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汉一代，使用车马陪葬的列侯墓葬有一定数量，并在陪葬的位置、方式、内容、数量等方面有着不同表现形式，既体现出西汉列侯墓葬车马陪葬内容的多样性，也反映出多样性之中的灵活性，而且能够较好地反映墓主与墓葬的等级相关发展内容，体现自身特点的同时也折射出与汉代车马陪葬有关的较多内容和内涵。
截止目前，大致可以确认的西汉列侯墓葬（含夫人墓）已有数十座，刨除暂无详细资料公布的墓葬，有、无车马陪葬内容者皆有相当数量。
（一）有车马陪葬的列侯墓
图一 陕西省西安市新安机砖厂汉墓出土车马器
图二 陪葬茂陵的阳信冢一号陪葬坑内出土鎏金铜马
西汉帝陵陪葬墓中也有一定数量存在车马陪葬的列侯墓。陪葬长陵的咸阳杨家湾M4，墓外陪葬坑中有兵马俑及战车等遗物，出土鎏金车马饰1110多件。墓穴内陪葬坑中，有的放置车马陪葬内容，祭祀坑（K7）的木箱内东部有两辆彩绘漆车，车下压两只狗骨架明确的车马坑有4个。K4内放置两套车马，每辆车配三匹马，前一辆车较小，马也小，马头上有铜面饰；后一辆车较大，马也大，车后立二佩剑彩绘俑，马身红色，头部颈部和腹部饰鎏金贝形铜泡或管状铜饰联结而成的马具和节约，还有一匹马只有马头而无肢体。K5内放五套车马，一号车无伞盖，单辕配四匹马，另出土车马饰及武器187件。K6内置车八辆，分南北两排，每排两辆为一组，有车盖的四辆，四匹马者四辆，二匹马者二辆，八号车有伞盖，车上站一人，身着白袍，手持剑，车后二人，持戟拉弓相随，坑内出土铜、铁、骨制的车马饰及武器467件[7]。陪葬阳陵的高宛制侯丙武墓（M760）与夫人墓（M761），皆出土有车马器[8]。陪葬茂陵的阳信冢陪葬K1内东侧出土有车和驾车的铜马（图二）、木马等；过洞与坑口底部放置四木马，已朽毁，仅余铜马衔镳；过洞的东西两壁各开一个小龛，西壁龛内置一明器铁槽，槽上拴两匹木制小马，仅存铜衔镳，东壁龛内置木马两匹，亦仅存铜衔镳，坑中部放置很多铜当卢、衔镳、帽钉等[9]。陪葬渭陵的咸阳龚家湾M1出土一定数量铜车马饰，也有铁质车马器，如轙等[10]。陪葬延陵的咸阳师院科技苑西汉M1，墓道南北两侧壁编号为C2、C3、C5三个耳室内出土铜、铁、铅质车马器及朽木残痕或彩绘痕迹，当属车马室[11]。
图三 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车马出土概况及有关车马器具
（二）无车马陪葬的列侯墓
陪葬帝陵与京畿附近、分布于地方的西汉列侯墓葬（含夫人墓）中皆有一定数量。限于篇幅，仅将部分列出。
陪葬长陵的咸阳杨家湾M5[26]、咸阳崔家村汉墓[27]及西安市北郊枣园西汉M1[28]、南郊曲江羊头镇西汉墓地M20[29]等均无车马陪葬遗存。湖南长沙马王堆M1[30]与M2[31]、沅陵虎溪山M1[32]、永州鹞子岭M1与M2[33]及江苏徐州市北郊宛朐侯刘執墓[34]、东北郊陶楼M1[35]、南郊拖龙山M4[36]，还有河北邢台南郊西汉墓[37]、山东平度界山汉墓[38]与临沂刘疵墓[39]等，基本不见车马陪葬的相关遗存。
西汉列侯墓葬（含夫人墓）在车马陪葬方面存在着有和无的区别，具体表现为列侯墓有车马陪葬但夫人墓无车马陪葬、列侯墓和夫人墓皆无陪葬。正常不会存在夫人墓有而列侯墓葬无车马陪葬的情况，这与墓主等级和身份地位存在关联，若确是夫人墓有而列侯墓葬无车马陪葬，则具有明显特殊性，或与列侯墓被盗严重、墓葬的相关外藏设施如外藏坑等暂未发现有一定关系。
