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南帆 1957年生，福建社科院研究员，出版著作若干。
2024-6《收获》
2024-6《收获》刊载南帆专栏《镜中万象》之《以貌取人》
专栏：镜中万象
以貌取人
南帆
一
尽管如此，多数人还是觉得，相对论有助于理解宇宙，爱因斯坦的相貌无足轻重。又不是上台演戏，长得怎么样又有什么关系？一个普遍的成见是，深刻的学说比它的缔造者重要。学说长存于世，犹如天启，缔造者不过是转达神谕的信使。这些学说风行之后，缔造者的相貌才慢慢浮现出来，并且陆续附加种种神奇的传说。许多人津津乐道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很少想一想孔子的相貌。画像之中的孔子身躯微胖，长长的眉毛与胡须，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换算成现在的标准大约2.2米，一副篮球运动员身材。一个如此高大的人物苦口婆心地宣讲儒家的修治齐平，尘埃里的芸芸众生怎么好意思不认真听讲？2011年南昌海昏侯的墓中出土一件漆画屏风，画面上是孔子与颜回的对话场面。这个孔子纤瘦而谦恭，画像旁边的文字记载说孔子七尺九寸，相当于现今的1.82米。司马迁比海昏侯刘贺年长五十来岁，很难说哪一个人提供的资料更准确，只不过纤瘦而谦恭的孔子仿佛更吻合我的想象。《史记·孔子世家》还说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也就是说头顶中间有一个凹陷。如今的网络语言骂人“脑袋上有坑”，发明这句话的人大约没有想到伟大的孔子。
天降大任于斯人，是不是顺手也赋予一个不凡的相貌？这个问题未曾引起多少重视。朱熹是孔子衣钵的重要传人，也是多少年才会出现一个的天才人物。据说朱熹的右脸颊有七颗痣，按照北斗七星的方位排列。朱熹的这几颗痣是天生的，所以他父亲朱松一开始就知道生了一个奇才。我的脸上也长了几颗痣，胡乱排列始终不成气候，因而从来不敢萌生当一个圣人的非分之想。
西方哲学家之中，笛卡尔、康德、黑格尔均是著名的理性主义者。笛卡尔的披肩长发与上唇两撇小胡子梳理得清清楚楚，显示出理性主义的严谨；康德干脆不留胡子，线条精致的脸庞安放在1.53米的身材顶端，没有丝毫多余之处；黑格尔身高1.75米，脸上神情疲惫，很大的眼袋，腮帮上的肌肉松松垮垮地挂了下来。按照理性主义的逻辑构思一个完整的宇宙肯定是很辛苦的事情。黑格尔兢兢业业驾驭他的“绝对理念”，估计累得不行。康德是一个明智的理性主义者，他允许人们不认识“物自体”，思辨无法跨越的时候可以坐下来歇一口气。康德的寿命比黑格尔长很多，或许不是偶然的事情。我当然已经意识到，哲学尤其是理性主义之所以严谨可信，恰恰因为拒绝这种胡思乱想；况且，谁知道这些哲学家的画像是否真实？还是从哲学家那儿返回文学，我更为熟悉一些。能否从作家相貌查访文学风格的线索？譬如巴尔扎克，譬如卡夫卡。巴尔扎克的头颅如同一块粗犷岩石，身材魁梧，精力旺盛，每天数十杯咖啡，一部又一部的长篇小说令人目不暇接；卡夫卡眼神忧郁，瘦弱的身材影子一般滑过布拉格街头，他对于自己的作品毫无自信，以至于临死之际叮嘱挚友一把火烧掉。巴尔扎克是一部轰鸣的文学坦克，仿佛无坚不摧；卡夫卡犹如一只惊慌的鼹鼠，胆怯地龟缩在洞穴里面谛听外部的动静。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鲁迅与胡适的相貌相映成趣。相片之中的鲁迅神情果决，刚烈倔强；胡适潇洒儒雅，清朗安逸，形容鲁迅与胡适相貌的话语完全可以转赠他们的作品。
多数时候，我们这些后生晚辈只能在各种相片之中端详众多先贤的相貌，他们的声音已然听不到。但是，声音拥有形象，温润、尖利、骄傲、粗鄙，形状各异。相对于内敛的小说作家，开放的诗人喜欢朗诵自己的作品。高亢的、清亮的“啊——”或者沙哑的、低沉的吟诵既是相貌的组成部分，也是诗作的组成部分。我偶尔会记起一位熟悉的闽籍老诗人，因为曾经在一个集会上听到他的朗诵。老诗人面容黝黑，头发鬈曲，双目如炬，他一挥手将汹涌的大海装入自己的诗作。“一切都因你而生动，波浪啊！”——老诗人浓重的闽南口音之中不仅刮过呼啸的咸涩海风，而且流露出激荡不已的壮烈情怀。
二
