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宁绍地区背山面海，有很长的海岸线，舟山群岛岛屿众多，海洋资源丰富。目前考古材料所见，沿海聚落具有利用海洋资源的传统，不同时期离海距离不同的聚落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不同，从距今8000年的井头山遗址发端，主要从海洋中获取食物，到距今4000多年的大榭先民又开发了海盐。史前先民开发利用海洋所凭借的是独木舟、筏和木桨等航行器具。
苏秉琦先生将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六大区系分为面向海洋与面向内陆的两部分，其中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东南部属于面向海洋的一块，宁绍地区则属于其中三个小区中的一个[1]。浙江属于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东南部的一部分，也可以分为内地和沿海两个史前文化区[2]。浙江紧邻东海，海岸线长达6486千米，其中大陆海岸线2200千米，岛屿海岸线4286千米。浙江沿海岛屿众多，大潮高潮位以上、面积大于或等于500平方米的海岛有3061个，大于10平方千米的有28个[3]。目前浙江的考古工作多集中在偏内陆的区域，海岸与海岛考古的工作并不算多，以往苏沪浙地区极少发现史前贝丘遗址，与这一区域的考古工作不平衡有很大的关系。宁绍地区，在此指宁波绍兴全域，并包括舟山群岛和萧山中北部地区[4]，这一地区背山面海，具有中低山地、丘陵、平原、盆地的地貌，平原地区水网稠密，河湖众多，自然资源丰富。这一区域的史前考古以1973年河姆渡遗址的发掘为开端，发现了近100处史前遗址（图一），至今已初步建立起井头山遗存→？→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名山后类型→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马桥文化的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序列。目前宁绍平原未见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嵊州兰山庙遗址位于绍兴南部的新嵊盆地，发现了少量的石核、石片和断块等石制品[5]。另外，河姆渡文化早期遗址中存在一批打制石器，有尖状器、刮削器、石片、石核等，显示了旧石器时代的传统。宁绍平原地区，因为地势低平，且靠近杭州湾，多次的海平面波动上升导致了这一区域史前文化的发展有间断，如井头山遗址文化层之上是厚达2～4米的海相淤泥层，从而与河姆渡文化早期之间有缺环，河姆渡遗址第三、第二层之间也有淤泥层，两期之间连接并不紧密等等。图一 宁绍地区主要史前遗址分布示意图
对沿海考古的研究，考古学者提出了海洋适应[6]、海洋文化、海岸与海岛考古学、海洋性社群、海洋聚落[7]等概念。国内已有许多学者针对史前沿海聚落进行了相关研究，但总体较少。综合以往宁绍地区史前考古的材料，我们已可以初步描述这一区域史前先民对海洋开发利用的过程。一、宁绍地区史前先民对海洋开发利用的过程
根据古环境学者的研究，冰期最盛期的1.5万年前，东海的海平面比现在要低150米左右。进入全新世以后，随世界气候变暖，冰川消退，海面上升，距今10000年时，海面上升到-40米左右；距今9000年时，海面在-25米左右；距今8000年时，海面在-10米左右[8]。之后海平面不断上升，到距今6000年左右时，达到现在的海平面，之后虽略有波动，但总体变动不大。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大陆架区域应该有古人生活过[9]。2001—2003年，舟山的渔民在金塘海域打捞上来了近300件哺乳动物化石，种类有淮河古菱齿象、达维氏四不像鹿、葛氏斑鹿、斑鹿、河套大角麂、德氏水牛、牛属黄牛种、额鼻角犀、真马等，其中有少量化石上有人工加工的痕迹，据研究，这批动物化石的年代当在更新世晚期，是古人曾在大陆架生产生活过的证据[10]。1997年，舟山群岛朱家尖观音湾发现了厚达3.3米的古木层，古木层下是泥炭层，泥炭层形成时此处当为潮上带泥滩，应与高潮海岸线有相当的距离，古木层之上采集有陶片等人工遗物，虽不确定其年代，但充分反映出沿海地区海平面的上升与人类活动的关系[11]。另外，欧美考古学者在大陆架区域已发现数量众多的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12]。据此可断定，随着考古工作的发展，一定会在中国海洋大陆架上发现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遗址，而且因为离海远近有不同，也会呈现出内陆与临海两种不同的生业经济。