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赣南士绅吴之章研究 ‖ 张媚

主办单位：寻乌县文化馆

刊名题字：赵永金

微刊期数：【第1244期】

◎张媚

吴之章其人

吴之章，作为清初赣南文化名流，在当地曾显赫一时。但是随着历史的变迁，其人其事其作品几乎被岁月的足迹所踏平，未能再激荡起更大的水花。其实他失意的仕途、困顿的生活、高洁的品质都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与探讨。我们可以以此作为一面镜子，投射出在清初那个时代背景下，赣南这一区域文人的人生写照。

一、吴之章生平

吴之章,字松若，号槎叟，生于康熙元年（1662年），卒于乾隆三年（1738年），生命的足迹跨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赣南长宁县黄乡堡（今寻乌县晨光镇）人。其虽天资聪颖，博学多才，但是科场的不如意也使得他仕途失意。他漂泊的一生正如其号槎叟一一位孤舟上的老翁，虽也算是遨游于天地之间，但是总难掩去思乡的孤独与仕途失意的落寞。或许也正是他难掩的孤独与落寞以及游历天地之间的经历才使得他留下了许多上乘佳作，错综复杂的情感全部寄托于文字之上，给了后人再一次与之时空对话的机会。

1.书香门第，旁通诸艺

吴之章的父亲吴孔兴，为县学生，生于崇祯十年（1637年），卒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前后。《长宁县志》中的《戎略》对其父有所记载：

吴孔兴，字云从。素娴兵略。三藩叛，白中丞色纯延之幕府。乙卯春，随澄海镇将毛凤翔招抚万安诸寇。孔兴率数骑达贼营，谕以顺逆，伪参将钟子龙等率众五千降。功未上而色纯卒。

从引文中可知，吴之章的父亲善兵略，三藩之乱时，为江西巡抚白色纯的幕僚，曾立军功，但是由于白色纯的突然离世，其军功并未得到上报，之后也并未有机会担任任何官职。从中我们看到了吴孔兴的军事才能可圈可点，只是时运不济，才能未能得到更大的施展空间。

吴孔兴除了素娴兵略以外，还擅长诗文创作，有一定的文学修养。《长宁县志》中就收录了他五首诗，分别是《仙羊岩诗》、《仙桥岩》、《万松山寺》、《项山》以及《江东春晓》。其诗多为游历所作，或一时兴起，描写山川景物；或有感而发，借景抒情。

吴之章就是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成长的，其父娴兵略，工诗文，可算是书香门第，但是怀才不遇，没有担任一官半职，并非官宦世家。吴之章从小耳濡目染，再加之天资聪颖，故能够旁通诸艺，博学多才。《长宁县志》中就对他有这样的记载：

诸生吴之章，字松若，号槎叟。工诗、古文词，旁及帖括，补博士弟子员。后高尚其志，名重四方，学者宗之。所著有《泛梗集》数卷，兼善书画，人共珍之。

正如引文中所述，吴之章不仅擅长诗文及帖括，对书画艺术也有所造诣。其博学多通的才华也得到了好友及后辈的赞赏。其后辈徐湘潭就称他，“之章少颖敏，博涉多通”；其信丰县好友黄文澍则对他的诗大加赞赏，谓之：“昭衡之文得力于震川，而槎翁之诗则在杜陵剑南之间”；其长宁县好友邱上峰，则称其“生而敏慧，旁通诸艺能”，“穿穴于经史子集百家杂说，罔不搜罗旁涉”,并称赞其书画艺术极有神韵，显赫一时，曰其“善草书，雄放淋漓，得长史神韵。寄兴泼墨，虬松牡丹其最擅也，所在争宝之。常作泛槎小照图，海内名流题咏甚夥。”

综上所述，可知吴之章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自小天资聪颖，博学多才。其不仅在诗文上有所造诣，有《泛梗集》传世，在书画艺术上，也极其擅长，在当地显赫一时，并为时人所称赞，可谓是生于书香门第家，旁通诸艺多才华。

2 .科场失意，寄情山水

科举制度自从隋唐确立以来，就成为了寒门子弟挣脱贫穷命运、通向仕途的途径。这一制度把读书与做官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得“学而优则仕”的儒家学说制度化。平民百姓认为可以 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光耀门楣，文人儒士也认为施展自己的抱负，需要“学而优则仕”，故此，“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子不读书，官从何来”，“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等观念深入人心。可以说，科举制度对于中国社会“兴学重教”、“学而优则仕”以及人才价值观念等社会价值取向的形成影响深远。

