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发表于《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谭小华老师授权发布！
傅增湘（1872—1949）是清末民国时期著名的藏书家、文献学家、教育家，其家族既是书香门第，也是科举世家。祖父傅诚，字励生，曾任曾国藩、李鸿章幕僚，官至直隶北河试用通判。父亲傅世榕，字申甫，官至河北蒿城、怀安知县，与莫友芝、李鸿裔、缪纶等人过从甚密。长兄傅增淯（1856—1925），字雨农，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官至贵州学政、江苏知府。次兄傅增濬（1870—1909），字仲宣，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傅增湘耳濡目染地受到家学熏陶，光绪十四年（1888）参加顺天乡试中举，偃蹇十年以后终于会试及第。随后他参加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科殿试，进士及第，名列二甲第六名，选翰林院庶吉士。癸卯年（1903）散馆，以一等第一名授职翰林院编修。同年七月，充任顺天府乡试同考官[2]。傅增湘家族祖孙三代皆入仕宦，且兄弟三人先后登科，一门三进士两翰林，“江安三傅”传为美谈，巴蜀大地无出其右。
傅增湘的家学渊源为其奠定了扎实的传统学术功底，进士及第则为其踏入仕途提供了重要缙绅之阶。民国鼎革以后，傅增湘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等职。1935年，傅增湘得见翁同龢手抄《吴郡图经续记》，其慨然题跋：“忆余戊子应顺天乡试，年甫十七，为公手拔，悻得入彀，经艺有‘词藻纷披，考据翔实’之评。榜发晋谒，奖谕殷勤，濒出，询余齿稚，拊背而诏曰：‘三百人中，最少年其殆汝乎？好自为之。’”[3]翁同龢对傅增湘有知遇之恩，傅氏睹物思人，感慨万千。由此可见科举考试对傅增湘的人生发展影响深远。
傅增湘不仅藏书宏富，佳本极多，在版本学、校勘学领域成就卓著，而且在科举学研究领域亦造诣深厚。首先，他曾留心收集到84份清代科举殿试策，属于原始、珍稀的科举档案，目前完整典藏在重庆图书馆。该馆曾对其中的37份四川籍考生殿试策进行整理、挖掘，编纂出版《清代巴蜀籍考生殿试策选粹》[4]，初步展现其文本内容和版式特征。其次，他还潜心研究科举制度，并结合亲身经历撰写《清代殿试考略》一书，成为近代研究科举制度的早期重要著述。另外，傅增湘还曾为戴震殿试策[5]、年羹尧散馆考卷及《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会试乡试题名录》等科举文献撰写题跋，以精妙之语揭橥其内涵与价值。傅增湘较早地关注、总结和反思科举制度，在科举学领域潜心耕耘并取得重要成就，这与其早年的科举履历与仕宦经历密切相关。因此，通过对傅增湘科举试卷的考察与研究，有助于深入挖掘傅增湘的文化心理和思想精髓。
（一）硃卷的基本内容
硃卷是古代科举为防止科场舞弊的产物，其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科举乡试、会试之后，将考生墨卷先行糊名，再交誊录生用硃笔重新誊写的卷子，旨在杜绝阅卷官以字迹徇私舞弊。其二是指新中式的举人、贡士将自己的乡试、会试考卷加以刊刻印刷，分发亲友，光宗耀祖，明清两朝蔚然成风。流传至今的科举硃卷，通常是指考生自己刻印的乡试、会试考卷。
硃卷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其一为考生履历，包括个人详细情况和家族谱系；其二为科份资料，载有科份年、考生名次、考官姓名、官衔及批语；其三为考生文章，有三场全刊者，也有选刊部分得意之作，通常是选刊首场的三篇《四书》题，外加一首五言八韵试帖诗[6]。清代硃卷是了解科举人物传记、家谱世系，研究八股文、试帖诗，考察清代学术风气、教育状况的重要参考资料，具有多方面的文献学术价值[7]。顾廷龙主编的《清代硃卷集成》（420册），是当代硃卷整理的最重要成果。
（二）傅增湘乡试硃卷解析