属于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上山文化阶段，宁绍地区目前仅在绍兴南部的新嵊盆地发现了小黄山遗址[13]。台州地区的仙居下汤[14]、临海峙山头遗址[15]靠近东部沿海，但离当时海岸线都有数十千米的距离，目前在这两处遗址中未见利用海洋资源的报道，其他上山文化遗址离海岸线更远，也未见利用过海洋资源。跨湖桥文化时期的井头山遗址[16]，绝对年代在公元前6200—前5600年之间，文化层之上的第8层厚2～4米，是一种海相堆积。该遗址文化层的主体堆积以贝壳为主（图二），是一处典型的海岸贝丘遗址，也发现一些贝壳坑，可能是窖穴废弃后成为垃圾填埋坑。该遗址出土了大量海生贝类、海鱼等，也有一定数量的海蟹，贝类主要有泥蚶、牡蛎、缢蛏、青蛤、文蛤、脉红螺、珠带拟蟹守螺等（图三），目前经鉴定的贝类近30种，其中螺的种类有10余种；海鱼有鲈鱼、鲷鱼、鲻鱼、石首鱼、鳐鱼等。另外，也发现了数量较多的陆生动物骨骼，以鹿类最多，鹿主要是梅花鹿，也有狗、野猪、圣水牛等。植物遗存有稻、麻栎、桃、猕猴桃、柿、粗榧、松、狗尾草、花椒、紫苏、漆树等的种子，另外还发现大量的水稻小穗轴，有些陶支脚掺杂了稻谷壳。虽然目前尚未有系统的统计数据发表，但是总体来看，井头山遗址的生业模式是以海产捕捞、狩猎采集和稻作农业相结合的混合模式，海洋资源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另外，夹贝壳碎屑的陶片也占有一定的比例，陶器纹饰中也有极少量蚶齿纹。井头山先民也利用贝壳制作了一些工具，有耜、刀、勺形器、螺哨、珠等，贝耜是利用近江牡蛎壳琢打而成。井头山的陶釜，器形一般都比较大，适合煮食贝类。井头山遗址的发现，表明稳定的海洋适应性文化从距今8000年前就已经开始，验证了以往学者的推测[17]。井头山先民之所以大量利用海洋资源，与该聚落位于当时的古海岸边有很大关系。离海稍远的萧山跨湖桥遗址与下孙遗址文化层中也发现了海洋生物，跨湖桥遗址出土了海豚，下孙遗址的灰坑中也发现了牡蛎[18]，有近江牡蛎、长牡蛎、团聚牡蛎，是经过渔捞采集而来。当然，跨湖桥、下孙遗址的生业经济以陆地上的稻作农业、渔猎采集为主，海洋生物的利用不多，反映出这两处聚落比井头山离海要远很多。另外，覆盖在这三处遗址之上的堆积是海相层，海水上涨直接覆盖了井头山遗址，直接导致了该遗址的废弃，同时在海侵造成海平面区域性抬升的前提下，江河下泻、海潮浸淹的交互作用，导致了跨湖桥遗址、下孙遗址的废弃。图二 井头山遗址贝丘堆积局部
图三 井头山遗址主要种类贝壳
距今7000年左右，海平面趋于稳定，宁绍地区地理环境平稳，河姆渡文化诞生。目前发现的河姆渡文化一期（公元前5000—前4500年）遗址，主要集中在姚江谷地。由于这一区域地表海拔低，一般只有2米左右，地下水位高，河姆渡文化早期堆积多埋藏在地下水位线以下，形成一种隔氧的环境，加上大量腐殖质形成一种弱酸性环境[19]，保存了大量有机物，但是不利于保存碳酸钙为主要成分的贝类遗存。各遗址中仅发现少量贝壳，多以印痕形式存在，或保存较差，经鉴定有无齿蚌、方形环棱螺[20]、牡蛎[21]等，动物骨骸数量巨大，有数十种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鱼类。哺乳动物中，以鹿类最多，梅花鹿、小型鹿数量多，也有大型的麋鹿、水鹿，另外还有热带的亚洲象、苏门羚、爪哇犀等[22]。田螺山遗址出土的鱼类中，6种主要的鱼类是乌鳢、鲤鱼、鲫鱼、鲶鱼、鲌鱼和鲈鱼，其中乌鳢最多，表现出淡水鱼类为主的特征，淡水鱼可鉴定标本数占所有鱼类的70%～80%，鲨鱼、鲻鱼和石首鱼科数量较少（图四）[23]。海鱼中只有鲈鱼是一种比较重要的食物资源。田螺山遗址另外发现少量鲸肋骨（图五）。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锯缘青蟹、海龟、鲸、真鲨、灰裸顶鲷、硬头海鲶[24]等海洋生物。鲻山遗址发现了鲨鱼[25]。另外，田螺山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鸟类骨骼，日本学者鉴定出了一些潜鸟科、海鸥科的海鸟遗骸，并推测田螺山遗址形成时，距海岸线大约10千米[26]。另外，傅家山遗址也发现了一种海鸟——鹱鸟[27]。除此之外，河姆渡早期先民已开始利用鲨鱼牙制作钻刻工具（图六）。总体来看，河姆渡文化早期先民利用的海洋生物较少。这些遗址目前离海岸线均较远，在河姆渡文化早期时，遗址周围主要是淡水资源，据古环境学者研究，河姆渡文化早期的河姆渡、田螺山、傅家山遗址已不受海水的影响，离海已有一定的距离[28]。这些遗址离海比现在要近[29]，但比井头山遗址要远得多，海洋渔捞偶尔为之。河姆渡文化早期的这些聚落，生业模式是以湿地为中心，狩猎采集、渔捞、家畜饲养与稻作农业相结合的一种模式。这一阶段已发展出较发达的稻作农业，河姆渡文化早期遗址中普遍发现稻作遗存，田螺山、施岙遗址发现了河姆渡文化早期的稻田[30]。稻田堆积显示，河姆渡文化二、三期时期（公元前4400—前3700年），稻田区主要为海相淤积层，表明海水入侵，导致稻作农业和河姆渡文化发展的波动。图四 田螺山遗址出土的海鱼骨骼
