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鲁北泰沂山脉北麓山前平原地带是海岱文化区农业出现最早的地区。后李文化多个遗址中都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粟、黍、稻等农作物遗存，耕作、收割类农具以及农作物脱壳、加工工具。早于后李文化的赵家徐姚、扁扁洞等遗址中发现的磨制石器、陶器、用火遗迹等，为后李文化农业溯源提供了线索。鲁北地区种植的粟、黍等作物可能是本地起源。晚更新世至早全新世过渡时期的气候波动造成的食物短缺，全新世海侵造成的活动空间缩减，人口增长带来的生存压力，以及山前冲积平原相对优越的自然条件，共同促生了鲁北地区农业萌芽。农业的不断发展为鲁北地区带来一系列经济、社会变革，是海岱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动力。
本文所称的鲁北地区，是指山东省鲁中山地以北部分，包括东营、滨州两市，以及济南北部、潍坊西北部、淄博大部及德州的一部分。自1928年城子崖遗址发现以来，鲁北地区作为海岱文化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和研究的不断深入，鲁北地区在海岱文明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也逐步被认识。农业作为史前的一个重要生产部门，在鲁北地区文明萌芽、发展中无疑充当了决定性角色。本文试从考古发现入手，探讨鲁北地区农业起源的过程及原因。不当之处，尚企指正。一、鲁北地区早期农业遗存
关于农业的定义学界尚有较大分歧。简单而言，农业就是人类有意识地对作物进行种植、照料、收获、利用的行为，其间也伴随着对植物品种的选择和驯化。最早的种植行为可能是偶发现象，例如：人类可能在贮藏谷物的过程中，发现的谷物种子在来年可以继续生根发芽，结出果实，从而开始了种植活动。可一旦人们认识到这种种植行为较采集更为高效，收获更有保证，有意识的栽培活动就成为必然，农业就产生了。目前，海岱地区有据可考的农业遗存出现于后李文化时期。后李文化绝对年代距今9000—7300年[1]59，是海岱地区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迄今为止，鲁北地区发现的后李文化遗址共10余处，经过科学发掘，出土遗物较多的主要有临淄后李，章丘小荆山、西河，历城张马屯，长清月庄，潍坊前埠下等遗址（图1）。后李文化农作物主要为粟、黍和稻，麦类仅在个别遗址有零星发现。张马屯遗址位于济南市历城区张马屯村南1公里处，遗址的后李文化遗存距今约9000—8300年左右[2]42，属后李文化早期。对该遗址提取的土样进行浮选时发现了部分农作物遗存，可以确定属后李文化的有粟、黍，数量均较少。值得注意的是，遗址还发现大量的野生禾本科植物，其中就有50粒黍亚科和22粒狗尾草属种籽[3]3-13，为探索农作物的起源提供了证据。此外，对该遗址出土的后李文化石镰以及陶片上残存的淀粉粒分析中也发现粟、黍、麦类淀粉，数量较其他植物种属淀粉粒为多[4]202-213。张马屯遗址出土的粟是目前海岱地区可确认的时代最早的粟类遗存，对研究该地区粟作农业起源有重要意义。西河遗址位于济南市章丘区龙山镇龙山三村西北约500米处，遗址的后李文化遗存距今约8400—7700年[5]135，属后李文化中期。1997年，在遗址第二次发掘时采集了15个植硅体样本，分析发现存在后李文化时期的粟、黍等植硅体形态[6]260-262。2008年的第三次发掘，考古工作者对后李文化遗迹单位进行土样采集，在炭化植物遗存及浮选样本植硅体分析中均发现有稻、粟等作物。粟虽发现数量较少，但带有明显的驯化特征。稻的出土概率则显著高于粟。从伴生的植物种群也可以看出粟和稻已经被驯化的迹象[7]373-391。月庄遗址位于济南市长清区归德镇月庄村东南，距今约7900—7500年[2]42，属后李文化晚期。在对该遗址2003年发掘过程中收集的土样进行浮选分析时，发现有20余粒后李文化时期的炭化稻[8]442。同时，该遗址的灰坑中还发现少量黍和粟类植物遗存，应属于栽培作物（图2）[9]247-251。此外，对遗址发现的磨盘残留淀粉粒分析也发现稻、黍类遗存[10]290-296。图2 月庄遗址出土的炭化农作物
