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年来在古籍工作文件中始揭橥典籍外译，但有组织和有系统的外译实践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外文局1951年创办的《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向海外译介了大量的中国古典文艺作品，1981年推出的《熊猫丛书》囊括英、法、德、日等语言翻译的中国典籍逾30种[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联合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自1995年起实施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涉及典籍百余种，后又推出多语对照版。新世纪以降，“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4）、“中外图书互译计划”（2008）、“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2009）、“中华学术外译项目”（2010）、“丝路书香出版工程”（2014）、“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2019）等国家外译工程进一步助力中国典籍“走出去”。至于中国典籍外译概况，目前仅《汉籍外译史》[3]等少数著述有初步的研究。鉴于“英语世界”是中华文化外译研究的重点，这一文化区域覆盖了世界上以英语为母语、第二语言和外语的大多数国家[4]，本文拟基于相关书目的统计，绘制中国典籍英译图景，从中耙梳可供镜鉴之处，以期服务于国家翻译政策制定和促进中国典籍资源的发掘利用。
袁同礼《西文汉学书目》（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5]是海外最具代表性的汉学文献之一，但仅收录1921-1957年间的西方汉学书目，并夹杂着外文直接创作的学术著述。1975年付梓的王尔敏《中国文献西译书目》[6]则是“继袁同礼之后，中文学术界最早系统地整理出版的中国典籍外译书目的著作”[7]。以此作参照，陈剑光等[8]更新和补充了《新编中国文献西译书目（1900-2017）》。这两本书目难免挂万漏一，但仍是目前为止梳理的最为全面系统的中国典籍外译文献。《新编中国文献西译书目（1900-2017）》数据来自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CLC）的WorldCat数据库，筛选出在中外文化交流进程中具有一定影响力、思想价值和知识生产能力的典型译作。所以本文以后两本书目为范围，进行录入和结构化加工，共得到11,274条英译条目，包括门类、作品名称、英译文献标题、译者、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等信息。
《中国文献西译书目》囿于出版时间和编撰条件，不少条目信息残缺，如仅列举外文译本名称，译者、出版社和翻译对象语焉不详。人工校对环节既须核对与纸质书目的出入，又得通过Google Book和Library Archive等网络资源查漏补遗①。在此基础上，按如下原则进行筛选。第一，中国典籍为“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9]1，而两本书目收录了大量的1912年以后作品的翻译，删除不计。第二，为与《新编中国文献西译书目（1900-2017）》辑录单行本的原则统一，本文仅选取独立出版的英译文献，剔除报刊译文以及未刊的稿本（如邦斯尔（Bramwell S. Bonsall）《红楼梦》《战国策》译稿）、博士论文等。第三，词典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翻译，相关条目不作考察。第四，诸多中国典籍英译本多次再版，如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四书五经英译、翟林奈（Lionel Giles）《孙子兵法》英译本在海内外修订或再版近百次。但再版往往不是对旧译本的大幅度修订和重新翻译，所以不属于新译本。同时，本文分析时主要以翻译品种的角度为中心，并且源数据再版信息也不够全面，所以仅保留初版。第五，部分条目的翻译对象不明晰，如大部分诗词曲赋、传奇、戏曲英译没有清晰对应的翻译对象，所以统一作模糊化处理；又如Shan Shui: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Landscape Poems等文献翻译的诗词范围很广，马礼逊（Robert Morrison）Chinese Miscellany和李乔苹The Chemical Art of Old China等是包含零星节译的创作，亦均不纳入考察范围。最终，本文甄选出1,620条英译条目。
根据筛选所得的中国典籍英译文献，最早的翻译时间是1736年，而《新编中国文献西译书目（1900-2017）》收录英译文献的出版时间截止至2018年。基于1,620条英译条目的典籍门类、作品名、英译者、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等信息，下文拟重点围绕作品、译者和出版三要素，概括梳理和分析1736-2018年近300年间的中国典籍英译史。
