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居是公元前2世纪～公元3世纪丝绸之路上颇具影响的国家。两汉时期，康居自恃绝远，屡次招降纳叛，充当反汉势力的后盾，并且不断侵扰西域诸国，但也曾为了通商贸易，不惜遣子侍汉。汉朝政府则视康居为羁縻的对象，西域都护府的职责之一便是“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因此，康居是研究两汉时期西域历史文化的重要部分。
康居疆域位于今中亚地区，其考古发现与研究也主要来自俄国及中亚国家的学者。我国学者对康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解读，由于语言障碍和学术交流欠缺，长期以来难以参与到康居考古的讨论中。鉴于此，本文系统性搜集整理了近百年来有关康居墓葬的发现与研究成果，旨为国内学者参与相关问题的讨论提供帮助。
俄国及中亚国家学者对康居的了解源于19世纪上半叶。当时沙俄汉学家比秋林（Н.Я.Бичурину）翻译整理了大量的中国古代文献，其中就包括关于康居的记载。19世纪末以来，中亚地区通过长期的考古工作发现了大量以墓葬为代表的康居遗存。其发现和研究史，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1.塔拉斯河流域墓葬 2. 考克特佩贵族墓 3. 克里希扎尔 M6 4. 克孜尔特佩 M19 5. 撒扎干 M11（图片皆为作者改绘）
二战后苏联境内的考古工作得到了快速恢复和发展，相关成果日益丰富，这一时期各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已得到基本构建，学者们得以通过比较研究的手段去分析康居墓葬中一些文化因素的源流问题，也开始尝试将康居境内不同考古学文化进行联系和整合。
这一阶段被认为与康居有关的墓葬在多个地区均有发现（图二）。
1.南哈萨克斯坦地区 1959～1963年，哈萨克斯坦社会科学院派出查达拉考察队对南哈萨克斯坦地区计划建设的查达拉（Чардар）水库淹没区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了阿卡特佩（Актобе）和舒乌库姆（Шаушукум）等墓地，前者以端室墓为主，年代为1～3世纪，被认为属于考奇二期；后者墓葬类型包括端室墓、偏洞室墓、竖穴土坑墓等，年代为3～5世纪，发掘者认为这两处墓地与康居有关。1967年开始，七河考古队在阿基舍夫（К.А.Акишев）及其继任者的带领下再次对伯力扎尔墓地展开发掘，其中端室墓的年代为1～3世纪，墓葬结构和随葬品与同时期查达拉水库的发现相似。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奇姆肯特大学的老波杜什金（Н.П.Подушкин）对南哈萨克斯坦展开了为期多年的调查发掘工作。在其基础上，小波杜什金（А.Н.Подушкин）对这一地区1～4世纪的遗存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其属于讹答剌—卡拉套文化的阿雷西（Арысь）类型，且很可能是康居五小王之一苏薤的所在。
2.塔拉斯河流域 1956～1957年，塔拉斯考古队在科佐伯迪耶夫（И.Кожомбердиев）的带领下再次对肯科尔墓地进行了发掘，共发掘墓葬36座，遗存特征与此前发掘基本一致，发掘者认为其年代为1～5世纪，并称之为肯科尔文化。
3.布哈拉地区 1952年开始，奥贝琴科（О.В.Обельченко）在布哈拉绿洲的库玉—马扎（Кую-Мазар）、列万达克（Лявандак）、卡尔坎塞（Калкансай）、哈扎尔（Хазара）、沙里维龙（Шахривайрон）、克孜尔特佩（Кызылтепе）六个墓地共清理墓葬140座，并将其划分为三期，中期（公元前1世纪～2世纪）和晚期（3～7世纪）均以偏洞室墓和端室墓为主。他认为其中3～4世纪的墓葬材料体现出康居势力进入粟特地区后对这一地区带来的影响。
4.花剌子模地区 1965～1966年花拉子模考古队对沙达古兹市（Ташауз）西部的图兹—格勒（Туз-гыр）墓地进行了发掘，清理墓葬39座，年代为1～3世纪。1971～1974年，土库曼斯坦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对该地区的土麦可—科契德日克（Тумек-Кичиджик）墓地进行了发掘，清理墓葬61座，年代为公元前1世纪～公元2世纪。两处墓地的墓葬形制均以端室墓和偏洞室墓为主，发掘者认为其与同时期布哈拉地区的墓葬非常相似。
5.撒马尔罕地区 1980年，普加琴科娃（Г.А.Пугаченкова）带领乌兹别克斯坦艺术史综合考察队对撒马尔罕市西北的奥拉特（Орлат）墓地进行了发掘，清理墓葬9座，以端室墓为主。发掘者认为其年代为公元前2世纪或前1世纪～公元1世纪，与康居五小王之一的附墨相关，墓地出土骨牌饰上还刻绘有康居战士征战的场景。