同穴合葬的列侯夫妇可拥有共同的车马陪葬内容，仪征烟袋山M1墓内外藏椁和墓外陪葬坑中的车马陪葬、徐州荆山村M4墓外陪葬坑中的车马陪葬等，皆属列侯夫妇共用。也见同穴合葬的列侯夫妇均无车马陪葬，如徐州陶楼M1。目前还无资料可以明确说明同穴合葬墓中列侯夫妇在车马陪葬方面存在差异，这与夫妻关系加强有关，也是列侯夫妇同穴合葬发展的体现。
大致来看，车马陪葬的有无在西汉列侯墓葬中或许不存在较明确且有效可循的规律。时代方面，西汉早、中、晚三期之间的差异不明显。地域方面，帝陵陪葬墓及京畿附近列侯墓葬与地方列侯墓葬的差异并不突出，地方不同地区间列侯墓葬的差异也不大。不过，具体时代或某一地区可能会存在一些具体的特点或区分。时代方面，西汉早期偏早阶段的马王堆M2，遭受严重盗扰，出土遗物中有一定数量的铜器、玉器等，但未见车马器具，徐州后山M1（下）的时代亦较早，与马王堆M2在遭盗扰和出土遗物种类等方面有相似之处，无车马器具，但出土有体现车马陪葬的陶马。二墓的情况或许表明，西汉早期偏早阶段，车马陪葬并不普及，还处于早期的探索阶段。早期偏晚阶段至中期，列侯墓葬陪葬车马器具及有关内容得到发展，内容趋于丰富；至晚期，随着朝廷对车马陪葬等内容限制的加强，列侯墓陪葬车马器具及有关内容也受到很大冲击并趋于衰落。不过，也有一些西汉晚期晚段列侯墓如咸阳龚家湾M1等出土有车马器具及有关内容，但明器化特征明显，形体较小模型车马器具等即是较好说明。地域方面，相关地区无车马陪葬的西汉列侯墓葬相对集中，如与吴姓长沙国有关列侯的墓葬，较多无车马陪葬；西汉楚国都城附近的西汉列侯墓葬则是部分有车马陪葬，部分则无，且时代上有交叉。
西汉列侯墓有无车马陪葬的原因较为复杂，具体时代及地域可能与之有一定关系。墓主的身份地位及有关丧葬需求等的作用可能更为突出，也不能排除因墓主具有特殊性而形成有无的情况。如徐州簸箕山宛朐侯刘執墓，墓主参与“七国之乱”，属谋反之罪，兵败后被诛或自杀，且没有葬在所封侯国境内，墓内无象征身份等级的殓葬玉器等，墓葬外虽有陪葬坑，而刘贺墓陪葬坑东侧部分被封土叠压，但墓内和坑中均无车马陪葬的内容。
车马陪葬及有关内容位于墓葬的何种位置，可以体现出与之相关的丧葬需求。综合来看，西汉列侯墓葬（含夫人墓）的车马陪葬位置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封土外陪葬坑，数量一座或多座。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徐州荆山村西汉M4，封土外各有一座车马陪葬坑。仪征烟袋山M1封土外的四座陪葬坑皆有车马陪葬。咸阳杨家湾M4封土外南侧有多座陪葬坑，出土兵马俑及战车等遗迹和遗物。西安凤栖原M8，陪葬坑中出土小型木质车马。陪葬茂陵的阳信冢一号陪葬坑内也有车马陪葬内容。
2.封土下有车马陪葬坑或埋藏车马内容。阜阳双古堆M1，封土下出土有陶马等，可能有与车马陪葬相关的坑。
3.墓穴填土中有车马陪葬坑或填土内埋藏有关车马器具、马骨等。咸阳杨家湾M4，墓穴内的陪葬K4-K7皆有车马陪葬；济南腊山汉墓，填土的不同层位中发现有车马器与零散马骨等。
4.墓道内有陪葬坑或外藏椁，数量不等。西安石家街汉墓，墓道内靠近墓室处有两座陪葬坑，皆发现车马陪葬的内容。徐州火山汉墓，竖穴墓道底部有二并列石椁，为外藏椁，内有车马出行俑和相关车马器。
5.墓道旁侧的耳室。西安百花村M6、凤栖原M25与北里王村M2皆有相关发现，咸阳师院科技苑西汉M1墓道旁侧的多个耳室中有车马陪葬。
6.墓穴内的外藏椁，形式不一。西安新安机砖厂汉墓与凤栖原M8、仪征烟袋山M1的墓穴内皆有一外藏椁，内有车马陪葬，但外藏椁的位置和形制存在差异。