综上，后李文化时期，鲁北地区已经有了粟、黍、稻、麦等作物种植行为，但农作物种类和数量总体较少，形态较为原始，部分谷物种子与野生种十分相近，还难以确认为驯化作物，这是后李文化农业较为原始的体现。究其原因，一是后李文化农业尚处于起始阶段，并非主要生产部门，种植活动较少；二是部分遗址没有进行植物遗存的采集与分析；三是鲁北地区早期农作物多以粟、黍、稻等小颗粒谷物为主，保存较为困难。与农作物不同，农具与粮食加工工具多为石质，即使是有机质含量较高的蚌质、骨质工具，保存也比谷物容易。因此，考古发现中的农业生产、加工工具远较农作物为多，可以从侧面蠡测农业发展状况。在农业起源的初始阶段，人类种植的农作物可能更多地表现出野生性状，因此在考古发掘中辨识农业起源阶段的“最早”农作物遗存是非常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农耕工具就成为认识农业起源的关键[11]112-120。后李文化尚处于刀耕火种时期，出土的农业工具以砍伐、垦荒的石斧、石锛为主。西河遗址在1997、2008年的两次发掘中，发现的后李文化农具较多，主要有石斧、石锛、石镰等（图3），均为磨制，制作比较精细[12]15-28[5]97-100。另据报告，西河遗址有石刀出土，但数量不明[13]45-56。后李遗址位于淄博市临淄区后李官庄村西北500米处。该遗址后李文化时期遗存测年结果为距今约8300—8100年[2]42，属后李文化中期。遗址发现的农具很少，耕作用的有石斧、石铲，另还有（骨？）耜等。收割类主要为刀、镰，原报告是骨、角、蚌器，具体质地不明[14]97-112。月庄遗址2003年发掘中，出土的农具有石斧、石锛，均数量很少[8]368-414。小荆山遗址位于济南市章丘区刁镇茄庄村西南约500米，其后李文化遗存距今约8500-7700年，属后李文化中期。小荆山遗址历经多次考古调查、发掘，出土了丰富的后李文化农业生产工具。其中耕作农具以石斧为主，另有少量石锛、石铲、骨铲等。遗址出土的所谓穿孔异形器，推测可能为石犁。收割工具主要为蚌刀，出土15件，骨刀也偶有发现[15]490-494[16]405-449[17]1-23[18]3-11。前埠下遗址位于潍坊市寒亭区朱里镇前埠下村西50米处，测年结果为距今约7700—7500年[2]42，为后李文化晚期遗址。在1996—1997年的考古发掘中，发现后李文化时期石斧、石锛、骨刀各1件[19]10，12。综上，后李文化遗址目前出土的耕作及收割农具数量较少，并且主要是砍伐荆棘草木用的石斧、石锛，翻土整地、中耕除草所用的工具极少，只有石铲、骨铲等寥寥几种，且数量甚微。另外，后李文化先民还可能使用过木质农具，比如利用尖头木棒进行播种等，但因为是有机物难以保存下来。收割工具方面，除小荆山遗址发现较多蚌刀外，石刀、骨刀、石镰等数量甚少，可能反映了农作物产量不高。所有这些，都是后李文化农业尚处于原始阶段的表现。图3 西河遗址出土的石质农具
谷物在食用前必须要脱去谷壳，可原始时代谷物脱壳并不容易，必修要借助于一定的工具。后李文化最常见的脱壳工具是石磨盘和石磨棒的组合，部分石磨板、磨石也可能承担了同样的功能。当然从理论上讲，有些陶器也完全可以充当脱壳工具，不过目前还未引起学界的重视，缺少相关的分析研究，因此，这里只讨论石质工具。张马屯遗址因发掘面积较小，仅出土石磨棒1件[20]118。图4 小荆山遗址出土的农作物加工工具
西河遗址经历多次调查、发掘工作。1991年春，章丘龙山三村窑厂（即西河遗址）调查发现后李文化石磨棒2件[21]2。在1997年发掘中发现石磨盘、磨棒、研磨器等，具体数量不明[12]15-28。2008年发掘中出土石磨盘2件、石磨棒3件[5]97-100。后李遗址第三、四次发掘时有磨盘、磨棒出土，数量不明[14]97-112。月庄遗址2003年出土大量粮食加工工具。石磨盘、石磨棒均有60余件，另发现有部分磨盘断足等[8]368-414。小荆山遗址出土粮食加工工具较多，最常见的为磨盘、磨棒等（图4）。根据现有报道，历年来的调查、发掘中共发现磨盘41件、磨棒15件、磨球1件、研磨器17件、磨石11件，磨板1件[15]490-494[16]405-449[17]1-23[18]3-11。前埠下遗址1996—1997年发掘出土磨盘、磨棒各4件[19]10。可以发现，后李文化各遗址出土的粮食加工工具呈现不平衡性，这可能与各遗址发掘面积和发掘区功能不同有关。但总体而言，时代越晚的遗址，出土粮食加工工具越多，这是农业不断发展的体现。另外，后李文化遗址出土的粮食加工工具数量明显超过农具。对西河、小荆山及月庄3处遗址的磨盘、磨棒微痕分析结果表明，这些加工工具有一部分仅用来加工坚果，部分既加工坚果又加工谷物，专门用来加工谷物的其实占比较少[22]，说明后李时期的谷物产量并不很高。二、鲁北地区原始农业溯源