图五 田螺山遗址出土的鲸肋骨
图六 田螺山遗址出土的鲨鱼牙钻刻具
据研究，田螺山遗址的部分石锛原料来自50千米以外的宁波横溪地区[31]，另外多数石器在当地并未找到来源。当时宁波平原地区很可能是一古海湾，田螺山先民要获得石料，肯定要跨海航行。另外，田螺山遗址中发现的器物除完整器、残器外，还有石器半成品，但未见石料，表明石器的进一步加工是在遗址内完成的，粗坯的打制则有专门的加工场所，如此则存在专门的石器加工聚落与类似田螺山这样聚落的交流互动。河姆渡文化二期（公元前4500—前4300年），除一期原有聚落继续延续外，又新出现鱼山[32]、鲞架山[33]等新的聚落。鱼山遗址是大陆上离现代海岸线最近的一处河姆渡文化遗址，距海岸线直线距离约7.3千米。鱼山遗址河姆渡文化早期地层中出土动物遗存较多，以哺乳动物为主，其次有鸟类、鱼类和爬行类动物。除利用淡水鲤鱼外，利用的海洋生物有硬头海鲶、鲈鱼、石首鱼、鲻鱼等，反映出一定的海洋资源利用[34]。另外，河姆渡遗址一期陶器上装饰了大量蚶齿纹，在所有刻划戳印纹陶片中比例近22%，二期中则占近50%，其他早期遗址也普遍发现了这种纹饰，可见当时河姆渡先民对这一纹饰的喜爱。河姆渡、田螺山遗址中出土一种堆塑疑似跳鱼的装饰[35]，也有少量鱼形陶塑、木雕，田螺山遗址出土的一件器形不明的陶塑上刻有鱼鸟相结合的纹饰（图七），傅家山遗址出土的骨质鹰首器，可能是模仿海雕的形象。虽然也不确定当时先民塑造的是淡水鱼还是海鱼，但反映出先民对鱼、鸟的崇拜。图七 田螺山遗址刻划鱼鸟相结合纹饰的陶塑
河姆渡文化晚期已发展出更成熟、发达的稻作农业，稻作农业在多数聚落生业经济中已占主要地位[36]。施岙遗址发现了这一时期纵横田埂的大规模稻田，每块稻田的面积在几百平方米以上。沿海聚落仍利用了较多的海洋资源。乌龟山遗址北距鱼山遗址仅200米，离现在海岸线也约7.5千米，动物资源利用以鱼类数量最多，其次是哺乳动物和爬行、两栖动物。遗址中出土的鱼类，乌鳢数量最多，其次是鲈鱼、鲻鱼和棘鲷属，也有少量的鲤鱼、鲶属、鲨形总目和鲼亚目。可鉴定标本中，淡水鱼不超过50%。另外，发现了海豚的脊椎和肩胛骨[37]。因为离海岸线较近，利用的近岸海鱼比例远比离海较远的聚落要高，表明离海远近是决定先民是否较多利用海生资源的决定因素。舟山群岛的定海白泉与岱山孙家山遗址，发现了鹿角、猪骨、螺蛳、大量蛤蜊等遗存[38]，表明海岛上离海近的聚落曾大量利用过海洋生物，这些遗址虽未经过正式发掘，但很可能是贝丘遗址。其他离海较远的聚落，生业经济表现为稻作农业、渔猎采集、家畜饲养相结合的方式[39]，动物利用以渔猎为主，植物利用则已形成稻作农业为主的模式。河姆渡文化晚期（公元前4300—前3300年），离海较近的鱼山、塔山遗址仍偶见蚶齿纹，表明这些聚落仍一定程度上利用海洋资源，而离海较远的河姆渡文化晚期聚落则未见利用海生资源的报道。从大致相当于河姆渡文化三期的嘉兴马家浜遗址来看，马家浜先民利用的鱼类主要是乌鳢与鲤鱼，也有少量鲈鱼，研究者认为少量鲈鱼骨骼的存在说明遗址居民与沿海聚落之间有一定程度的交流与联系[40]。目前马家浜遗址距海岸线约32.5千米，或许当时离海稍近，从另一角度反映出平原地区先民在主要利用淡水资源的同时，也少量利用海洋资源。对河姆渡、田螺山、塔山三个遗址属于河姆渡文化的人骨碳氮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这三个遗址有一定的差别，经分析的河姆渡两个个体，相比长江下游地区其他遗址先民摄取了更多的海产品，田螺山先民食物中植物类资源居多，而且可能来源于湿地环境的各种植物，这与植物考古的分析也很吻合[41]。同位素分析的结果从另一角度证明了姚江谷地河姆渡文化有一部分先民食用了较多的海洋生物，不排除是一部分经常出海捕鱼、进行交换或贸易的人。河姆渡文化时期，未发现明确的贝丘遗址，一方面是目前发现的大部分早期遗址离海较远，另一方面与埋藏环境不利于贝壳的保存有关，还有就是海岛上可能存在的贝丘遗址并未进行过发掘工作，从相当于良渚文化时期的嵊泗黄家台遗址出土大量海生贝壳来看[42]，舟山岛上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必定存在大量利用海洋资源的现象。良渚文化时期，环太湖地区已出现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早期国家，部分离海较远的良渚文化遗址如良渚古城、瑶山、新地里、福泉山等遗址中出土了鲨鱼的牙齿，一般作为雕刻工具使用；良渚古城钟家港南段也曾发现个别蚶壳[43]，这些物品应是从海边交流而来。舟山群岛最北端嵊泗岛的黄家台遗址[44]，既出有良渚文化风格的鱼鳍形鼎足、“T”字形鼎足、夹砂缸、耘田器、有段石锛等，也有延续河姆渡文化晚期风格的绳纹釜。