7.甬道内及旁侧，有的为车马库。西安北里王村M1甬道内出土车马器。南昌海昏侯刘贺墓的甬道中有乐车库，左右两侧又各设一车马库。
8.墓葬的回廊内有车马陪葬。聊城吴楼M1出土的车马器皆集中于回廊之内。
9.墓室一侧的龛内。徐州拖龙山M3，墓室南有专门的车马陪葬龛室。
10.墓内棺外有关位置。相关墓葬略多，但车马陪葬的内容基本位于棺外，体现出陪葬的内容，如萍乡老虎坳罗汉山西汉墓，墓室前部东侧为车马陪葬之处。
由上可知，西汉列侯墓的车马陪葬位置较为多样，涉及到封土内外、墓道与甬道、墓穴与墓室等多个方位，其中既有继承前代且受帝王陵墓影响较大的陪葬坑，也有与墓葬形制结构密切相关的外藏椁、耳室、回廊、龛及其他有关设施。而考察有车马陪葬的西汉列侯墓葬，有的车马陪葬位置为单独存在，有些则是多种位置的共用，如杨家湾M4、仪征烟袋山M1等，为墓内、墓外皆有车马陪葬，综合体现出西汉列侯墓葬在车马陪葬方面的灵活性。车马陪葬的位置与内容、特点相结合，又较好反映出墓葬等级相对较高的特征，而多个数量、多种位置的综合运用在体现墓主等级与身份地位方面尤为突出。
在多样性和灵活性推动下，与墓主等级身份相对应，受西汉墓葬发展大环境影响，列侯墓葬的车马陪葬在位置方面经历了由外到内，由相对独立的坑发展为墓内具有相关功能的室，而且成为墓葬形制的重要组成，反映出外藏系统逐渐内移和转变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的基本完成大致是在西汉晚期早段前后，而形成原因还可能与朝廷颁行的政令有关。汉成帝即帝位之初（公元前33年）“六月，有司言：‘乘舆车、牛马、禽兽皆非礼，不宜以葬’”，被“奏可”。永始四年（公元前13年），汉成帝又下诏言“车服嫁娶埋葬过制”[40]。这两次政令对王侯墓陪葬车马起到了较大限制作用，就第一个政令而言，对废除车马、动物陪葬的推动作用较为明显，第二个政令的作用也不可小觑。王侯墓使用车马陪葬从此走向全面衰落，具体表现为极少有在墓穴之外设车马陪葬坑者，车马陪葬基本位于墓穴内，而墓穴内的陪葬位置和设施也有变化和发展，有些已成为墓葬形制的组成部分。与之对应，车马陪葬的内容亦渐趋简化，模型车马器较为流行。
需作说明的是，虽然存在与墓葬自身发展及政令影响下陪葬位置的演变和逐渐成为墓内一部分的过程，但西汉列侯墓葬的车马陪葬并未因此戛然而止，而是在发展中继续作为体现墓主等级身份的陪葬内容，并一直延续至东汉时期。
是指以哪些形式的物质内容或组合，或是以何种具象内容形成或呈现出车马陪葬的内容。与墓主及墓葬等级相对应，西汉列侯墓葬的车马陪葬方式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形式。
1.第一类，有与车马相关的俑，配以车及马器。简单者如陶马头，如徐州后山汉墓。复杂者有骑马俑、驭手俑、马与侍俑等，西安新安机砖厂M1、咸阳杨家湾M4、徐州火山刘和墓、仪征烟袋山M1等，墓外陪葬坑或墓内外藏椁出土一定数量、不同类型、功能多样的陶俑或木俑。也见有金属质的俑，如涟水三里墩西汉墓出土铜马、铜人等。
2.第二类，以部分车马器体现车马陪葬，个别配以零散马骨。安福起凤山M1出土有锡质车马器。济南腊山汉墓填土不同层位中发现有铁、铜车马器及零散马骨。西安凤栖原M25的砖椁内及聊城阳谷吴楼M1的回廊中皆出土一些车马器。
3.第三类，有车马模型，较多朽毁者仅余车马器。大小不一，有原大者但数量极少，较多为缩小不同比例的模型，对应车马器的大小和种类并不完全相同。西安凤栖原M8的前椁室内置放一定数量车马，陪葬坑中有木质小型车马。M25的耳室内随葬有四分之一大小的车马器，原应有四分之一大小的车马。徐州拖龙山M3的墓室南侧有长方形车马龛室，内置多套模型车马，朽毁仅可见车马器。其他如咸阳龚家湾M1、滕州染山汉墓、长沙杨家大山M401、莲花老虎坳罗汉山西汉墓等出土的铜、铁车马器及阜阳双古堆M1墓内出土的金、银、铁质地车马器，原均应有模型车马，因朽毁仅余车马器。
