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永嬴 张婉婉|西汉薄太后南陵规制析论

学术   2024-11-18 19:10   北京  
摘要:薄太后南陵继承了战国秦“独别葬”的宣太后、夏太后的陵墓制度,并受到汉初合葬帝陵的吕后、窦皇后陵墓的影响,陵区由陵园、陵邑等组成。陵园中心为“覆斗形”封土,墓葬形制为“亚”字形,附近设置有外藏坑、礼制建筑等,该陵墓显然是按照后陵规制规划营建的。

薄太后南陵是汉王朝第一座“独别葬”[1]的太后陵墓。薄氏是汉高祖刘邦的嫔妃,并未做过皇后。高祖的皇后吕雉逝后,朝臣诛灭吕氏族党,拥立薄氏之子刘恒即位,是为汉文帝。文帝尊其母为太后,其时,吕后已作为皇后合葬高祖长陵,薄氏无法再以皇后的身份入葬长陵,因此,只能另择陵址,单独埋葬。囿于薄太后的特殊身份,其墓葬规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前朝“独别葬”的太后陵墓

在西汉之前,战国后期的秦国即已出现了宣太后、夏太后等“独别葬”的太后陵墓,其葬制文帝母子应有所耳闻。

宣太后是秦惠文王的姬妾,号芈八子。惠文王逝后,其嫡子悼武王即位,四年后崩殂,因无子嗣,芈氏子嬴稷即位,是为昭襄王。《史记》载:“昭王母故号为羋八子,及昭王即位,羋八子号为宣太后”,因昭王年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厓为政”[2]。自此,宣太后实际执掌秦国朝政达40余年之久。秦昭襄王四十一年(公元前266年),听从范睢之计,“废太后,逐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于关外”[3],次年“十月,宣太后薨,葬芷阳郦山”[4]。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惠文王享国二十七年。葬公陵。”[5]《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阳县西北一十四里。”[6]显然,宣太后并未与其夫葬于一处,而是独葬于芷阳陵区。

有学者认为“宣太后、昭襄王等四人葬芷阳的陵地,应为秦东陵”[7],其位于西安市临潼区斜口街道韩峪村附近的骊山西麓山坡地带。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该区域勘探发现了4座战国秦陵园,其中4号陵园被认为有可能是宣太后的陵园[8]。该陵园四周构筑隍壕,其中三面利用了自然沟壑。陵园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长960、宽500米,面积48万平方米,“亚”字形主墓位居陵园中部稍偏北处,方向104︒,现地表无封土。墓葬东西通长278、南北通宽181米。墓室近正方形,东西长56.5、南北宽55米。在墓葬东南角与西北角原各有地表建筑1处,均已被破坏[9]。

另一位“独别葬”的夏太后为秦庄襄王之母夏氏,是秦孝文王的夫人。孝文王为太子时,华阳夫人得宠,夏氏虽生子楚,但仍被冷遇。子楚早年为质于赵,后在大商人吕不韦帮助下,被华阳夫人收为养子。孝文王即位后,子楚被立为太子。孝文王逝后,子楚继位,是为秦庄襄王。华阳夫人被尊为华阳太后,而夏氏作为子楚生母,也被尊为太后。据《史记》记载,始皇七年(公元前240年),庄襄王母夏太后薨。因为华阳太后与孝文王合葬寿陵,故夏太后“独别葬”杜东[10]。

近年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南郊神禾原发掘的战国秦陵被认为是夏太后的陵墓。“陵园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548、东西宽约312米,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由兆沟、夯土陵墙、‘亞’字形大墓(M1)、从葬坑、建筑基址、门址、道路、排水沟等诸多遗存组成。大墓处于陵园的中心位置,为带四条墓道的‘亚’字形竖穴土圹墓,东西通长134.6、南北通宽99.1、深12.3米。依据墓道长度、规模和相关遗迹判断,东墓道是大墓主墓道。墓室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29.6、南北宽约26.1米。”[11]

从以上2座秦国“独别葬”的太后陵墓来看,其陵墓外围均有陵园设施,宣太后陵为隍壕与自然沟壑形成的封闭陵园;夏太后陵则以兆沟、夯土陵墙、门址形成陵园。陵园中心为主墓,地面均未发现封土,墓葬皆为“亚”字形,与战国后期秦王的墓葬形制相同。宣太后墓葬规模巨大,夏太后墓葬虽相对较小,但其规模也远远超过了一般秦墓。宣太后陵园内未发现外藏坑,但夏太后陵墓旁设置有12座陪葬坑[12]。2座陵园内均有建筑遗址,可能有礼制建筑。这2座“独别葬”的战国秦太后陵墓规制,应会被作为薄太后葬制的重要借鉴。