另外见绳纹鼎、绳纹方柱足、绳纹圆柱足，绳纹比例比宁绍地区同时期遗存要高很多，也见少量崧泽文化风格的泥质灰陶沿面装饰三角形和圆形组合刻划纹的盘类口沿。该遗址主体年代相当于良渚文化早中期，与宁波地区同时期遗存相似性更多一点，当为宁波地区先民跨海而来。该遗址发掘区堆积以贝壳为主，有螺、蚶、牡蛎等海洋生物，也有少量鹿、猪的骨骼。宁波地区的良渚文化时期遗存，既有良渚文化名山后类型的称谓[45]，也有人主张直接命名为“名山后文化”[46]，通过比较奉化江流域与宁波沿海、舟山地区的良渚文化时期遗存，可以看出奉化江流域、姚江流域良渚文化时期遗存更为接近，宁波沿海地区同时期文化遗存有一定差异，存在一种沿海地区特有的粗泥红陶制的小口圈足罐、小口鼎、足尖外撇的方柱足鼎等。离海较远的聚落，生业模式以湿地为中心，采用渔猎采集、稻作农业为主的生业模式，基本不见与海洋有关的生业内容。位于大榭岛上的大榭遗址，离海很近，良渚文化时期先民利用的动物既有陆生动物也有海洋生物。哺乳动物以鹿类动物最多，其次是猪；利用的海洋生物以泥蚶数量最多，利用的鱼类主要是近海鱼类，主要有鲻鱼、刺鲷属、硬头海鲶、鲨鱼、魟鱼、鳐鱼、鲼类等海鱼[47]，利用的农作物有稻和粟，以稻为主，也采集南酸枣、小葫芦、桃、橡子等果实，农作物可能由大陆集中供给而来，水果类则在岛上就地采集[48]。钱山漾文化时期的大榭遗址，发现了较完备的制盐设施，也有种类丰富、要素较齐全的制盐遗物，表明这一时期先民已开始生产利用海盐，同时还继续食用泥蚶[49]。生产的海盐，除了供本聚落食用外，也可能作为一种物品与其他区域的先民进行一定程度的交换。早于钱山漾文化时期的良渚文化时期，虽尚未发现海盐的利用，但有理由相信良渚先民已开始开发利用海盐，而且作为一种重要的物资，也一定存在海盐的交流网络，良渚古国也一定会控制这种重要资源。离现代海岸线仅10千米多的慈溪茂山遗址[50]，未发现任何与海洋利用有关的遗存。商周时期，宁绍沿海地区也发现了大量的聚落遗址，但目前的材料，未见利用海洋资源的遗存。虽然未见实证材料，但上海的马桥遗址发现了牡蛎、文蛤、鲨鱼、鲈鱼、海豚等海洋生物，且这一时期稻作农业发生波动，渔猎再次占重要地位，因此宁绍地区沿海一定也有广泛利用海洋资源的现象。图八 跨湖桥遗址独木舟
到了东周时期，绍兴是越国的都城所在地，宁波、舟山则在越国东部疆域内，近年来姚江谷地发现了数量众多的东周时期遗址[51]，与春秋战国时期越国强盛起来的历史背景相吻合。食盐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可能已受到越国的管控，目前大榭岛发现了数处制盐遗址，舟山岛的马岙也发现了数处[52]。二、宁绍地区史前先民的跨海航行
宁绍地区近海史前先民的许多活动，如上文所说的海上渔捞、远距离获得石材、与海岛的交流、海岛上海盐的外运等活动都需要一定的航海技能。除此之外，舟山岛上史前先民肯定来自大陆地区，如黄家台先民一定是跨海才能抵达嵊泗。宁绍地区和环太湖流域距今7000年左右突然出现了玦、璜形饰、管、珠，一般认为是源自北方的兴隆洼文化，由于缺少在陆地上的中间传播环节，很有可能是从沿海传播而来。杭州湾北岸嘉兴地区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与南岸姚江谷地的河姆渡文化有很多的相似器物，如罗家角遗址出土的带脊敞口、盘口或折敛口的绳纹釜，马家浜遗址出土的敞口鼓腹绳纹釜，南河浜遗址出土的绳纹釜、支脚、澄滤器等，都具有河姆渡文化的风格；河姆渡文化遗址中也具有很多马家浜文化的因素，尤其到了河姆渡文化三期，出现了大量与马家浜文化相近的器物，而同时期杭州地区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仅见极少量河姆渡文化风格的器物。说明史前嘉兴地区与宁绍地区联系紧密，而这种紧密的关系是建立在跨杭州湾的航行基础之上。图九 田螺山遗址独木舟模型
图一〇 田螺山遗址出土的部分木桨
先民渡海的工具主要是独木舟和筏。宁绍地区出土了两条史前时期的独木舟，一是跨湖桥遗址独木舟，二是余姚施岙遗址独木舟；另外属于杭嘉湖地区的临平茅山遗址也发现了一条良渚文化时期的独木舟。跨湖桥独木舟发现于遗址所处的湖相堆积中，属于跨湖桥时期，因取土破坏，该独木舟仅残存一部分，其残长5.6米、最宽0.52米、内深约0.15米。船头保存较好，呈上翘状态，材质为松木，其周围散布一些平行的长木和编织物（图八）。发掘者和一些研究者认为此舟可能是一条边架艇，横木可能是边架艇的组成部分，编织物有可能是风帆[53]，能够用于大湖和近海航行。施岙独木舟，发现于施岙遗址古稻田良渚文化晚期田埂中，可能是残损后被用作了田埂的垫木，因埋藏较浅，整体开裂较严重，仅保存船身部分，船头、船尾均不存，一端略上翘，可能已接近端部。其残长5.6米、最宽0.8米、内深约0.1米，材质为枹栎[54]。茅山独木舟，发现于茅山遗址良渚文化中期古稻田里的一条河沟岸边，整体保存较完好，其全长7.35米、最宽0.45米、内深约0.23米，材质为马尾松[55]。