龅牙张德三在天井阴凉里，拿着一把大芭蕉扇，扇着躺在竹床上的汉仲，哄他睡午觉，唱起小小子，坐门墩儿，哭哭啼啼要媳妇，要媳妇干吗，缝衣补袜，点灯说话儿，吹了灯打喳喳。后门口来了个讨饭的女人，一块破旧的蓝布兜着背上睡着的婴儿，伸出手里的破碗：行行好吧，残菜残饭，赏一点吧，多福多寿。杨宝三在厨房里咬牙切齿咚咚剁肉，拿了一钵子剩菜剩饭给她，一面关门说：好啦，好啦，走吧，再……再来就……就没有了。也许就在那当口，火车的汽笛在天边细细叫起来了。
我家对面有一排小红砖房子。有家人家姓黄。一夫一妻，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我多想要那样一个简单快乐的小家庭。大女儿大我一岁，小女儿小我一岁，缺一颗门牙，笑起来用手捂着嘴。我不理她们的哥哥。他也瞧不起小女孩。我们三个女孩子在一起跳房子，跳绳子，踢毽子。杨宝三杀鸡，拣最好看的鸡毛，洗干净，晾干了给我。我早存了一块块花布，拣一块厚厚的，包上一个铜钱，插上一根根长短合适的鸡毛，太短了，毽子踢不起来，太长了，又太重。踢毽子可以耍花样，前踢，后踢，前后踢，左踢，右踢，左右踢，毽子落在脸蛋上，落在头顶。
最好玩的是养蚕了。彩色锡光纸包着硬纸盒，铺上绿油油的桑叶，那就是小蚕的家了。我们每天盯着蚕长大。三个女孩比赛谁的蚕大，谁的蚕肥。蚕吐茧了，那是最有趣的时候。雪白、桃红、天青、水蓝、翠绿各种色彩的茧。女孩们开始交易了。红的交换蓝的，白的交换绿的。不等蚕破茧，便细心抽出蚕丝，轻轻绕在一块小纸板上，再从纸板上取下来，做成扣花呀，发簪呀，书签呀。我们每人有一个连环戒指，一个圆圈圈，套着五个奇形怪状的小圈圈，由一根细丝连着，拼成一个戒指，拆开来再拼拢，就要心细手巧。我们比赛谁拼得快，和赛跑一样兴奋。两个女孩的哥哥呢，一天到晚看连环画。他家巷口有个租书摊子，他看一套，换一套，七侠五义，薛丁山征西，五剑十八义，封神榜，孙悟空。他捧着一套一套连环画回家，很有学问的样子。
我家和黄家相对，显得阴惨惨的。父亲不大说话。我没看见他笑过。他好像总在逃，逃政治的迫害，逃家庭的压力，逃爷爷的唠叨，逃两个妻子的争斗。两个妻子的房，隔一条走道，他从没越过走道，永远在母亲房里。母亲在他面前总占点儿上风。
父亲另一个婚姻，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合的。她脚小身子重，太重了，那双裹着的小脚负担不起了，随时要倒下的样子。她和母亲从没说过话。看她慢腾腾走来了，我就跑。她说：跑，我又不吃你!
大哥是长子，一家上下都对他特别优待，尤其是爷爷。他以大少爷自居，处处表现大少爷的威风。母亲灵巧解人，对他不即不离，只要他不过分，尽量迎合他的意思，倒也相安无事。他看到我，就狠狠骂一句：死丫头!
