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究竟让我们“天涯若比邻”，还是“比邻若天涯”？

编辑 | 榭瑞 沈律君

董晨宇：

我想从一本书开始跟各位分享。这本书是著名的社会学家罗萨写的《新异化的诞生》。它切中了如今这个时代的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加速”。

木心先生写过一首诗：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我们现在的生活，日色变得非常快；车子每天都会有新的品牌，告诉我们，他们生产出了更高质量的更快的更好的车马；已经城市中不存在“马”了，但还存在“牛马”；邮件都是电子的，一天能见很多人。这是我们现在所生存的一种状态。

罗萨所讲的三种“加速”是这个问题的底色，其中第一种，是科技的加速。在19世纪末，从上海到洛杉矶，大概需要花一个月的时间，而现在最快的飞机只需要12小时左右。所有的事情都在加速，所有的科技都在确保我们在更快的时间内完成工作。

董晨宇

各位现在开会，如果是线上会议，你可以打开一个App，它能在线上会议之后的5秒钟总结出所有要点——我们对于速度的期待从来没有如此“明目张胆”。

再举个例子，一个在西方很有名的交友App，它的推送机制是瀑布流：刷到一个人，左滑是“没兴趣”，右滑是“有兴趣”。但是人们觉得太慢了，于是这个屏幕从瀑布流变成了九宫格，用户可以同时刷到9个人。

现在的公关危机一旦放到互联网上，我们会期待这个公关危机可以在半天内被回复。如果两天都没回复的话，那一定是对方心虚。科技的加速带动我们跟它一起加速。

董晨宇

2019年，某招聘网站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白领平均两年换一个工作，我甚至觉得有点保守。我爸爸在北京地铁干了一辈子，我妈妈在一个服装厂干了半辈子，她后来换工作是因为服装厂倒闭了。在父母那一代人的眼里，如果厂子没有倒闭，他们是几乎不会流动的。

当社会的加速最后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身上，我们就迎来了第三种加速，也就是罗萨所说的“生活的加速”。

以前我们看电视剧，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旁等待着。现在，我们看电视剧的方式已经改变了，是用电视剧去“下饭”。“下饭”这个词很有意思，因为它改变了电视剧的功能，也改变了我们观看电视剧的时间。

这有点像我小时候写作业，我跟父母争执了很久，想要戴着耳机听音乐，因为听音乐可以让我写作业写得更开心。同理，看看电视剧能让我吃饭吃得更香，因为我们要把时间最大地效率化，于是我们有了进度条。

进度条是一个绝佳的时代隐喻。以前我们看电视剧最讨厌的是什么？一集电视剧45分钟，中间搞两波广告，每一波5分钟。但是，我们不能给电视台买个会员选择跳过。但现在，进度条能让我们调2倍速甚至4倍速。我甚至知道一个App提供了16倍速的选项。

加速其实是一种改装，我们把慢的东西改装成快的，有了“5分钟解读一部电视剧”的视频，后来不改装了，干脆原创，于是有了微短剧。微短剧不是他加工他者，而是自我加工、自我压缩。三分钟，让一个霸总和一个送外卖的小女孩儿相遇并结婚。

图源：《楚门的世界》

这种加速影响的不仅是家庭之外或者更外部的社会关系，也影响了更私人化的社会关系。在加速时代中，我想要跟各位分享亲密关系正在发生怎样的改变。

当然这是一个巨大的话题，我无法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之内跟大家做一个全景式的扫描，但是我想提供三个案例。

各位可以看看在前年去年到今年比较火爆的话题中，有什么样的暗线是可以连在一起的？

第一个是“搭子”。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发展就像是剥洋葱一样。比如说我和你今天见面了，我很可能第一句话告诉你的是我的姓名，比如我会说：“我叫董晨宇，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是一名网红经济的研究者。”但是我不会告诉你我的梦想。如果我第一面告诉你“我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学者”，你会觉得这人有病。