另外，田螺山遗址还出土了一件河姆渡文化早期的独木舟模型（图九），尖头方尾，中间是方形的船舱，已非常接近后世的木板船，长35.5厘米、宽10厘米、高6厘米[56]。河姆渡遗址曾出土过一件残长2米、宽约0.4米的独木舟残骸[57]。除独木舟外，河姆渡、田螺山遗址也出土过一些舟形陶器。宁绍地区乃至全国史前考古中尚未发现竹筏或木筏的实物。余杭南湖遗址出土过一条青铜时代马桥文化时期的竹筏，长2.8米、宽0.6米，由5道竹篾编缀而成[58]。良渚古城遗址城墙底部的铺垫石呈明显的条块状，每个条块内的石块形态一致，据推测这些块面的垫石是使用筏运输的[59]，启示了筏可能有更久远的历史。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时期[60]，均未见比较粗大竹子的实物，当时如果存在筏，应该是木筏。另外，宁绍地区众多史前遗址出土过木桨。跨湖桥文化时期的井头山、跨湖桥遗址，河姆渡文化时期的河姆渡、田螺山、鲻山、童家岙、慈湖、何家、下王渡等遗址均出土过木桨，其中河姆渡遗址出土过8件，田螺山遗址出土过40余件木桨成品与毛坯（图一〇）[61]，可见木桨已十分普遍。环太湖流域的余杭卞家山、杭州水田畈、江苏常州圩墩、吴江龙南等遗址也发现了木桨。从目前发现的海岛遗址与大陆文化近似，众多遗址中出土过独木舟、木桨等来看，宁绍地区史前先民善于水上行驶，进而具备了一定的跨海航行的能力，从距今8000年的井头山遗址开始，一直延续发展。第一，俗语有云：“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宁绍地区内部也可以分为海陆二元的结构，受海平面波动的影响，海岸线会发生变迁，从而导致了不同时期聚落与海洋的相对位置发生变迁，史前先民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而发展出不同的生业经济，离海近的史前先民对海洋的开发利用较多，有些离海远的先民可能从未利用过海洋资源。第二，海洋适应性文化在宁绍地区从距今8000多年的井头山遗址发端（不排除以后能发现更早的海洋适应性文化），一直延续至今，进而发展出了发达的渔业。到了新石器时代末期，已出现海盐的开发利用，海盐的生产从此之后成为这一区域重要的产业。第三，宁绍地区史前先民已具备一定的跨海航行能力，所凭借的工具是独木舟与配套的木桨，跨海航行的部分独木舟很有可能是边架艇。这批先民是开发、利用、探索海洋的先行者，有勇立潮头、乘风破浪、探索海洋的精神。从宁绍地区史前先民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来看，海洋为先民提供了丰富的食物与海盐，促进了其发展，但海洋在为先民提供丰富资源的同时，因其不稳定，一定程度上又限制了沿海史前社会的发展。宁绍地区史前时期的海洋聚落多小而分散，未发展出明显分层的社会，在稻作农业经济发展起来后，海洋适应的优势很快被弱化，由此也决定了中国沿海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与内陆农耕文明区逐渐拉开了差距。稻作农业的兴起，使人口增多，是否一定程度上挤压了海洋族群的生存空间而导致这些人往外迁徙，甚至扩散到台湾地区，进而发展成南岛语族[62]，是另一个重大的课题。[1]苏秉琦、殷玮章：《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2]孙国平：《中国东南沿海大陆与岛屿的史前文化关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九辑）》，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92～109页。原载陈仲玉、潘建国主编：《中国东南沿海岛屿考古学研讨会论文集》，连江县政府文化局，2005年。[3]叶玮主编：《浙江地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81页。[4]孙国平：《宁绍地区史前文化遗址地理环境特征及相关问题探索》，《东南文化》2002年第3期。[6]张弛、洪晓纯：《中国沿海的早期海洋适应性文化》，《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7]焦天龙：《中国考古学概念的反思》，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78～90页。[8]严钦尚、邵虚升：《杭州湾北岸全新世海侵后期的岸线变化》，严钦尚、许世远等著：《长江三角洲现代沉积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5～26页。