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两河流域文明探源的三个研究路径

学术 2024-11-14 21:10 北京

两河流域（Mesopotamia）是最古老的文明起源地之一。经过长期发掘与研究，两河流域前文明时代的文化序列基本建立，经过欧贝德文化（Ubaid Culture，公元前6500～4000年）、乌鲁克文化（Uruk Culture，公元前4000～3100年）、捷姆迭特·那瑟尔文化（Jemdet Nasr Culture，公元前3100～2900年）三个阶段的连续发展[1]，苏美尔文明（Sumerian Civilization）最终诞生于南部冲积平原[2]。

文化序列的建立为更深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20世纪中叶以来，两河流域一直是认识、判断文明的窗口，1958年的近东文明研讨会上，学界甚至希望根据两河流域文明的特征建立判断文明的普适标准[3]。同时，两河流域也一直是各种理论、方法竞相角逐的舞台，自然环境、水利设施、生产方式、社会组织等更多问题相继被纳入考量，文明研究的内涵不断丰富。美国考古学家戴尔特伊（T. N. D’Altroy）在1998年的美国研究院会议上直言：“两河流域一直是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的标杆”，其中的理论和方法在世界文明的研究中被广泛借鉴[4]。需要注意的是，在关于两河流域文明的研究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历史学、艺术史、语言学等领域的学者从各自的专业视角选取例证，建立起早期文明与历史发展的勾连[5]。真正以考古资料为基础的文明探源研究并不很多，据其视角、方法可概括为三个研究路径：社会进化论、文化生态学和“全球化”。每一个研究路径都曾在几十年间引领风骚，作为主流的理论框架，在视角和方法上影响着同时代的研究者。

本文将结合经典的研究案例详细介绍和评述两河流域文明起源研究的三个主要路径，并尝试将其研究逻辑进行简单梳理。在我国文明探源工作亟待引向深入的背景下，希望类似的“他山之石”能带来些许启示。

一、社会进化论路径

19世纪后半叶，社会进化论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其核心思想是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线性发展过程。人类学家利用民族志和史学方法重建了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习俗和精神世界的演进历史[6]；社会学家则致力于寻找社会异质化背后的动力。这些成果在其后的一个世纪对考古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对文化演进历程的阶段性认识、对文明起源动力的结构主义解读，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研究路径。

以社会进化论为研究路径，发出先声的是英籍考古学家柴尔德（V. G. Childe），他是最早对两河流域文明的起源进行系统梳理和阐释的学者。柴尔德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新石器革命”（The Neolithic Revolution）和“城市革命”（The Urban Revolution）两个人类经济与社会生产系统的根本性变革，以此重新定义蒙昧与野蛮、野蛮与文明的分界[7]。在随后出版的《人类创造了自身》（Man Makes Himself）[8]和《历史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 in History）[9]两部著作中，柴尔德结合具体的考古资料对两次革命之间的文化、社会发展历程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论述。

他的观察起始于农业出现以后，两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技术发明和经济变化。新石器时代初期，处于“新月沃土地带”（Fertile Crescent）的两河流域北部和扎格罗斯山区出现了较早的定居村落，居民以土坯筑房，以当地极易获得的石料制作工具，发展旱作农业。哈拉夫文化（Halaf Culture，公元前6400～5500年）时期，两河流域北部的居民以晾干的泥砖筑房，尝试使用产自凡湖（Van Lake）的黑曜岩制作工具，使用来自波斯湾的海贝制作装饰品，并普遍采用在封泥之上加盖印章的“禁忌魔力”来“封印”私有财产。欧贝德文化时期，居民开始向气候更加干旱的两河流域南部迁移，在那里发展简单的灌溉农业，宗教逐渐发展，神庙与住宅区别开来；同时，两河流域北部已开始使用冷锻的铜器作为工具。乌鲁克文化早期，犁耕技术和牛、驴等畜力应用于农业生产，烧砖成为主要的建筑材料，大部分陶器由快轮制作，贸易范围更广，部分居民开始寻求舶来的青金石、黄金等制成的“奢侈品”。乌鲁克文化晚期，车轮、木船的发明使运输更加便捷，人口、粮食等资源也逐渐向某些中心地区集中[10]。经过五个阶段的发展，社会财富持续积累，生产技术不断改进，劳动分工专门化，贸易规模扩大化，两河流域南部最终发生了“城市革命”，形成了新的经济、社会结构。

柴尔德指出，在农业村落发展为城市的过程中，农业技术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增多、人口规模的增长，构成了一系列变革的基础[11]。后续的变革主要表现为手工业体系的成熟和国家的产生，即经济上的生产分工和政治上的社会分工。围绕以上两点变革，柴尔德对城市革命的发生机制进行了阐释。

一方面，部分人口脱离农业，专职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并通过专业化的劳动换取村落的剩余产品。随着剩余产品的增多，这些非农业人口便可在一处地点长期定居下来，社会形成长期、稳定的经济分工，及专业化的手工业、商业系统。生产分工带来了质量更优的生产工具和效率更高的生产模式，同时也改变了社会的组织基础。当专职工匠特别是冶金工匠出现以后，不仅打破了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格局，也加深了对生产剩余的依赖，这些人的出现逐渐弱化了血缘群体的影响，使整个社会成为一种强调隶属和义务的地缘组织[12]。另一方面，当非农业人口定居在农业村落中，村落社会需要以特定的方式用剩余的农业产品供养他们，这就促进了进一步的社会分工，出现了凌驾于生产部门之上的社会管理者。这部分人彻底脱离生产，专职负责协调各个产业之间的关系，并有权对各种社会资源进行调取和支配，他们和生产者之间逐渐产生了等级分化，演变成统治阶级。在两河流域，社会分工与宗教传统密不可分，祭司掌握分配权力，借此实现资本积累，发展出新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13]。

