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的《辽祖陵——2003—2010年考古调查发掘报告》（以下简称《辽祖陵》），2022年3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尽管近年面世的大部头考古报告早已屡见不鲜，但看到这部精装 5 册的调查发掘报告时，还是有些惊诧于它的卷帙浩繁，当意识到这是耗费了编著者将近20年心血的精心之作时，也就不以为异了。
编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3月
ISBN：9787501071241
《辽祖陵》内容共六章，分为前言、辽祖陵陵园内重要陵墓、辽祖陵陵园内重要建筑、辽祖陵陵园外重要遗址及陪葬墓群、辽祖陵奉陵邑——祖州城、结语，全面介绍了2003—2010年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辽太祖祖陵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收获。其中前3册为文字及插图550余幅，后2册为图版708幅。该报告以陵园内外为序，依次记述所见遗迹、遗物现象，披露的重要信息包括：祖陵陵园内部部分，有一号陪葬墓、一号门（即“黑龙门”）址、甲组建筑遗址、二号建筑遗址、三号建筑遗址、四号建筑遗址，以及排水设施等；祖陵陵园以外部分，有龟趺山建筑遗址、二号建筑遗址、三号建筑遗址、五号建筑遗址（鹊台、神道）、陪葬墓区的墓葬（漫岐嘎山南面山谷、小布拉格山谷等地），以及陵园东南的奉陵邑——祖州城。这些翔实的考古资料，为辽代早期皇陵制度研究，以及辽代与唐、宋、金、明等其他相关王朝皇陵制度的对比分析等后续工作的展开，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证论据。
在对历年来辽太祖陵调查和发掘资料进行全面整理、分析的基础上，《辽祖陵》卷末还以“附录”的形式对祖陵遗址范围内出土的瓦当做了分类和分期研究，对多点位出土瓷器的产地（窑口）进行了辨识并做了相应的分期断代工作，对辽祖陵的陵园制度特征进行了归纳总结。这些更深入一步的探索，为内蒙古、东北等地区其他辽代墓葬（特别是高等级墓葬）的年代判定和分期断代等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此外，编著者还对遗址范围内出土残碑文字的内容进行了考释，并结合其他相关的出土资料和历史文献记载等，对“辽”国号之本末、“神册”年号之实质、太祖帝后称号由来等历史学问题做了考据和分析探索，促进了辽代史的研究。
通读全篇，我认为《辽祖陵》的学术贡献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首次全面揭示、著录了辽祖陵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成果。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之祖陵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查干哈达苏木（乡）石房子嘎查（村），在辽代为祖州。辽祖陵的实地考查研究工作始于20世纪初，先是法国籍传教士闵宣化（本名 Jos. Mullie，也有音译写作“牟里”）在1920年5—6月间对巴林地区的太祖祖陵、圣宗庆陵等辽代皇陵的遗迹进行调查，并写成《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1927年由冯承钧先生译成中文刊行[1，2]。该文比较详细地著录了当时所见巴林地区各个辽帝陵陵园的地貌和地面遗物遗迹等现象，对于辽代皇陵的调查和研究具有开创之功。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汪宇平、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贾洲杰等人先后对辽祖陵做过考古勘察，并简要公布了各自的收获[3，4]。尽管上述资料有很大的或然性甚至舛误，但直到本世纪初以前，仍长期被作为辽代陵墓考古学研究的主要依据。