6.塔什干地区 1979年，塔什干大学考古系对佩斯肯特地区的阿卡塔姆（Актам）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墓地中以端室墓年代较早，为3～5世纪，列文娜（Л.М.Левина）将其归入考奇二期。
7.咸海东岸地区 20世纪中期，托尔斯托夫曾根据在咸海东岸发现的居址遗存提出了杰塔赛尔（джетыасар）文化，年代为公元前一千纪中期～公元5世纪。属于该文化的阿泰纳赛尔（Алтынасар）遗址周边也曾发现有墓葬遗存，除年代偏晚的地表龛室墓外，主要存在有竖穴壁龛墓、竖穴土坑墓、偏洞室墓和端室墓等四种墓葬类型。其中竖穴壁龛墓占总数的一半，竖穴土坑墓占28%，两种墓葬在杰塔赛尔文化伊始就已存在，前者延续到3～5世纪，而后者则长期存在；偏洞室墓约占20%，出现于4～5世纪；端室墓仅发现7座，且都破坏严重。列文娜认为至少从1世纪开始，杰塔赛尔文化就成为了康居的一部分，而其对周边地区的显著影响表明杰塔赛尔文化在康居境内有着重要的地位。
康居墓葬中的文化因素来源是这一时期讨论的重点，尤其是端室墓的来源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奥贝琴科通过对库玉—马扎和列万达克墓地的研究，认为其中的端室墓形制和随葬武器等均与乌拉尔地区、伏尔加河下游的萨尔马泰文化十分类似，正是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入侵中亚的萨尔马泰人带来了这些文化因素。奥贝琴科的观点直接否定了此前伯恩施坦的“匈奴起源说”，同一时期还有部分学者提出了“中亚本土起源说”，如索罗金（С.С.Сорокин）对肯科尔墓地的陶器、武器、带扣等随葬品进行了重新研究，认为这些都体现了本地的文化因素，与匈奴无关，墓地的年代也应为2～4世纪。索罗金还对中亚地区端室墓和偏洞室墓随葬品进行了分析，发现这些随葬品与同时期其他中亚本地墓葬随葬品一致，且随葬陶器与本地前一时期存在明显的继承关系，他据此认为公元前1世纪末中亚的端室墓和偏洞室墓是中亚土著居民的遗迹。李特文斯基（Б.А.Литвинский）认为，中亚地区的端室墓是在本地宗教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与萨马尔泰文化中的端室墓是相互独立、平行发展的关系。
一些学者对康居的空间范围和内部几种考古学文化互动问题进行了探讨。李特文斯基将考奇文化与贾恩文化合称为考奇—贾恩文化，并根据遗存面貌的相似将其范围扩大至包括塔什干绿洲、查达拉地区的锡尔河中游以及泽拉夫善河流域部分地区在内的广大区域，认为这就是康居领地范围。列文娜则以陶器类型学为切入点，对锡尔河中下游的考奇文化、讹答剌—卡拉套文化、杰塔赛尔文化三种文化不同阶段的交流互动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其在文化传播和人群迁徙上存在的联系，认为其从公元1千纪早期开始属于康居的一部分。
苏联解体后，相关考古工作在数量和规模上受到了一定影响，但随着中亚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国开始不断加强对自身民族历史的研究工作。2000年，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正式实施了“公元前2世纪～公元4世纪康居国的文献记录和考古研究”计划，很大程度促进了康居相关的考古工作和研究。在政府支持与国际合作的背景下，这一阶段也发现了一些新的康居墓地。研究领域上，重构有关康居的考古学文化体系成为这一时期的特点，同时一些欧美和中国学者也逐渐开始参与相关问题的讨论。
在哈萨克斯坦等国政府的支持下，古代康居的考古学文化逐渐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一些学者开始试图以康居文化的视角来研究相关材料，此前各区域独立划分的考古学文化显然成为了这一工作的阻碍。面对这一问题，拜帕科夫（К.М.Байпаков）提出考奇文化、肯科尔文化、讹答剌—卡拉套和杰塔赛尔文化应当属于同一种的文化的不同变体，可以称为锡尔河（Сырдарьин）文化，与康居人关系密切。但长期以来，拜帕科夫的设想并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小波杜什金则将研究视角缩小到了南哈萨克斯坦的阿雷西河流域，这里在文献记载上接近康居国统治的核心区域，考古材料丰富且特点鲜明，他将此前在讹答剌—卡拉套文化下提出的阿雷西类型升级为了独立的阿雷西文化，该文化中期和晚期（公元前1世纪～公元6世纪）主要属于康居，端室墓以及陶器上的塔木加（Tamgha）符号是其最核心的文化特征。据其研究，康居境内的族群复杂多样，包括晚期萨卡人、萨尔马泰人、匈奴人、康居人等。2002年起，小波杜什金对阿雷西河流域的克里希扎尔（Кылышжар）、库勒特佩（Культобе）等墓地进行了长期的发掘，揭示了一批公元前1世纪～公元3世纪的阿雷西文化墓葬。
