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志敏｜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先驱——梁思永先生

学术 2024-11-13 16:53 北京

梁思永先生（1904～1954年）系中国近代考古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他通过一生的田野实践和辛勤劳动，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展壮大以及考古人才的组织培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特别是建国以来，他还为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建立和考古学学科规划付出了大量的劳动，这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是功不可没的。

梁思永先生是广东新会人，梁启超的第三子。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随后去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此间曾参加过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并对东亚考古学做过特别研究，如早期著作中的《远东考古学上的若干问题》（1929年）一文，除高瞻远瞩地深入分析有关资料外，还明确指出：“······殊无理由原封不动地搬用西欧的型式学和年代学。假若将来的研究显示出该地的一种特有的文化顺序，也不会太出人意料之外吧”，这一科学预见，已为后来的考古发现所充分证实。留学期间为了解国内考古情况，曾一度回国，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担任助教。整理李济于1926年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出土的部分史前陶片，写出《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的英文专刊（1930年），对第四探方的1万余片陶片进行了深入分析。由于缺乏能够复原的完整器形，乃就陶片的质地、口沿、器底和柄把的形式分类叙述，对于它们在地层中的分布、变化作了详细的统计，并用图表予以表示。在肯定西阴村和仰韶村属于同一时代的遗存外，还指出仰韶村的若干器形（如三足鬲和镂孔高圈足豆）不见于西阴村，后来的发现证实，上述陶器为较晚的龙山文化所有。这是最早的一份田野考古分析报告。尽管所分析的仅限于一个探方的陶片，但整理、分类、统计以及对比研究的方法，都具有示范的作用，对后来考古报告的编写也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是以类型学的方法研究古代器物，在中国近代考古学著作中应属最早的代表。

1930年，梁思永先生由哈佛大学毕业回国，参加了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工作。同年秋季赴黑龙江发掘昂昂溪遗址，然后转道通辽进入热河调查新石器时代遗址。这是国内学者最初接触以细石器为代表的遗址，并且首次进行了科学发掘，在断代上树立了重要的标尺。同时还对细石器（当时称为幺石器）的概念和分类标准有所创新，为后来的研究树立了典范。

1931年春季，梁思永先生参加河南安阳殷墟小屯和后岗的发掘工作，秋季参加山东历城（今章丘）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工作，接着又回到后岗继续春季的未了工作。到1937年，他一直在安阳殷墟发掘，为中国近代考古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今分别简介如下。

后岗三叠层的发现，在中国近代考古学上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因为从仰韶文化发现以来，人们对于它与商代的关系，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如有人主张仰韶文化属于胡文化的系统，同商文化没有任何联系；当龙山文化出现之后，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又把仰韶和龙山视作来源不同的两种文化，于是出现所谓“夷夏东西”的说法，不过这只是一种猜测而已。后岗三叠层的发现，从地层堆积上明确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文化的发展顺序。这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开始跨入成熟阶段的显著标志，也是梁思永先生的重要贡献之一。

龙山文化是继仰韶文化之后的又一重要发现。梁思永先生参加了城子崖遗址的第二次发掘，从田野工作到室内整理和报告编写，始终参与其事。中国第一本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城子崖》（1934年），便是在梁先生的主持和参与下及时完成的。正像李济所讲过的那样：“关于编辑的事，梁先生经过好多困难，但他都能想法子满意的解决了。报告的体例大部分都是梁先生创制出来的”（《城子崖》序二）。这本报告的出版，对后来也起了一定的示范作用。随着龙山文化发现的增多，梁先生又完成了《龙山文化——中国文明史前期之一》（1939年），这是一篇全面的总结性著作。它首先论述了遗址的发现及其地理分布，然后就龙山文化的一般特征、三个区域的划分、地层和年代、与商文化的关系等，进行了扼要的论述，迄今仍是研究龙山文化的精辟著作，特别是把龙山文化划分为山东沿海、豫北和杭州湾三个区域的见解尤为重要。目前对龙山文化类型的进一步划分，实导源于梁先生半个世纪以前的创见。至于以龙山文化为商文化先驱的见解，今天由于早商文化的陆续被发现，使这一科学论证终于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

