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煌煌20巨冊，收錄了晚清民國（1900-1949）時期中國境內發表在報刊上的單篇文獻1200篇左右。關於編輯動機，編校者在該書《前言》中說：“遍檢國內外出版物，尚無晚清民國時期中國古典文論研究文獻之彙編。”[1]從筆者所瞭解的情況看，此言不虛。近年，晚清民國學術成為學術熱點，研究觸角遍及政治、經濟、社會、歷史、哲學和文學諸多領域，各領域也多有各類文獻彙編出版。僅就文學領域而言，如陳洪《民國中國小說史著集成》（南開大學出版社），趙驥《民國話劇史料彙編》（學苑出版社，2018），李揚《民國時期報紙文藝副刊彙編》（廣陵書社，2020），李揚《民國文學名刊彙編》（南開大學出版社，2017），程華平《民國中國戲曲史著彙編》（廣陵出版社，2017），田本相《民國時期話劇雜誌彙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等，這些文獻彙編，對文學尤其是小說戲曲等專門領域的研究，貢獻良多。張寅彭先生的《民國詩話叢編》（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是此期另一部值得特別提出的重要叢書，具有重要的史料和研究價值。但此編所收錄的詩話雖在形式上沿用中國古典詩話的傳統體制，在內容上，則古今雜糅，是民國文人以舊形式寫出的新詩話，故不能稱為中國古典文論，也主要不是對中國古典文論的研究。綜合以上情況，劉文勇教授的《集成》是晚清民國50年間有關中國古典文論研究的唯一一部文獻集成，所收錄的1200篇文獻，雖不敢說對晚清民國有關古典文論的研究文獻搜羅殆盡，但有關中國古典文論重要的研究文獻幾乎一網打盡。其意義與價值，自不待言。
晚清民國時期作為中國文學批評的一個重要轉型期，其主要特點是古典文論的終結與新型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的建立，在這個轉型期內所產生的文學批評及其文獻，具有重要的理論史價值。該《集成》作為全面彙集此期文學批評研究文獻的著作，當然也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回望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大的轉型期應該有三個，一是魏晉六朝時期，由先秦兩漢時期的政教詩學向藝術詩學轉型，亦即從重視詩文的社會政教功能向重視詩文的藝術內部特性研究的轉型，在這個時期，詩文批評從藝術價值觀到文學批評的話語體系及著作形式都有了徹底的變革和嬗替。二是唐宋時期，主要體現在古典文論著述形式的轉型。標誌有兩個，一是包含了選文、小傳、序評等形式的選本批評的出現；二是詩話的撰述與傳播。這一轉型，主要顯示了古典文論著述形式的豐富和更貼近詩文創作的特性，但在文學價值觀上，則沒有根本的轉型。三是晚清民國時期，是中國古典文論終結，引進並建構新型文學理論體系的時期，也是以新觀念總結中國古典文論傳統、建立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的重要時期。在這個時期，各種新舊思想和理論交鋒，報刊雜誌上發表了大量有關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文學理論的論文和文章。其中既有沿襲傳統的舊體文學批評文獻，也有融合了各種新思想、新理論、新潮流的新體文學批評文獻，借助報刊的平臺，或自論、或辯難，思想之駁雜，文獻之豐富，蔚為大觀。此著對此50年間的各類單篇文獻，“應收盡收，以見全貌”（該著《凡例》），對於瞭解新舊文學理論轉型期的文學批評，無疑是一個體量巨大的標本，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作為研究文獻集成式的著作，文獻本身的價值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全書的價值。