二、西汉合葬帝陵的皇后葬制

在汉文帝即位时,西汉本朝的皇后陵墓只有1座,即合葬高祖长陵的吕后陵。长陵作为西汉第一座皇帝陵墓规模宏大,主要由陵园、陵邑、陪葬墓区三大部分组成,占地逾20平方千米。长陵外围以夯墙、门址形成陵园,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长960、宽810米,墙宽5米。陵邑位于陵园北侧,外围也有夯墙,南北长约2170、东西宽约1360米,墙宽约12.7~14.2米。陪葬墓分布于陵园的东北部,东西绵延约4.5公里。在长陵陵园中,高祖陵位西,吕后陵在东,二者均有“覆斗形”封土。高祖陵现存封土底部东西长160、南北宽134米,顶部东西长49.5、南北宽17米,现高约30米;吕后陵底部东西长160、南北宽136米,顶部东西长46、南北宽18米,现高约30米。二者封土体量相当。其墓葬形制均为“亚”字形,东墓道最长,应为主墓道。长陵陵园内还发现有6处建筑遗址,其中3、4号建筑遗址位于后陵封土北侧,5号建筑遗址位于后陵封土南侧,从其位置来看,这3处建筑遗址或许与后陵直接相关。长陵陵园内还设置有280多座外藏坑,其中20多座分布在后陵封土周围[13]。

除合葬长陵的吕后陵外,薄太后南陵的规制可能还会受到汉文帝霸陵的后陵葬制影响,尽管窦皇后死葬年代晚于薄太后20余年,但根据考证,霸陵的规划、营建时间应与南陵相差不远,甚至还可能早于南陵[14]。因此,霸陵的皇后葬制当会对南陵产生一定的影响。考古资料显示,“霸陵陵区主要由霸陵陵园、陪葬墓区、其他遗存三大部分组成”[15]。考古工作虽未确定霸陵邑的位置,但《汉书·地理志》载“京兆尹”下有霸陵县,另载“霸陵,故芷阳,文帝更名”[16]。《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载:孝文九年(公元前171年),“以芷阳乡为霸陵”[17]。西汉后期,哀帝的男宠董贤之父曾被“征为霸陵令”[18]。《史记·李将军列传》也有飞将军李广夜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19]的记载。另外,汉景帝阳陵邑曾发掘出土了“霸陵左尉”[20]的封泥,提供了西汉陵邑之间文书往来的证据。这些资料表明,汉文帝霸陵也像长陵一样设置有陵邑。因此,霸陵陵区也包括陵园、陵邑、陪葬墓等组成部分。

霸陵陵园位于陵区东部,其外围以夯墙形成陵园,东西残长1206、南北宽863、墙宽3.5~4米。陵园中帝陵居西,后陵位东。除围合帝、后陵的霸陵陵园外,在帝陵周围有“用河卵石平砌的铺石遗迹,暂名‘石围界’。南北残长396、东西残宽393、宽1.3~1.5米,复原长度为423米,距江村大墓墓室约160米”。窦皇后陵的西、南两侧筑有夯墙,与大陵园的北、东墙相接,形成后陵陵园,边长313~332米。在后陵陵园内,“覆斗形”封土居于中部偏南位置,底部东西长153、南北宽137米,顶部东西长35、南北宽30米,现高28米。后陵墓葬形制为“亚”字形,其中东墓道最长。封土周围分布有13座外藏坑。后陵附近还发现有3处建筑遗址,其中在陵园东北角有1处,陵园西侧、南侧各有1处[21]。汉景帝阳陵曾出土“孝文东寝”封泥[22],应当来自霸陵,而霸陵陵园内帝陵居西,后陵位东,因此,这枚封泥很可能是窦皇后陵寝管理者印钤。若此,则窦皇后陵附近应有寝殿类礼制建筑。

另外,霸陵以西约640米的白鹿原西坡有一批动物殉葬坑。该区域在1966年曾发掘47座,出土有陶俑、陶器等遗物及动物骨骸。最近新探明动物殉葬坑57座[23],发掘了23座,出土有印度野牛、牦牛、马来貘、虎、大熊猫、羚牛、孔雀等多种野生动物骨骼[24]。

从以上考古资料来看,合葬的皇后与皇帝共享陵园设施及陵邑、陪葬墓等。吕后陵和窦皇后陵附近均有数量不等的外藏坑和建筑遗址等。

三、南陵规制

考古资料显示,南陵封土外围未发现夯筑的垣墙,但在其外围235~258米处有一周河卵石平砌的铺石遗迹(石围界)形成陵园,复原边长667~670、宽2.5~3米[25]。陵园中心为“覆斗形”封土,底部南北长约171~189、东西宽约153米,顶部南北长约53、东西宽约38米,现高约24米。墓葬形制为“亚”字形,其中东墓道规模最大,应为主墓道。墓室平面近方形,边长约76~78米。在南陵封土周围分布有20座外藏坑,陵园内及北墙外侧共发现4处建筑遗址。另外,在陵园西北部还探明362座动物殉葬坑,发掘了55座,出土有丹顶鹤、褐马鸡、地犀鸟、靴脚陆龟、金丝猴、猕猴、苏门羚等野生动物[26]。