2.1中国典籍英译作品的分布倾向
在目标范围内，约有512种中国典籍被翻译成英文。从类别看，被多次翻译的作品门类分布广，涵盖传统文史哲经典以及《黄帝内经素问》《本草纲目》等医学典籍。由是观之，明末清初开启的“西学东渐”中外交流史以来，中国典籍亦广泛参与其中。基于对“中国典籍及其英译者共现知识图谱典籍”②和表1数据的分析，笔者发现被重点翻译的典籍有22种，包括文学类唐宋诗词和《聊斋志异》《西厢记》《西游记》《红楼梦》《醒世恒言》《今古奇观》《牡丹亭》，儒家经典《论语》《易经》《孟子》《大学》《中庸》，哲学思想《道德经》《庄子》《墨子》《荀子》《淮南子》，佛教经典《六祖坛经》《妙法莲华经》，军事类《孙子兵法》和历史类《史记》。而只被翻译过1次的典籍有310种，所以大部分中国典籍的译介频率不高。需要指出的是，从东晋至隋唐，中国文化逐渐形成以儒家入世思想为主体、道家出世思想和佛教慈悲思想合力互补的文化体系，这种多元格局延续至20世纪初[10]。承载着中华文化精髓和中华人文精神的儒释道典籍被持续译成英文，向西方传播了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探究具体被翻译的典籍作品（表1），唐宋诗词译介频率最高。究其原因，7-13世纪的中国在世界文学历史上被称为唐宋世纪，当时诗词所描绘的和平世界与对和平的向往被视为至高的理想境界[11]。加之古典诗词结合汉字、传统文化和文学诗学观念之精华，登峰造极的艺术价值易于跨越文化藩篱而历久弥新，所以自18世纪初译介发轫至今热度不减。继唐宋诗词之后，《道德经》英译本数量位居之最。五千字的语言外壳下蕴含了数千年的思想底蕴。美国汉学家梅维恒（Victor H. Mair）[12]xi谈到，《道德经》是19世纪以来被译介最多的典籍，在西方的发行量仅次于《圣经》《薄伽梵歌》。《论语》是儒家最知名的经典，亦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之根基，其翻译概况表明中华民族核心价值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传播。比较之下，其他典籍的流传范围和传播程度难以企及。较之先秦典籍，近世作品如《红楼梦》《西游记》多为鸿篇巨著，翻译耗时费力。英国汉学家霍克思（David Hawkes）和闵福德（John Minford）倾注16载才完成《红楼梦》英文全译[13]。
从18世纪初至鸦片战争前夕，被翻译成英文的中国典籍不多。儒家经典《大学》《论语》和蒙学读物《千字文》较受关注，而元杂剧和通俗小说《赵氏孤儿》《好逑传》《今古奇观》《十二楼》英译起步早，译作多，1722年官修《圣谕广训》备受关注。这一时期中国典籍英译均由西方人士完成，属于西方文化圈的主动译入。
《赵氏孤儿》《好逑传》《十二楼》宣扬的儒家教义、教化功能、道德理念和中国元素满足了英国人对异域的好奇与想象，书中的复仇故事情节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即18世纪英法战争中英国节节失败，激励了他们摆脱民族危机[14]55。但这些白话文小说和戏曲并非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翻译“缺乏对中国古代文学真正的了解，更谈不上深入研究，只能算作英国汉学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萌生期和准备阶段”[15]。及至19世纪初，体现清代统治旨意和意识形态浓厚的《圣谕广训》被多位来华英国外交官译成英文，满足了从实用主义和政治外交视角了解中国。儒家四书五经等经典的翻译逐渐成为主流。爬梳史料可知，自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1807年抵达广州传教，西方传教士接踵而至。他们从儒家经典着手，从思想角度认识中国，但目的在于“以基督教思想为中心，展开对儒家思想的全面批评，借以传播福音”[14]100-101。
自1840年国门洞开至1949年，大批西方传教士、汉学家、商人和外交官来到中国，频繁的文化交流以翻译为重要手段，翻译又进一步促进中国典籍西传。较之前一时期，小说《今古奇观》自鸦片战争后被不断翻译，先秦儒学和道家经典自19世纪60年代起开始占据主流，20世纪上半叶为唐诗的译介热潮时期。其间，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末，英译《景教流行中国碑》较为盛行。至于这些现象的成因有以下几方面，首先，19 世纪西方文学追求异国情调，《今古奇观》的世俗性使之成为继才子佳人书《好逑传》之后，西方了解中国风俗人情之窗口。且其中的善恶有报观符合同期西方小说结局的基本模式，彰显出中西互通的人性普适价值[16]。其次，在最早来华的西方人士中，新教传教士是嫁接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五口通商”开埠后，为清除传教道路上的认知障碍，他们延续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迂回传教路线，译研中国古代儒道经典和佐证早期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景教流行中国碑》，旨在发现中国文化的不合理之处和为传教寻求历史依据。