鲁北地区发现的后李文化时期农作物、农具及农作物加工工具都相对较少，这是该地区农业尚处于原始时期的体现。但是，“农耕产生是一个较为漫长，无可度量的过程，而某一农业早期遗址只是农耕起源过程中留给今人供破译的片段，而且一旦该遗址被发现拥有农作物或农业工具，往往这个遗址就是农耕产生以后的事情”[23]32。也就是说，后李时期的鲁北地区农业虽然比较原始，但已经不是农业发展的最初形态了。在后李文化之前，农业应当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萌芽过程。目前，北方地区发现的与农业起源相关的旧、新石器过渡时期的人类遗存，大多分布在桑干河、永定河流域的山西、河北北部及北京一带。北京西郊发现的距今1万年前的东胡林遗址，出土了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粟和黍的种子[24]99-106。特别是河北邯郸磁山遗址出土的大量粟类遗存，一度使人们认为太行山及周边地区为中国粟作农业起源的中心地区[25]27-36。不过，东胡林遗址虽然距鲁北地区较近，但是该遗址发现的陶器均为平底，未见圜底器[26]3-8，与后李文化陶器以圜底为主明显不同，未见二者有明确的文化渊源。磁山遗址出土的陶器以平底陶盂和支架、深腹罐、直沿罐以及杯、盘等为主，纹饰比较复杂[27]303-338，也与后李文化陶器器型简单，器表多为素面的风格迥异。因此，后李文化与太行山地区缺少直接的文化交流，其原始农业也应当另有渊源。近年来，鲁北及邻近地区扁扁洞、赵家徐姚等遗址的考古发现，为进一步探索该地区农业起源提供了新的线索。扁扁洞遗址位于沂源县张家坡镇桃花坪村，时代距今11000—9600年。遗址位于一个北向的阔口山洞中，可能是一个季节性临时居址。2005年以来，考古部门对扁扁洞遗址进行了几次发掘、调查工作，发现磨制石器、陶器等新石器时代标志物。石器中包括一个石磨盘和两个石磨棒。制陶技术比较原始，陶器均为夹砂陶，多红色或红褐色，素面，火候较低，陶色不均匀。器型主要为釜、钵，多圜底，少数平底。遗址另发现一件可能是鹿类动物的肩胛骨，翼端已被截平，可能为未完成的骨铲[28]23-28。值得注意的是，扁扁洞遗址浮选土样中发现2粒粟和7粒黍，报道认为有晚期混入的可能[29]27-31。但遗址发现有骨铲等耕作工具，以及石磨盘、磨棒等粮食加工工具出土，特别是磨盘制作技术高超，很可能是加工谷物使用的。据此推测，此时农业应该已经出现。扁扁洞遗址以及稍晚的黄崖遗址所代表的文化类型，在陶器特征上与后李文化基本一致，存在着明显的文化传承，应是后李文化的直接来源之一。扁扁洞文化类型虽然发现于鲁中山区腹地，但该地与后李文化分布的核心区——鲁北地区并不遥远，推测鲁北山前地带也应有类似的遗存。2021年，考古工作者在淄博市临淄区发现了比扁扁洞遗址更早的人类遗存——赵家徐姚遗址（图1）。遗址位于鲁中山地向鲁北冲积平原的过渡地带，东北约4.2千米为后李遗址，向南约1.2千米有淄河流过，南距扁扁洞遗址约90千米。遗址测年数据为距今约1.32万年，是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人类遗存。遗址共发掘出土早期人类遗物1000余件，其中陶片200余件，均为夹炭红陶，有口沿、腹片、圜底等，其中部分圜底盆可以复原。陶器器口有方唇、圆唇、花边等。陶器制作方法、器体特征与后李文化相似，但后者多为夹砂陶，可能是发展阶段不同所致。目前，赵家徐姚遗址尚未发现农作物遗存，但就中国广大地区而言，陶器的出现往往是与农业生活相适应的，赵家徐姚的先民制陶技术已比较成熟，不排除赵家徐姚先民已经有了作物种植活动的可能性。在遗址及周边地区后续的发掘工作中，应当注意对此类遗存的搜集和辨识。另外，遗址发现的大面积红烧土，可能是古人对环境进行改造，从而开始农业生产的反映。据此可以推测，以赵家徐姚遗址为代表的人群已经处于农业起源的早期阶段[30]。扁扁洞遗址及后李文化各遗址发现的粟，应当是本地起源。粟的野生祖本是狗尾草，又称狗尾巴草，属禾本科狗尾草属一年生草本植物，是我国北方常见的田间野草，喜欢与粟伴生。在鲁北地区，早于后李文化时期的狗尾草分布情况还缺少直接的证据，但在张马屯[3]3-13、西河[7]373-391等后李文化遗址都发现了狗尾草的炭化种子，粟起源于本地应该没有疑问。关于黍的野生种源目前看法还不一致，张马屯遗址发现了野生黍亚科植物的炭化种子，可能是黍的野生祖型。如是，则黍也很可能是本地起源。至于后李文化遗址发现的稻，鲁北地区目前并无野生祖型分布，在考古活动中也未曾发现，故而本地起源的可能性很小，推测可能是外地传入的。麦类因发现很少，本地起源可能性不大。但究竟源自何处，通过何种途径传入还需更深入的研究。综上所述，赵家徐姚遗址、扁扁洞古人类遗存以及后李文化的考古发现，为鲁北地区勾勒出一个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演进链条。这些发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与传统看法不同，鲁北地区的农业可能并非自域外传入，而存在独立的起源。三、鲁北地区农业起源原因
