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22日下午，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举办了“考古中国”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重大项目进展工作会。本次汇报的三个项目分别为浙江良渚遗址考古新发现与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江苏东山村遗址和寺墩遗址考古研究、安徽凌家滩遗址考古研究。
参加本次会议的专家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星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林留根。参加本次会议的领导有国家文物局考古司考古管理处处长胡传耸。项目所在地文物部门和考古所的同志有浙江省文物局局长朱海闵、文物保护处副处长黄昊德、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等、江苏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周润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张小雷、上海博物馆馆员郑秀文等。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中国日报、中国文物报等媒体对汇报进行了现场报道。
会议由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党组成员、浙江省文物局局长朱海闵主持。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室主任王宁远汇报了浙江良渚遗址考古新发现与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项目新进展。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室主任王宁远
良渚遗址群内通过详细勘探与专项调查，目前确认的遗址数量已达350处，其中不同阶段的遗址有不同分布规律。良渚遗址聚落结构在良渚早中期之间发生过巨大的变化。早期利用山前地貌改造，形成多中心散点式的聚落。良渚中期时，在遗址群平原中心统一规划营建莫角山、反山等仪式中心。此时男性王权形成，完整神徽出现。为防洪和调水以及运输，同步建造大型水利系统。在原11条水坝外，新发现水坝20多处及多条南北长垄，揭示了水利系统完整结构。此外，遥感显示莫角山及西侧土垄上有多处类似院落结构的结构，在南北向长垄上呈串珠状分布。此种院落单元的发现，对良渚古城贵族人群的组织结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到了良渚晚期，营建内城和外郭，形成完备的都邑体系。随着晚期内城城墙的出现，标志着地缘关系的进一步强化，城市形态完备。而外郭的出现，标志着城市对外部聚落吸附能力的加强，由此形成一个超级都市。
塘山长堤结构的新认识
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阶段性进展课题主要针对4000BC-2000BC年间长江下游江苏、浙江、安徽、上海“三省一市”区域内的崧泽-良渚文化开展研究，完善对该阶段社会复杂化过程的认识，提炼总结本区文明演进模式。
经过各省学者的共同努力，通过对凌家滩、寺墩、福泉山、玉架山、良渚等中心聚落和中初鸣、磨盘墩、柘林、大榭等遗址的系统发掘和多学科综合研究，对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整体进程的认识得到显著提升。对从崧泽到良渚的演进发展的动因、过程有了较深认识，对各中心聚落的结构和演变有了进一步了解，丰富了对良渚晚期社会多元性的认识，形成区域文明模式的基本框架。可以概括为：稻作农业发展，促进了江南地区的深度开发，促进了私有制的产生，形成了明显贫富差异。6000年前后，长江下游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加速，进入古国时期第一阶段，出现了凌家滩、东山村等中心聚落。5500气候事件促使稻作农业成为主要生业部门，周边人口快速向太湖平原迁徙，带来大量先进技术和观念，与本区土著人群融合，创造出适宜水网平原的人居和生产模式，社会以个体小家庭私有制为基本社会单元，形成早期的江南生活，影响至今。为统领大量不同来源的人群，良渚社会建立了统一的宗教信仰和王权制度，进入古国第二阶段。它以复杂的玉礼器系统，庞大的良渚古城，作为信仰和权力物化形式，强化区域人群的共识和认同。良渚社会手工业生产高度专业化。不但体现在城市高端手工业，基层聚落也有从事农业和石、玉器等加工的专业化分工，形成复杂社会的生动样貌。
良渚文化核心区
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周润垦
东山村崧泽文化红烧土祭祀广场和大中型墓葬（南-北）
东山村遗址崧泽文化晚期大墓M125
2023-2024年度的考古新发现再次实证东山村遗址是“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代表性遗址，是研究长江下游早期古国文明的典型遗址。东山村遗址目前揭示出了崧泽文化高等级墓地、大型房址、红烧土祭祀广场、祭祀坑以及大型墓葬与小型墓葬实施分区埋葬等重要遗迹，显示出存在有高于一般聚落且稳定的政治实体，社会已进入古国阶段，对深化“古国时代”的认识、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寺墩遗址位于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郑陆镇三皇庙村，北距长江约15公里，南距太湖约30公里，原是一个高出地表约20米的椭圆形土墩，东西长100米、南北宽80米，由于取土破坏，现仅残存墩体南坡。寺墩是距今5500-4500年连续发展的中心聚落遗址，面积超百万平方米。遗址周边水系发达，有内、外两重环形水系，寺墩墩体恰好位于水系的中心，外圈水系大致围合面积约150万平方米。遗址东南5千米处，遥见一片海拔高度在100米上下的低山丘陵。本次考古发现的重要遗迹包括崧泽文化墓葬区、木构建筑遗存和良渚文化砌石遗迹、建筑基址等。对双重水系结构和台地性质的初步探索，有助于深入认识寺墩遗址的聚落格局。
寺墩遗址发掘现场
寺墩遗址崧泽文化陶器
寺墩遗址良渚文化陶器
通过对寺墩墩体周边区域的发掘，有助于进一步厘清5500-4500BP间考古学文化演进过程，了解遗址核心区的功能布局。本次考古发现表明寺墩遗址在距今5000年前后即已呈现出较高的社会发展水平，并逐步走向繁荣的良渚文明，为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为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有力证据。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张小雷汇报了安徽凌家滩遗址考古新发现与研究进展。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张小雷
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铜闸镇长岗村，东距长江25千米、西距巢湖30千米。遗址北望太湖山，南临裕溪河，坐落于太湖山向南延伸的十里长岗的南端及两侧平地上，海拔6-25米。是一处距今5800-53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心聚落遗址，总面积约160万平方米。2020年以来，凌家滩遗址发掘地点主要有三处：一处位于岗地东南端的大型公共建筑地点；一处位于外壕北部缺口处；一处位于墓葬区西侧地点。总发掘面积约4000平方米。