《傅增湘乡试硃卷》一卷，11叶。正文半叶9行，行25字，白口，单鱼尾，四周双边。清光绪十四年（1888）傅增湘刻本。上海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藏，收入《清代硃卷集成》第121册[8]。
该硃卷首先刊载傅增湘的姓名、字号、排行、生辰、籍贯、学业出身及役籍身份：
需要注意的是，傅增湘乡试硃卷中“娶”一栏本为空白，后由墨笔补写：
在硃卷科份页，载有傅增湘乡试科年“顺天乡试硃卷（光绪戊子科）”，名次“乡试中式第一百九十八名，保和殿复试二等第十八名”，会试、殿试名次空缺。然后是1位同考官、4位大主考的职衔、批语，包括“词旨丰腴，经策详赡”“理致精实，经策淹该”等。接下来是更为翔实的“本房原荐批”及“聚奎堂原批”。其“本房原荐批”载：
科份页之后则是傅增湘乡试硃卷的主体内容，即第一场考试的试题及答卷，包括三道“四书”制义题和一首五言八韵试帖诗。清代乡试命题有严格的制度规定，且前后经过多次变化，至乾隆末期方形成定制：第一场，《四书》制义题三，五言八韵诗题一；第二场，《五经》制义题一；第三场，策问五题[10]。
第一道试题：“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该题出自朱熹对《大学》第五章的补传，朱熹认为格物穷理的根本途径乃是“类推”归纳，从而探究事物本源，获得贯彻全体的普遍之理[11]。傅增湘论述作答“盖物莫不有极，理莫不当知”，《大学》为“帝王之经”“圣贤之法”，其立意高瞻，广大精微，旨在格物致知，探究万物之理。
第二道试题：“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此句出自《论语·雍也》，孔子主张君主实行王道仁政，方可由小康变为大同，达到太平盛世。傅增湘追溯齐国实施霸道、鲁国实施王道的历史，认为“齐鲁之国不同，故其变而至道亦异”，之所以“齐远于鲁，鲁远于道”，皆源于不善变革。
第三道试题：“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该题出自《孟子·万章下》，孟子强调做事有始有终，融会贯通，方可达到智圣之境。傅增湘以音乐起兴，认为“知为乐而不知智圣者，并不足与言乐”，因此需要条理贯彻始终，方可知远察微，尽善尽美。
第四道试题为“赋得杨柳读书堂（得书字五言八韵）”，即以“书”字为韵撰写五言诗。傅增湘所撰诗篇内容是：“不断垂杨柳，堂深镇日居。十年堪补读，一室却容书。苍翠楼台接，丹黄卷轴储。春旗看猎猎，夏屋厌渠渠。伴侣青灯好，经营绿野如。岁华同此树，古趣亦吴庐。点砚花应满，当窗草未除。龙池嘉植茂，校秘更相于。”此篇虽为试帖应制诗，却以清新明快的格调描写出读书人的自在天趣。
（三）傅增湘会试硃卷解析
《傅增湘会试硃卷》一卷，12叶。正文半叶9行，行25字，白口，单鱼尾，四周双边。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傅增湘刻本。国家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藏[12]。
该份会试硃卷同乡试硃卷在体例上基本一致，同样包括傅增湘个人履历、科份页和考场文章三部分内容。其中刊载傅增湘的个人履历比乡试硃卷更加翔实，增加了其曾祖父、祖父、父亲等先辈的表字，所娶凌氏的家族功名，以及二十多位受业师、受知师的姓名、仕宦情况。在科份页则详细记载傅增湘的科举经过、考中名次及所授职衔：
然后是该科主考官、同考官的职衔、姓氏及批语，以及“本房原荐批”“聚奎堂原批”，皆为赞誉夸爱之辞。其“本房原荐批”载：“第一场：笔情英爽，书味盎然，次入深出，显迥绝尘，氛三识议，明通词旨，俊伟诗工。第二场：典切不浮，言皆有物。第三场：按切时事而出以蕴藉之笔，是真作手。”其“聚奎堂原批”载“取材经义，包蕴宏深，诗雅”。
随后即是傅增湘的会试答卷，同样包括三道《四书》题和一首五言试帖诗。第一道试题：“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该题出自《论语·里仁》。傅增湘阐释“以利子民，以礼治国，富教之本也”“惟示以利之不可放”“惟揭以礼之有可为”，他认为追求利益是百姓的本性，但应该讲究仁义，治理国家更要讲究礼让。文末有“本房加批：树义必坚，摛词无懦，高华沉实，兼擅其长，尤妙在指切时事，无着迹处，读之令人击节。”