最终，城市社会形成，它不但比传统村落规模更大，还具有更复杂的产业分工和等级结构，是一种全新的经济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

在1950年发表的《城市革命》（The Urban Revolution）[14]一文中，柴尔德以精练的篇幅对城市革命进行了理论性的概述和升华[15]。首先，他点明了城市革命的性质。城市革命是柴尔德将考古资料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提出的理论假说。该假说关注的重点不是何为城市、城市何以起源等具体问题，而是在社会进化的意义上，城市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迈向文明的关键节点，是“社会进化过程中开启了一个新经济阶段的结果和标志”；“革命”亦不是指突发性的历史变局，而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演变的逐渐积累”，因此新石器革命、城市革命、工业革命可以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过渡的标志。在城市革命发生前后，经济上的生产分工和政治上的社会分工可以被概括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协同演进。这种认识反映了柴尔德的历史唯物主义进化观，它超越了19世纪以来关注物质文化、技术发展的进化论思想，寻求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协同变革的角度理解文化变迁背后深层的社会意义。

另外，柴尔德在文中首次提出了城市社会的10项标准。他纵览两河流域、埃及、印度、中美地区的考古资料，认为城市革命普遍存在于各地的文化进程当中，各地的城市社会拥有诸多共通的特征，使之与乡村社会区别开来。这些特征包括：（1）城市的人口规模显然要比村落更大；（2）城市的人口结构要更复杂，除了作为主体的农民外，还有专职工匠、商人、官吏等非农业人口；（3）城市居民必须将剩余产品作为赋税缴纳给神祇或国王；（4）纪念性的公共建筑将城市与村落区别开来，并成为社会剩余产品集中的象征；（5）祭司与官吏对剩余产品的集中占有使其成为统治阶级；（6）城市居民被动地发明了文字和计数系统；（7）精密的历法使统治阶级能够有效地调节农业生产周期；（8）形成了新的艺术表现风格；（9）运用剩余产品开展贸易获得“奢侈品”和必要的原材料；（10）城市中的专职工匠依附于统治阶级，以获得地缘组织的保护。

柴尔德进一步指出，城市革命的发生与文明的出现是同步的，城市是一种可资观察、可供衡量的文明标准的总括[16]。文明起源的标志不仅在于自给自足的小村落发展成人口密集的城市，更在于城市孕育了一种与过往截然不同的文化形态、经济方式和组织形式，它“造成了人类生活的全方位变革”[17]。

作为社会进化论研究路径的经典案例，柴尔德的研究展现了多方面的先锋性。首先，他并未同其他秉持进化论思想的考古学家一样，仅限于对社会发展史进行阶段划分[18]，而是在此基础上立足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文明起源的机制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从这个意义上讲，柴尔德的研究拥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伦福儒（Colin Renfrew）称其展现的系统论思维和功能论视角构成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诸多早期国家起源理论的雏形[19]。特里格（B. G. Trigger）则认为柴尔德的思想能同时将30年后分道扬镳的过程与后过程主义的关键原则予以认同和协调[20]。其次，柴尔德在文化-历史考古学和传播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初步的多线进化论思想，这与20世纪50年代以民族学为基础的美国新进化论异曲同工。柴尔德区分了两河流域南部的原生文明与叙利亚北部、伊朗西部的次生文明。前者经历了明显的直线进化历程；但后者是在苏美尔早王朝贸易交换和阿卡德帝国战争扩张的背景下，从松散的普通村落迅速发展成冶金工业中心。另外，克里特、希腊、特洛伊文明也是因为吸收了两河流域诸多文化因素而迅速崛起的[21]。

不过，极端繁多且琐碎的标准也经常招来误解和诟病。人们发现柴尔德提出的种种城市与文明的特征、标准，并不具备他所宣称的普遍性[22]。因此，后世学者在研究和应用时，大多选择对柴尔德的标准进行简化和取舍。1958年，在芝加哥大学召开的近东文明研讨会上，学界针对文明的标准进行了讨论，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民族学家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总结的三项标准，即城市、文字、仪式中心，只要满足其中两项即可称之为文明[23]。不过，标准的简化在很大程度上冲淡了柴尔德的理论贡献。简化的标准一方面构成了唯结果论的判断，忽视了长期的历史进程对文明形态的塑造；另一方面强调在物质文化层面对文明特征进行描述，难以深入探索经济、社会领域的变革。与之相反，柴尔德的初衷恰恰是对文明起源进行长时段、多层次的审视，从最基础的文化、技术的发展历程，到以城市为舞台的经济关系的变革和社会组织的建构，在他的语境中，后者表述的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变化。

二、文化生态学路径

20世纪50年代以后，考古学研究开始转向美洲“科学的”人类学方法。注重文化与环境之间交互关系与适应机制的文化生态学，以及强调遗址功能与社会关系的聚落考古，成为研究文明起源的新方法[24]。以此路径探索两河流域文明起源的典型案例来自于美国人类学家亚当斯（R. McC. Adams）的工作。

从1956年开始，亚当斯及其团队便在两河流域中部、南部超过1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开展区域系统调查，直到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才被迫中止[25]。亚当斯的调查方法可以说是当时最为先进的，不仅采集了大量陶片用于检验年代序列，考察了当代居民的生活方式用以比较，还首次使用了航空照片确定遗址位置和规模，并运用新兴的计算机模拟技术估算了人口和土地使用情况。