自1889年在河南安阳小屯发现甲骨文以来，金石学家的著录和古董商人的搜寻，几乎均着重于甲骨文，因而出现甲骨学这一新生的学术领域。建国以前在安阳殷墟进行过15次发掘（1928～1937年），最初仍以甲骨文为重点对象。从梁先生参加第四次发掘以来，开始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即发掘和研究均纳入近代考古学的范畴。正像李济所讲过的那样：“梁君是一位有田野工作训练的考古家并且对东亚的考古学问题作过特别的研究。两年来他对于考古组的组织上及方法上均有极重要的贡献”（《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安阳发掘报告》1933年第4期）。参加过当年发掘的夏鼐也着重指出：“他是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洋的近代考古学的正式训练的学者。参加过安阳发掘的旧人都知道，自从他加入后，田野考古的工作水平大大提高了。后来许多田野工作者都是在殷墟工地训练出来的”（《五四运动和近代考古学的兴起》，《考古》1979年第3期）。事实上，我国早期的许多考古学家如郭宝钧、尹达（刘燿）、吴金鼎、石璋如、高去寻、夏鼐、尹焕章、赵青芳等人，都在殷墟工地经过梁先生的指导和培育，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展和壮大，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殷墟初期的发掘比较简单粗糙，对地层堆积也缺乏必要的观察和分析，以致错误判断地下的甲骨为“漂流淤积所致”，还提出“殷墟淹没说”。把房基的柱础石当成洪水冲来的砾石；把版筑的夯窝看成是波浪拍打的痕迹；甚至把墓葬中的儿童遗骨，作为被洪水淹毙的证据。以上观察和解释都十分牵强，束缚了发掘工作水平的提高。从梁先生参加殷墟发掘起，整个工地有了很大的改进。如后岗三叠层的发掘，建立了考古地层学的典范。小屯发掘也从地层学上着手，确认版筑和窖穴等考古遗迹，在版筑上还发现排列整齐的柱础石，有利于建筑遗迹的复原，这就彻底否定了“殷墟淹没说”。可以说殷墟的第四次发掘，是中国近代考古学上的一次重要转折。

由梁先生亲自主持的第10～11次的殷墟发掘，扩大了工作范围，在西北冈的殷代王陵区进行空前规模的考古工作，为商代社会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资料。共发现大墓10座，小墓1000余座。大墓一般是四个墓道，墓室面积300～400平方米。虽然被盗掘破坏，收获还是相当丰富的，出土有青铜器、玉器、石雕以及木器印痕的花土等珍贵遗物。大墓里还普遍发现被杀殉的“人牲”遗骨，最多的达100余具。大墓的附近排列有密集的1000余座小墓，身首异处，都是当时的杀殉坑。这些发现生动地反映商代奴隶社会残酷的阶级压迫，揭露商代历史的真实面貌。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梁思永先生在向后方撤退的颠沛流离生活中，仍坚持报告的整理，完成大部分稿件。后来这批稿件被带去台湾，由当时参加发掘的高去寻辑补成《侯家庄》，从1962年起陆续分册出版，这已是梁先生身后的事了。

抗战胜利以后，梁先生在重庆施行手术截去了几根肋骨，使有病的左肺萎缩下来，然后到北京休养。1949年北京解放，梁先生放弃七八年来的蛰居休养生活，毅然出来为人民的考古事业服务。1950年8月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他以虚弱的身体积极主持所里的常务工作，如制订长远规划、指导田野和室内研究，并热心扶掖后进，为发展新中国的考古事业而积极努力。这时考古所新建伊始，50年代初期的年度计划和“十二年远景规划”等，都出自梁先生的酝酿和设定，使得考古所整体的发展规划有了一个具体的轮廓。同时梁先生还亲自主持青年干部的培训。从我们到考古所报到主持青年干部的培训。从我们到考古所报到的那天起，便给我们布置了必读书目和拟订学习计划，每周还要逐日填报学习和工作情况，并经常同我们谈话以便更深入的了解，他的谈话从治学方法到思想修养无所不包，他以督促和爱护的心情为考古研究所培养了一批新的骨干。当时为了缓解新中国考古干部缺乏的现状，梁思永先生还积极支持由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联合主办的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从教学人员的配备、课程的设置、实习的选点，都做了认真地安排。从1952～1955年，共举办了四届训练班，培训341人，向全国输送了考古工作骨干。同时梁先生还对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设立考古专业，也给以积极的支持。这些都为新中国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当时我为训练班考古专业所准备的讲稿，事先都经过梁先生的审阅和批改，不妥之处均一一指出，表明梁先生对干部的培养是何等的严肃和认真！

梁思永先生在以虚弱的身体主持所务之余，仍十分关心学术研究，如他所撰写的《殷代陶器》和《考古报告的主要内容》两稿，是为辅导青年同志编写《辉县发掘报告》时所作的参考提纲，后来已分别发表在《考古》1988年第2期和《文物天地》1990年第1期。前者以李济编辑的《殷墟陶器图录》为基础，对殷代陶器的质料、器形、制法、纹饰作了深入的分析，并剔除图录中所收的龙山陶器，提纲挈领并易于了解，是研究殷代陶器的一篇重要论著。后者叙述考古报告的主要内容，如调查发掘、人员组织、遗址和遗物的描述以及结语和附录的要求等，均作了具体规定，对考古报告的编写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梁思永先生的短暂一生，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拓和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奠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中国考古学蓬勃发展的今天，对梁思永先生的学术生涯和具体业绩，我们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深切的怀念！

作者：安志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考古》200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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