吴之章作为文人儒士，“学而优则仕“的观念自然也深入其心。除此之外，上文提到其出生于康熙元年，算是出生于清代的第一代属民，他对满清政权是认同的，并不存在父辈的遗民情怀。清初又是经世实学思潮的鼎盛期，提倡经世致用，所以他也希望通过科举考试通向仕途，施展抱负，光耀门楣。

然而吴之章的科场仕途之路并不顺遂，他三十七岁才被补为博士弟子员，也就是说，吴之章在自己三十七岁时才在院试中中第成为生员。然而，正如我们所知，院试只是清代科举进阶之路的第一步，后面还有乡试、会试以及殿试的不同进阶阶段。吴之章在年近四十岁时，才考中生员而且其科场之路也就止于此，并未再有任何的进升。依此来看，虽然说吴之章也算是有功名在身，但是其在科场上并不算成功，甚至对于在仕途上有远大抱负的他来说是十分失意的。面对现实仕途的困顿，他也只得无奈选择寄情山水，开始了他常年的游历与游幕生活。虽然在雍正十二年（1734年），吴之章曾被推荐应诏博学鸿词科，但其年已老矣，行至南昌，未再得到推荐，于是返回，未能应诏。可以说，吴之章的一生在仕途上是失意的，从未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

在这里要提到的一个问题是，钟俊昆、陈贱星在《论吴之章及其诗作》一文中提到吴之章无心仕途的说法，笔者认为这里面存在一定误解。首先，此文作者得出结论的根据分别引用了曾有澜《泛梗集序》中的“年未壮，弃举子业，为汗漫游”以及邱上峰《槎叟传》中所载的吴之章在应诏博学鸿词科未成所说的话，“人生忧无所以传者，苟可传，在朝在野奚异？皤皤癯叟为此仆仆征夫，是违吾素尚，有不为冯妇笑乎”。曾有澜之语或是为吴之章科场失意的开脱之词，上文提到吴之章三十七岁才补为博士弟子员，科场之路的不顺，他才会寄情山水，游历山水又何尝不是仕途无望的无奈之举，并非是年未壮，弃举子业。另外，吴之章七十三岁时，被推荐应诏博学宏词科，他是已经动身准备应诏的，但是行至南昌，未能得到继续推荐，才不得已返还并说出了这样一番话，这也只能算是对自己的慰藉之言，所以说他无心仕途是不切实际的。

然后，吴之章在游历过程中也曾先后入幕兴国知县张尚瑗和龙南知县徐上并多次与之酬唱，从此可以看出吴之章还是有经世抱负的，曾两次入幕他人，只可惜仕途无望。

最后，从吴之章存世的诗中也可以体会到他对于仕途受挫的感慨与无奈。如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其所作诗篇《庚寅元日》中对于无法在仕途上施展拳脚的感慨：

近来事事懒周旋，非独居庐不贺年。赢得闲身劳螜折，何从空谷到跫然。生平期望都如梦，意气消磨且听天。自觉今朝厚口宅，苍苔门迳雨添钱。

其中“生平期望都如梦，意气消磨且听天”一句，更是直接道出了他对于自己人生的期许无法实现的无可奈何，意气在慢慢消磨的他，只得选择听天由命。

他的另一首作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的诗《初度前一日作》也表现了面对现实，理想抱负无法实现的落寞之情：

忽忽五十加一，百岁光阴等电掷。

艰难意气半消磨，揽镜抚心思往昔。

往昔二十三十时，雄心欲跨巨鳌脊。

束浮沧海拔扶桑，西塞曦龙昧谷宅。

刬却大华平崄巇，尽使寰区如衽席。

和风甘雨叶嘉祥，寿考盈宁相接迹。

讵知尼父托空言，磨蚁相摧双鬓白。

不堪记忆即衰年，止愿康强乐无斁。

桑麻耕读课儿曹，诗酒生涯度晨夕。

顾兹万事不从心，拓落迍邅多拂逸。

维时恰值寓双江，犹是当年无聊客。

为感多君金石交，赠我以言铭肝膈。

阿戎先日为称觞，快意当筵尽肴核。

善饭廉颇何足多，斗酒豚蹄汝莫惜。

会须一饮百十卮，自信挥毫堪辟易。

虽然伏枥壮心存，击碎唾壶复何益。

不如相对尽清欢，一曲浩歌消郁积。

此诗是诗人五十一岁所作，年过半百的诗人依旧忆往昔的雄心壮志，感慨现实岁月的蹉跎，虽是老骥伏枥，意气已被消磨过半，但是依旧心存壮志，只可惜无法实现，只得饮酒欢歌消忧愁。