第二道试题：“不诚无物。”此题出自《中庸》。傅增湘论述“物之终始皆系于诚，是有诚即有物也”“不诚即无以自成，君子其知之矣”，特别强调真诚对于完善自我、待人处世的关键性作用。文末有“本房加批：入理精深，出笔名隽。”
第三道试题：“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此题出自《孟子·告子下》。傅增湘认为“天欲成圣贤之才，阨之者，意良厚也”，惟有以动之、忍之，方可善承天意，玉汝于成。文末“本房加批：纵横议论，磊落英多，的是能品。”
第四道试题：“赋得云补苍山缺处齐（得山字五言八韵）”，即以“山”字为韵拟五言诗。傅增湘所撰诗作为：“齐州烟九点，缺处更无山。暝色苍茫际，云纹补缀间。倒迴崖角翠，斜捧日轮殷。萝带牵双岭，苔衣绽一湾。石排微决齿，风捲半堆鬟。嶂杳平如削，楼迷渺莫攀。尖随熊耳没，稜让佛眉弯。衮职惭多忝，趋跄拜圣颜。”本房加批：“珠圆玉润，别饶风趣。”
从傅增湘乡试、会试硃卷可以看出，他对传统儒学的深刻领悟和对诗赋的雕琢锤炼确实有过人之处。但是囿于乡试、会试皆为“钦命四书诗题”，只能阐发“四书”中的儒家义理，因此傅增湘在行文之中始终无法摆脱“代圣立言”的思想桎梏。
（一）时代背景
殿试是科举考试的最高层级，通常由皇帝临轩策问并亲自监考，考生所撰策对即称殿试策、殿试卷。殿试策问及策对通常与当朝时政难题密切相关，这是殿试区别于乡试、会试以八股文“代圣立言”的最显著特征，也是国家选拔通经致用人才的关键环节。
傅增湘参加的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科殿试，此时的清王朝经历了甲午战败的军事重创和公车上书的统治危机，陷入了内忧外患的不利局面。光绪皇帝渴望通过网罗人才、增强武备、变法维新来维护政权统治。《大清德宗景（光绪）皇帝实录》卷418，“光绪二十四年四月癸卯”条记载，光绪皇帝在该科殿试中提出了储才、经武、柔远、理财四项策问，皆与治理国家、挽救时局密切相关。光绪皇帝认为“凡此皆宰世之宏纲，经邦之要务”，因此希望应试举人“各殚见闻，毋泛毋隐”，并承诺“朕将亲览”[13]。此言固为科场套语，但却侧面体现出光绪皇帝求贤若渴、期待国富民强的真实心态。该科殿试后不久，光绪皇帝自上而下推动的维新变法运动，则是对国家政治体制的主动变革，也是对该科殿试策问主题的直接延续和主动回应。
（二）策对内容
傅增湘殿试策原存内阁大库，清末流入市间，为好友袁金铠（1870—1946，字洁珊）所购得。1914年，袁氏将其赠送给傅增湘，可谓物归原主[14]。然而该份殿试策原件目前下落不明。《清代殿试考略》卷前有《傅沅叔先生殿试策原卷》缩印图4张，绝大部分文字尚可辨认，少数字迹已经模糊。除此以外，未见其他文献转引或刊载此篇殿试策文。
兹以傅增湘殿试卷缩印图为据，对其形制特征、文本内容阐释如下：
傅增湘殿试策不分卷，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傅增湘写本，册页装，朱丝栏。半开6行，行24字。开本尺寸（半开）：高44厘米，宽11厘米（参照我馆所藏同时期殿试策原卷尺寸）。共10开，前2开为素页，上下文武双栏，无界格，备写履历及弥封。后8开为殿试策正文，有边栏界格。该份殿试策包括封面、履历、策文、封底四部分内容。在封面，傅增湘墨笔楷书“应殿试举人/臣/傅增湘”，“应”字单独一行，“臣”字旁写。右边有朱批“第二甲第六名”，此为光绪皇帝钦定殿试名次。在履历前半开，傅增湘恭敬地呈报科举经历及三代脚色：
应殿试举人臣傅增湘，年二十七岁，四川泸州江安县人。由监生应光绪十四年乡试，中式。由举人应光绪二十四年会试，中式。今应殿试。谨将三代脚色开具于后：
一、三代：曾祖登陛（本生登奎），祖廷楨（本生诚），父世鋆（本生世榕）。
履历之后则是傅增湘殿试策对正文，也是该份殿试策的主体内容。兹将该篇策对誊录、分段及标点如下：
（三）策对诠释
傅增湘殿试策全篇共1953字，其中策头312字，策对第一项402字，第二项444字，第三项312字，第四项290字，策尾193字。策头、策尾主要是颂扬之词及科场套语，策对部分则是对光绪皇帝所提“储才、经武、柔远、理财”四项策问进行条分缕析、阐释己见，这是傅增湘殿试策的核心论点和关键内容。