理雅各1861-1872年《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系列和《东方圣书》（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丛书，完成四书五经的翻译。此后有更多相关英译本迭出。正如他总结：“把被称为中国人的福音书以及中国的摩西‘四书’‘五经’翻译成英文，是值得倾力去做的……可以供那些需要了解中国哲学、宗教和道德的普通读者阅读。”[17]27-28《道德经》《庄子》翻译的主要动机亦是如此。20世纪初期的《道德经》译本主要在大英帝国殖民范围内刊行，“与《圣经》的汉译事业互相呼应，互相阐释，具有极强的社会政治功能”[18]。此外，20世纪初唐诗的频繁翻译与美国“新诗运动”密不可分，以庞德（Ezra Pound）为代表的美国诗人从汉字的音、形、意特征中发现了文字的张力与意象的魔力，促成了唐诗译介的第一次高潮[19]164。
及至1949年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典籍被译成英文，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传播。与前两个阶段相比，译介最多的类别均为先秦诸子经典和唐诗宋词。21世纪以降，这两方面的英译更是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期。这一时期的翻译既有西方出于学术研究等目的的主动译入，也有中国政府多渠道推介的译出。例如，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政府部门或出版机构相继发起“熊猫丛书”“汉英对照中国古典”“汉英对照近世经典与传统文化系列”和《大中华文库》等翻译工程，促成了新译本的涌现。至于单部典籍，《道德经》英译表征出持续时间长和连续性强的特征。20世纪初才被英译的《孙子兵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为继儒家经典之后，被译介最多的作品之一。总体上，唐诗的受关注度高，英译态势迅猛，译本迭出不穷。究其主要缘由是因为二战后，一些西方学者对自身现代文明和价值观产生疑虑，并开始接受非理性主义和存在主义，主张用人的直觉能力来理解现实世界[20]。这与老子的“无为而治”“少私寡欲”等质朴思想有相通之处，对现代文明的启示意义愈发得到凸显。1973年《道德经》马王堆汉墓帛书本的出土，促进了延续至今的翻译高潮。《孙子兵法》翻译有着更直接的现实需要，即主要服务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追溯中国战略文化的历史。中国在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中的胜利使西方加强反思，“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东方战争思想得以发掘，《孙子兵法》的军事哲理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末“战略文化”研究的高潮中被不断阐释[21]。此外，二战后，唐诗西传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沉寂，直至20世纪60年代开始，对美国乃至西方文艺界产生了比以往更广泛和深刻的影响。这根本上得益于唐诗的体量和所代表的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成就。剖析现实，美国自20世纪中期逐渐成为西方汉学研究的重镇，“垮掉的一代”诗人将渴求灵感与素材的目光转向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美邦交正常化后，美国亦认为不能舍弃对传统中国文化和回归欧洲传统汉学的路径，成立唐诗研究学会和创办相关学术刊物，“标志着美国经院式唐诗专门研究的确立，唐诗在英语世界的流播进入进深阶段” [19]280。这一时期的译著数量繁多，或被收录到大学教科书的中国古典文学编选本。而且，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华裔中高级知识分子的比重大幅增加，不少担任大学教职的华裔构成了美国汉学研究的重要力量，所以译介唐诗的群体广泛，华裔和非华裔学者几乎各占一半[19]292。
2.2中国典籍英译的译者群体概貌
对中国典籍英译的译者群体进行溯源，约有1,239位可循的中外译者。根据图1知识图谱共现，理雅各、威利（Arthur Waley）、华兹生（Burton Watson）、克立礼（Thomas Cleary）、杨宪益、戴乃迭（Gladys Yang）、林语堂、许渊冲、汪榕培等是高产译者，译笔不辍。