該《集成》所收文獻，多樣而豐富，全面展示了晚清民國中國古典文論研究的成就。細捋文獻所涉及的範圍和問題，從批評和研究對象看，以詩文評為主，兼及小說、戲曲理論。從作者身份看，以中國本土理論家為主，也有部分文論譯自外國人（如發表在《黎明》雜誌，由劉大白先生翻譯的兒島獻吉郎《關於八病的諸說》及由諸橋轍次撰，木筆譯的《詩序及其作者》等）。從著述文體看，有論文、劄記、書信、詩句圖、表解、箋注、評傳、書評、書目提要、序跋，還有用於大學課堂的新體教材。從研究範圍看，集中在從先秦到清代的詩文理論研究方面，也有少量的小說、戲曲批評。從研究議題看，在西方文學理論體系引進的背景下，有大量關於“文學”概念的討論，新舊兩派辯難爭執，反映了新文學觀念引入下，對“文學”的多元化認知。此外，較為集中的議題還有關於“四詩”、 “六義”、“比興”的討論，關於《文心雕龍》的研究，關於南朝聲律論、“文筆說”的探討，關於古代文體論的研究，關於幾種新著《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爭論，關於中西文學異同的辯駁等。從此期文獻看，有幾種情況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一是體現了學科交叉的宏大視野，相當多的文章或論文，以文學與史學交叉、文學與哲學交叉、文學與地理學交叉，展現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現代學術視野；二是對數種《中國文學批評史》（包括陳鍾凡、郭紹虞、羅根澤、朱東潤等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評論和討論，展現了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初建時期，前輩學者辯難求真、開疆拓土的學術勇氣；三是從王國維（《孔子之美育主義》）、章太炎（《文學略論》），到張大東（《中國文學上的“體”與“派”》）、胡夢華（《文學批評家李笠翁》）、于賡虞（《孔丘與亞里斯多德論詩的比較》）、趙景深（《湯顯祖與莎士比亞》）等有關中西文學比較或以西學理論框架重構中國古典文論的研究論文，初步顯示了中西比較詩學在中國起步的狀態；四是從《輔仁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課程表及課程說明：中國文學批評史》和黃侃先生的《文心雕龍札記》，俞元桂等的《文心雕龍上篇分析初步》，可見中國古典文論已開始進入大學課程體系。凡此種種，均說明《集成》搜羅宏富，所收集的文獻，全面反映了那個時代中國古典文論研究的成果和古典文論研究繁榮的景象。
該著既為文獻集成，除上述搜羅宏富的特點外，文獻處理的方式、校勘、編排也十分重要。
與此前文獻集成彙編本多以影印的方式編輯出版不同，編校者對所收各篇文獻均採用了錄入的方式。據筆者對晚清民國報刊的粗淺瞭解，各個時期，不同的報刊規格不同，版式各一，編排多樣，尤其是在報紙刊載的文章，其版式規格與所占版面的大小有極大差異，加上紙質不同，印刷方式不一，高下互見，造成各種報刊的印製水準參差不齊，很難採用影印的方式，儘管這種方式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持文獻的原狀。所以，編校者以“最笨”的功夫，採用了重新錄入的方式。這無疑加大了工作量，一是要辨識各篇文章的文字，從該書《凡例》第14條所記：“原刊文章部分文字極其模糊不能辨認者，用方框替代”[2]，可知編校者面對千餘篇複印自數十年前的文章，其中應該存在着不少紙張和印製均較粗劣的文字，要辨識它，非常繁難。其次，加大了校對的工作量。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一是植字或排版造成的訛誤，這個容易理解；二是晚清民國有些學者，學識淵博，但限於彼時尚無現代學術規範，加上自恃記誦力強，所以不少文章的引文出於作者記憶，造成訛誤。如果採用影印的方式，編輯者自可不顧，但既然採用錄入的方式，本着對讀者負責的態度，就不能忽視這些問題。所以，編校者在文獻處理方面，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帶給讀者的，則是一部精編精校，印製清晰，便於閱讀的本子。