[9]牟永抗：《浙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初步认识》，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14页；张光直：《中国东南海岸的“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上海博物馆集刊编辑委员会编：《上海博物馆集刊（总第四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3～149页；孙国平：《宁绍地区史前文化遗址地理环境特征及相关问题探索》，《东南文化》2002年第3期。[10]胡连荣：《舟山海域哺乳动物化石研究》，《浙江海洋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年第23卷第3期；胡连荣主编：《舟山海底哺乳动物化石与古人生存环境》，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11]孙立广、谢周清、沈显生等：《浙江朱家尖观音湾古本层的发现与意义》，《自然杂志》2002年第22卷第6期。该文认为泥炭层和古木层的年代为距今8500—6200年（数据未校正）。Yang Z.,Yuan L.,Wamg Y., et al.Possible reasons for an extreme ecological disaster event in Zhoushan Archipelago during the period 5900-5600 yr BP. Journal of Coastal Conservation, Vol.25, p.19, 2021.该文重新测年并用树轮校正后，认为泥炭层和古木层的年代为距今5900—5600年，并认为古木层的形成很可能是由强烈的风暴潮和海平面快速上升的共同作用造成的。[12]丁见祥：《浅谈大陆架考古及其意义》，《中国文化遗产》2022年第5期。[13]张恒、王海明、杨卫：《浙江嵊州小黄山遗址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国文物报》2005年9月30日第1版。[14]台州地区文管会、仙居县文化局：《浙江仙居下汤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87年第12期；浙江省考古学会：《2022年度浙江考古重要发现推荐项目（一）02仙居下汤遗址》，“浙江考古”微信公众号2022年12月14日。[1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海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浙江临海峙山头遗址调查与试掘简报》，《东南文化》2017年第1期。[1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等：《浙江余姚市井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21年第7期。[17]张弛、洪晓纯：《中国沿海的早期海洋适应性文化》，《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1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文物出版社，2004年。[19]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发现原始社会重要遗址》，《文物》1976年第8期。[20]魏丰、吴维棠、张明华等：《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动物群》，海洋出版社，1989年。[22]魏丰、吴维棠、张明华等：《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动物群》，海洋出版社，1989年；张颖、袁靖、黄蕴平等：《田螺山遗址2004年出土哺乳动物遗存的初步分析》，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田螺山遗址自然遗存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172～205页。[23]张颖：《河姆渡文化的渔猎策略：生物分类生境指数在动物考古学中的应用》，《第四纪研究》2021年第41卷第1期。[24]据日本学者研究，河姆渡遗址原先被鉴定为中华鲟的骨骼，应为硬头海鲶，参见［日］松井章、真貝理香、丸山真史等：《田螺山遺跡から出土した魚類遺存体（初報）》，《中国新石器時代における家畜·家禽の起源と、東アジアへの拡散の動物考古学的研究》，平成26年度～平成27年度科学研究费補助金（基盤研究A）研究成果報告書，2016年。