再通过梳理，得出译作数量居多和翻译贡献突出的17位译者（见表2），中国典籍的高产译者以英美汉学家居多，如美国当代（华裔）汉学家克立礼、华兹生、辛顿（David Hinton）和陈荣捷。除杜为廉（William Dolby）外，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的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威利、毕尔（Samuel Beal）和翟理斯（Herbert A. Giles）饮誉中外。美国汉学家的翻译文献总量印证了美国的汉学研究起步和发展晚于英国，但呈现出后来者居上之态势，目前已成为译介中国典籍的重镇。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均重点关注儒释道典籍和唐宋诗词。另外，西方出现了专门翻译中国佛教典籍的机构，即1970年成立的美国华人佛经翻译协会（Buddhist Text Translation Society）。该协会效仿中国历史上佛经翻译的译场制度，采用个人翻译、集体修正和共同润色的方式，翻译了不少中国佛典。
此外，在图1中国典籍英译者共现知识图谱中，节点之间的连线和密度代表译者之间的合作程度。200余部中国典籍英译文献由不同译者合作完成。既有中国学者与英语母语译者之间的通力合作，又有西方华裔学者与汉学家的群策群力，以及中外人士的交互式协作。从译者之间的关系来看，夫妻、父子、翁婿、姐妹等婚姻或血缘亲情凝聚的模式占主导，包括杨宪益和戴乃迭伉俪、许渊冲和许明父子、霍克思和闵福德翁婿、麦克休姐妹（Florence and Isabel Mchugh）。其次为同事友人模式，如汪榕培与王宏、张玲等同事或学生的合作。绘制合作者的社会网络图谱（见图5）可知，关系密切和翻译产出丰硕的有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华裔翟楚和翟文伯父子、许渊冲和许明父子、汪榕培和张玲师徒以及美国学者艾文贺（Philip J. Ivanhoe）和万白安（Bryan W. Van Norden）。知名度最高的当属杨宪益及夫人戴乃迭的珠联璧合。据称，杨宪益常常手捧古典名著流畅口译，戴乃迭用打字机打出，并加工定稿译文[24]。二人在长达半个世纪里，系统地将中国古典名著介绍给了世界，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24]。他们理解古文游刃有余，具备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又熟稔中西文化差异和西方读者期待，从而在翻译界被传为佳话。
2.3中国典籍英译的出版发行图景
统计中国典籍英译文献的分布地，涉及北美洲、欧洲、亚洲和大洋洲27个国家和地区，如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奥地利、保加利亚、比利时、挪威、俄罗斯、瑞典、瑞士、荷兰、意大利、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中国（含港澳台地区）、菲律宾、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斯里兰卡、以色列。由此可见，中国典籍英译出版并非局限在以英语为母语的西方，而是遍布主要发达国家和中国周边邻国。具言之，海外出版最多的国家为美国和英国，分别有761部和290部，印证了“中国出版走出去，其实主要是面对北美市场，而其中最大的市场就是美国”[25]的观点。剖析具体的数据看出，18-19世纪在美国出版的中国典籍英译文献仅6部，在英国出版的则有67部。及至20世纪后，英美出版数据发生逆转，再次说明美国在20世纪上半叶后成为西方汉学中心的史实。此外，中国本土亦是推介中国典籍英译出版的重要阵地，出版物400多部，数量仅次于美国。至于中国周边邻国成为中国典籍英译的出版地，这与英国侨居地汉学的发展息息相关。换言之，英国19世纪初派往东方的新教传教士在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建立根据地，印度、新加坡、缅甸、马来西亚后又沦为英国的殖民地。由于在地缘上拥有接近中国的便利，英国的汉学研究不仅由在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侨民完成，亦直接设立了不少印刷机构完成出版[14]232。
本文共统计到719家出版社承担这些文献的发行。通过对中国典籍英译文献及其出版社共现知识图谱进行分析（图6），出版量超过20部的出版社依次是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外文出版社、香巴拉出版社（Shambhala）、特吕布纳公司（Trübner）、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含社号Clarendon Press）、沼田佛教翻译研究中心（Numata Center for Buddhist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约翰·默里出版社（John Murray）、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五洲传播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美国、中国和英国分别有4家、3家和3家。因此，英美出版机构是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主力军，中国传媒出版机构是中国典籍国际传播的生力军。