所以我们每个人见面的时候，首先剥开的是第一层洋葱，交换一些基础性的、工具性的信息。之后，两个人可以当同事了。

如果还想跟继续拉进关系，就来到第二层，会聊到爱好。前两层往往是无害的，到了第三层再往里剥，是梦想，再往里到了价值观，再往最深层剥，就是软肋。

把自己的软肋告诉别人，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而在加速的社会当中，我们越来越难去做这件事。因为把软肋剥开给对方之前的这段时间，是非常漫长的。各位可以想想，你跟你最好的朋友认识了多少年了？恐怕不是半年，甚至恐怕不是1年，而可能是5年、10年。

在一个加速的社会，我们和别人之间的关系周期不会那么快，也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这时候怎么办？于是我们在寻找权宜之计，构建一种对自己无害的社交关系，也就是寻找“搭子”。套用我们刚才所讲的社会渗透，搭子就是剥洋葱剥到了第二层，披露到了爱好。

找一个“搭子”，如果双方中有一个人想要继续发展，这太可怕了，另外一个人会逃跑的。所以，这是一种快速进入、低成本退出，并且对自己绝对安全的方式。在这种原子化的加速社会当中，这是一种权宜之计。

有人说，叫搭子是因为不想深度社交，不对的。社交是所有人的本能，你不想进行深度社交，更大的可能性其实是种社交的环境让你不舒适，而不是你不想。这是第一种我想跟各位分享的亲密关系：搭子是如何跟加速社会相互关联。

第二种亲密关系，是娱乐直播和游戏陪玩，年轻人正在越来越多地把情感寄托在互联网的某些商业模式之上，当然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

我看过一本书泽利泽所写的《亲密关系的购买》，这本书最打动我的一个故事，发生在20世纪初美国纽约的出租车舞厅。这是一种怎样的舞厅？泽利泽描述，进去的人花1美元可以和舞厅中的舞女跳一段舞，为期60秒，如果你还想跳60秒，那就在铃声结束之前再续1美元。

这不就是娱乐直播吗？今天打赏了，跟主播来就是进行交流，获得了情绪的价值。但明天不打赏，可能人家就不理你了，你要把钱续上。

直播是一种亲密关系的购买，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种亲密关系的租赁，并且一定要每天续租。不仅是娱乐直播，游戏陪玩其实也是这样，打一局20块钱，你如果想继续这一段情感的陪护，就要再花20块钱。

去购买这些亲密关系的人，他们用钱换来了对于亲密的控制权，但这和我们所想象的常态的亲密关系，是完全不同的。

叶蓁等人发表过一篇论文，提到一个概念：gender relational labour（性别化的关系劳动）。它讲的就是今天工作逐渐侵入到我们的情绪当中的现状：空姐在对我们微笑的时候，当然不是喜欢我们，而是这是一种职业性的要求。

空姐出售的是自己的情绪，但后来我们发现，有些工作已经要求一些职业人群去出售自己的关系，一种大家非常稀缺的情感陪护，而这种陪护是非常唯我论的。

暨南大学的梁亦昆博士刚发了一篇关于“人机恋”的论文，他说，现在有很多人和ChatGPT谈恋爱，而不是和人。“人机恋”是一个定义模糊的东西，可以粗略地分为两种：一种是把自己的理想型投射到ChatGPT上，比如要求它扮演一个20岁、180厘米、喜欢运动的大学生跟“我”谈恋爱，或者是请他扮演金城武。这个时候“人机恋”仍然是一种人与人的恋爱，只不过机器帮你去模仿这个人；另外一种就更跨物种了，“我”不需要GPT模仿任何人，而是就跟ChatGPT谈恋爱。

图源：《西部世界》

他跟我讲了一个片段，我印象极其深刻。他问我，如果和女朋友吵架了，这时候你回复她慢一点，她是不是会不满意。我说当然会不满意，别说吵架了，平时聊天回复慢了，我老婆都不满意。他说，ChatGPT不会，你跟它吵着架，你要工作去了，明天可以继续吵——ChatGPT是没有时间感的。

那会不会发生一种情况：当ChatGPT模仿你的男友或女友的时候，你把它惹不高兴了，它就不理你了？

梁博士告诉我，大概率不会。因为“人机恋”的 App要日活（注：日活跃用户数量）。它不能不理你，你走了怎么办？

我并不想说“人机恋”是完全不对的，恰恰相反，我觉得我们对于这样一个用户群体的了解其实是非常少的，这种稀少可能会造成很多误解和来自主流社会的凝视，而这种凝视是非常糟糕的。