亚当斯主要通过聚落形态考察文明起源，利用聚落规模的历史动态和等级序列来说明欧贝德文化晚期到乌鲁克文化晚期的城市化过程和聚落层级的发展（表一），并评估了各个时期聚落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表一两河流域南部欧贝德文化晚期至乌鲁克文化晚期聚落形态演变

在欧贝德文化晚期，两河流域南部的定居聚落较少，只发现22处。其中17处是面积不足7万平方米的小型聚落，另外5处是7万平方米以上的中型聚落（图一，1）。这些遗址大多位置偏南，亚当斯认为聚落的分布与公元前5千纪的气候特征相关。当时波斯湾的海岸线要更靠北，聚落较为集中的乌鲁克区域、埃利都-乌尔（Eridu-Ur）区域降水条件更适合发展农业，神庙建筑的修建以及潜在的交换功能使这里聚合出多处中型城镇；而偏北的尼普尔区域更加干旱，可能被流动性较强的游牧人群占据，他们留下的居址是现有调查方法难以辨别的[26]。

图一两河流域南部乌鲁克和尼普尔区域聚落形态演变示意图（1.欧贝德文化晚期 2.乌鲁克文化早、中期 3.乌鲁克文化晚期）

在乌鲁克文化早、中期，两河流域南部的遗址数量激增，共发现172处。其中不足7万平方米的小型聚落增至155处，7～50万平方米的中型聚落增至16 处，并出现1处面积达70～100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即乌鲁克遗址（图一，2）。亚当斯指出，这一阶段聚落数量的激增显然不是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周边地区也没有发现明显的人口迁移证据，因此更合理的解释是环境适应的“弹性策略”（Resilience Strategies），即农民与游牧民面对环境压力时的灵活、双向转化[27]。由于气候条件的改善，在偏北的尼普尔区域，大量游牧人群过上了定居生活，因此这里的聚落数量一度超过了偏南的乌鲁克区域。尼普尔区域的中型城镇连成一线，其西南侧是大片空白区，这些城镇可能是在定居者与游牧人之间的交换活动或冲突的刺激下形成的[28]。

乌鲁克文化晚期，两河流域南部共发现134处聚落。其中不足7万平方米的小型聚落有118处，7～50万平方米的中型聚落有14处，50～100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有1处。另外，此时的乌鲁克遗址已发展成为250万平方米的超大聚落，人口至少达到2万（图一，3）。这一阶段，乌鲁克区域的聚落数量超过偏北的尼普尔区域，与此同时，伊朗西南部的苏西安纳平原（Susiana Plain）在乌鲁克文化中期之后聚落数量锐减，大量人口可能迁至乌鲁克一带[29]。尼普尔区域的聚落数量减少，其原因可能与公元前4千纪晚期幼发拉底河的河道频繁西移有关，两河之间的距离变宽，获取水源的难度增加，可能导致了部分居民向南部的乌鲁克区域迁移。或许正是不同区域居民的聚集，使乌鲁克遗址成为超大规模的中心城市。

在两河流域南部的城市化进程中，区域聚落系统的层级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参见表一）。欧贝德文化晚期的聚落仅可分为两个层级；乌鲁克文化早、中期则发展出三个层级；乌鲁克文化晚期的聚落发展至四个层级，乌鲁克遗址发展成超大型的中心城市，并控制着其下三个层级的众多聚落。聚落层级化的加剧影响着区域社会的分化程度与行政等级，这是理解文明起源的重要参考。

在揭示城市与文明起源宏观过程的同时，亚当斯还运用“等级-规模法则”（Rank-Size Rule）衡量偏南的乌鲁克区域和偏北的尼普尔区域各自不同的社会整合程度。他发现，两个区域拥有不同的城市化轨迹。乌鲁克区域始终拥有超大聚落作为中心，乌鲁克遗址的规模迅速扩大，但其周围中、小型聚落的规模增长缓慢；到了早王朝早期，乌鲁克遗址扩大至约400万平方米，城内人口可达4～5万人，但周边的中、小型聚落数量骤减至75处，且规模没有明显增长，遗址周围4～8公里的区域成为聚落真空区，22%的聚落废弃。这种变化可能指示了城市人口增量的来源。据估算，乌鲁克遗址及其他12个10万平方米以上的聚落内居住着区域内70%以上的人口[30]。尼普尔区域的城市化进程非常缓慢、曲折。乌鲁克文化晚期，聚落的数量从134处骤减至40处，规模也没有明显增长；早王朝早期，聚落数量继续减少至35处，其中小型聚落多达29处，集中分布在东侧，规模最大的3处60万平方米左右的聚落位于西侧，周围则是大片空白，几乎没有聚落环绕。

亚当斯认为这种差异反映了人们应对环境压力的不同适应方式。乌鲁克区域遭受的主要影响是洪涝灾害和土地盐碱化，大量农业人口被迫放弃土地涌入城市成为自由劳动者，这便弱化了原有的血缘组织的力量，加速了地缘社会的整合。尼普尔区域受到的影响则主要是幼发拉底河频繁改道造成的水量改变与灌溉难度增加，但此时的水利工程几乎没有发展，人们可能采取“弹性策略”转为游牧经济，但传统的血缘组织得到保留，因此到早王朝中、晚期，这里的城市化进程重新开始时，基什（Kish）率先出现了王室宫殿[31]。