分别以世界知名高等学府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为依托的出版总量最多，相关英译文献出版物的部分译者正是任职于这些高校的学者，这些出版社“历来重视与大学的学者和科研人员保持密切合作，确保出版图书的优质性”[26]。以此类推，中国典籍英译文献的出版很大程度上服务于学术研究。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位居榜首，是西方出版中国图书门类最全、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出版机构[27],其每年出版的新书都囊括中国题材，策划过“东亚经典系列丛书”和“哥伦比亚中国文学书系”，以单行本推出几十部中国典籍的英译。英美商业型香巴拉出版社、特吕布纳公司和约翰·默里出版社的出版总量位居其次。由于国外商业出版社以市场需求、印数和经济效益为首要考量[28]，所以英译中国典籍有较为广阔的大众读者群体。再者，不属于这两大类出版社的美国沼田佛教翻译研究中心，自1991年起计划用一百多年来专门完成上千本汉传佛典的英译[29]，目前已完成数十部。在中国典籍“走出去”进程中，外文出版社、五洲传播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亦功不可没。其中，外文出版社是我国最早和规模最大的外向型国际出版机构，一直承担国家对外出版宣传工作，蜚声海内外业界；还是《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的发起出版单位和“领头羊”。
图6中的节点显示，《论语》《孟子》《庄子》《道德经》《易经》《孙子兵法》《六祖坛经》等儒释道和兵家典籍以及唐宋诗词，是海内外出版社不断推陈出新译本和重点关注的典籍作品。这与近3个世纪以来英译中国典籍作品的历史脉络较契合。若按照国别和出版社类型考察，英美大学出版社青睐文学（如唐诗宋词、《西厢记》）、历史（如《晋书》、新旧《唐书》）、儒道（如《道德经》《论语》）和佛典（如《妙法莲华经》《六祖坛经》）、军事（《孙子兵法》）等中国典籍，商业型出版社倾向于道家思想（如《道德经》《庄子》《淮南子》《列子》）、佛典（《六祖坛经》《无门关》）、文学（如唐诗宋词、《西游记》）等典籍。沼田佛教翻译研究中心专注于汉语佛典典籍的翻译和出版。比较之下，国内出版社70%以上的出版为文学类（如唐宋诗词、《楚辞》），哲学、历史、军事、儒家经典、中医典籍兼有涉猎。由是观之，国外出版社的典籍选题侧重有所出入，但值得深思的是，各类出版社均出版佛典典籍。对此，许文胜等[30]指出，一战和二战后，随着基督教让位于现代主义，资产阶级价值观受到质疑，汉语禅宗典籍成为不少西方人士在基督教和理性主义以外的选择。而1949年后，我国极为重视文学于意识形态输出的“润物细无声”作用，将文学视为重要的对外宣传工具，为中国在国际上塑造正面的大国形象和争取应有的话语权[31]。外文出版社和五洲传播出版社分别从属于中国外文局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承担着国家对外宣传的责任，所以它们选译中国典籍题材的缘由自不待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从增强传统文化自信出发，将典籍整理出版作为国家事业并赋予国家意志。相关成果超越过往，而且为了适应全球化时代的要求，在对外翻译传播方面形成了新的合力。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印发的《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还正式将“推动经典古籍对外传播”纳入专栏。结合中国典籍英译事业的发展源流，今后我国推动中国典籍英译事业可以在择译之材、译者队伍和出版规划等方面汲取经验，从而更好地有所作为。
3.1 择译之材：避免翻译选题重复无当，契合典籍译介海外需求
1736年以来，《论语》《道德经》《孟子》《孙子兵法》等诸子经典的英译本层出不穷。纵观我国发起的《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等各类典籍英译工程中的这些作品，多半邀请知名译者重新翻译。虽然“译无定法”，但译本的经典之路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读者不断检验才能确立起价值。如理雅各“四书五经”系列译本在西方早已流传甚广并被奉为圭臬，后来的译本很难逾越[3]。现阶段“中外图书互译计划”等典籍英译计划，可以减少选择那些存在经典译本又在短期内难以超越的作品，避免翻译工作的重复性。英译本的“推陈出新”可以在经典译本基础之上，改进西方译者的“误解”“误读”，或加入融合现代价值的阐释。为扩大经典的影响力和迎合视觉文化时代的要求，可进行融合文图的多模态编译。比如，2011年国家汉办和孔子学院总部推出《漫画〈论语〉全译本》；我国台湾漫画家蔡志忠和美国译者柏啸虎（Brian Bruya）合作的《论语》英译，通过大众化的图像文本解读和“平面化”的语言表达，在全球44个国家获得四千万册销量，取得世界性的轰动效应[32]。