截止目前为止，以加速为逻辑，我和大家分享了很多不同的恋爱方式。加速产生了“搭子”，我们想要这种可控制的、可租赁的亲密关系，打赏就可以换来陪伴。

因为加速，我们甚至不想去培养一段恋情。我可以告诉chat GPT“咱俩已经谈了两年了”，然后我们就可以从第三年开始谈。

在这种加速当中，我们究竟是获得了爱，还是失去了爱？我没法给一个答案，我更希望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分享去平视，而不是俯视不同亲密关系的选择。

最后我想以三个问题结尾：

第一个问题，复杂和羁绊曾经被我们视为亲密关系的必要组件，但是GPT的恋爱可以没有这些复杂和羁绊，娱乐直播和游戏陪玩可以让我们最大限度地减少这些羁绊和复杂，它们给我们了更顺畅的亲密关系的体验。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很多人认为它不够纯粹，它不够human，但是也有另外一些人问，为什么要复杂和羁绊，这不是没苦硬吃吗？

第二个问题，亲密关系和商品关系是否可以兼容？亲密关系的纯粹是一种幻觉吗？当我们在责备那些用金钱打赏来换取亲密关系、换取陪伴的人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这叫做“亲密关系的商品化”。但亲密关系可曾没有被商品化过？亲密关系跟商品关系到底是如何共存于两个人的关系之中？

第三个问题，“人机恋”是否可以被接受为一种新的亲密关系？这种亲密关系是一种唯我论的交往模式吗？有没有可能机器作为主体来参与到一种主体之间的对话？

马拉松圆桌现场观众

ARCH SPACE

李伟：

各位老师可以“认领”一下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刚才董老师谈到当代的社交关系，那么我们如何去看待和理解今天的社交关系？

随易：

我“认领”第三个问题。好多年前，淘宝上有一个服务，提供虚拟男友和虚拟女友。为了写报道，我体验了一下，先是购买了一个虚拟女友，又申请成为虚拟男友培训上岗，接了大概三四个客人。我对第三个问题的答案是“YES”。因为哪怕是我作为一个9.9元一天的虚拟男友，我也是在讨好对方的。假设未来我站在电脑屏幕里边，跟外边的一个人在谈恋爱，我依然是被这个人的喜好和购买关系所驱动的，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李伟：

我们以前有一个作者，花钱邀请人cos了他的虚拟偶像，他们一起玩了一个星期，然后写了一篇文章，他说他这个过程中他时刻感受到了温暖。人与人之间关系是宝贵的，无法用物质衡量，但可以通过消费达成到更纯粹的感受，甚至可能这种感受比现实中的还更完美。我想问一下王老师，您觉得亲密关系和钱之间是否会有冲突？

李伟

王小伟：

我自己做技术哲学研究，会更多关注自我是怎么形成的，在技术时代技术怎么调节我们的自我，这样的一些问题。包括刚才大家讲到乙女游戏，我有几个学生在做乙女游戏的研究，我也下了一个乙女游戏，试着上去感受一下怎么能够在网上和一个男生谈恋爱。

从App进去之后有四个男生可以选择，长得还都倍儿帅。一开始感觉就是说这四个男生长得都完全是一样的，然后我的学生就说我是不是丧失理智了，明明四个人长得完全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嘴角的微笑——我是完全get不到这么多的细节的。玩儿了一段时间发现，它的交互性、音乐，包括3D带来的细腻感受，其实是特别抓人的。你们两个人要在一起打怪，要经历一些事儿，还有一些日常的偶遇。我觉得是挺投入的。它能提供一种情绪价值，但我觉得核心问题就是，它其实不全是情绪价值。

回到董老师提出的问题，亲密的羁绊关系要不要成为社交关系的一个必要付出的成本？在我看来，否定性是建立亲密关系的特别重要一部分，它不是说我能给你什么，而是我能给你添点麻烦，让你触碰到界限，让你感受到否定。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得重新检视自我。如果你老让我特别开心的话，我觉得很难建立亲密关系。