这些关于城市化总体进程和区域发展轨迹的分析揭示了人们应对不同自然环境的适应策略，城市、国家、文明的起源可被视为人类与自然、社会与环境互动的产物。在此基础上，亚当斯开始思考文明的本质。他指出，互动过程不仅产生了城市，也改变城镇与乡村，城市的崛起与维系离不开周围村落与农业生产的支撑，城、乡共同构成的区域性政治实体的出现，以及城市与其控制区内的城镇、村落之间通过贸易和宗教建立起的权力支配关系才是文明起源的关键。亚当斯以区域社会对景观的改造程度作为衡量中心城市对周边聚落控制强度的指标。他发现，虽然乌鲁克文化时期以来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但始终没有对生态环境产生剧烈的影响，水利设施的规模也只是缓慢扩大，说明城市发展并没有伴随对土地的大规模开发利用。对景观的大规模改造直到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公元226～637年）才发生，苏美尔文明的城邦政体与罗马帝国的中央集权对环境的改造程度完全不可同日而语[32]。因此，他认为两河流域城邦文明的区域支配关系是松散和脆弱的，甚至可能只是偶发的强制事件[33]。

亚当斯的研究得到了学界的认可，他的田野调查资料至今仍是两河流域南部最权威的聚落数据[34]。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对两河流域文明起源的研究是对柴尔德城市革命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他将文明起源的标志从城市的出现扩展为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性地缘社会的形成，以人口的聚集和增长作为切入点，结合新兴的聚落考古方法对城市起源、城乡分化的过程进行了更直观的重建。同时，他以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路径，在环境变迁和景观改造的背景下理解人类社会的适应行为。在关于文明起源本质的认识上，亚当斯继承了柴尔德的结构主义思维，他关注的重点是城市出现之后生成的更复杂的区域社会关系。与同时代的人类学家相比，亚当斯没有陷入任何形式的决定论，也没有在酋邦与国家界限等理论问题上耗费笔墨，他将生态环境、文化演进和历史趋势整合在一起，为城市与文明起源背后的机制赋予了具体、详实的阐释，在追求规律性的同时也没有忽视两河流域文明的文化和历史特性。

三、“全球化”路径

全球化趋势在20世纪中后期开始加剧，不同发展水平的民族国家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关联愈发紧密，相应地，“全球化”也逐渐成为一个背景性的社会学概念，用以讨论全球共同体内社会单位之间依存关系的形成过程、方式及其影响[35]。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I. M. Wallerstein）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世界体系（World-systems）理论。这一理论以超越政治边界的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关注16世纪以来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经济积累、发展、扩大的历史过程，揭示了通过殖民等手段将非洲、拉美等地区纳入世界经济体系，形成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不对等的内部结构。该理论一经问世，便被引入到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中，并构建出近东、中美洲、中国等多个区域性的古代世界体系[36]，用以表述一定范围的互动网络及其内部的不对等关系，这些区域世界体系的中心与边缘之间不只存在着经济关联，还包括意识形态、政治模式、文化技术的传播。这一打破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政治边界并关注区域间不对等关系的视野构成了“全球化”研究路径的基本特征。

20世纪末，美国人类学家阿尔加兹（G. Algaze）运用世界体系理论分析了两河流域文明起源前夜的文化格局和各区域间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乌鲁克世界体系”[37]，这项研究是以“全球化”路径研究文明起源的典型案例。

乌鲁克文化中、晚期（公元前3800～3100年），两河流域南部的陶器、滚筒印章、数字泥板等典型遗物组合向周边地区的部分遗址“扩张”，形成了涵盖两河流域北部、安纳托利亚（Anatolia）东南、苏西安纳平原及伊朗高原的文化系统（图二）。通过比较，阿尔加兹指出，两河流域南部的城市化水平和社会结构复杂程度都大大领先于同期的周边地区。首先，南部的乌鲁克遗址在乌鲁克文化中期已发展成70～100万平方米的城市，晚期的规模甚至达到250万平方米；而北部最大的布拉克（Tell Brak）遗址在乌鲁克文化中期的规模约为65万平方米[38]，同时期的尼尼微（Nineveh）和哈瓦（Tell al-Hawa）遗址只有40万和33万平方米[39]，在乌鲁克文化晚期这些中心城市面积全部收缩，甚至废弃。其次，南部在乌鲁克文化中期已开始使用滚筒印章、空心泥球和数字泥板作为记录工具，上下叠压的印纹图案说明可能存在四至五个管理层级；而同时期的北部仍在普遍使用简单的戳印印章，大多印纹块上只有单个图案，鲜见层级化管理的证据[40]。

图二乌鲁克文化中、晚期两河流域遗址分布及中心-边缘结构［本图底图据自然资源部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天地图”改制，审图号：GS（2023）336号］

阿尔加兹认为，这一时期的两河流域南部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城市的迅速扩张增加了对建材、工具的需求，内部等级的分化、管理集团的形成刺激了精英群体对稀有宝石、珍贵金属的需求，而南部的冲积平原恰恰缺乏必要的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获取资源应当是两河流域南部“扩张”的主要动力[41]。如果将两河流域视为一个资源供应与消费的经济体系，那么可将南部视为乌鲁克世界体系的中心，将北部视为其边缘。

中心与边缘的不对等关系是讨论的重中之重。阿尔加兹的切入点是两河流域南部作为中心，如何控制这个在南北方向上跨越1000多公里的资源交换网络。他认为，两河流域南部选择的策略是在边缘地带建立殖民点。这些殖民点可分三类：一是嵌入在当地聚落中的、由两河流域南部居民建立和控制的贸易站；二是两河流域南部居民全面占领当地原有的大型聚落而形成的据点；三是两河流域南部居民按照自身传统新建的飞地。

阿尔加兹将果丁（Tepe Godin）遗址作为贸易站的例子。在果丁遗址第5层，聚落最高处建起一座防御性的椭圆形“堡垒”。堡垒外的其他建筑多出土本地风格的遗存，而堡垒内全部是两河流域南部的典型遗物。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自于斯坦因（G. J. Stein）的补充，他认为，安纳托利亚东南的哈希纳比（Hacınebi）遗址应该也是类似的贸易站。在该遗址北区的第B2层发现轮制夹砂陶、陶镰、滚筒印章和空心泥球等来自两河流域南部的遗物，而本地风格的遗物集中在遗址南区。南、北两区在遗物方面的差异应代表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北区是来自南部的人群建立的贸易站，南区则主要是相对封闭的本地社群[42]。