凌家滩遗址功能分区及发掘位置图
大型公共建筑位于岗地东南角、内壕中部，以大面积的红烧土堆积为特点。平面呈长方形，总面积约3400平方米。其西侧区域为一处大型建筑台基，其与红烧土遗迹共同组成一处超大型的公共建筑基址。外壕位于凌家滩岗地北端的北侧，紧邻岗地，外壕口宽45米、底宽25米、深2米，其与南侧的岗地落差达6-9米，是进出遗址的重要防御设施。墓葬区西侧发现一处燎祭遗存，共出土器物260余件。石器以钺占绝对多数，拼合后完整石钺60余件。玉器多为残碎小型饰品。器形以玦占绝对多数，另有少量钺、管、珠、璜、镯、配饰等。陶器有杯、鬶、鼎、豆、壶、罐、大口尊等。
凌家滩遗址祭祀区出土的陶器
凌家滩祭祀遗存的发现，为研究复原当时祭祀场景提供了鲜活的资料，完善了对墓葬祭祀区布局的认识。200余件器物的出土，丰富了凌家滩陶器玉器的种类，龙首形玉器等特殊玉器的出土，对研究中国史前用玉制度及对历史时期礼制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作为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代表、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中的关键节点和关键地点，凌家滩的考古新发现，为深入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关键资料。
在专家评审环节，3位专家都高度肯定了“考古中国”项目4年来取得的重大进展和突破，认为已完成“考古中国”项目第一期设定的目标。目前的发现已经圆满完成了考古中国的项目，包括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整体研究进展、江苏东山村及寺墩遗址考古研究、安徽凌家滩遗址考古研究。研究成果对于理解长江下游文明的起源及其演变具有重要意义，也为“考古中国”项目第二期提供了研究方向和推进动力。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林留根指出良渚申遗成功引出了何以良渚的疑问，因此长江下游文明模式研究项目得以立项并开展进一步深入系统的研究。他认为，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得到了加强。这一地区在距今6000-5000年间逐步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稻作农业社会，环太湖地区的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遗址数量剧增，显示出人口的大幅度增长。良渚文化时期，稻作农业社会的建立为中华古代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良渚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生产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能够为社会提供较为充足的粮食。此外，他还从台墩型聚落结构与社会组织、文明的统一标志、聚落形态多样性等角度进行了点评。最后，林教授指出，崧泽到良渚的文明演化过程已经显现出来，其他一些重要的遗址如三星村、东山村也成为目前研究的抓手，未来的研究将聚焦于古国时代的文明结构，特别是重点遗址的研究。应进一步加强与高校之间的合作深度以及科技考古的力度。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林留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星灿认为，在2020-2024年间，对公元前4000-2000年文明起源的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特别是在长江下游地区。他指出，通过对良渚遗址群的彻底勘探，考古学家们发现了350多个遗址点，数量是以前的两倍。此外，还发现了更多的水坝，揭示了良渚水利系统的完整结构。这些发现为理解良渚的聚落形态提供了重要证据。凌家滩与东山村这两个遗址被认为是从崧泽到良渚过渡阶段文明模式的关键。凌家滩遗址的新发现为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关键资料。东山村遗址揭示了崧泽文化高等级墓地、大型房址等重要遗迹，显示出存在高于一般聚落的政治实体。同时，陈星灿研究员也指出，尽管目前项目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但社会结构的研究仍需深入，目前发现的房址较少，主要依靠墓葬资料。良渚晚期的文明模式及其衰落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星灿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肯定了田野考古工作取得的进步，他认为在崧泽到良渚的田野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收获，不仅在遗址数量上有所增加，内容上也极为丰富，使得整体研究的叙事更加丰富、完整和生动。良渚古城反山墓园的发现为理解良渚聚落形态提供了重要证据，特别是发现了围墙，表明这是专有的贵族墓地。凌家滩遗址发现了大型高等级公共建筑、墓葬西侧的燎祭遗存，以及大型红烧土广场，这些都让我们对当时的社会发展程度有了更深的了解。他认为在崧泽到良渚的演进发展过程中，从崧泽大聚落到良渚分散小聚落的变化，反映了生产力的提高和私有制的出现，同时社会控制不断增强。赵辉教授指出下一步的计划是多抽时间作整体考虑、成果总结与概括，以更有逻辑的叙事讲好一个故事。建议在崧泽社会的标题下来谈凌家滩与东山村，而不是分开讨论。并探讨寺墩、福泉山与良渚的关系，是城邦联合体还是整合成的国家形态。这个过程将对第二期项目的研究内容有所启发，对于理解长江下游文明模式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
国家文物局考古司考古管理处处长胡传耸
胡传耸指出，考古工作不仅要聚焦解决重大历史问题，还要聚焦事业高质量发展，通过“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实施，持续推进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等学术研究。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将放在理论探讨和构建上，通盘、系统、有机地阐释文明的演化过程。包括对良渚古城、福泉山和寺墩三个材料丰富的区域开展研究，界定和评估良渚文化政体的三个主要依据即宏观聚落形态、高端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中心聚落的对外交流情况等。此外，他提出了文物展示与保护的建议，认为应当及时整理发掘资料并发表，以更好地向公众宣传中华文明，塑造全民族历史认知，推动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在国际合作方面，推动文物国际交流合作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抓手和载体，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图片：林城
来源：“浙江考古”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