从左到右依次为李伟、茅明睿、董晨宇、王小伟、随易

李伟：

近两年在实体的社交空间，有了跳海酒馆这样受年轻人欢迎的空间，它和一般的文化空间或消费场所都有所区别，随易老师所观察到的社交的变化是什么？跳海是怎么做的？

随易：

跳海有个角色是“打酒师”，实际上是从消费者的角色变成了提供服务的角色，没有给他们排班的的时候，他们也会过来玩。我很好奇，他们不是为了喝酒，也没有工作，为什么要过来？跟他们聊了之后，发现他们没地儿去，换一种好听的说法是，他们来过一种公共生活。

日语里有一个词叫“居场所”，含义是：能够让人非常有安全感地呆着的地方。人在线上的所谓扩列式社交过多之后，一旦体验到线下这种眼睛看着眼睛的、能明显地感受到对方情绪是高涨的还是低落的、面对面的体验会上瘾。

李伟：

Z世代的年轻人，他们需要什么样的线下空间？这种线下互动，对于我们个人以及整体社区生活，它的价值在哪？

茅明睿：

我闺女是Z世代人群，她给了我一个词儿：“浓度。”她是个二次元爱好者，现在很多的商业空间是靠二次元化来“拯救”的。二次元群体是很挑剔的，各个商场都有卖女性向谷子的店，就是亚克力立牌、吧唧（注：徽章）、闪闪卡这些东西。她对店铺特别挑剔，而且可以快速分辨出店是一个商人（开的）还是“有文化”的人（开的）。

怎么去判断？用“浓度”。是不是热门的IP，商品的陈列美不美、丰不丰富，这些都不重要。有的店很小，但是它的选品是冷门的或者说有细分的文化属性的，比如说在深圳有一家小店她很喜欢，那家店是专门卖乐队相关动漫作品的衍生品，她就觉得店主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人。

其实本质上，“浓度”是在说文化浓度，是店主或者主理人的文化折射到这个空间场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文化氛围，而这种文化氛围是这些孩子所认可的。

进一步说“浓度”，它给到的是一种想象空间。店主是跟“我”同频的，“我”可以跟TA交朋友，尽管TA今天在这儿卖的东西不是我喜欢的，但是TA是有文化的，我们是可以聊得来的。

这些孩子还有个期盼，如果这个店主是有文化的，“我”在这个店就会遇到更多有文化的人，同样也是亚文化社群的人。所以，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有浓度的空间，浓度背后是你的文化社群，文化社群可以很多元。

B站上一个很有名的 up主，叫“某天的游戏小屋”，这是一个打游戏的地方，PS5、Switch、桌游都有，结果现在演变成了全国的旅游者喜欢的地方。很多人去青岛旅游，不去逛景区，直奔他们那个地方玩儿。其他地方也有PS5，但是在那儿他们可以遇到跟自己文化属性的人，那个场域有浓度，能把快乐和放松的感觉放大。

如果我们要创造年轻人喜欢的空间，首先是要提升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年轻人可以参与公共生活的“文化浓”或者“同好浓”，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方法。

站在城市管理者的角度，如果要给年轻人一个好空间，我们需要包容。不能以我们这种“老家伙”或者比我们更老的家伙的眼光去看待年轻人的喜好、装束、文化，不要给他们打恶意的标签。

我们应该去容忍万圣节的时候，让年轻人找一个地方去吓唬吓唬人，能够容忍现在有一些年轻人会以兽装的方式出现在公共场所，应该去容忍大家去酒吧。要创造包容的场域，这样年轻人才有可能在那里“发明生活”。

茅明睿

董晨宇：

年轻人的共同体是怎么形成的？我们有很多的学术的语言形容：个体化社会、微利社会、部落社会等等。我想发明个新词儿叫“快闪型的共同体”。

举个例子，微博中有一个东西叫“超话”，原则上如果我不艾特或不回复任何人，不去参加任何超话的话，我的微博根本不是广场性的，它就是我的树洞，没人能发现得了我。这个树洞是有窗户的，打开窗户，我可以进入到一个超话共同体中。但是，它的退出成本是非常低的，我随时可以退出。退出之后，共同体过几天没了。当下的社会就如同超话一样，具有一种“拼接感”。