在全文开篇之处，傅增湘提出富强并非治国之根本，唯有修明政教、整饬纲纪方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他还对富强的内涵进行创新性阐述，“富民为本，富国次之”“强政为本，强兵次之”，打破传统的富国强兵理念。随后，傅增湘将该科策问提炼为储才、经武、柔远、理财四项，并以谦逊之辞为下文的分项策对做蓄势准备。
第一项策对是储备贤才，傅增湘认为此乃富强之本。他首先追溯历朝取士之法，其中以科举制影响最为深远。他同时认为“古今之法，穷则必变”，历代取士皆需沿革嬗变方能广纳贤才。光绪皇帝谕旨“文武两试均设特科”（即经济特科），更是为了不拘一格降甄拔人才。另外，傅增湘认为储才的重要途径在于兴学，即“大兴讲舍，传以朴学，广以节义”，该举措可与科举并行，实现“英奇日起，浮滥自除”，从而为国家网罗先贤。
第二项策对是增强武备，傅增湘认为此乃以强保富之道。他纵论历代兵家著述之特点：汉代以前唯《孙子》《吴子》可信，其余多为伪书；唐代李靖兵法偏重实际操练；戚继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法制精审；《武备志》《金汤十二筹》则不切实用。傅增湘认为用兵之法当切合实际，时下之关键在于加强西北边防，以应对错综复杂的边疆治理格局。当今时局艰难，练兵为第一要义，需要“申节制，精器械，裕屯政，蕃畜牧，考形势，恢方略，镇蛮夷”，从而威武远扬，甲兵永戢。
第三项策对是怀柔远邦，傅增湘认为此乃富强之要固。他总结古代解决边患主要依靠征伐、和亲、感化等途径，实为威德交至。傅增湘还认为屯田制度是筹备边防、抵御外患的至善之策，对于四夷既要驾驭，也要利用。鸦片战争以后，清朝被迫取消海禁，开埠通商，中外交涉日益繁多。傅增湘更清醒地指出“弱国无外交”，签订国际条约并不可靠，“操纵在握，惟有富强”，只有富民、强政方可保障国防安全。然而此时的满清依然以天朝上国自居，把西方列强假想成“四夷”而试图安抚怀柔，既缺乏对现代国际关系的准确判定，更暴露出夜郎自大的愚昧思想。
第四项策对是充盈国库，傅增湘认为此乃以富图强。傅增湘分析历代理财制度之优劣得失，认为“开源之策莫要于垦荒、开矿，节流之策莫要于省官、汰兵”，即通过垦荒开矿增加财政，精兵简政减少支出，最终实现国帑盈余。傅增湘深谙“藏富于民”是国家富强的根本之道，尽管政令已出，然而推行不力，导致实效欠佳。
在策尾之处，傅增湘再次陈述其“强政”理念，认为“政令之根本即富强之枢机”。他希冀光绪皇帝能够效法尧、舜、周武王之“智”“仁”“勇”，整饬朝纲，严肃政令，决策刚断，从而实现富民强政，挽救清王朝于岌岌可危之势。
总之，傅增湘在殿试策对中以赤子之心兼济社稷，条陈己见，虽不免歌功颂德，却不乏真知灼见。他能够在试图揣摩光绪皇帝内心想法的前提下，直指国家的内忧外患，朝政的优劣得失，并提出可操作的改良建议。他以巧妙的写作策略将颂赞与箴规有机结合，在殿试策对这场顶层考试中表达其思辨与见解。傅增湘后来颇有政声的仕途正是对其殿试策对修齐治平、守经达权政治抱负的具体实践。当然，我们也要客观认识到，傅增湘在殿试之际囿于没有具体施政经验，他的全篇论述都是建立在对圣贤经典的娴熟征引，对帝王策问心思的揣摩和附和之上，所以行文之中立论高瞻而略显浮夸，这也是历代殿试策中存在的普遍现象。
在傅增湘殿试策封底叶，朱文印制印卷官姓名及职衔：“礼部员外郎臣伊精额，礼部员外郎臣欧阳熙。”卷背钤盖“弥封官关防”印章，另有墨笔题写八位读卷官姓氏及评阅等级：“崑（○）、徐（○）、溥（○）、唐（○）、阿（○）、绵（○）、梁（○）、胡（○）”。据《清实录》可查证他们分别是：大学士昆冈、都察院左都御史徐树铭、户部右侍郎溥良、礼部右侍郎唐景崇、刑部左侍郎阿克丹、署工部左侍郎梁仲衡、内阁学士绵文、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胡燏棻[13]。八位读卷官均将此篇殿试策评为最优等，可见傅增湘行文之中确有独到见解，方才有资格进入该科殿试登科录的前十名。
科举试卷是具有档案属性的科举文献，尤其是科举殿试策，由于没有誊录副本，更具有原始性、唯一性和珍稀性的重要特点。傅增湘的科举试卷是体现其政治谋略、学术思想和教育理念的重要文献，也是反映其家族世系、科举仕宦的可靠史料，具有突出的文献价值、文学价值和文物价值。