康居墓葬中的萨尔马泰因素仍是近年研究热点之一，研究进展主要集中在端室墓和塔木加符号两个方面。这一时期多数学者相信端室墓应受萨尔马泰文化的影响，并对其在中亚的发展变化进行了研究。他们根据墓室与墓道长轴的相互关系将端室墓分为两类，相互垂直的称为I型、T型或肯科尔型；长轴重合称为II型或列万达克型。马拉舍夫（В.Ю.Малашев）认为中亚I型端室墓源自于II型，后者最早应当是公元前3世纪～前2世纪从南乌拉尔草原传入的；托尔戈耶夫（А.И.Торгоев）进一步研究认为4世纪嚈哒人入侵后，在锡尔河中部和索格底亚那地区，I型端室墓开始被地表龛室墓所取代。随葬陶器上的塔木加符号往往被学者们认为是家族的标志，通过对相似符号的追踪，小波杜什金认为一些符号可能与萨尔马泰或匈奴人有关，萨马古洛夫（Е.А.Смагулов）认为这可能还反应了萨尔马泰贵族与康居统治家族之间的联姻。
随着国际合作的不断开展，欧美及中国学者也开始参与到康居墓葬的考古和研究中来。1996年，乌、法联合考古队在撒马尔罕市西北27公里处的考克特佩（Koktepe）遗址发掘了一座打破希腊化时期城堡基址的贵族墓葬。发掘者之一的克劳德·拉宾（Claude Rapin）通过对铁门关（Iron Gates）两侧1世纪墓葬形制及随葬品的差异分析，认为铁门关正是这一时期康居与月氏的分界所在。
2017年林梅村以文献记载为基础，结合康居墓地、遗址的发现，对康居王庭、卑阗城的地望进行了讨论，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大量结合康居考古成果探讨其历史问题。2015、2016、2019年，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市西南的撒扎干（Сазаган）遗址共发掘小型墓5座，大型墓2座，被认为是康居文化墓葬，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直接参与康居的考古发掘工作。2018年，梁云对以墓葬材料为主的康居考古成果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正式提出了康居文化的概念，使康居考古摆脱了长期依附在多种不同考古学文化背后的状态，标志着康居考古领域一次重要的突破和全新的开始。
关于康居墓葬三个阶段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不少收获，但也存在一定问题：其一，康居文化的研究视角尚未完全确立。目前不少有关康居墓葬的研究仍在考奇文化、杰塔赛尔文化、阿雷西文化等框架下，这样的划分一方面影响了康居历史文化研究的整体性，另一方面上述考古学文化的划分还存在着标准问题，如部分文化以居址形制为主要划分依据，尽管其中墓型、葬式等文化因素已发生了重大改变，但却仍根据居址形态的相对稳定将其存续时间定为千年乃至更久，不利于研究其背后的人群迁徙和文化变迁。其二，墓葬的年代与分期有待进一步研究。由于康居墓葬普遍缺乏科学测年数据以及带有明确纪年的随葬品，相关类型学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但20世纪70年代后，跨地区系统性的类型学研究开始减少，随着近年来考古材料的日益丰富，以及对于一些器物年代认识的不断更新，有必要在康居文化的视角下对相关墓葬重新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年代划分。其三，墓葬的类型区分研究不够。目前对于康居墓葬类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端室墓形制的简单划分上，而对于如偏洞室墓、竖穴土坑墓等其他墓葬形制以及各类墓葬中出现的不同葬式、葬俗等因素，则未给予足够的关注，这阻碍了对康居国境内不同族群的识别和研究工作。其四，考古材料与文献结合仍显不足。目前只有少数学者对康居的源流、疆域、五小国的位置分布等问题进行过简要的讨论，考古材料的潜力还未得到较好的开发。
总体看近百年来，在康居国时空范围内的考古工作成果斐然，积攒了一大批以墓葬为代表的考古材料，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但与此同时，康居考古的研究却始终没有构建起一个成熟的研究体系，在2020年出版的论文集《康居国历史与考古问题》中，萨维诺夫（А.Саипов）等学者指出，目前有关康居古代文化的很多领域仍未得到切实的研究，在考古学领域尚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不过，我们仍相信，在中亚学者对古代康居文化日益关注以及国际学术合作日益深化的大背景下，康居考古一定能够在下一个阶段焕发出新的活力。
＊本文省略注释，全文请参考原刊。
原文刊于：《考古与文物》2024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