关于全面占领的据点，阿尔加兹认为幼发拉底河上游的赛姆赛特（Samsat）、卡切米什（Carchemish）遗址和底格里斯河上游的尼尼微遗址符合标准，这些遗址出土的陶器几乎都是两河流域南部的典型器物，还发现有大量南部特有的滚筒印章和空心泥球[43]。

新建的飞地全部位于幼发拉底河中游，包括希克·哈桑（Sheikh Hassan）、哈布巴·卡比拉（Habuba Kabira）和贾巴尔·阿鲁达（Jebel Aruda）遗址，这些遗址都建在生土上，遗址中心是南部典型的三分式建筑，这些建筑或建在台基上，或以围墙环绕，可能承担着宗教或管理职能；出土的遗物几乎全部是两河流域南部特有的。乌鲁克文化时期结束以后，这些飞地全部废弃。

阿尔加兹进一步指出，这些不同种类的殖民点要么分布在资源产地附近，要么坐落在交通要道上。如赛姆赛特遗址临近绿泥石产地；尼尼微遗址临近迪亚巴克尔（Diyarbakir）铜矿区；果丁遗址位于历史时期的呼罗珊大道（Khorasan Road）上，是两河流域越过伊朗高原从阿富汗获取宝石的门户；幼发拉底河中游新建的三个飞地则有效控制了南北方向的水路运输[44]。

在此基础上，阿尔加兹对两河流域南部文明起源的动力作出了全新的阐释。他认为，公元前4千纪下半叶，两河流域南部资源匮乏之地之所以能够诞生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文明和城邦国家，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贸易活动的刺激。资源交换与殖民控制确保了大量资源流入两河流域南部，这些资源的进一步处理需要大量劳动力，在这种需求的刺激下，周边村落的劳动者和手工业工匠涌入城市，使得乌鲁克文化中、晚期的城市、人口规模迅速扩大。为了适应对外、对内的双重经济竞争，原有的工商业体系不断扩大，产生了更细致的生产分工和更复杂的社会关系，负责管理的精英群体通过重新建立财富分配关系加剧了阶级分化、加速了权力整合，最终形成了制度化的官僚系统，用于管理经济事务的原始楔文（Proto-cuneiform）也在这个过程中被发明和应用[45]。

阿尔加兹将文明中心的崛起置于更大的地理范围当中，在整合聚落、交通、资源分布、文化交流等各方面信息的基础上，重建了文明起源前夜的区域互动网络。他将文明视为一种开放的政治、经济、文化系统，中心在与边缘的贸易互动过程中，不仅造成了文化扩张，还逐步实现了资源积累，并重塑了自身的社会、政治形态，其崛起是区域经济竞争与其社会内部分化的无意识发展的结果。

以“全球化”路径建构起的乌鲁克世界体系至今仍是两河流域诸多区域、个案研究的重要背景[46]。不过，这种观点也正在经受边缘地区新发现和崇尚多元化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挑战，如布拉克遗址最新的调查数据颠覆了以往对边缘地区低水平发展的认识，当地城市化进程的起始甚至可能早于两河流域南部[47]，因此有学者批评乌鲁克世界体系过分强调“中心论”，忽略了边缘地带的社会亦有趋向复杂化的内在动力[48]，但两河流域南部的持续繁荣和北部的城市化进程中断却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或许正如莱特（H. T.Wright）所言，“没有谁有权力反驳阿尔加兹的观点”，因为这是整合了现阶段几乎所有考古资料的综合研究，目前仍不存在能够彻底颠覆乌鲁克世界体系的关键性证据[49]。

四、讨论与结语

我们结合经典案例介绍了研究两河流域文明起源的三个路径。三者的研究思路可大体归纳为两个环节，一是以发掘或调查得来的考古资料为基础，重建两河流域文明起源的历史背景，二是在特定的理论框架下阐释文明起源的动力、机制。

就重建历史背景的环节而言，三个研究路径有着不同的侧重。柴尔德重建了文明起源的文化、技术背景。他以长时段的视角检视了“野蛮”发展至“文明”的历程，从大量的考古资料中详细梳理了生产效能的提高、建筑技艺的精进、专业生产的深化、私有财产的处置、珍稀物品的引进等一系列的进步性，这些进步累积的结果集中体现为城市的出现，它代表了一种与自给自足的乡村生活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亚当斯重建了文明起源的人口、生态背景。他聚焦于欧贝德文化晚期至乌鲁克文化晚期的城市化过程，将聚落形态视为社会与环境互动的结果，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第一，聚落规模反映了人口的分布情况；第二，聚落系统的层级代表了区域控制体系的复杂程度；第三，聚落周围自然环境的人为改造程度代表着区域社会内部支配关系的强度。

阿尔加兹重建了文明起源的地缘、经济背景。他将乌鲁克文化中、晚期物质文化高度同质的两河流域视为整体系统，两河流域南部的城市化水平和管理层级的优势揭示了系统内以南部为中心、北部为边缘的不对等结构。两地的互动方式被解释为南部向北部的殖民扩张。这种解读既符合南部资源匮乏的事实，也切合当地城市规模迅速扩大的需求。

