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光绪三十年）
农历10月7日，出生于澳门，为梁启超先生的次子。
梁启超与梁思永(右)、梁思达(左)，摄于1920年代
1923年
毕业于北京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5月7日，与兄长梁思成在北京被汽车轧伤。
1924年
赴美留学，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考古学和人类学。其间曾参加美洲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是“中国第一位专门考古学者”（梁启超语）。
梁思永《阿留申群岛考古调查报告》读书笔记(节选)
1926年
12月10日，梁启超写信给梁思永，介绍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情况，为梁思永回国寻找“实习机会”。
1927年
7月返国。因奉晋战事爆发，原定10月4日赴山西的田野考古取消。遂留在北京研究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掘的考古资料，并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助教。
1928年
8月返回美国继续深造。
1929年
1月19日，梁启超在北平协和医院病逝。时梁思永仍在美读书。
12月，英文论文《远东考古学上的若干问题》定稿。
1930年
夏季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归国后参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
9月19日，开始实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起的“东北考古计划”，由北平赴黑龙江发掘昂昂溪遗址。
10月21日从通辽入热河作考古调查，10月27日返回北平，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中国人第一次系统的东北考古调查。
是年用英文发表《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
1931年
春，完成黑龙江昂昂溪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随即赶往安阳参加小屯遗址发掘并主持后冈遗址的发掘。
秋，参加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第二次发掘，后又去安阳发掘后冈遗址。在安阳后冈发现著名的仰韶、龙山和殷墟文化的三叠层。
1932年
春，患烈性肋膜炎，卧病两年。其间在《美国人类学家杂志》用英文发表论文《远东考古学上的若干问题》。
1933年
发表《昂昂溪史前遗址》、《小屯、龙山与仰韶》、《后冈发掘小记》等著名论文。后冈三叠层的发现，初步弄清了仰韶、龙山和殷文化的先后关系，在中国史前文化的研究史和中国考古学史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1934年
8月21日，在北平编成热河考古调查报告。
秋，赴安阳主持西北冈殷王陵的第一次发掘。参与执笔并主持编辑的中国第一部大型考古报告《城子崖》出版。
自1931年以来，东北四省接连被日本军队占领，“东北考古计划”只好搁置。
1935年
春秋两季继续发掘安阳西北冈殷王陵，这是殷墟的第十一、十二次发掘和西北冈殷王陵的第二、三次发掘。殷王陵的发掘，规模宏大、工作精细、收获丰富，是中国考古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作。殷王陵的发掘，共揭露1232座殷商墓葬，其中大墓10座，对认识殷代社会及其发展水平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材料。
1935年4月9日，由内政部、教育部核发的“采取古物执照”，执照申请负责人是蔡元培，发掘负责人为梁思永
着手整理西北冈发掘报告。
发表调查报告《热河查不干庙、林西、双井、赤峰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这是“第一篇专论热河新石器的中文文字”（梁思永语）。
祁延霈、梁思永、刘燿(从左至右)，在山东日照两城镇，摄于1936年春
1937年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原来的工作计划被打断。随史语所撤退到汉口、长沙，后又迁往大西南。在辗转流徙的过程中，一有机会，仍取出标本加以研究。主编《国立中央研究院参加教育部第二次全国展览会出品目录》，分类介绍1934年9月至1935年12月间安阳侯家庄西北冈和小屯北地出土的277件商代文物精品。
1939年
继续整理西北冈发掘资料。
在《第六届太平洋学术会议会志》上用英文发表论文《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系统地阐明了龙山文化的特征及其与小屯殷商文化的关系，指出龙山文化“是历史时期殷文化一个重要的前驱”。