從編排而言，編校者也耗費了大量的精力。從《凡例》來看，編者遇到了諸多問題，比如文章連載於雜誌的不同期號時，有多個發表時間需要處理；刊物期號，存在封面標號與內文或版權頁不一致的情況需要處理；少部分文章的原刊排版混亂，錄入時需要處理等等。更重要的，是如何編排這千餘篇文獻。慣常的文獻彙編方式，有以地域編排的，體類編排的，有以主題編排的。此著最終採用的是按發表年份編輯排列的方式，這一方式，總體而言，符合中國古典文論的學科屬性，有利於考察民國中國古典文論研究的發展進路，一編在手，可總覽晚清民國中國古典文論的研究史。對於研究者而言，它既是一部文獻彙編，又是一部晚清民國的中國文學批評史。
關於本書的校勘，也值得一說。與傳統校勘不同的是，編校者所面對的是刊載在報刊上的文章，每一篇都是唯一的，所以除了本校、理校外，無從進行傳統意義上的對校和他校。核校原文的原創性文字還相對簡單，難的是對文中引用古人的文字。如前所述，收錄于集中不少篇章的引文，系由作者憑記憶所引，訛誤甚多。所以，對這些文字的校對，是對編校者的絕大考驗，因為他必須熟悉原文作者所引用的原始文獻，才能在核閱原文時發現有疑、有誤的地方。茲僅舉一例，如核校劉節著《劉勰評傳》所引《文心雕龍·序志》篇，編者發現由“唯文章之用”至“乃使論文”一段的短短百十來字中，共有三處引用失誤，一是“唯”誤作“夫”，二是“枝”誤作“支”，三是“久”誤作“稍”，另發現“之”為衍文當刪。又劉文引《原道》篇，“故兩儀生焉”脫一“既”字，“矣”誤為“焉”[3]。凡此類訛誤，編者均能一一校正，並寫出校記，十分難得。昔段玉裁云：“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偽不漏之難也，定其是非之難。”[4]翻閱全書，編者對每篇原文都作覆核，勘其正誤，定其是非，有誤的即出校記。經筆者粗略統計，全書共出校記達到驚人的18000餘條，其中出校記最多的一頁即有19條，校記總字數在40余萬字左右。這個校勘的工作量，委實令人驚歎。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編校者對全書1200篇文獻一一寫出“編者按”。粗略估計，累計字數或達50萬-60萬字之巨。作為文獻集成的體例，前人或僅收錄文獻，不做任何處理和研究，或寫題解，或寫提要、摘要。劉文勇教授的“編者按”，可說是別出一格。在該著《凡例》中，劉文勇先生解釋道：“之所以用‘編者按’而不用‘提要’的形式，在於某些內容不屬於提要性質，故用比較寬泛的‘編者按’之形式來處理。”。我的理解，用“編者按”一體更為自由，除了可以寫常規的題解、提要外，還可將編校者對該篇文獻的閱讀心得和研究所獲寫入其中，將文獻及作者存在的某些較重要且關鍵的“失誤”指出來，使“編者按”具有一定的研究性，這是一般的題解或提要所不能體現的。“編者按”中類似常規提要寫法的，或短或長，均注意揭櫫文獻要義，表彰貢獻。如對王叔岷《論鍾嶸評陶淵明詩》的編者按僅有120餘字，但特拈出王文“無意為詩，而臻至境者，陶淵明也。有意為詩，而臻至境者，杜子美也”一句，稱其語“可謂精闢”[5]，屬言簡意賅者。逯欽立先生的《說文筆》，是一篇截斷眾流，十分重要的論述六朝文筆說的論文，他所提出的“文筆說的起來，至晚當在東晉的初年”，在對阮元、劉師培、黃侃諸先生的相關言論進行辯駁後，將文筆說分為初期和後期，並詳論其異同及發展。劉文勇教授在編者按中，條分縷析，用1100餘字的篇幅，詳細勾勒了逯先生的意見，並予表彰，稱其為“民國時期討論文筆說的重量級文章”[6]，屬詳解細論，評析精到者。更有貢獻的，是在編者按中對相關文獻的發表時間與刊載內容的更訂與修正，見出編校者的研究心得。茲僅舉黃侃《文心雕龍札記》的編者按以見一斑，黃著發表在《國立中央大學文藝叢刊》（第3卷第1期（1937.6），編者按寫道：