首先，傅增湘科举试卷所载科考履历是可靠的人物传记资料，可以准确补充其生平传略。其中硃卷履历还载有家谱世系、官名职衔、婚姻关系、师承源流等诸多内容，是研究江安傅氏家族绵延脉络、科举仕宦及地位变迁的重要史料。傅增湘硃卷所载乡试、会试之程序、考题、答卷、评语，殿试策展现的考试规则及策问议题，则是研究晚清科举制度规范及情势变迁的可靠史料。傅增湘的科举试卷未曾收入其著作集，也不曾被其他文献转载或引用，因此属于新发现的文献材料，是对其个人著述的重要补充。
其次，傅增湘科举试卷作为重要的考场文章，既能充分展现其青年阶段的学术涵养和政治洞察力，又可侧面反映错综复杂的时代格局。从微观而言，傅增湘科举试卷是对其治学功底及政治洞察力的直观体现。在乡试、会试卷中，傅增湘通过阐发朱熹“格物致知”、孟子“条理始终”“动心忍性”等哲理来论述其治学态度。尤其是在殿试策对中，傅增湘紧扣光绪皇帝策问，娴熟征引儒家经典，密切关注现实问题，提出务实独到的见解谋略。从宏观而言，傅增湘科举试卷是对晚清社会政治、经济、学术思想的侧面反映。如乡试中“齐鲁之变”试题，就透视出晚清统治者穷则思变、以变图强的维新思想。而殿试策问的储才、经武、柔远、理财之事，皆为治国之大端，直接反映出晚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的现实困境。
第三，傅增湘科举试卷作为考场作文的成功典范，具有独特的文学审美价值，是研究晚清八股文和文章学的重要文献。特别是在殿试对策中，傅增湘以严谨审慎的心态，既严格遵照科场范式，又旁征博引，独辟蹊径，达到政论文说理明志的突出实效，从而获得八位读卷官的高度肯定。另外，傅增湘在殿试卷中体现出的“馆阁体”书风炉火纯青，端楷醇熟，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水准。总之，傅增湘的科举试卷是清代重要的科举档案，又是近代名人手迹，还属于不可再生的古籍文献、可移动文物，具有珍贵的档案文献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
傅增湘科举试卷属于珍贵的科举档案和稀见的名人著述，体例完备，内容翔实，版本独特，是研究傅增湘科考履历、政治谋略、学术思想的珍贵材料，具有多维度的文献史料价值。通过对傅增湘科举试卷的仔细梳理、深入考察，笔者认为：傅增湘历经清末民国时期的大变局，是新旧时代更迭、社会转型的重要经历者和见证人。他既饱读儒家经典，遵从传统礼教，又充分认识到国家变革的必然趋势，是我国近代知识分子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典型代表。通过解读傅增湘的科举试卷，既能管窥晚清科举的制度规范，考察其与政治、经济、学术及社会的密切关系，又能更好地认识科考士子在历史变迁过程中的角色转型，从而为客观评价晚清科举制度提供文献支撑和历史依据。
[10]李世愉,胡平.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清代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393-413.
[11]（宋）朱熹.四书集注：大学章句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7:11.
[12]傅增湘.傅增湘会试硃卷[M].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傅增湘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13]礼部纂.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6）[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本,1978:17b-20a.
[14]傅增湘.清代殿试考略[M].天津：大公报社铅印本,1933:14b.
谭小华（1988—
），重庆梁平人，重庆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清代科举殿试卷、巴渝地方文献整理与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