纵观512种英译为单行本的典籍作品，仅覆盖《中国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选目中的69种，亦不及中国古籍总目（除佛藏道藏外）3‰（185,799种）[33]。在中华文化全面“走出去”背景下，有必要制定合理的政策和分配翻译资源，加强覆盖薄弱学科的翻译工作，有选择性地翻译中国卷帙浩繁的典籍和传播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首先，以中华基本典籍为依托，参照《中国学术名著提要》收录的3,000种文学、艺术、文字、历史、哲学、宗教、经学、经济、政治、法律、教育、科技类典籍，查漏补遗并从中择取作品译介。当然，我国主动发起的翻译工程属于“中国选择”和“中国阐释”[34]，即依照自己的价值观念，决定推介哪些反映中国文化精髓和易于塑造国际话语权的经典典籍。但在“中国文化尚处于弱势的情况下”[34]，既要结合新时期国家古籍工作文件精神和“一带一路”建设等文化战略，掌握译介选材的主动性，又须兼顾目标受众的需求，否则会造成翻译之后无人问津。通过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的译介规律，借鉴《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等年度调查结果，尤其做好西方读者需求调查，如《规划》要求“深入研究海外不同层次读者的中华传统文化阅读需求”[35]。再鉴于近300年特别是近70年来备受关注的典籍门类，以被频繁英译典籍为核心，逐步拓展英译典籍作品的范围，从而做到“以我为主”又有的放矢。
3.2 译者之用：发扬中外翻译大家精神，鼓励交互合作翻译模式
尽管“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大中华文库》等国家赞助的翻译活动对译者筛选有严格的标准[34，36]，但不少本土译者仅在典籍外译研究领域有所涉猎，多是首次翻译典籍，并未受过系统的训练，也没有产生扎实的典籍翻译成果。一方面，他们尚未形成翻译声誉，短时间内很难为国际学界同行认可；另一方面，在市场化经济大环境下，粗制滥造、质量欠缺和急功近利的译风比较严重[37]。英国汉学家闵福德就呼吁，英译中国典籍不可急功近利[13]。17位中国典籍英译的高产者均是孜孜矻矻译介中西文化和饮誉中外的翻译大家，而有别于非常宽泛的一般译者。他们身上所共享的优秀品质，如求真、务实、奉献、进取、合作、谦虚之精神[36]，堪称后世译者的典范。华裔和本土翻译家如林语堂、陈荣捷、杨宪益、许渊冲更具有爱国精神。因此，承担国家翻译活动的部门机构可发挥翻译家精神的引领作用，将之作为新时代优秀译者的培养标准。同时，优先邀请尚健在的中外翻译大家进行翻译，借助他们的“品牌效应”，或通过“传帮带”的方式提升新生代译者的声誉。
翻译主体的多元交互合作在《规划》中也有体现，如吸纳海外汉学家、翻译家积极参与典籍翻译[35]。回溯中国典籍英译历史，越来越多的作品正是通过中外译者之间的协作下完成，而且这种模式下产生的译作易于获得成效。究其原因，中国典籍承载了我国数千年历史文化，所以它们的英译之难不仅在于古文至白话文的转换，更要求译者具备深厚的文化素养，并熟稔中西文化的差异和掌握目标语读者的期待。单个译者的知识结构和语言表达难以面面俱到，与母语译者的合作能够整合各自的优势，既充分发掘文化信息之真，又兼顾译文的地道流畅，从而有效地传播中国典籍[38]。“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国家赞助的翻译就要求成果必须经由母语译者审校。自2010年首次召开的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迄今已举办六届。2023年7月，第三届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国也可以通过多举办此类会议，增强西方和华裔汉学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并为海内外译者的群策群力搭建平台。
3.3 出版之策：联合英美出版机构，加快本土出版社国际化
以各类国家翻译工程中的《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为例，20多家国内出版社参与出版工作。前文考察高产和国际影响力显著的出版社，其中仅有外文出版社，其余出版社的典籍译作鲜被海外图书馆收藏，遑论被西方读者阅读。有学者指出，除个别选题被国外相关出版机构看中购买走版权外，其余绝大多数已经出版的选题都局限在国内的发行圈内[39]。再以其中的选题《梦溪笔谈》为例，英译本2011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初版，英国帕斯国际（Paths International）出版社购买版权后2013年再版。根据调查，美国仅有7家图书馆收藏初版，再版收藏情况较为可观[40]。大多数国内出版社的国际认可度和影响力可见一斑。《规划》要求提升中华古籍译介出版在国际主要市场的影响力，引导相关出版单位提升输出产品内容品质[35]。国内出版社可以多渠道借助国际书展、新书发布会、读者见面会、海内外知名网络书店等推广机会，又可以借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等国外出版社的先进经验，如以内容为核心、以受众为根本、以电子化发行为手段、以大学为依托[27]，提升国内传播机构的国际竞争力。