比如学术酒吧，我个人并不认为这种形式能一直火很久，它其实在我看来更多是一种猎奇感，大家想去试试一种反差感，但是因为这种反差感所造成的拼接是现在共同体所形成的非常有趣的特征，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喜欢什么是不可琢磨的。

他今天想骑自行车，明天可能就想走路，后天可能想躺着，我觉得这可能不重要，它是表象。他们在不断用拼接的方式快闪的方式发明一个又一个共同体，这其实回到了鲍曼所说的“液态性的社会”，所有都是流动的，所有都是难以捉摸的。正因为这些年轻人是液态的，而我们这一代人还是挺固态的，所以我们会觉得看到他们，就好像看到了“危险”。

这时候我们就要说：“你快在这儿停住，别跑了，你告诉我你们到底想干嘛？”但是他们只是在流动，不一定有明确的表达。这可能是两代人之间一个很大的差别。

王小伟：

在年轻和不年轻中间还有一大块灰色的地带，我们几个处于这种流动中的过渡状态。这给了我们一个优势，往下我们每天看到很多学生，甚至看到自己不远的过去，往上也能看到那种关闭了很多可能性的中年生活是什么样的。

但同时它会面临一个特别大的矛盾。今天，大家坐在这儿，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托斯卡纳的意大利小镇，它是非常乡村和传统的。

年轻人觉得这地儿是一个年轻的地儿，但这里面没有一件东西是年轻的，都是其实挺老的。年轻人想要在一个有传统的、在地性的空间里，探寻一个流动的、打碎过去一切传统的生活方式。同时他们又处于一个由老人建构起来的环境里。我在想年轻人怎么去应对这种张力？怎么去缓解这种内在的紧张感？我也是挺困惑的。

王小伟

李伟：

其实互联网时代也是不断塑造概念、抛弃概念的一个过程。现在包括像跳海这样的空间，一直在致力于打造新的社区文化，里面也会产生一些新的交往方式，进而这些文化会被推广出去。

随易：

跳海在做的事情，是把大大小小的店的房檐提供给大家。我们把这个房子建好之后，就放手了。就像我们这次马上出去团建，所有的店会交给我们的打酒师，交给我们身边的这帮年轻人。只要回来店还在就好，别着火就好。大家在这个空间，想说什么想做什么，想要跟人发生连接，还是不想跟人发生连接，都是进退自如的、 i、e可以随便切换的。

我们的用户都是一些像水一样年轻人，所以说我们自己内部也经常在提Be water，它意味着规则不会那么明确。我讨厌所谓的营销逻辑、策划逻辑，那好像就是捕鱼的人在叉鱼，但是，为什么不跳下去跟它们一起游一游？

年轻人想要的东西真的是非常不确定。我们倒不是追，而是就跳下去跟他们一起游，用这样的方式，试图找到一个小小的泄压阀，让大家能够 say something do something。

随易

李伟：

互联网让人感到更快乐，还是更虚无了？

董晨宇：

我觉得互联网它没那么重要，背不了那么大的锅。

2019年Nature有一篇论文分析了美国某社交媒体是否让美国人更分裂。文章总结了10年的数据，发现一直还挺好的，2016年终于找到了证据，它让美国人分裂了。当年，特朗普上台了。后来作者就问了一个问题：到底是社交软件让美国人分裂了，还是美国人把它给搞分裂了？这到底是不是互联网的锅？

我一直是一个谨慎的技术乐观主义者，我并不认为技术会给我们带来不可挽救的或者是反乌托邦化的麻烦。大多数情况下，我认为技术不会制造社会问题，但是技术可能会把某些社会问题放大，会把某些社会潮流放大。

那么，社交媒体跟互联网让我们更幸福了吗？我觉得取决于几个因素：谁，在什么情况下，怎么用互联网。如果不是个体性的特征，而是一个群体的社会性的特征的话，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下，我们更有可能得出的问题是：因为互联网的存在，我们本就有的某些特质被放大之后，我们变好了还是变糟了？