在基于三种路径重建的文明起源历史背景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共性和变化。

共性是以不同路径重建的背景中都蕴含着“文明”与“非文明”的比较。柴尔德在时间维度上，全面比较了乡村与城市在文化、技术、经济、社会方面的差异，用以具体描述野蛮至文明时代必然的历史发展，这种变化造成了社会生活的根本性变革；亚当斯同样采用历时性视角，通过聚落考古方法，为非文明到文明的动态过程提供了量化标准，在宏观聚落形态的层面呈现了简单社会与复杂社会的比较；阿尔加兹在范围更大的乌鲁克世界体系中进行文明中心与非文明边缘的横向比较，以表述文明系统内部的结构性差异。

变化也相当明显，即对文明起源历史背景的重建呈现出日益碎片化的趋势。一方面，当两河流域前文明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和格局逐渐清晰，学者们观察文明起源过程的时间范围自然被限定在与苏美尔文明直接相关的欧贝德文化时期和乌鲁克文化时期；另一方面，当各种精细的方法或特定的理论被应用于考古研究中，对历史背景的重建也以一种极其精细却相对狭窄、零碎的方式展开，重建的是这段历史的某一方面，反而缺乏柴尔德式的整体性视野。尽管如此，碎片化的背景重建也展现了新方法和新视角的潜力，亚当斯揭示了城市化进程和城乡系统的出现，阿尔加兹则重申了两河流域南部作为贸易“投资方”的优势，这些工作不断丰富文明起源过程中的细节。

基于各有侧重的历史背景，三位学者也都沿着各自的路径对文明起源的动力、机制进行了阐释。

柴尔德的城市革命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为古代文化、技术、社会的发展赋予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意义。具体来讲，自新石器革命以来，持续发展的金属技术、专业分工、对外贸易孕育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脱离农业生产的专职手工业者被迫依附于占有大量生产剩余并掌控进口石料、金属等生产资料的宗教祭司。生产关系的改变加速了上层建筑的变革，宏伟的神庙建筑和奢华的王室墓葬反映了祭司作为手工业产品的享有者在财富和地位上的全面优势，这种优势使得阶级差异逐渐固化，形成以宗教机构为中心的城邦国家。

亚当斯结合环境因素对聚落形态变迁的原因进行了具体阐释。他虽然强调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是城市化的重要动力，但并未将其作为文明起源的决定性因素，而是继续推导，聚焦于城市通过贸易关联、宗教支配与其所辖的各级聚落共同组成的政治实体，这种区域性地缘社会的形成以人口的聚集为基础，以聚落之间社会关系的建构为核心，最终造就了城邦文明的形态。

阿尔加兹从两河流域南部文明中心崛起的资源需求入手，将南部中心与北部边缘的互动方式解释为贸易殖民。在世界体系理论的框架下，中心与边缘的互动方式决定系统的性质，南部的文明中心是在贸易的刺激下崛起的。资源优势吸引手工业劳动者聚集，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内部生产分工的深化和社会管理体系的扩大是南部社会适应经济竞争的发展结果。

可以发现，在两河流域文明起源动力、机制的问题上，三位学者的关注点、落脚点是相似的。或许是因为柴尔德为两河流域文明起源机制的阐释奠定了高水准的基调，他强调比起文化、技术发展本身，受其影响衍生的经济、社会关系的变迁更能反映文明起源带来的变革。柴尔德从复杂的文化现象中系统地梳理出展现生产关系与国家制度的线索，全面阐述了生产分工引发社会组织重构，宗教发展引发阶级关系重组，并逐步制度化形成国家的发展过程，在社会进化论的研究路径之下，他认为这个过程以新石器革命的成就为基础，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亚当斯和阿尔加兹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柴尔德观点的扬弃，一方面，他们继承了柴尔德对社会关系的关注，同时否认了文明起源的必然性，尝试在各自的研究路径下寻找文明起源的具体原因。亚当斯揭示了两河流域南部从同质化的血缘组织发展为多层级的区域化地缘社会的过程，并强调区域环境的差异造成了不同的人口聚集趋势和社会整合方式，其结果是乌鲁克遗址附近的区域聚落系统最先被整合为城邦国家。阿尔加兹关注开放的区域贸易网络中，封闭的出口型地方经济与开放的进口型“世界”经济的差异，并明确指出两河流域南部文明中心的官僚体系发展是在经济竞争中的无意识结果。两位学者分别以文化生态学和“全球化”路径重点揭示了文明社会某一方面特征的成因，为柴尔德庞大、全面的思想体系做了注脚，同时对社会进化论路径中的先验性思维进行了修正，使得文明起源的具体机制进一步贴合历史背景。

至此，我们将两河流域文明起源研究的三个路径拆分成背景重建和机制阐释两个总体推导环节分别进行评述，如果进一步梳理其中的逻辑，可以发现，几乎每一种研究路径，都在尝试回答以下四个问题。第一，考古资料可以还原文明起源前夕某个时间范围内的何种图景。这是对文明起源过程和背景的重建，是文明探源研究的起点，对后续的研究起着决定性作用。第二，在这种背景下，文明社会的进步性是如何体现的，即文明与非文明因素的比较。第三，这种进步性具有何种经济、社会含义，即非文明与文明特征差异的性质，通过这一环节的思考，可将研究从特征的描述和概括引向社会领域的深层探讨。第四，回到文明起源前夕的图景中，哪些因素、以何种方式促成了经济社会变革，这一环节并非理论性的空中楼阁，而是回归到以充足的考古资料重建的过程与背景中，以详实的证据结合相应的理论框架，实现对文明起源机制具体的、历史的阐释（图三）。