相貌那么重要吗？不见得吧。某些时候，人们甚至将“不修边幅”视为一种美德。整天在那儿描眉画眼，老想着怎么漂亮一点讨人喜欢，无聊得很，只有女人才这么做。打住！浅薄的男性中心主义者，别随口污蔑女人。女人知道夸奖“漂亮”是社交场合的客套，不会有人当成真的。现在的女人不再把自己定位成一个花瓶，女权主义已经批判过寄存于相貌的虚荣。现代女性顶天立地，恰恰是那些号称“妈宝”的男儿到了自尊自强的时候。男子汉必须志在四方，立德、立功、立言，而不是时时揽镜自照，整理发型，一根一根拨弄整齐。相貌是私人事务，没有普遍意义，影响范围不过几平方米，无非充当哪一个客厅的中心人物；就算能在哪一张屏幕露一个脸又怎么样？志在四方的意义是号令天下，流芳百世，有精力多想一想“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天下大势吧。立言必须纵论各种“主义”，这些“主义”跨越千山万水，进入不同的时空展开，与如此深刻的哲理相比，眼睛的形状或者白里透红的皮肤又算什么？立功则是过关斩将，纵横万里，安邦治国。项羽甚至嫌弃剑术而追求所谓的“万人敌”，立德意味着载入史册“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才是一个人的远大理想。仅仅盯住自己那张脸，专心关注星期一与星期二着装的区别，这种人还能有多大的出息？
一套老掉牙的说辞。蔑视相貌并非立德、立功、立言的前提。相貌堂堂怎么就不能功成名就？对于一些人说来，“不修边幅”毋宁是构造另一种相貌。他们的相貌语言是：瞧瞧，我的心思并未耗费于外在形象，而是专注更重要的工作。职场曾经默认一个古老的成见：花枝招展的装扮往往与不务正业联系在一起，这种家伙无法赢得上司的好脸色。然而，据说新型形象管理的原则是，一个人留下的第一印象55%来自外表与穿着，38%来自肢体语言与表情，语言表述的内容仅占7%。当然，清高的学术界无视这个原则。人不可貌相，许多学术大神貌不惊人，他们沉浸于学问而无暇顾及相貌。某个著名的数学家时常只穿一只袜子出门，他的心思已经被源源而至的数字符号占满。另一些学者“不修边幅”的潜在语义不仅是心无旁骛地治学，而且包含恃才傲物。一个不成文的秘密公式是，学问的等级愈高，学者愈是有资格邋遢放诞。熟悉近代中国学术的人多半听说过章太炎与黄侃，师徒二人曾经被形容为“一对疯子”。二人精通文字训诂，号称国学大师。一则轶闻说，黄侃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之际恰与章太炎同一公寓，黄侃居住在章太炎楼上。某个夜晚，黄侃内急，径直站在窗口撒尿，正在夜读的章太炎不禁破口大骂。二人因此相识，互道钦慕，黄侃折节以学生自居。章太炎烟瘾极大，讲课时一手拿烟，一手拿粉笔，说到入神之处，拿着烟卷往黑板上书写；他时常用袖子擦鼻涕，一生几乎不洗澡，婚礼上莫名其妙丢了一只鞋子。黄侃名士作派，穿木屐来到大学课堂讲课，遭受保安刁难之后不作解释，抛下课程扬长而去；黄侃曾经在课堂上粗鲁嘲笑另一些大师，与某教授学术观点不和，就要持刀与之决斗；他一生好色，寿命不过五十岁却结婚九次，不惜用各种手段骗婚。这一类传说很多，虚实莫辨，也没有必要考证，可以肯定的只有这一点：如若章太炎与黄侃的学问不精，这些事已经足够拼凑出低能儿、无赖之徒或者“渣男”的形象。敢于置外在的相貌于不顾，因为拥有更为强大的资本。
一些革命家也放弃了相貌的考究。他们的衣着极为朴素，蔽体御寒而已。哪怕出身豪门，这些革命家身上也已经找不到富贵子弟的丝毫痕迹。他们的任务是率领穷苦大众揭竿而起。西装革履混迹于衣裳褴褛的工农之间，很快会遭遇信任危机。有些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似乎没有真正放下架子。受到书本知识的熏陶，高雅的审美趣味顽固沉淀于内心，即使投身粗犷的革命洪流，若干习气仍旧会悄然逸出。他们瞧不上乡土气大红大绿的衣着打扮，有意无意倾心贵族式的含蓄典雅。残酷的保卫战即将打响，硝烟刺鼻，血流成河，他们还要在战士的枪口插一朵野花以示情趣。哪怕嘴里不说，这些知识分子也不可能真正无视相貌。这种状况曾经被命名为“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知识分子如若转变为革命家，首先要彻底清除自己身上的小资产阶级印记。当然，对于那些仅仅栖身学院从事文化批判的知识分子说来，投身大众同甘共苦是一个过于苛刻的要求。他们仅仅提供一个思想方位，而不是与大众手挽手踏入战场，例如那个写出了《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的萨义德。尽管萨义德具有激进的左翼立场，但是，他并未返回巴勒斯坦的街头向警察投掷砖块，而是身穿定制的高级西装，戴上名贵的劳力士手表，风度翩翩穿行于美国的著名学府，某些时候呼朋唤友到哪一家名店抢购款式特殊的皮鞋。他的思想是刺向文化帝国主义的利刃，他的相貌是按照名教授的标准设计的。
相对地说，拘谨的中产阶级对于相貌规矩一丝不苟。他们不断温习领带的五种打法，社交聚会佩戴哪一款合适的胸针，几个家庭出外旅游野餐的时候穿什么颜色的衬衫，哪一种场合不能出现牛仔裤。弄错这些教条要么显得没文化，要么显得没钱。丢不起这个脸啊，他们小心翼翼地瞻前顾后，左右对齐。的确，相貌不就是脸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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