从考古资料来看,薄太后南陵陵园面积44.6万平方米;宣太后陵以隍壕形成陵园,面积48万平方米;夏太后陵则是以外兆沟内夯墙的形式形成陵园,面积17万平方米;吕后陵与高祖陵共用一座夯墙形成的陵园,面积近78万平方米,按后陵占据一半折算,面积为39万平方米;窦皇后与汉文帝合葬的霸陵陵园因东西垣墙长度不完整,面积难以估算。薄太后南陵与上述战国秦2座“独别葬”的太后陵和西汉初期2座合葬帝陵的皇后陵一样,也设置有陵园,只是其构筑方式有所不同。陵园面积大于夏太后陵园和吕后陵占据的长陵陵园的一半,与宣太后陵园规模相当。

南陵地面有高大的“覆斗形”封土,而战国秦的2座太后陵地面未发现封土,吕后陵和窦皇后陵均有“覆斗形”封土,南陵封土的形制和体量与之基本相当,因此,封土应当是来自西汉本朝皇后陵的规制。南陵墓葬的东墓道应为主墓道,表明陵墓总体方向为坐西面东,这与宣、夏2位秦国太后,以及薄氏前后的2位西汉皇后的墓葬形制和整体方向一致。薄太后墓葬东西长约(不完全)252、南北宽约167米,墓室边长约76~78米;宣太后的墓葬东西长278、南北宽181米,墓室边长55~56.5米;夏太后的墓葬相对较小,东西长134.6、南北宽99.1米,墓室边长26.1~29.6米;窦皇后墓葬东西长约238、南北宽约183米;吕后的墓葬最大,东西长308、南北宽228米。南陵的墓葬规模大于战国秦夏太后陵,小于西汉时期吕后陵,与战国秦时期宣太后、西汉时期窦皇后陵墓葬规模相当。

南陵封土周围设置有20座外藏坑,战国秦宣太后陵园内未发现外藏坑,但夏太后陵墓旁有12座从葬坑(即外藏坑),秦始皇陵附近也发现有大量外藏坑。此后,西汉的帝、后陵墓附近设置数量不等的外藏坑,吕后陵周边有20座,窦皇后陵有10多座。由此看来,陵墓附近设置外藏坑是当时为皇帝、皇后送葬的主要形式之一。薄太后陵附近的外藏坑是按照当时的皇后葬制规划实施的。值得注意的是,南陵还发现了排列规整、数量众多的动物殉葬坑,战国秦的2座太后陵没有发现此类坑穴,但夏太后陵的“从葬坑K12,无斜坡道,南北长14.3、东西宽2.5、深约3.3米。该坑内清理出禽类、兽类的骨骸”。发掘者认为“该从葬坑可能是具有苑囿功能的珍禽异兽坑”[27]。窦皇后合葬的霸陵陵区也发现了一批类似南陵动物殉葬坑的遗存。长陵虽然没有发现此类殉葬坑,但《汉书》记载,元帝朝大臣贡禹曾经提到:汉武帝逝后,“昭帝幼弱,霍光专事,不知礼正,妄多臧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臧之……昭帝晏驾,光复行之。至孝宣皇帝时,陛下恶有所言,群臣亦随故事,甚可痛也”[28]。可见,西汉帝陵都有大量珍禽异兽陪葬。因此,薄太后南陵设置的大量动物殉葬坑应当也是秦汉时期帝(后)陵墓的规制之一。

南陵陵区还探出4座建筑遗址,其中应当有礼制建筑。《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蓼侯孔臧为太常,三年坐南陵桥坏衣冠道绝免。”[29]衣冠道是寝园通往陵庙的道路,刘庆柱指出:“汉代陵庙之中祭祀‘神主’时,还要把先帝的‘衣冠’等纪念物从寝园中‘请出’,送到庙中,这个仪式叫‘月游衣冠’……由寝园至陵庙有‘月游衣冠’专用的道路,称‘衣冠道’‘游道’或‘宗庙道’。”[30]依此来看,南陵当时建有寝园等礼制建筑。