这样的思路对其他古代文明的探源工作或许也有启发。

图三两河流域文明起源研究路径的逻辑推导过程

目前，中国考古学已走过百年历程，对文明起源的探索不曾间断。自2001年起，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经过20余年的不懈探索，取得了丰硕成果。一是通过对全国各地重要遗址的调查和发掘，证实了五千年的文明史，揭示了中华文明的区域性、阶段性特征[50]，以及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相互促进、碰撞融合、汇聚一体的演化历程”[51]。这基本完成了历史背景的重建。二是通过归纳各区域文明化进程，指出都邑的出现、阶层的分化、权力的形成是各地原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普遍的重要变化[52]。此即进步性特征。三是提出文明标准的“中国方案”，将这些变化的性质总结为“国家”，国家的出现是进入文明的标志[53]。这种判断将文明社会进步性的比较从城市、文字、仪式中心或青铜礼器的物质文化要素发展，转向以统治权力、社会组织为中心的社会关系变革。这些突破性的成果为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54]提供了考古学依据，奠定了坚实的认知基础。

实际上，目前的中华文明探源工作也涵盖了前述三个研究路径的基本内容。首先，大量研究将传统考古与前沿科技相结合，深入探讨了中国史前时代的农业经济[55]、制陶工艺[56]、玉器加工技术[57]等生产力因素的发展，这些研究构成了从农业起源到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一系列生业和技术背景，基本吻合社会进化论路径。其次，聚落考古研究已经成为文明探源工作的重点。一些研究关注聚落形态反映的区域控制系统与行政等级体系，揭示了地理区位背景下，不同的聚落分布模式和文明发展道路[58]，具备文化生态学路径的基础。第三，也有一些研究关注到区域互动在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交互作用圈”概念的应用[59]和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络的提出[60]，明确了史前文化间无中心引领的平等互动与“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形成，构成了与“中心-边缘”模式相区别的“全球化”路径。这些研究以丰富的内容重建了史前中国的各种背景、以多维的标准比较了文明化进程中的各类变迁，不同视角相互批判、借鉴，共同为探究中华文明从古国时代到王朝气象的转变机制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借鉴两河流域文明起源研究的路径和逻辑，我们或许可以尝试回到中国史前文化的具体背景中，去寻找文明化进程中的哪些变化促成了相对原始的区域社会向国家的蜕变，这种尝试将使我们避免陷入理论与实际之间的矛盾挣扎，从而能够更切实地把握实质性的社会变革，进而能够更具体地回答一系列宏观的历史问题，诸如是何种文化、社会传统塑造了“大一统”的广域王权国家形态和崇尚家国观念、礼仪秩序的道德情怀等等。或许假以时日，中华文明探源工作也将以实践构筑独特的文明起源理论，为世界文明的研究做出贡献。

附记：本文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中外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项目编号2024JZDZ058）的阶段性成果。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杨建华、李新伟的悉心指导，在此谨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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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杨建华：《两河流域：从农业村落走向城邦国家》第97页，科学出版社，2014年。

[ 2 ] Yoﬀee N., Myths of the Archaic State: Evolution of the Earliest Cities, States, and Civilizations, pp.209-21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3 ] Daniel G., The First Civilizations: The Archaeology of Their Origins, p.25, Thomas Y. Crowell Company, 1968.

[ 4 ] D’Altroy T. N., View of the Plains from the Mountains: Commentary on Uruk by an Andeanist, Uruk Mesopotamia and Its Neighbors: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s in the Era of State Formation, pp.445-476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2001.

[ 5 ] 拱玉书等：《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1～126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

[ 6 ] a.[英]爱德华·泰勒著，连树声译：《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b.[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著，杨东莼等译：《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2011年。

[ 7 ] [英]戈登·柴尔德著，陈洪波译：《城市革命》，见《都市文化研究：网络社会与城市环境》，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

[ 8 ] Childe V. G., Man Makes Himself, Watts and Co., 1936.

[ 9 ] Childe V. G., What Happened in History, Penguin Books, 1942.

[10] [英]戈登·柴尔德著，李宁利译：《历史发生了什么》第57～74页，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以下凡引此书，版本均同。

[11] [英]戈登·柴尔德著，安家瑗、余敬东译：《人类创造了自身》第109～111页，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以下凡引此书，版本均同。

[12] 《历史发生了什么》第66、72页。

[13] 《历史发生了什么》第78页。

[14] Childe V. G., The Urban Revolution, The Town Planning Review, Vol.21, No.1, pp.3-17, 1950.

[15] 同[ 7 ]。

[16] Childe V. G., The Birth of Civilisation, Past & Present, Vol.2, pp.1-10, 1952.

[17] Childe V. G., Changing Methods and Aims in Prehistory: Presidential Address for 1935, Proceedings of the Prehistory Society, Vol.2, pp.1-15, 1935.

[18] 如前苏联考古学家贾可诺夫（I. M. Diakonoﬀ), 他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八个阶段：原始社会、原始共同体、早期古典时期、帝国古典时期、中世纪、后中世纪、资本主义时期、后资本主义时期，但其依据缺乏可靠性，且各阶段之间分界不明。参见王献华：《贾科诺夫的新社会阶段论》，《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4期。

[19] Renfrew C., Concluding Remarks: Childe and the Study of Culture Process, The Archaeology of V. Gordon Childe: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pp.121- 133, University College of London Press, 1994.

[20] [加]布鲁斯 ·G·特里格著，陈淳译：《考古学思想史》（第2版）第26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21] 《人类创造了自身》第131～134页。

[22] [美]B. M. 费根著，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民族学教研室译：《地球上的人们——世界史前史导论》第391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23] 同[ 3 ]。

[24] [加]布鲁斯·G·特里格著，陈淳译：《考古学思想史》（第2版）第282～29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25] 亚当斯的调查数据主要来自1956年和1966年在阿卡德地区的调查、1957年和1958年在迪亚拉河流域的调查、1967年和1968年在乌鲁克遗址周边的调查、1973年在尼普尔附近的调查以及莱特1966年在乌尔-埃利都附近的调查。参见 Adams R. McC., Heartland of Cities: Surveys of Ancient Settlement and Land Use on the Central Floodplain of the Euphrat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以下凡引此书，版本均同。

[26] Heartland of Cities: Surveys of Ancient Settlement and Land Use on the Central Floodplain of the Euphrates, pp.80-81.