与渔猎、采集相比，原始农业有着高投入、低产出的特点。因此，如果没有外在的压力，人类不可能自愿转换生业方式。关于农业起源的原因和模式，中外学者已提出了若干理论及假说，此不赘述。在所有因素内，环境因素无疑是影响农业起源的要素之一。“在特定条件下，自然环境往往制约甚至或决定着人类的生存与生产方式，亦即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常常存在着不同经济类型文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居住生活方式等。”[31]42本文认为，就鲁北地区而言，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气候巨变，以及由此引起的地形地貌、土壤、水文等条件的变化，是本地农业产生的主要原因。气候是影响环境的最重要因素，人类进化史上的每一点进步都与气候变化息息相关。距今200万—300万年前开始到1万—2万年前结束的第四纪冰期，与旧石器时代相始终。这一时期，全球各地气温均较第三纪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北京一带的气温较现在约低12—15℃[32]105，降水也随之减少。干冷的气候使地球植被发生了显著变化，森林不断减少，稀树草原面积增加。原本生活在树上的猿类被迫走向地面，开始直立行走，逐渐学会制造并使用工具，食谱也随之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促进了猿类体质进化及智力发展，从而最终进化为人类。在这个漫长的演进过程中，人类在不断适应环境，但因为自身力量的弱小，生业方式始终维持在渔猎、采集等所谓的“攫取”经济阶段。大约在距今1.4万年左右，末次冰期结束，气候转暖，但随后到来的“新仙女木”事件又导致全球气温出现冷暖波动。到距今1.1万年左右，全球气候全面转暖，开始了地质史上的全新世时代。气候的冷暖交替造成的食物来源不稳定，是人们改变生业习惯，尝试种植农作物的重要原因，在中纬度地区尤其如此。考古发现证明，“新仙女木”事件开始前，为抵御寒冷气候导致的野生植物减少及由此带来的食物危机，幼发拉底河流域的纳图夫文化居民已经开始种植谷物，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也在全新世开始前即开始了水稻栽培活动[33]37-39。另外，食物匮乏还可能引发人们对谷物的贮藏行为。赵家徐姚及扁扁洞遗址的人们是否有贮藏行为目前还缺少依据，但后李文化各遗址中发现的大型圜底陶釜（图5），基本可以确定是用来储存粮食的。西河遗址H358集中出土的稻谷[7]373-391，更是粮食贮存行为的有力证据。在贮藏过程中，人们有意或无意地观察到植物种子落入泥土能够发芽结实，从而诱发了对植物的种植和驯化，禾谷类作物因为适应寒冷气候而又耐贮藏从而成为栽培的首选，农业由此产生[34]24-32。距今8500年左右，全新世大暖期开始，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有利于谷物种植，中国原始农业在东南沿海、长江中下游、黄河流域已经普遍产生。伴随农业而来的还有陶器以及磨制石器的出现，人类生业模式由“攫取”经济过渡到“生产”经济。可见，从末次冰期结束到全新世大暖期的气候波动，是鲁北地区农业起源的关键诱发因素。全球性的气候变化除了影响动植物群落的纬度分布，还会带来地貌的变迁。进入全新世以后，由于气候变暖，冰川加速融化，地球上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海平面上升过程，许多原先的陆地被海洋淹没，称为“全新世海侵”。这次海侵事件对鲁北地区的影响尤其巨大。大约在距今1万年左右，海水进入渤海海峡。距今约9000—8000年前，海水开始侵入今黄河三角洲地区，到距今约7000—6000年左右，海进范围达到最大，鲁北地区的海岸线向南推进至阳信—滨县—纯化—侯镇一线附近，此后海水逐渐退却[35]1-14。后李文化恰与全新世海侵范围最大时期基本同时，海侵事件造成的陆地面积减少，势必要压缩先民的生存空间。目前发现的后李文化遗址，均位于海拔较高的泰沂山脉北麓山前洪积、冲积平原地带，近海低海拔平原地区没有分布，这种分布状况应当与海侵引起的海岸线后退有关。图5 西河遗址出土的后李文化大型陶釜
土地是人们获取食物，得以生存的第一要素。在单位面积内，不同的生业方式，可以承载的人口有很大差别。“就世界范围而言，在渔猎、采集阶段，每500公顷的土地，只能养活2人；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时期，同样每500公顷的土地能养活50人；连续种植的农业，可养活约1000人。”[36]序虽然现在还无从推算后李文化的人口数据，但鲁北山前平原一带已发现10余处后李文化遗址，且这些文化遗址普遍面积较大，人口较赵家徐姚、扁扁洞遗址所处时代增加是一定的。因此，采食区域的压缩和人口增长带来的双向压力，也是人们从事种植活动的动力之一。从另一个角度而言，采食范围的缩小以及短期定居生活方式的出现，也使得人们的活动空间变得相对固定，人们重复经过一个地区的机会增加，可以种植作物后等成熟时再回来收获。