在這段編者按中，劉教授詳細梳理了民國時期黃侃先生《文心雕龍札記》發表的過程及刊登情況，糾正了中華版“後記”的誤記，並追溯了《文心雕龍札記》在民國時期成文和發表的過程，通篇可看作《文心雕龍札記》寫作與出版史，具有很好的學術價值。又如為章太炎先生的《文學論略》一文寫的編者按，編者在細述了章先生對“文”和“文學”的定義和論證後指出：
這段編者按，着力辨析章太炎先生有關“文”與“文學”的概念，指出章先生的“文”限定在“著於竹帛者”，“文學”是指研究著於竹帛之文字的學科，而非一般意義上的文學，當然也指出章太炎“定義的‘文學’這門學科的研究對象‘文’太廣義了”。劉教授的編者按在辨析《文學論略》一文所涉及的概念、主旨方面，直揭文意，取義精准。如果說上引黃侃《文心雕龍札記》的編者案以“考”見長，此段則以“論”見長。說明《集成》的編者按，不是一般的文獻提要，有考有論，體現出研究性和學術性。在全書1200篇“編者按”中，這類有關文獻的刊期、作者及內容的辨析考論，所在多有，具有相當高的學術價值。
此外，編者按還有勘誤的貢獻。如郭紹虞先生《滄浪詩話以前之詩禪說》一文在《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文後的標注中，自己將文章發表的刊物和時間記錯，也在該著的編者按中進行了更正[9]。又繆鉞先生的《論詞》，發表於1941年《思想與時代》雜誌第3期，後收入《詩詞散論》時，繆先生所署撰寫時間為1940年7月，劉教授詳細比對了上述兩版與收在《繆鉞文論甲集》（1944年7月）中的記錄及文字差異，經過推究研判，最後得出結論：“以此，則《詩詞散論》與《繆鉞文論甲集》中該文時間應該署為‘1940年初稿，1941年10月二稿，1944年7月三稿’方確切，或者署為1944年7月也大體不錯，但不宜直接署為‘1940年7月’（《詩詞散論》）或‘民國二十九年七月’（《繆鉞文論甲集》）。”[10]這些同一文獻在不同版本中刊載和記錄的情形比較複雜，不便出現在校記中，以編者按的方式處理，很好地解決了校勘與文獻整理以及提要的關係，可看作是《集成》編校者的一個創造。
此外，“編者按”還體現了學術糾察的作用。如劉教授發現相玉發表在《庸報》上的《金文學家王滹南》一文與題名夢薇的文章《談王滹南——金代一位元文藝批評家》內容完全一致，指出其可能是抄襲或重複發表：
劉文勇教授對學術不端行為深惡痛絕，在同書中還指出陳佳牟抄襲王藹堂《孔子底文學思想及其影響》一文[12]，批評孝文發表於《庸報》的《桐城姚鼐之文學思想》一文存在“多掙稿費的行為”，編者按說：“本文內容上見於1938年12月23日《庸報》上，題目是《文學觀念的變遷》，署名作者也相同，現在改頭換面再次發表出來，應該是多掙稿費的行為。”[13]這段讓人忍俊不禁的文字，見性情，見幽默，在一般學術著作中十分罕見，體現了劉文勇教授的學術個性和作為一個正直學者的秉性，我深為欣賞。
總之，該著煌煌20巨冊，其內容、價值、特色、貢獻遠不止上面所言。弱水三千，非一瓢所能嘗；一臠肉，亦難知一鑊之味。其甘脆肥膿，正當讀者自己品讀。就筆者的體驗而言，數度翻檢，總難釋手。我以為，對於當今學界而言，除了可以利用此著瞭解和研究晚清民國時期的中國古代文學、古代文論的研究外，還可從中領略此期中國古典文論的歷史，將之作為一部晚清民國中國文學批評史來看。進而言之，凡今日研究中國古典文論者，更應該熟悉那50年的既有研究成果，避免重複研究的現象。此外，從文獻價值看，此著多可彌補現今流傳的前輩學者的論著闕失之憾。