[2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厦门大学历史系：《浙江余姚市鲻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10期。[26]［日］江田真毅、松井章、孫国平：《田螺山遺跡における鳥類利用》，《中国新石器時代における家畜·家禽の起源と、東アジアへの拡散の動物考古学的研究》，平成26年度～平成27年度科学研究费補助金（基盤研究A）研究成果報告書，2016年。[27]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傅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23页。[28]孙湘君、杜乃秋、陈明洪：《“河姆渡”先人生活时期的古植被、古气候》，《植物学报》1981年第23卷第2期；［日］金原正明、郑云飞：《田螺山遗址的硅藻、花粉和寄生虫卵分析》，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田螺山遗址自然遗存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237～248页。也有研究发现田螺山遗址⑦、⑧层可能受海水影响，不过也可能是扰动生土而导致此种结果，参见莫多闻、孙国平、史辰羲等：《浙江田螺山遗址及河姆渡文化环境背景探讨》，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田螺山遗址自然遗存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249～261页。[29]这些早期遗址现在距海岸线的直线距离多在20～40千米。[30]郑云飞、孙国平、陈旭高：《河姆渡文化稻作农业发展水平又获重要证据》，《中国文物报》2009年2月6日第2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博物馆：《浙江余姚市施岙遗址古稻田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23年第5期。[31]Jiao T. L., Guo Z. F，Sun G.P., et al.,Sourcing the interaction network sin Neolithic coastal China: a geochemical study of the Tianluoshan stone adze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Vol.38, No.6, pp.1360-1370, .2011.[32]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镇海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吉林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浙江宁波镇海鱼山遗址Ⅰ期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6年第4期。[33]孙国平、黄渭金：《余姚市鲞架山遗址发掘报告》，西安半坡博物馆编：《史前研究》，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385～427页。[34]董宁宁、朱旭初、雷少：《浙江宁波镇海鱼山、乌龟山遗址动物遗存研究》，《南方文物》2022年第6期。[35]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图十九。称为双飞燕的疑似双跳鱼。[36]郑晓蕖、李永宁等：《上王遗址新石器时代植物遗存研究》，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编辑部编：《东方考古（第20集）》，科学出版社，2023年，第140～149页。[37]朱旭初、董宁宁、雷少：《宁波镇海乌龟山遗址出土鱼类遗存研究》，《南方文物》2020年第2期；董宁宁、朱旭初、雷少：《浙江宁波镇海鱼山、乌龟山遗址动物遗存研究》，《南方文物》2022年第6期。[38]王和平、陈金生：《舟山群岛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3年第1期。[39]受目前发表材料限制，离海稍远的遗址，出土动物遗骸数量很少，未见利用海洋生物的报道，当然不排除可能有鲨鱼牙的利用。[4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嘉兴博物馆编：《马家浜》第六章第二节“鱼类遗存研究”，文物出版社，2019年，第325～347页。