我家半圆形的阳台，就是我的戏园子。我天天在那儿看戏，可比大舞台咿咿哎哎唱的戏好看。我们的房子在日租界最后一个十字街口。爷爷教过我：写字，手抬平，背挺直，笔画有先后，写十字，先写一横，再写一竖。街口那十字，横的一头是舞厅，竖的一头是妓院。太阳在铁路外落下去了。天一黑，那十字一横一竖的头上就亮起了一闪一闪的彩虹灯。十字街口的灯也亮了，那儿的灯比其他街头都亮一些，就像舞台的照明灯。我站在黑色镂花铁栏杆前，看着一个个穿和服的女人蹬着木屐呱嗒呱嗒走进舞厅。一辆辆汽车在舞厅门前停下，中国人，西洋人，日本人，有成双成对的，也有单身男人。女人各式各样的装扮最打眼：洒彩色亮片的西式裙装，插在耳鬓的碎钻簪子，雪白的毛披肩，金丝绒的黑斗篷，沿着水蛇腰溜下去的盘花高领长旗袍。舞厅里的女人唱起来了。日本女人幽幽怨怨的歌声，叫人想到无母的孤儿，无家的孩子，就像“小白菜”那样的歌。她们好像也是受欺侮的人。舞厅里灯光暗了，乐队奏起蓬嚓嚓欢乐的曲子。
十字街头灯光下，另一出戏上演了。三三两两的高丽妓女，头发挽在脑后，露出粉白的脸，唧唧哇哇边走边谈，走到十字路口，等旧情人，等新顾客。不论是新还是旧，男人走过来，她们都会深深弯腰行礼，两手向前搭在腿上，嘴里不断说着什么，大概是谢谢光临那一类的话吧。搂着妓女向妓院走的，有醉醺醺的日本水兵，也有穿西装的日本平民。水兵高声唱歌，大叫大嚷，听起来像骂人。那时候，我高高站在阳台上，觉得很安全。日本水兵来了，有父亲挡着。我看到日本水兵就害怕。
十字街头的戏还没完呐。清早，只要来得及，在我上学之前，就到阳台上去看看。十字街口的妓女变样了，头发披下来，好像没有睡觉，浑身无力的样子，对男人点点头，招招手，也不弯腰行礼了。那些高丽妓女有家吗?有父母吗?为什么到汉口来给日本水兵搂搂抱抱呢?
母亲逼着我去上学，读汉口市立六小一年级。我每天早上赖在床上。母亲把我从被子里拖起来。坐起，下床，穿袜，穿衣，穿鞋，洗脸，漱嘴，吃早点，拿书包，走出门，上黄包车，每一个动作，我都故意刁难，胡搅蛮缠。江婆拿来白袜子，我要黑袜子。洗脸水太烫，加点冷水吧，又太凉。荷包蛋太嫩，再煎一下吧，又太老。书包呢?不晓得放在哪里?我也不喜欢在家做功课。晚上趴在灯下做算术，只因为在学校看见老师扬起竹鞭子，啪啪打在一个男生的手板上，他哎哟一下，搓搓手心，又是一鞭子。他的罪过是没交算术题。我也害怕那比我高一个头的班长。她看见我的好东西就要，描花铅笔盒，五彩蜡笔，花木兰的连环画，全奉献给她了。母亲说我在家里是没笼头的马，出了门就成了吃亏的哑巴。
磨到小学三年级，我就喜欢上学了，只因为我喜欢教国文的级任老师。他刚从师范学校毕业，清瘦的个头，一身灰布长衫，走起路来，一手提起一边衣衩。后来读到徐志摩的诗“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就想到那位潇洒的老师。他也喜欢我，课外看到我，一根指头点点我的鼻尖，在堂上讲课，望着我的神情，就像是专为我讲的。他问：懂了吗?我点点头，他笑笑。我的作文好起来了，他常要我在班上念给同学听。他一直是我心目中最美好的男人形象。
爱荷华鹿园
2002年早春
1932年，聂华苓 (右)在汉口市立六小三年级时和同学毛慧贞合影。两人“一本正经”照张相，只为表示友谊长存，但小学毕业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聂华苓是我最早结识的海外华人女作家。她也是最早从美国回来访问的一位作家。那还是1978年，改革开放尚未开始，拨乱反正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时候。返美后，她很快出版了一本写大陆之行的初始印象的散文集《三十年后》。从她1949年离开大陆直到重踏故土，相距整整三十年。归国期间，她重返家乡和曾经居住过的城市，游历了一些名山大川，并结识了一些当时文学界的风云人物。无论是写景色，还是人物，她的笔下都满溢着兴奋和感慨。可以说她是以作家之笔向海外介绍与外界隔绝了三十年的故国家园的第一人。在这本书中还配置了不少照片(这在当时大陆出版物中是少见的)，图文并茂地向外界展示了一个当时人们普遍感到神秘的世界。