[27] Adams R. McC., Strategies of Maximization, Stability, and Resilience in Mesopotamian Society, Settlement, and Agriculture,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122, No.5, pp.329-335, 1978.

[28] Heartland of Cities: Surveys of Ancient Settlement and Land Use on the Central Floodplain of the Euphrates, pp.63-68.

[29] Johnson G., Local Exchange and Early State Development in Southwestern Iran, p.143, Museum of Anthropology of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3.

[30] Heartland of Cities: Surveys of Ancient Settlement and Land Use on the Central Floodplain of the Euphrates, pp.81-94.

[31] Heartland of Cities: Surveys of Ancient Settlement and Land Use on the Central Floodplain of the Euphrates, pp.82-90.

[32] Adams R. McC., Land Behind Baghdad: A History of Settlement on the Diyala Plains, p.69,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33] Heartland of Cities: Surveys of Ancient Settlement and Land Use on the Central Floodplain of the Euphrates, pp.75-90.

[34] Yoffee N., Robert McCormick Adams : An Archaeological Biography, American Antiquity, Vol.62, No.3, pp.399-413, 1997.

[35] [英]安东尼·吉登斯、菲利普·萨顿著，王修晓译：《社会学基本概念》（第二版）第10～1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36] a.[埃]塞缪尔·阿明著，程群译：《古代世界体系与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见《新史学》第二辑：布罗代尔的遗产，大象出版社，2004年。

b.Blanton R., Feinman G., The Mesoamerican World System,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86, No.3, pp.673-682, 1984.

c.Kohl P. L., The Use and Abuse of World System Theory: The Case of Pristine West Asian State, 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Vol.11, pp.1-35, 1987.

[37] Algaze G., The Uruk World System: The Dynamics of Expansion of Early Mesopotamia Civiliz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以下凡引此书，版本均同。

[38] EmberlingG., et al., Excavations at Tell Brak 1998: Preliminary Report, Iraq, Vol.61, pp.1-41, 1999.

[39] Wilkinson T. J., The Development of Settlement in the North Jazira between the 7th and 1st Millennia BC, Iraq, Vol.52, pp.49-62, 1990.

[40] Algaze G., The Prehistory of Imperialism: The Case of Uruk Period Mesopotamia, Uruk Mesopotamia and Its Neighbors: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s in the Era of State Formation, pp.27-83,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2001.

[41] The Uruk World System: The Dynamics of Expansion of Early Mesopotamia Civilization, pp.74-84.

[42] Stein G. J., Rethinking World-Systems: Diasporas, Colonies and Interaction in Uruk Mesopotamia, pp.117-169,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9.

[43] a .Algaze G., Habuba on the Tigris: Archaic Nineveh Reconsidered,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45, No.2, pp.125-137, 1986.

b.The Uruk World System: The Dynamics of Expansion of Early Mesopotamia Civilization, pp.46-53.

[44] The Uruk World System: The Dynamics of Expansion of Early Mesopotamia Civilization, pp.61-63.

[45] 同[40]。

[46] a .Oates J., Trade and Power in the Fifth and Fourth Millennia BC : New Evidence from Northern Mesopotamia , World Archaeology, Vol.24, No.3, pp.403-422, 1993.

b.Akkermans P. M. M. G., Schwartz G. M., The Archaeology of Syria: From Complex Hunter-Gathers to Early Urban Societies(c.16000-300 B.C.), pp.181-21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47] McMahon A., Early Urbanism in Northern Mesopotamia,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Vol.28, pp.289-337, 2020.

[48] a.Frangipane M., The Development of Adminis-tration from Collective to Centralized Economies in the Mesopotamian Worl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 Institution from System-Serving to Self-Serving, Cultural Evolution: Contemporary Viewpoints, pp.215-232, Boston MA, 2000.

b.Rothman M. S., Tepe Gawra: The Evolution of a Small Prehistoric Center in Northern Iraq, p.18,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Publications, 2002.

[49] Wright H. T., Cultural Action in the Uruk World, Uruk Mesopotamia and Its Neighbors: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s in the Era of State Formation, pp.123-148,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2001.

[50] a .戴向明：《考古学视野下的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历史研究》2022年第1期。

b.赵辉：《“古国时代”》，《华夏考古》2020年第6期。

[51] 王巍、赵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主要收获》，《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4期。

[52] a .李新伟：《中华文明起源语境下的文明标志》，《中国史研究动态》2022年第1期。

b.赵辉：《认识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江汉考古》2022年第5期。

[53] a.同[51]。

b.易建平：《文明：定义、标志与标准》，《中国史研究动态》2022年第1期。

[54]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55] 袁靖主编：《中国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生业研究》第257～27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

[56] 李文杰：《中国古代制陶工程技术史》第13~214页，山西教育出版社，2017年。

[57]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玉器起源探索——兴隆洼文化玉器研究及图录》第 80～82、154～191、261～274页，香港中文大学考古艺术研究中心，2007年。

b.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良渚玉工——良渚玉器工艺源流论集》第8～204页，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2015年。

[58] 刘莉著，陈星灿等译：《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第145～232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59] 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见《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60] 李新伟：《中国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文物》2015年第4期。

作者：彭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考古》2024年第9期

责编：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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