从典籍英译出版发行的过往来看，英美两国是海外两大出版阵地。为更好地“自扬其声”，国内出版社也可以联合英美出版社尤其学术型出版社推动出版。《规划》提到采取与国际出版机构合作出版的方式出版多语种版本，深化与跨国机构的合作，推动古籍类产品进入国际主流销售渠道[35]。对西方读者来说，英美大学出版社有着地缘便利，而且出版社本身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基于全球图书馆馆藏量，诸葛蔚东等[41]调查了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英文版图书的流通，并发现英美大学出版社具有很高的海外影响力。英美学术出版社有诸多优势资源，如旗下有高水平的国际学术期刊，往往借助这些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对图书进行推介；由于学术声誉易被海外相关权威期刊推介，从而获得同行学者的关注；有与图书馆直接保持密切合作的传统[26]。中国典籍英译出版可借助“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优先联合在中国典籍英译出版领域成就卓著的出版社。既“借帆出海”和“借筒出声”，又反哺本土出版社的国际声誉和公信力，为将来国内出版社大规模、独立承担英译典籍的出版发行做准备。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反复强调典籍对于赓续中国历史文脉和延续中华民族精神血脉的重要性。“对核心中国古籍及其衍生作品进行再整理的相关成果也可纳入中国古籍范畴”[42]。因此，本文基于《中国文献西译书目》《新编中国文献西译书目（1900-2017）》筛选出单行本形式流通的中国典籍英译本，首次全面考察中国典籍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和流布样态。1736年以降，500余种典籍被翻译成英文，《论语》《道德经》和唐宋诗词等20余种的翻译热度持续不减。但在1840年以前、1840-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个阶段重点译介的作品有所差异。在中国典籍域外传播进程中，有理雅各、杨宪益、戴乃迭、林语堂等一批潜心译介中国传统文化和成就卓著的中外翻译大家，其中不少人士还创新中国典籍译介模式，与中外学人以及有血缘亲属关系的人士合作。这些典籍的出版地约分布在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以英美两国居多，中国本土出版社亦是发行的重要阵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规模、成体系的典籍英译多由我国发起和赞助。知古鉴今，为了避免既定典籍的重复译介，选材可就知名译本进行完善，在视觉审美效果上推出图文结合的编译本，观照中国典籍英译的阶段性规律和西方读者的阅读诉求。在翻译主体方面，应要求新生代译者潜心求精品，并鼓励不同译者之间的通力合作。为了实现典籍从“走出去”到“走进去”，承担发行的国内出版社可借助国际书展等多渠道提升国际影响力，或由我国积极开展对外合作，联合具有丰富出版经验和极佳口碑的英美出版社，共同推动中国典籍英译事业的发展。本文从译作、译者和出版等多个维度，宏观绘制了近300年中国典籍英译的总体图景，也旨在抛砖引玉，希冀引发学界对中国典籍英译微观史开展专项、系统的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北美汉学发展与汉籍收藏的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8ZDA285）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中华典籍《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融入新西兰中文教育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3WKYXQN008）研究成果。
①部分中国典籍英译文献分卷出版，如霍克思《红楼梦》前三卷分别于1973年、1977年和1980年出版。为便于统计，这些文献在数量上只计为1，并以首卷的出版年份进行统计和考察。
②本文采用Python对数据进行处理，先将Excel数据转换成CSV格式，再将CSV文件转换为节点文件和边文件，方便导入至Gephi做可视化分析。为清晰地展示中国典籍与其英译者之间的关系，本文筛选频次为3及以上的中国典籍和译者。蓝色节点代表中国典籍，绿色节点代表英译者。线段粗细体现二者的关联度，节点大小表示被翻译的频次或翻译产出量。
③译者的节点越大和线段越粗，表明译者之间的合作关系越密切，中国典籍翻译产出越多。
④为清晰地展示中国典籍出版和出版社之间的关系，本文分别选取翻译和出版频次4以上的典籍和出版社。绿色节点代表中国典籍，粉色节点代表出版社。节点越大，表明该典籍被翻译出版的次数越多；典籍与出版社之间的连线越粗，代表出版社出版该典籍的英译文献多。
[6]王尔敏. 中国文献西译书目[M]. 台北：商务印书馆，1975.