我可以完全举出相反的例子，互联网会让我们变好吗？当然会。我们古时会讲“天涯若比邻”，现在就是“天涯若比邻”。

那么互联网有没有作恶？有，因为现在“比邻若天涯”了，两个人在一块聊聊几句话，互相看自己手机，大家吃个饭，桌子上都摆个手机。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不是互联网的问题，而是你们俩关系到底咋样。如果是春节的时候，我的父母带我去一年见一次的亲戚家，我一定会通过互联网让比邻若天涯。疫情期间我在家里，跟几个哥们连着腾讯会议喝酒，不就是“天涯若比邻”。

董晨宇

茅明睿：

Z时代压根没有经历过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他们生下来的时候就有互联网，所以没有办法去比较前互联网时代的东西，只有我们这些人才会去想一想互联网有没有让我们变好或者变坏。

2016年，不仅是美国出现了极端化的分裂，在中国，我们的茧房和所谓的部落主义，也是从2016年开始的。在那之前是web2.0，大家还是顺着互联网诞生时乌托邦、地球村的方式在做事情。微博诞生之后，每一个人都是媒体，每一个都能够去关注自由——关注就是一种权利。

2016年是一个节点，以用户画像为典型的特征进行信息分发推送的模式诞生，也就是那个时代，互联网开始将算法放到了每一个人身上。不再是人主导内容和传播，而是由算法在主导人应该看什么。这种分发机制开始大规模制造茧房，制造对立和部落主义。所以我认为2016年以后的互联网是在变坏的。

王小伟：

互联网原住民其实不太能看到互联网之前的社会是什么样的，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幸运的事，他们生活在一个迅捷的社会，但也是很不幸的事，就是没有对照。

除了“比邻若天涯”，还有一个特别让人很揪心的事儿，就是天涯消失了，人和人之间非常诗意的距离感，在互联网时代被完全打破了。我记得小时候老听妈妈唱一首歌，“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关”。诗意恰恰来源于同一轮明月照在天涯两边的人，但这种诗意在网络时代消失殆尽，让人觉得特别单调乏味。

董晨宇：

互联网会放大分裂，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互联网很难去制造这种分裂。我们经常会认为技术让我们这个世界变糟，为什么呢？因为只有技术“不还嘴”。当然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都是技术问题的话，那我们一定是绝对的乐观主义者。所有的学科都可以取消，大家都去编程，只要让技术不断迭代，社会就会变得更美好，显然不是这样。

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哲学存在的价值，恰恰在于技术并不总是在议题的风暴点。但是因为技术跟资本离得非常近，所以它总会被各种人拉到风暴点中去。

大部分时候技术是在背锅的。我可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曾经的英国教会认为自行车毁掉了青年一代，有没有道理？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周末不去教堂了，骑自行车郊游去了。所有新技术出现的时候，都会出现“新技术毁了青年一代”这句话，但是似乎我们还活得挺好的。

马拉松圆桌现场

李伟：

有句话让我印象挺深的，说在网络上讨论政治立场，就像脱了裤子让人家看你的内裤的颜色一样。但是，政治本剧就具有最大的公共性。那么，技术是在前进，还是在摧毁我们的公共生活？

董晨宇：

我从来没说技术中立的，它一定有偏向，但是技术的偏向不会决定社会结果，它永远是和人的反抗，中间会有复杂的过程。技术提供了起点和工具，比如，想去一个地方，它为我们提供一辆车或一艘船，但是终点仍然是人可以把握的。

王小伟：

80年代有一篇文献，说加州大学有一位研究者，想发明一个番茄收割机。因为番茄的采摘特别麻烦，农民没法批量采摘。结果，收割机下去进入市场以后，当地番茄品类变得非常单一。原因是，有些番茄品种特别适合批量收割，它不容易破，它的高度长得比较好，大小适合出口孔径。后来，有些农民变得非常富裕，有些农民就破产，变成城市的闲散游民。

这个时候这位学者就追问，技术是中立的吗？如果是中立的话，它应该让所有人普惠，为什么反而使得社会的权力结构完全重塑呢？这就说明它还有建构性。这像董老师说的，它也不是说完全由技术决定，有其他的复杂的社会要素在作用，但技术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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