董新林主任团队在2003—2010年前后8年间连续而细致的考古工作，对辽祖陵陵园内外进行了全面的勘探调查和局部重点发掘，弄清楚了陵园的基本结构和平面布局，揭示了数处与祭祀活动有关的建筑基址、黑龙门遗址等核心建筑的形制和功能，对于陵园外围的神道、纪功碑等碑刻及阙台、奉陵邑结构和功能等问题也得出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可以说，除主墓墓室等不宜发掘部分外，辽祖陵的内涵已经被基本完整地揭示了出来。上述这些内容的公布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关于辽祖陵既往的认知，而且也纠正了不少流传既久的谬见，为辽早期帝王陵墓制度研究提供了详细可靠的证据。
第二，首次严格按照考古工作规程发掘了辽代皇陵陵园范围内建筑结构基本完整的高等级陪葬墓（PM1），揭示出与辽代早期帝陵玄宫结构最为接近的墓室制度。关于辽代帝陵玄宫的调查资料，最早是来自巴林右旗辽圣宗、兴宗、道宗三帝的庆陵（一说圣宗陵名永庆、兴宗陵名永兴、道宗陵名永福），据闵宣化记载，庆陵（也可能是其陪葬墓）在他赴现场调查之前约30年已经被盗掘，1913年林西县长曾以查勘林东垦地的名义秘密盗发庆陵[1，2]。1922年，比利时籍传教士梅岭蕊（R.P.L.Kervyn 也有音译写作凯文或柯尔文）参与开掘庆云山三陵中的中陵，盗出辽兴宗和仁懿皇后的汉文及契丹文哀册[5]。1930年，热河省官方主导开掘庆州三陵中的东陵和西陵，又先后挖出辽圣宗、圣宗仁德皇后、圣宗钦爱皇后（《辽史》作“钦哀皇后”）、辽道宗、道宗宣懿皇后的汉文哀册，还有辽道宗和宣懿皇后的契丹文哀册[6，7]。1930年和1933年，日本考古学者鸟居龙藏先后两次到辽庆陵调查，搜集了大量资料，并将部分出土文物和壁画盗运日本。东北、内蒙古沦陷时期，不同的日本研究人员曾经多次调查或盗掘庆陵。田村实造、小林行雄等人以“东亚考古学会内蒙古调查团”的名义，两次在辽庆陵进行测绘、摄影、壁画临摹等，所得资料先后出版为《庆陵——关于东蒙古辽代帝王陵及其壁画的考古学的调查报告Ⅰ、Ⅱ》《庆陵的壁画：绘画、雕饰、陶瓷》两部报告，后来又有《庆陵调查纪行》等梓行[7—10]。其中汉译本《庆陵——内蒙古辽代帝王陵及其壁画的考古学的调查报告》（第一册增订版）于 2021 年在国内出版[11]。这些早期调查资料的学术价值固不待言，但庆州三陵的营造年代已到辽代中后期，并且这些信息都不是通过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而获取，其中有不少资料还被盗运至日本等境外，已失去伴出、组群等核心学术价值。甚至对于辽圣宗等人哀册的出土地点都出现了不同的记录，并由此而导致了东陵、中陵所对应墓主的争议。在辽太祖玄宫不允许清理发掘的前提下，此次《辽祖陵》公布了对祖陵封土进行调查和试掘所获的新资料，确定了辽太祖玄宫的点位，纠正了祖陵玄宫已成盗坑的误传。祖陵外陵园1号陪葬墓墓室的发掘，揭示出辽代早期高等级墓葬的实例，为同期帝陵玄宫制度的探索提供了重要参照。同时，《辽祖陵》还正式公布了辽祖陵考古团队关于PM1墓主的研究结果，认为是辽太祖第三子李胡的可能性最大。李胡曾经在辽太宗之后被述律太后（辽太祖皇后）立为皇帝，但因败于辽世宗而退位，穆宗时以其子谋反被牵连，应历十年（960）卒于狱中，至辽圣宗时追封为钦顺皇帝，兴宗时改谥章肃。
第三，丰富、补正了辽代历史的研究资料。仍以陵墓制度为例，《辽史》记载太祖祖陵之制云：“凿山为殿，曰明殿。殿南岭有膳堂，以备时祭。门曰黑龙，东偏有圣踪殿，立碑述太祖游猎之事。殿东有楼，立碑以纪太祖创业之功。”[12] 《辽祖陵》公布的相关考古资料，不但印证了上述文字的可靠性，而且揭示出相关建筑物具象化的详细信息，极大地增加了历史的真实感和形象感。《辽史》修成于元代后期，上距辽天祚帝之亡国（1125）已经200余年，中历金、蒙古—元两朝，大量史料因战乱、编纂义例（主要集中于宋、辽、金三朝的“正统”之争）等影响而散佚。辽之立国大约比两宋少100年、比金代多100年，但与基本同时修成的《宋史》《金史》相比，《辽史》简约得不成比例。《辽史》不但篇幅小，而且其中漏误、互相抵牾之处亦颇不少见。而除《辽史》以外，辽代的其他文献史料存留至今的实在太少，以至南宋遗民叶隆礼编著的《契丹国志》都足称巨擘[13]。《辽祖陵》中公布的有关资料，特别是碑刻等直接的文字资料，于《辽史》多有补正，如太祖“神册”年号问题、“东丹国”名称问题等，似已可成定谳；更为辽代礼制典章、政治史、宫廷史、皇室贵族生活史，以及建筑技术和艺术等专门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性基础，并在相当程度上拓宽了辽代史的研究领域。