1940年
完成西北冈殷王陵发掘报告初稿。报告手稿共16章241页。
接到上级指示，随史语所迁往四川南溪李庄。迁居之初，即着手研究西北冈殷王陵出土的青铜器和石刻。
1941年
初夏，肺结核剧烈发作，不得不停止工作。报告第9章《遗物：分类描述》竟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此后长期偃卧病榻，不能起床，无法从事个人的研究，但仍关心战时西北、西南的田野考古和室内研究工作，也曾注意“康藏方面之史地”（夏鼐语），更不能忘情于自己的西北冈殷王陵发掘报告，病中的梁思永相信这是他“此生唯一的事业”。
梁思永父女在李庄羊街八号院中，摄于1941年
1942年
4月18日，傅斯年写信给朱家骅，给“困在李庄”的梁思成、梁思永兄弟请求补助。傅说“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思永为人，在敝所中最有公道心，安阳发掘，后来完全靠他，今日写报告，亦靠他。忠于其职任，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
1946年
2月，在重庆中央医院施行两次大手术，截取7根肋骨，使受害的左肺萎缩下来。出院后返回古都北平，继续休养，身体逐渐恢复，但仍很虚弱。
1948年
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1949年
留在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7月14日，发电报给请假在温州家乡的夏鼐先生，“仍盼来平，主持史所”；9月29日，又写信给夏，敦促他北上，“积极为将来之中国考古事业计划奋斗”，“此事关系中国考古学之前途甚巨，愿兄予以深切之考虑，至盼！至盼！”为即将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网罗人才。
1950年
初夏，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任命书，担任即将于8月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6月9日，给夏鼐写信，称“以弟残废之身，学问荒废多年，尚且厚颜接受任命，希望在某些方面，或能发生一点微小的作用。考古所之发展，大部须依靠兄之努力，有此名义，可有若干便利，兄绝不可谦逊，更万不可言辞。”虽以体弱不能出门，但仍苦心竭力，计划和指导田野调查发掘和室内研究工作，关心青年考古学者的成长，对于“解放以来我国考古研究工作的成就和发展，是很有贡献的”。(夏鼐语)
梁思永与妻子李福曼在家中庭院，摄于1950年代初
1953年
9月，科学院领导准他请假休息6个月。
1954年
2月23日，入医院检查身体，为销假上班作准备。知左肺完全失去生理功能，且发现有严重心脏病。
4月2日因心脏病发作，在北京病逝，享年50岁。尹达称“这是祖国考古事业发展中的重大损失”。夏鼐说“梁先生本来是领导的核心”，现在这“核心”走了。
1959年
夏鼐编辑的《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安阳西北冈发掘报告，以《中国考古报告集》第三种的编号，从1962年起，已经在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了《侯家庄第二本 1001号大墓》（1962年）、《侯家庄第三本 1002号大墓》（1965年）、《侯家庄第四本 1003号大墓》（1967年）、《侯家庄第五本 1004号大墓》（1970年）、《侯家庄第六本 1217号大墓》（1968年）、《侯家庄第七本 1500号大墓》（1974年）、《侯家庄第八本 1550号大墓》（1976年）、《侯家庄第九本 1129、1400、1443号大墓》（1996年）和《侯家庄第十本小墓分述之一 1005、1022等八墓与殷代的司烜氏》（2001年）。前7本都是以梁思永遗稿、高去寻辑补的名义发表，第9本以梁思永遗稿、高去寻辑补、石璋如校补、刘秀文助理的名义发表。第10本以石璋如撰著的名义发表。高去寻先生以辑补的名义发表西北冈大墓资料，不仅因为梁思永是西北冈发掘的主持人和他的老师，也是因为梁思永有一个241页的发掘报告初稿。但各大墓实物资料的系统整理和报告编写，基本都是由高去寻先生完成的。这也成就了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一段佳话。李济说：“若无这些不仅提供了基本资料、而且为中文的科学报告树立了样板的手稿，高去寻教授就不可能完成编辑侯家庄西北冈王陵报告的艰巨任务。”
梁思永墓
作者：陈星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图片选自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梁柏有编著，《思文永在——我的父亲考古学家梁思永》，故宫出版社，2016年8月。
原文刊于：梁思永著，《小屯、龙山与仰韶》，商务印书馆，2017年，258-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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