如郭紹虞先生的《袁簡齋與章實齋之思想與其文論》《杜甫<戲爲六絕句>集解》《四庫著錄南宋詩話提要評述》《論宋以前詩話效遺山體得絕句二十首》等，不見於《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陳延傑先生以《詩品注》稱著，但其《讀文心雕龍》則流傳不廣；另如逯欽立先生的《說文筆》，也不為一般學者所熟悉。另外，一些學者如段淩辰（《八代文論史》）、吳重翰（《明代文學復古之論戰》）、李源澄（《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明道與言志的問題》）、傅東華（《中國文體的特色》）、唐君毅（《略論中國藝術之特質》）、白壽彝（《五行家底歌謠觀》）、嵇文甫（《公安三袁與左派王學》）等文史哲各界學人均著有研究古典文論的文章，卻已被今人遺忘。這些珍貴文獻，被一一收錄，可使今人更廣泛地領受前輩學者的遺澤。對從事中國古代文學或中國古典文論的研究者而言，有些研究領域在今天是顯學，如《文心雕龍》，如古代文體學，但由該著回望近百年的中國古典文論研究，會發現其中有些研究議題，已有前人涉足，且屢見精解，如王錫睿的《蕭梁文選及古文辭類纂編例之比觀》，由所收文體之比較，進而研探文學思想的不同與時代文風之差異，其選題如在今日，研究的角度仍屬熱門。另如俞元桂在中文系開設《文心雕龍》專書研究課程，其與學生課中研討而成的《文心雕龍上篇分析初步》（發表於《協大藝文》第21期，見該著第20冊），雖題名曰“初步”，觀其論析《原道》篇，細密周至，見解於今人不遑多讓。再如發表于《國聞週報》上由張大東所寫的《中國文學上之“體”與“派”》（見《集成》第3冊）一文，引入西方style概念，並引用Gerhard R和Arlo Bates的著作，研究中國漢以前“歷史的文學觀”及文學體制與風格，其選題與研究角度，與近年文體學研究遙相呼應，令人懷想。以上所言，雖僅一鼎之臠，讀之卻讓人百感交集，有時光倒流，與古之人交友之感。這些，也是劉文勇教授的《集成》所提供給我們的。
作為一篇以追求客觀公正為目標的書評，本文當然應該指出該《集成》仍存在的一些可以商量或略感不滿足的地方。首先是在體例上，如果設置“作者小傳”一項就更為完滿，雖然文獻所涉，僅是數十年至百年前的文獻，但其中有些作者已經不詳，或作者署名與作者本人不合，如有作者小傳，提供更多資訊，更方便讀者閱讀觀覽。再次，文獻目錄依前後順序編排，一目了然。但如就讀者翻檢而言，目錄依照順序加上冊號，翻檢起來就更方便了。最後，儘管《集成》的編校者在校對方面竭盡心力，但面對1000萬字左右的總字數，逐字校閱，難免百密一疏。前人有校書如掃落葉之歎，所謂旋掃旋生。以如此巨大的編校量，有個別失校之處，在所難免，唯期待再版時能予完善。面對一部重要且有很高使用價值的著作，總不免有更高期待，如情竇初開之少年，對未來的“愛人”常常懷有超高的浪漫想像。故以精益求精的挑剔眼光審視，發現上述可斟酌乃至改善的地方，略陳芻蕘，以與讀者分享，也請編校者見諒。
[5]劉文勇《晚清民國中國古典文論研究文獻集成》第20冊，成都：巴蜀書社，2020年版，頁7692。
[6]劉文勇《晚清民國中國古典文論研究文獻集成》第20冊，成都：巴蜀書社，2020年版，頁7533-7534。
[7]劉文勇《晚清民國中國古典文論研究文獻集成》第12冊，成都：巴蜀書社，2020年版，頁4549。
[8]劉文勇《晚清民國中國古典文論研究文獻集成》第1冊，成都：巴蜀書社，2020年版，頁34。
[9]劉文勇《晚清民國中國古典文論研究文獻集成》第6冊，成都：巴蜀書社，2020年版，頁2260。
[10]劉文勇《晚清民國中國古典文論研究文獻集成》第15冊，成都：巴蜀書社，2020年版，頁5697。
[11]劉文勇《晚清民國中國古典文論研究文獻集成》第13冊，成都：巴蜀書社，2020年版，頁4869。
[12]劉文勇《晚清民國中國古典文論研究文獻集成》第10冊，成都：巴蜀書社，2020年版，頁3851。
[13]劉文勇《晚清民國中國古典文論研究文獻集成》第13冊，成都：巴蜀書社，2020年版，頁48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