4.第四类，真车马陪葬，有的采取拆卸等方式进行陪葬。对应墓葬数量少，南昌海昏侯刘贺墓的墓外车马坑中有五辆经拆卸的木质彩绘车，分属安车和轺车，另有约20匹马，甬道内的乐车库和左右两侧的车马库中也有较多车辆。
上述四类陪葬方式的使用情况并不统一。第一类作为车马模型陪葬内容的一种体现，在有些西汉列侯墓葬中使用，也见与其他方式的组合内容。使用时间大致从西汉早期至中期，这与西汉早中期用俑陪葬相对普遍或流行有关，而其作为车马陪葬的一种方式可与丧葬需求有效结合，进而反映出汉代丧葬的综合发展。时代上，西汉早期与中期存在不同，即使同一地区的列侯墓葬也是如此，而不同地区间也有差别，陶俑与木俑的使用即可体现，反映出有关发展特点及地域特征。第二类有一定数量，既与其他方式形成组合，也有独立存在的情况。时代跨度长且呈现出西汉早、中期少见，晚期相对多见的情况，尤其独立存在的情况较为突出。车马器具可以反映墓葬中具有车马陪葬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车马模型陪葬的一种体现，并可说明车马陪葬在西汉时期的发展情况。该方式相对简单，而从汉墓车马陪葬的总体情况看，中小型墓葬较早使用了该类方式，列侯墓葬相对稍晚，既是墓葬等级的反映，也是自身发展和相关影响的体现，即列侯墓葬与中小型墓葬在某些方面逐渐趋同，这与墓主权力地位渐被削弱可能存在一定关系。第三类是以马与车构成的模型进行陪葬，有些配以车马器，模型陪葬特征十分明显。该类方式与第一类方式的主要区别在于不见陶质或铜质的马俑，但在漆木质马俑使用方面具有相通性，或可视为同一方式。若相关遗迹不明显且仅余少量车马器，有的则会被视为第二类方式。第三类相对多见，西汉早中晚三期的列侯墓葬皆有发现，体现出使用的普遍性，结合上文，从某种程度来看，车马模型可被视为西汉列侯墓葬车马陪葬的主流方式。第四类在西汉列侯墓葬中使用较少，具有特殊性。考察西汉诸侯王墓的车马陪葬内容，真车马陪葬相对较普遍，而且一直延续至西汉晚期，再结合中小型墓葬较多使用模型车马或象征性车马器陪葬的情况，不仅体现出列侯等级介于诸侯王与一般人员之间的特点，也反映出列侯墓在车马陪葬方面与中小型墓葬趋同性略强的特征。
西汉列侯墓葬的车马陪葬形式也是独立与组合皆有使用，组合有两两组合或三种形式的组合，综合反映出与墓主等级身份相对应的灵活性及多样性。在西汉列侯墓车马陪葬方式的发展过程中，真车马极少见，模型陪葬逐渐成为主流，明器特征日渐突出，且以车马器陪葬的象征性内容得到相应发展，这对东汉列侯墓葬及一些中小型墓葬产生了较大影响。
据考古资料，车马陪葬的内容与数量主要是指陪葬车马的物质内容及对应数量，在一定程度上较之陪葬方式更为丰富和细化。
车马陪葬最重要的内容为车与马。车有不同的类型，如海昏侯刘贺墓外车马坑内有五辆木质彩绘的安车和轺车。凤栖原M8的前椁室内有原大的驷马一车两辆，四分之一大的车五辆，陪葬坑中还有多辆小型车。涟水三里墩汉墓出土有模型铜车。马有铜、陶、木质等，以陶马和木马数量为多，也有一些为真马。咸阳杨家湾M4的陪葬K4内放置两套车马，每辆车配三匹马，马与车大小对应，坑内还有一匹马只有头而无肢体。石家街汉墓的墓道西侧陪葬坑（K2）中有四具马骨。海昏侯刘贺墓（M1）的车马陪葬坑内有马约20匹。腊山汉墓填土中见有零散马骨。牛与牛车也是车马陪葬的组成内容，新安机砖厂M1、仪征烟袋山汉墓分别出土有陶牛、木牛和牛车。
