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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丘镇北部，有一个叫挂子碥的小村庄，如今是阿堵寨村的一个小组。挂子碥的村名来自一个让人忧伤的传说：相传古时，一老妇的儿子戍边甘肃，久无音信，老妇挂念儿子，经常站在村边的碥子上（河岸突出的高崖），西望边关，终究没有等到儿子的归来，老妇最后化成一块黄土，一直伫立在那处高崖上。后来，人们便把村名改为挂子碥。而在中国红色革命的历程中，又有多少母亲没有等到儿子的归来呢？
1993年3月12日，天气有点阴冷，“老羊皮”的名字吸引我们来到挂子碥。这是一个不足百户人家的小村庄，南距小丘乡政府3里，西边临沟，沟下是清峪河，一座废弃的土城耸立在沟边，远看正像一个老人伫立在塬畔。
在一间新瓦房中刚坐下，一阵咚咚的脚步声传来，紧接着一位老人闪进门来，伸出黢黑的手问候。向导介绍说，这就是老革命杨振海——因常年披一件羊皮袄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老羊皮”。定睛一看，果然身披羊皮袄，里边居然还扎着武装带，同他年轻时在部队上照的相相比，清瘦了许多，虽不如以前英俊，却依然精神矍铄。
老人爱笑，问起当年的革命经历。66岁的杨振海只说了声：“我去寒窑一下。”就出了门，不一会儿，老人提着一个黑挎包和零碎东西进门来往床上一扔，叮当作响。老人一一拿出来让我们看，一枚1955年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奖章尤其引人注目，1950年的解放西北纪念章、1952年的兰州通车纪念章、1956年的“兰奖字041号”奖章……10多枚奖章和证书承载着老人不平凡的革命历程。
1935年，7岁的杨振海在家乡照金参加儿童团，为红军站岗放哨，查看路条，经常与哥哥一起到秀房沟给红军送面。1942年，14岁的他在照金正式参军，被派到马栏卫生所当勤务员、护士，后到一一五师留守处警卫部队。1943年实行精兵简政，部队首长因他年纪小让他回去，杨振海宁愿到地委农场放羊，就是不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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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国民党大肆“围剿”陕甘宁边区，杨振海被编入一兵团三团二营，随部队转战陕北，打白水县城，打榆林，打安边。1948年正月，天寒地冻，杨振海所在的一兵团同二兵团在瓦子街合击刘戡部队，杀死了刘戡，他们一个营也牺牲得只剩40多人。此后，杨振海随部队转战关中，进军西北。在与马家军的激战中，杨振海记得，一次他们为了包抄敌人，一个钟头跑了25里山路，有些战士跑得吐血，终于把敌人包围在一个山坳里。敌人拼命冲击，战士们子弹打完了，就用枪托砸，那一仗，消灭了马家军好多人。第二次攻打榆林时，杨振海的部队负责伏击从安边支援的敌军。夜里很冷，战士们埋伏在野地里，刺蓬虽然扎得满脸是血，但是没有一个人叫苦。
转战关中时，杨振海随部队西击宝鸡，东打澄县、蒲城，为攻打华县的部队解围，然后又过同官、耀县，直奔麟游，将马家军从礼泉引到咸阳塬，一仗将马家军彻底击溃。战斗中，杨振海逐渐成长起来，由一名普通战士被提拔为班长、排长。
老人参加了兰州战役，“我们跑了7天7夜到兰州，休息时当地人还说，解放军插着翅膀都来不了。我们连负责进攻敌人的一个大刀队，连长牺牲了，通讯员说‘我代理连长！’就带头冲了上去，我们一个冲锋就把敌人收拾掉了。仗打得很激烈，敌人把黄河铁桥打着了火，黄河都是红烫烫的，河上死了多少人都不知道。打下兰州后，部队在七里河休整了一个礼拜，工兵扫除路上敌人埋的地雷、炸弹和炮弹，准备西进解放新疆。我们到河西走廊时，新疆和平解放了。一些长征时失散的西路军战士来寻部队，可怜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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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在甘南剿匪时用的水壶和饭盒。”杨振海指着一个漆已掉完、坑坑洼洼的军用水壶和饭盒说，“1953年我们进入甘南拉卜楞剿匪。当时马家军的几个师就地解散，都带有武器，战斗很艰苦，语言不通，每个连队都得配一名翻译。1954年在阿米汤打马虎山时，战士们扔掉行李干粮，硬是用两条腿追赶敌人的马，到牦牛沟将马虎山围在老窝，调来山炮打开寨门，消灭了马匪，那时战士们已饿了三天。”
在杨振海的床上，一顶旧军帽已破烂不堪，本以为是杨振海随便捡出来的，但当他从一个塑料袋中取出七八副帽徽、领花、肩章时，才知这是1955年他被授予中尉军衔时的原物。他的军衔证书上这样写着：“军衔，中尉；何人授予，国防部长彭德怀；1955.10.1, 兰衔军字105 号”。
1955年，从小没有读过书的杨振海在部队读完了小学，并拿到了“西北军区完全小学毕业证书”。在证书上，记者看到他的各科学习成绩（满分为5分）：国语3分，算术4分，自然3分，政治3分，军事3分，全部及格。
1958年，杨振海从部队复员，编入预备役，在他的军官证上这样写着：“中国人民放军预备役军官兵役证a字第 126945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彭德怀；1958年5月15日。”
回乡后，杨振海种地、放羊，却始终保持着他军人干练的作风。采访中，当他用满是老茧、皮肤粗黑的双手，将那一枚枚军功章、一本本大红证书从塑料袋中捧出时，记者已明白了，正是那一双双粗黑的大手，打下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红色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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