[41]董惟妙、胡耀武：《人骨稳定同位素视角下长江下游地区史前先民的生存方式及演变》，《南方文物》2020年第6期。[42]浙江省考古学会：《2021年度浙江重要考古发现推荐项目（一）03嵊泗黄家台遗址》，“浙江考古”微信公众号2021年12月20日。[44]浙江省考古学会：《2021年度浙江重要考古发现推荐项目（一）03嵊泗黄家台遗址》，“浙江考古”微信公众号2021年12月20日。[45]刘军、王海明：《宁绍平原良渚文化初探》，《东南文化》1993年第1期。[46]丁品：《钱塘江两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关系初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纪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论文集》，西泠印社，1999年，第49～58页；方向明：《聚落变迁和统一信仰的形成：从崧泽到良渚》，《东南文化》2015年第1期，又载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崧泽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31~45页。[47]董宁宁、朱旭初、雷少：《宁波北仑大榭遗址的动物遗存研究》，《南方文物》2020年第6期。[48]郭珊瑞：《早期盐业聚落中的植物利用——来自宁波大榭遗址的植物考古证据》，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49]雷少、梅术文：《我国古代海盐业的最早实证——宁波大榭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7年12月29日第8版。[51]王永磊、孙国平：《余姚市姚江谷地河姆渡文化核心区考古调查》，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2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278～279页。[52]雷少：《浙江宁波大榭岛方墩东周制盐遗址的试掘与初步研究》，《东南文化》2022年第1期。[5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文物出版社，2004年；吴春明：《中国东南与太平洋的史前交通工具》，《南方文物》2008年第2期。[5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博物馆：《浙江余姚市施岙遗址古稻田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23年第5期。[55]赵晔：《临平茅山的先民足迹》，浙江省博物馆编：《东方博物（第四十三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24页。[56]孙国平：《田螺山遗址出土一件完整的独木舟模型器》，http://www.ncha.gov.cn/art/2014/5/29/art_723_83350. html.[57]林华东：《河姆渡文化初探》，浙江人民出版社，第142页。[58]赵晔：《浙江杭州南湖遗址》，陈杰主编：《马桥文化探微——发现与研究文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第26～27页；赵晔：《余杭南湖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考古新纪元》，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12～115页。[59]王宁远：《从村居到王城》，杭州出版社，2013年，第187～190页。[60]良渚古城遗址内、施岙古稻田均发现过大量竹子的实物，但多是直径1～3厘米的细竹，未见粗大竹子。[61]部分是桨叶，桨柄残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资料。[62]皮特·贝尔武德认为河姆渡文化是原南岛语族文化稻作经济的来源，稻作农业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人口增长是原南岛语族的祖先从大陆向海洋扩散的根本原因。转引自焦天龙：《南岛语族航海术的起源与发展》，杭州市萧山跨湖桥遗址博物馆编：《跨湖桥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211～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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