吴之章所作《除夕》中的“身迂阔功名拙，阅世艰难意气消”以及《别悔亭》中“放舟达彭蠡，遨游纵所适。抱志不能从，怅矣秋江碧”也都表达了诗人功名之路受挫，壮志未酬的感怀，功名不成，也只得纵情山水来寄托自己的忧愁与怅惘。诗人更是在《雨中柬子政》一诗中反问自己“未悉何年方煮石，重期岩顶究长生”，何时才能不拘于俗物、淡泊名利，追求清净淡泊的生活，由此也可以看出吴之章对于追逐功名的心还是未能完全放下。

故此，吴之章虽是天资聪颖，旁通诸艺，但是科举或并非其所长，一生科场失意，仕途受挫，功名之心也只得沦为黄粱一梦。其并非无心科举，无意仕途，有淡泊名利的超脱之志，只是现实的无可奈何，使之只能游历山水间，以消壮志未酬的怅惘。

3.生活困顿，笔佣糊口

中国古代文人儒士治生的途径大概主要有：做官、担任幕僚、参与地方事务以及做塾师授课等几种。吴之章少时恰逢三藩之乱，干戈扰攘，之后的赣南也时有租佃斗争，虽然大局尚算稳定，但是赣南地区在清初的局势还是偶有动荡。吴之章身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又未考得功名，即便其中年以后的游历生活显得十分丰富，但是他的生活还是十分困顿，只得以笔佣糊口。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吴之章的生活确实是贫困的。其好友杨兆嶦曾说过：“余陋劣，无似君虽穷犹知名，于世所交又极一时之贤隽”此话虽意在称赞吴之章的名气与节气，但也提到了他生活的确贫穷。除此之外，吴之章在自己的诗作中也提到了自己生活的困窘：

岁暮客次

留滞真无谓，艰难岂自今？

一贫寒到骨，百虑困于心。

岁月风尘晚，关山雨雪深；

孤灯挑不尽，独坐暗沾襟。

己丑除夕

棘人坐困雨疏疏，不谓今宵又岁除。

括尽庖厨无旨蓄，陈来几案半圃蔬。

炉灰冷拨深更漏，烛影寒摇敝簏书。

懒以驱穷随里俗，任教老去似庄樗。

以上两首诗都也体现吴之章的生活水平，可谓是一贫如洗。其实吴之章也曾入幕他人门下，如杨兆嶦提到他“吴江张大史出宰兴国，闻君名，延致之……及大史解组东归，复为龙南徐使君征入幕中”，其两次做幕僚，但是并未以此作为治生的手段。他“客大史十年，惟用诗文相酬唱，绝不嬲以他事……及大史解组东归，复为龙南徐使君征入幕中，宾礼之亦如大史”，作为幕僚且时间不短，也微有功劳，但他都是要求用诗文相酬谢，别无其它。这或许就是基于他对自身的道德追求所致，正如其诗作《即事》中所表达的“花事阑珊又夏初，雨窗排闷强摊书。生平耻作田文客，休道冯驩食有鱼。”

吴之章虽为幕僚，但耻作食客，他对自身的道德标准要求很高，虽然生活一贫如洗，但依旧不向官僚伸手讨生活，只是以友相待，用诗文相互酬谢。为追求人格的独立，他也只能依靠笔佣勉强度日。也正如杨兆嶦提到的“今君年加六一，犹藉笔佣以糊口，夙愿不得酬，其能无感与”，吴之章科场受挫，壮志未酬，功名无所得，生活困顿，勉强笔佣糊口。