随着种植和收获的往复循环，种植活动相对高的回报确定性也越来越被人们熟知，从事种植活动的意愿会进一步加强，农业在人类生产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37]12-19。目前山东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遗存，都分布在泰沂山区腹地及南部区域，如淄博沂源猿人，新泰乌珠台智人，沂水跋山、宁阳东山岭旧石器时代遗址群等均如此。不过，从旧石器时代末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山东人口分布有逐渐北移的趋势。虽然现在还不能完全明确其间的原因，但鲁北地区的自然环境适合人类生存是确定无疑的。发源于泰沂山地的多条河流自南向北流经鲁北平原，在此汇流入海。赵家徐姚遗址及已发现的十几处后李文化遗址均位于这些河流附近的冲积台地上。泰沂山地北麓的平原是山东高地周围面积最大的山前平原，平原地势由南向北倾斜，山前分布着洪积冲积平原和冲积扇平原，在冲洪积扇前缘地带是扇缘湖沼低地，全新世时期曾经分布着大量湖泊。山前洪积、冲积平原上广布第四纪黄土沉积，黄土粒度较细，土壤肥力高，有利于农业耕作。另外，山前平原地带的第四纪黄土沉积中普遍存在一层全新世黑垆土。后李、张马屯遗址的文化层就是在这个黑垆土层中，西河遗址、月庄遗址的文化层也分布在黑垆土层的上面[38]581。黑垆土腐殖质丰富，可耕性较强。同时，“每年或季节性的洪水都会带来大量侵蚀的土壤或沉积物。这些新沉积物可能带着营养物质在冲积平原上创建新的生态位，这个生态位将有助于植物生长”[39]387-388。鲁北冲积平原因为得天独厚的农业生产条件，成为古人繁衍生息的理想场所。四、结语
农业起源问题不仅关系到整个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起源与发展，也关系到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是新石器时代革命的主要内容[40]前言。鲁北山前平原一带土层深厚，土壤肥沃，水资源丰富，自更新世末期到全新世早期，这里就成为人类繁衍生息的首善之区，出现了海岱地区最早的农业。原始农业的产生是鲁北乃至海岱地区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件，为海岱文明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首先，农业的发明使得人们有了比较稳定的食物来源，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从而促进了人口自身的繁衍。后李文化时期，鲁北地区聚落遗址明显增加，与农业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其次，农业发展推动了技术的进步，与农业生活相适应的制陶、磨制石器制造、房屋建筑等技术在后李文化时期都快速发展起来。第三，农业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经济结构。后李时期，鲁北地区的生业模式已由旧石器时代的渔猎、采集发展为以渔猎、采集为主，农作物种植、牲畜饲养、陶器制造等多业共存的广谱经济，且农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社会分工也开始出现。第四，农业的出现促进了社会进步。“农业的发明改变了人类社会的资源结构和配置方式，促进了人类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思维模式的全面发展演化，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基石。”[37]12经过后李文化、北辛文化时期的发展，到大汶口文化时期，鲁北平原出现了海岱地区最早的城址——章丘焦家城址[41]。龙山时期，邹平丁公遗址又诞生了海岱地区最早的文字——丁公陶文[42]。鲁北在海岱地区最早进入文明时代。所有这些，与鲁北地区农业发源地的地位是分不开的。农业起源的动力机制及其发生模式本身是一个争议广泛的理论问题。就鲁北地区而言，人类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历史还存在缺环，且早于后李文化的遗址中还缺少确凿的农业活动证据。因此，本文的部分结论不乏推测成分。关于鲁北地区农业起源的更深入研究，有待于更深入的考古工作，特别是环境考古、植物考古等资料的不断丰富完善。[1]栾丰实.东夷考古[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2]孙启锐.后李文化研究[D].山东大学，2014.[3]吴文婉，靳桂云，王兴华.