她第一次回国时没有来上海。我是在她1980年第二次和安格尔回来时，在上海作家协会的大型座谈会上见到她的。当时我已读过她在台湾、香港出版的一些作品，如短篇集《台湾轶事》、长篇《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以及刚刚问世的《三十年后》。她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我觉得都散发着一种沧桑感，其中蕴藏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沉重的人生感悟。然而，相见之下，却看到在高大魁梧的安格尔身旁依偎着的是一位娇小玲珑，笑容灿烂的美丽女子。这大出我意料之外。
作品的风格与作者的外貌之间反差之大，在我所接触到的海外作家中，聂华苓是第一人。她(他)们到底是在外面无拘无束惯了，用不着压抑自己、掩饰自己什么，可以任凭本性自然流露，因而从他们的作品中大抵可以了解作者的某些性格特点，比如於梨华、陈若曦的快人快语，龙应台的尖锐泼辣，施叔青的浪漫，李昂的强悍，白先勇的温雅蕴藉，陈映真的执着无畏，李黎的力求完美……而聂华苓则耐人寻思。
了解聂华苓的这一反差，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整个八十年代，她几乎每一两年就要回来一次。她回来的主要任务是为她和安格尔共同创办的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邀请作家。在国际上她首先提供给中国作家到美国进行较长时间交流访问的机会。公务之余，她当然也进行参观游览。特别是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两次回来时，无论是参观上海新面貌，还是去云南，走丝绸之路，她都兴致勃勃。但是她更爱会友聊天。老同学、老朋友自不必说，她还愿意结识新起的年轻作家。这大概是作家天性，她首先关注的是人。每次她来，我们更多的时间大概都花在聊天上，天南海北，远事近闻，从国外到国内，从童年到目前，随兴之所至无所不谈。于是，我逐渐了解了她的经历。
原来我从她作品中所得到的信息还是不错的。她的人生道路确是大起大落崎岖多变，她的前半生堪称坎坷曲折。幼时她就没享受到受宠娇女的快乐。其原因倒不是出于物质的匮乏贫困——从她那雍容的气度就可看出，如果没有相应的家世背景的滋养，那是造就不出来的，而是出于精神上的压抑。她的父亲是个军人，而且有两房妻子，虽然他曾受过新式教育，却似乎还是秉承了某些旧军人作风，尽管她的母亲是他所爱，但他在孩子们面前永远不苟言笑，徒有威严而少温情。特别是在她们这一房回归大家庭之后，上有重男轻女、满脑子封建思想的祖父，中有父亲的另一位缠足又不识字的妻子，同辈又有异母的恃宠而骄的“长子长孙”。尽管屋宇阔大，仆从众多，生活优裕，但这样复杂的家庭关系，使她从小就得忍受重重约束。只有混迹于仆人群中，她的活泼天性才能得到释放。即使如此，她的父亲也没等到她长大成人就在内战中死去。和母亲分忧的担子就落到她身上。家道中落后所遭遇的种种人情冷暖可想而知。读大学，恋爱结婚，据熟悉她的朋友说，她的如意郎君是位学问既佳(同校政治系的高材生)、又风度翩翩的大家子弟。原该是柳暗花明，幸福到来。不想这位公子却是个经不起风雨的大少爷。当他们拖老带小全家迁往台湾后，面对陌生的环境和从未遭受过的生活压力，他很快就颓唐沉沦精神崩溃了。他承担不起家庭的责任，整个担子落到聂华苓的肩上。她在承受这副沉重的担子的同时，还得承受对于丈夫的失望的精神打击。