[7]张西平. 关于西方汉学家中国典籍翻译的几点认识[J]. 对外传播，2015，21（11）：53-55.
[8]陈剑光，毛一国. 新编中国文献西译书目（1900-2017）[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
[9]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行业标准·古籍定级标准[S].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1.
[10]楼宇烈. 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J]. 中华文化论坛，1994，1（3）：38-47.
[11]李正栓. 唐诗宋词英译研究：比较与分析[J]. 中国外语，2005，2（3）：65-69.
[12]MAIR V H. Tao Te Ching [M].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90.
[13]郑建宁. 闵福德——向世界传递中国文学之美[N].人民日报海外版，2023-03-22（7）.
[14]赵长江. 十九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史[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7：55-232.
[15]陈友冰. 英国汉学的阶段性特征及成因探析——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为中心[J]. 汉学研究通讯，2008，2（3）：34-47.
[16]陈婷婷，REINDERS E.本土经验与域外传播不对等问题——以《今古奇观》《好逑传》《玉娇梨》的西传为中心[J].求索，2016，36（10）：135-141.
[17]吉瑞德. 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7-28.
[18]辛红娟，高圣兵. 追寻老子的踪迹——《道德经》英语译本的历时描述[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8（1）：79-84.
[19]江岚. 唐诗西传史论——以唐诗在英美的传播为中心[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13：164-280.
[20]武志勇，刘子潇.《道德经》在西方世界传播的历史[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4（5）：15-22.
[21]JOHNSTON A I.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22]张西平. 许渊冲——中国古代文化翻译的探索者[N]. 中华读书报，2014-06-25（19）.
[23]“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获得者[EB/OL]. [2023-08-01]. http://www.tac-online.org.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490&id=1891.
[24]蓝颜. 他翻译了整个中国——记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J]. 国学，2010，4（1）：30-32.
[25]何明星. 莫言作品的世界影响地图——基于全球图书馆收藏数据的视角[J]. 中国出版，2012，35（21）：12-17.
[26]殷丽. 国外学术出版社在我国科技类典籍海外传播中的作用——以美国两家学术出版社对《黄帝内经》的出版为例[J]. 出版发行研究，2017，33（4）：87-90.
[27]刘松，夏登山. 中国文化海外出版传播的欧美经验——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为例[J]. 出版科学，2022，30（4）：99-105.
[28]陶建.全球视角下的中国文学翻译[M]//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 翻译家的对话II.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139.
[29]蒋平.汉语佛典在美国的英译及现状研究[J].上海翻译，2021，36（2）：46-51.
[30]许文胜，刘朋朋.汉语佛典在英语世界的百年译介——历史语境、主体与模式[J].上海翻译，2023，38（1）：78-83.
[31]孔慧怡. 重写翻译史[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
[32]杨艳，肖辉. 视觉化审美趣味的过滤与《论语》翻译中的变异——以蔡志忠漫画《论语》英译本为例[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22，39（4）：112-122.
[33]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经籍指掌——中国历代典籍目录分析系统[EB/OL].[2023-08-15]. https://bib.pkudh.org/statistic.
[34]许多，许钧. 中华文化典籍的对外译介与传播——关于《大中华文库》的评价与思考[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5，32（3）：13-17.
[35]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EB/OL]. [2023-08-15]. http://www.gzxwcbj.gov.cn/zwgk/xwcb/cbgl/202211/P020221104364314069737.pdf.
[36]杨庆存.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起步与探索——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浅谈[J]. 中国翻译，2014，35（4）：5-7.
[37]冯全功. 翻译家精神：内涵分析与潜在价值[J].外国语，2023，46（1）：96-103.
[38]LIANG L X, XU M W. Analysis of the Mode of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Translation [J]. Translation Review, 2015, 92(1): 54-72.
[39]谢天振. 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与实质[J]. 中国比较文学，2014，24（1）：1-10.
[40]吕剑兰. 《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版在美国的传播[J]. 中国文化研究，2021，29（4）：170-180.
[41]诸葛蔚东，马晨一，刘明. 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英文版图书海外影响力分析——基于OCLC馆藏数据库的考察[J]. 出版科学，2023，31（2）：105-112.
[42]毛瑞方. 中国古籍与古文献学的涉外问题[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4（3）：37-43.
相关链接：
王烟朦、孙显斌丨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文献之溯源、流布与影响（1736-19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