海岱地区后李文化的植物利用和栽培：来自济南张马屯遗址的证据[J].中国农史，2015（2）.[4]赵珍珍，靳桂云，王兴华.济南张马屯遗址古人类植物性食物资源利用的淀粉粒分析[C]//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东方考古（第14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5]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章丘市城子崖博物馆.章丘市西河遗址2008年考古发掘报告[C]//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海岱考古（第五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6]靳桂云.山东地区先秦考古遗址植硅体分析及相关问题[C]//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东方考古（第3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7]吴文婉，张克思，王泽冰，等.章丘西河遗址（2008）植物遗存分析[C]//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东方考古（第10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8]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山东济南长清月庄遗址2003年发掘报告[C]//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东方考古（第2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9]Gary W. Crawford，陈雪香，王建华.山东济南长清区月庄遗址发现后李文化时期的炭化稻[C]//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东方考古（第3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10]王强，栾丰实，上条信彦，等.山东月庄遗址石器表层残留物的淀粉粒分析：7000年前的食物加工及生计模式[C]//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东方考古（第7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11]赵志军.农业起源研究的生物进化论视角——以稻作农业起源为例[J].考古，2023（2）.[12]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章丘市西河新石器时代遗址1997年的发掘[J].考古，2000（10）.[13]佟佩华，刘延常，兰玉富.山东章丘西河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试析[C]//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编委会.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4]济青公路文物工作队.山东临淄后李遗址第三、四次发掘简报[J].考古，1994（2）.[15]章丘县博物馆.山东章丘县小荆山遗址调查简报[J].考古，1994（6）.[16]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章丘市博物馆.山东章丘小荆山遗址第一次发掘[C]//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东方考古（第1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17]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章丘市博物馆.山东章丘市小荆山遗址调查、发掘报告[J].华夏考古，1996（2）.[18]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章丘市博物馆.山东章丘市小荆山后李文化环壕聚落勘探报告[J].华夏考古.2003（3）.[19]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寒亭区文物管理所.