战国秦的2座太后陵墓均未设置陵邑,西汉初期的后陵与帝陵共享陵邑。南陵虽未发现陵邑,但《汉书·地理志》载:“下邽,南陵,文帝七年(公元前173年)置。”[31]《史记·孝景本纪》载:景帝二年(公元前156年)“置南陵及内史、祋祤为县”[32]。二者在时间上虽略有差异,但均表明当时设置了南陵县。西汉末年,王莽曾奏请“罢南陵、云陵为县”[33]。汉阳陵也出土有“南陵右尉”封泥[34],应当是南陵邑官员印钤。《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南陵故县在雍州万年县东南二十四里。汉南陵县,本薄太后陵邑。陵在东北,去县六里”[35]。这些资料都说明南陵设有陵邑,与西汉帝(后)陵规制相同。

南陵陵区未发现明确陪葬的贵族大臣墓葬。考古工作者曾在南陵西侧约1600米的白鹿原二级台地上发掘汉墓20余座,其中4座规模较大。根据墓葬形制、出土遗物等推断为霸陵陪葬墓,但其东北距霸陵3900米,就距离而言离薄太后南陵相对更近,其归属究竟为谁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四、结语

综上所述,薄太后南陵由陵园、陵邑等组成,其陵区组成除陪葬墓情况尚不清楚外,基本与西汉帝(后)陵相同。南陵外围以“石围界”形成巨大的陵园范围,尽管其构筑方式不同,但这种做法显然继承了战国秦“独别葬”的宣太后、夏太后陵墓制度,并参照西汉初期2座帝、后合葬的陵园规制。其“亚”字形竖穴墓葬,坐西面东的陵墓方向也与上述4座陵墓一脉相承,体量巨大的“覆斗形”封土与绝大多数西汉帝、后陵墓一致。陵区的礼制建筑、外藏坑等陵园设施的种类及规模等也应为参考宣太后、夏太后二陵,以及斟酌汉家制度而来。总之,南陵是按照秦汉时期皇(太)后陵墓的等级规制设计规划,并施工营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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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第8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9:2511.《史记》载:“始皇七年(公元前240年),庄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华阳太后,与孝文王会葬寿陵。夏太后子庄襄王葬芷阳,故夏太后独别葬杜东,曰‘东望吾子,西望吾夫’”。本文以“独别葬”借指未与帝王合葬的(太)后妃陵墓。

[2]司马迁 .史记 :穰侯列传 (第 7 2卷 ) [ M ] .北京 :中华书局,1959:2323.

[3]司马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第7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9:2412.

[4]司马迁.史记:秦本纪(第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9:213.

[5]司马迁 .史记 :秦始皇本纪 (第 6卷 ) [ M ] .北京 :中华书局,1959:288.

[6]同[5]:289.

[7]张海云,骆希哲.秦东陵勘查记[J].文博,1987(3).

[8]a.孙伟刚,等.新发现秦漆器及秦东陵相关问题探讨[C]∥人类文化遗产保护(第5辑).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b.焦南峰,李岗.“秦东陵”相关问题初探[J].考古与文物,2021(1).

[9]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陵工作站.秦东陵第四号陵园调查钻探简报[J].考古与文物,1993(3).

[10]同[1].

[1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长安神禾原战国秦陵园大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21(5).

[12]张天恩,等.陕西长安发现战国秦陵园遗址[N].中国文物报,2006-1-25(1).

[13]长陵相关资料现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14]马永嬴,朱晨露.西汉帝陵始建时间考论[C]∥西部考古(第23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

[15]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汉文帝霸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J].考古与文物,2022(3).

[16]班固 .汉书 :地理志上 (第 2 8卷上 )[ M].北京 :中华书局,1959:1544.

[17]司马迁.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2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9:1127.

[18]班固.汉书:佞幸传(第9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3733.

[19]司马迁.史记:李将军列传(第10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9:2871.

[20]杨武站.汉阳陵出土封泥研究[C]∥西部考古(第8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21]同[15].

[22]同[20].

[23]同[15].

[2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令人叹为观止的西汉皇家苑囿——霸陵与南陵出土珍禽异兽及其意义[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8-4(6).

[25]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汉薄太后南陵调查勘探简报[J].考古与文物,2024(7).

[26]同[24].

[27]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长安神禾塬战国秦陵园遗址田野考古新收获[J].考古与文物,2008(5).

[28]班固.汉书:王贡两龚鲍传(第7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3070-3071.

[29]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下(第19卷下)[M].北京:中华书局,1962:771.

[30]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201.

[31]同[16].

[32]司马迁.史记:孝景本纪(第1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9:440.

[33]班固.汉书:韦贤传(第7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3130.

[34]同[20].

[35]司马迁.史记:外戚世家(第4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9:1972.



作者:马永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婉婉(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原文刊于:《考古与文物》2024年第7期

责编: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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