一些西汉列侯墓葬与车马陪葬相关的还有“人”，而且是不同种类和作用的“人”，基本是以俑的形式出现，这在第一类陪葬方式方面表现突出。杨家湾M4的部分陪葬坑、西安新安机砖厂汉墓、仪征烟袋山M1的陪葬坑及外藏椁中皆有体现。后二者均有牛车和对应的牛俑和人俑，整体反映出墓主人车马出行的内容，亦充分体现出声势浩大的车马仪仗队。杨家湾M4的车马陪葬内容则体现出兵马俑阵及墓主使用车马的多样性。
具体来讲，车马器具的种类较为多样，质地也存在不同，大致包括铜（为主体）、铁、铅等质地的軎、辖、轭及轭帽、盖弓帽、伞柄箍、伞座、游环、帽钉、轙、当卢、衔、镳、衡、较、带扣、节约、环形钉、飞铃、拉手、项节、方策、泡、转子、兽面饰、輢等。车有马车、牛车。马包括骑乘的马及拉车的马。与车马陪葬相关的俑有骑马俑、马俑、男女牵牛俑、牛俑、仪仗俑、侍俑等，数量皆有不同。诸多车马陪葬内容服务于墓主的出行和仪仗，另在军事、生活等方面也有相关体现。出行和仪仗大多较具阵势，可被视为现实的缩影，多方位、多形式、多角度展现出西汉列侯在该方面的现实内容。
西汉列侯墓车马陪葬内容的丰富和多样化还体现在对于较多配套内容的使用，主要包括兵器、旗帜、乐器、其他器物及有关动物、喂食动物的器具等。乐器和兵器较多见，如钟、铃及戈、铁、戟、弩机等。凤栖原M8出土的车马陪葬内容有配套的铜钟、钺及旗帜痕迹、印章等，与军事方面的指挥系统有关。仪征烟袋山M1的外藏椁及陪葬坑中与车马陪葬共出的还有木船、木碓、石磨、陶灶与其他漆木质器物等。杨家湾M4的陪葬K7内木箱东部有两辆彩绘的漆车，车下压着两只狗骨架。陪葬茂陵的阳信冢一号陪葬坑西壁龛内置一铁槽，为明器，附近配有马。诸多配套内容表明西汉列侯墓葬在车马陪葬方面更趋完善，而这也与墓主及墓葬的等级存在密切关联。
统计已知西汉列侯墓的车马陪葬内容，除种类多样外，数量方面也有差异，车、马及对应的有关器具，还有其他物质内容等均有明显体现。较多车马陪葬内容与墓主及墓葬等级相对较高存在一致性，种类丰富且数量较多。也有的种类、数量均不多，如济南腊山西汉墓、莲花老虎坳罗汉山西汉墓等，前者可能与墓主为女性有关，后者则与墓葬遭严重盗扰存在关系。另有无车马陪葬者，综合形成数量的不同和内容的有无，亦可反映出西汉列侯墓车马陪葬的多样性与灵活性特点。另外，西汉早、中、晚三期列侯墓葬的车马陪葬物质内容在数量方面并未呈现出明显增多或减少的变化规律，而同一时期不同墓葬的车马陪葬物质内容则在数量方面有多寡之分，这或许与墓主身份地位及丧葬需求的不同等存在一定联系。
可以说，西汉列侯墓葬的车马陪葬内容和数量，既是对现实生活的摹写，也较好体现了墓主等级和身份地位，同时亦反映出与墓葬时代及相关丧葬需求有关的内容。西汉列侯墓的较多车马陪葬内容，尤其车马器具等既有较强相似性，还应存在相关发展演变和地域特征，不同时期、不同地区西汉列侯墓出土车马器具可以充分说明，限于篇幅，不再作详细叙述。
综上所述，车马陪葬作为西汉列侯墓葬的一项重要内容，可起到象征和展示墓葬及墓主等级的作用，并在陪葬位置、方式及内容、数量等方面有着充分体现，进而展现出相应内涵及特征。就已知西汉列侯墓葬而言，车马陪葬又非必须的陪葬内容，一些无车马陪葬的墓葬即可证明，这也说明车马陪葬在西汉列侯墓葬中存在灵活性和不同形式，而这两个特征在有车马陪葬的列侯墓葬中体现得尤为突出。整体而言，西汉列侯墓的车马陪葬既有自身特点，又处于西汉时期车马陪葬发展大环境之中，能够较好体现出等级性与从俗性相互并存、共同发展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