第四，对于辽代陵寝制度提出了新的认识。从本世纪初辽祖陵考古工作的最早开工，到《辽祖陵》报告正式出版，前后经历了将近20年的时间，从资料获取到分类整理，再到剖析解读，因此而有了一个相对充分的消化吸收和自我检省的过程。《辽祖陵》在公布基础资料的同时，对于以祖陵为代表的辽代早期陵寝制度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勾勒出辽早期皇陵制度的形成发展脉络、平面布局和基本特征，并提出了许多新的认识，如陵墓选址受堪舆术影响，玄宫东南的享殿类建筑性质判定，界分内外陵园的“甲组建筑基址”以西的佛殿遗址建筑性质判定等，多能发前人之所未发。同时，结合汉、唐、宋、金等其他王朝皇帝陵墓考古资料，参考历史文献记载，对祖陵之制与前后王朝陵墓制度进行了多角度的对比分析，对古代陵墓制度的考古学研究贡献良多。这里还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有关辽祖陵的考古发现及相应的研究成果曾经先后在《中国文物报》《考古》等专业报刊上做过刊布[14—21]，此次载入《辽祖陵》中并非原文照录，而是根据资料整理和相关研究的新收获，又有所增补修订。
第五，进一步加深了对辽朝在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所起重要作用的认识。辽、西夏、金三朝，是和中原五代、两宋并立的以北方游牧民族为统治主体的王朝，其文化，尤其是物质文化对于后来元明清时期的社会文化面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契丹民族长期雄据于中国北方，和唐宋时期的汉民族等一起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特别是“澶渊之盟”以后，宋辽两国维持了百余年的和平，南北两朝共同为中华民族在当时的繁荣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就皇陵制度而言，北方三朝都有一些不同于唐宋之制的新因素出现，并且对于后代帝王陵墓制度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影响，是中国古代帝王陵寝制度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22]。北方三朝中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最后定型过程中起到最大、也是最关键作用的，无疑应该首推辽（契丹），其陵墓制度对西夏和金两朝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23]。《辽祖陵》分析了辽代早期皇陵制度的特征及其与唐宋陵墓之间的渊源关系，这些内容以实物证据的形式，佐证了我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发展轨迹，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揭示了契丹人在其中所作的不容忽视的贡献。
辽代是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发展史上重要的阶段，作为首部中国学者对辽代帝陵考古发掘和研究的考古学专刊，在严格规范田野工作的基础上，《辽祖陵》资料编辑整理认真负责，揭示的信息全面、翔实，相关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相信其梓行不仅能够推进辽代陵寝制度的深入研究，而且将对中国古代帝陵的考古学研究，对考古学、历史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不同研究领域产生重要的影响。
责编：韩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