山东潍坊前埠下遗址发掘报告[C]//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高速公路考古报告集（1997）.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20]张马屯遗址考古队.济南市张马屯遗址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J].考古，2018（2）.[21]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章丘龙山三村窑厂遗址调查简报[J].华夏考古，1993（1）.[22]王强，上条信彦.微痕及淀粉粒分析在海岱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中的应用[C]//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东方考古（第9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23]徐旺生.关于农业起源的若干问题探讨[J].农业考古，1994（1）.[24]赵志军，赵朝洪，郁金城，等.北京东胡林遗址植物遗存浮选结果及分析[J].考古，2020（7）.[25]王星光，李秋芳.太行山地区与粟作农业的起源[J].中国农史，2002（1）.[26]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门头沟区东胡林史前遗址[J].考古，2006（7）.[27]河北省文物管理处，邯郸市文物保管所.河北武安磁山遗址[J].考古学报，1981（3）.[28]孙波，崔圣宽.试论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J].中原文物，2008（3）.[29]孙波，李罡.扁扁洞：黄河下游新石器时代的曙光[J].大众考古，2014（5）.[30]赵益超，孙倩倩.从临淄赵家徐姚遗址看旧新石器过渡阶段[OL].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305/t20230518_5638861.shtml.[31]何德亮，毛晓平.山东新石器时代的自然环境[J].南方文物，2003（4）.[32]杨怀仁.第四纪地质[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33]王绍武.全新世气候变化[M].北京：气象出版社，2011.[34]徐旺生.中国农业本土起源新论[J].中国农史，1994（1）.[35]杨怀仁，王建.黄河三角洲地区第四纪海进与岸线变迁[J].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1990（3）.[36]董恺忱，范楚玉.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37]徐义华.农业的起源及其意义[J].中原文化研究，2023（5）.[38]靳桂云.后李文化生业经济初步研究[C]//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东方考古（第9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39]庄奕杰，宝文博，Charles French，著.河漫滩加积历史与文化活动：中国黄河下游月庄遗址的地质考古调查[C]//宿凯，靳桂云，译.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东方考古（第12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40]严文明.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41]山东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济南市章丘区城子崖遗址博物馆.济南市章丘区焦家新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2018（7）.[42]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J].考古，1993（4）.
作者：王爱民（山东航空学院人文学院）；封占龙（沾化博物馆）责编：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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