这还不算，她又卷入了台湾有名的《自由中国》事件，她所安身立命的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杂志被查封了。这不仅在精神上再次给她几乎致命的一击，而且经济上也几乎将她推入绝境。……每听她回忆那段起伏跌宕的日子里所经历的风霜雨雪，望着她明媚的脸上所布满的阳光一点点黯淡下去的表情，我真觉得命运对她够残酷的。命运是不是有意地在励其心志?没有这些曲折的经历，她怎么能够对于封建旧家庭的生活有那么深的了解?她怎么能够对旧家子弟出身的某些软弱的知识分子有那么深的认识?怎么能对1949年的国事变动，对于从大陆去台湾的低层公务人员、老兵、平民百姓的心情有那么深的体会?有了这些经历，才会有《台湾轶事》、《失去的金铃子》，才会有《桑青与桃红》，才会有对桃红的鼹鼠般潜伏于暗无天日的阁楼中、日夜处于胆战心惊状态的深刻描写。她从小的生活就与整个社会相关联，她的前半生始终与社会变动相关联。这就是她这些作品的来历。
六十年代安格尔的出现是她生活的一大转折。苦尽甘来，她和安格尔的相爱、相知、终于得以相守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种族的差异，婚姻的状况——当时安格尔还没有了结他的名存实亡的婚姻，而在六十年代，离婚在美国也需要经过一段艰苦的过程，都形成一道道屏障。而她，携带幼女跋山涉水来到他乡，不仅是他乡，还是异国，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但是她的生活毕竟出现了希望。她先是进了爱荷华大学教中国文学，1967年她与安格尔共同创办了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直到1971年两人才如愿以偿地结了婚。尽管一波三折，凭着两个人不渝的真情，凭着聂华苓的聪颖的资质和不懈的努力，他们终于走出了阴影。对于聂华苓来说，她是走出了婚姻和事业的双重阴影，她找到了终身的归宿。不但获得了完满的家庭的幸福，而且和安格尔创办了共同的事业。她终于摆脱了那块是非之地。从旁看来，这项工作有意思得多了，活动的空间也宽广多了。八十年代初，大陆作家到国外进行较长时间的交流访问，首先是由“国际写作计划”邀请的。聂华苓沉睡多年的本性得以复，被压抑多年的才干得以发挥。快乐、幸福、成就感使她精神和容颜同时焕发。于是我们看到了今天的笑语不断神采飞扬的聂华苓。1991年安格尔因心脏病猝发去世。聂华苓精神上所遭受的打击用五雷轰顶、天塌地陷来形容也不为过。不过在对于安格尔的爱的支持之下，她终于慢慢地恢复了过来。她用笔承续他们未了的情缘。于是有了《鹿园情事》。
1997年出版的《鹿园情事》，以充满感情而又摇曳多姿的笔调回忆了她与安格尔共度的三十年的幸福时光。从这本书中人们可以形象地看到聂华苓如何从压抑的前半生转到截然不同的后半世。但这本书仅止于写她和安格尔的共同生活。她的读者对她的曲折的前半生也饶有兴趣。他们希望看到一个完整的聂华苓。今春伊始，得知她的回忆录《三生三世》开始陆续发表。我还未及窥及全豹。但我已看到这本回忆录是从写她眼中的祖父开始的。想来这三生三世指的并不是聂家的祖孙三代，虽然其中写到了她的祖父和父亲，而是她个人一生中的三个阶段，三次“转世”。本期《收获》刊登的是她在武汉的一段童年生活。由此不仅可以约略地看到她童年的家庭环境，还可了解她后来成为作家的条件：对于生活充满好奇又十分敏感，具有惊人的记忆力。生活中的快乐与不快乐都成为她后来写作的资源。童年记忆，童年的丰富经历对于作家来说是至为重要的。那些坎坷日子的记忆，在经历过时间的过滤，特别是经历过人生幸福的今天再重新处理，就都化成了丰富多彩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