二、吴之章的品德与节气

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儒士都很注重自己的品德与节气，有高尚的道德追求。他们信奉先圣之学，推崇“仁、义、礼、智、信”作为社会的道德标杆，并以此作为自己为人处世的准绳。作为文人群体中的一员，吴之章同样具备这样的思想内核与行为方式，把儒家的纲常伦理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传播理学思想，行孝悌、讲仁义、重节烈，为世人所赞誉。

1.穷困潦倒，矢志不渝

正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是孟子对大丈夫的释义，这些大丈夫的品质在吴之章身上也有所体现。吴之章对自己的品节要求很高，追求独立人格，从不谄媚于时局，即便是贫困潦倒，也始终矢志不渝。

前文提及吴之章：

最后吴江张大史出宰兴国，闻君名，延致之。值郡志之修，大史为总裁，发凡起例未尝不质诸君，君为之搜罗放失参考订次，有微劳焉。客大史十年，惟用诗文相酬唱，绝不嬲以他事。及大史解组东归，复为龙南徐使君征入幕中，宾礼之亦如大史。

其两次作为幕僚入幕他人门下，长达十余年，也有功劳，但是耻作田文客，只以笔佣维持生计。也有人劝他“或劝之游贵要，博升斗禄以赡生”，但是他的回答是：“士林之所以取重者，品耳。如忍为龌龊嗫嚅之态以倖得名，中夜终愧颜闵。吾宁守吾庄之拙柳之愚 ，不庸胜于华组乎？”从引文可以看出吴之章特别注重品节，追求独立的人格、高洁的情操，因此拒绝攀附权贵，以求无愧于心。他的《于何季皋主人喜晤宁都谢若孝》一诗中“手笔见君信纵横，潇湘十载已知名。长从客路思原宪，何意宾筵识穆生”也借“原宪”与“穆生”表达了自己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坚定志向。

其友邱上峰赞之曰:“履行达而庄，蓄抱赡以肆，甘贫不累，处困不靡，严正不为戏谑。”其友黄文澍也曾提及他不媚权贵，坚定不阿的执着品性，曰之：

然槎翁虽遊，往多不合，性倔强，不肯俯仰迁就以媚于时。而所为诗，讽刺讥呵，颠倒万类，以极事物之情者，人皆知之。至其不可解之意，槎翁且不能自解之。

引文除提及吴之章的品行之外，也提到他的诗作中也有对现实中存有不正之风的讥讽之作，如其作《盲人》就是借古讽今，对时人时事的反讽之作：

盲人盲目不盲心，黑白不见见古今。是非得失，成败利钝，不待觌面了然明。有眼惟见，青红黄白绿，不辨忠奸伪与诚。事必待既著，患必待已成。虽有圣智急而用，一木难支大厦倾。水母无目，群虾为睛。浮沉上下，听之而行。人禀五行之全万物灵，五脏六腑贤愚贵贱各均平。胡为锢蔽之深，扁鹊仓公针砭无所施其能。彼盲不至此，不盲何贵眼识丁。明目达聪察治忽，饰非拒谏，安得不亡家败国而陨生。躬勤吐握延贤士，贤士何加惟恐失其人。夫差不悟任宰嚭，子胥忠言徒逆耳。楚怀信谗逐屈原，身殉商于六百里。眯目醉心古所戒，噬脐悔过终徒尔。以齿焚身岂独象，神龙有欲燕可饵。浮翳能使蔽晴穹，灵台敢信无尘滓。今人惟笑古人盲，古人之盲今已矣。今人复似古人盲，却使后人笑无己。

吴之章除了对自己要求严格之外，对待他人同样遵循礼义的标准，如其友邱上峰说他，“与人无少长必致恭，而奖诱后学，尤爱惜敌掌珠，然有不循礼而鄙俗者，辄面斥之不少韪，以故多受谤，叟泰然耳。”这也说明吴之章不仅充当着儒家伦理纲常拥护者的角色，还充当了监督者的角色。

2.赞颂节烈，儒士风范

吴之章不仅自己洁身自好，讲仁义，重气节。还对时下乡勇、节烈的品行大加称颂。如他为本县乡勇作志稿，志稿云：

长宁壤接闽粤，向者崇山密箐，民居寥落，故叶楷得以夜郎自大。建县后，生齿日增，深山穷谷皆成村落，邑之乡勇素号强劲，司牧者诚能尽心训练，使皆有勇知方，则各厢堡间隐然守望相助之制，虽有异省不逞之徒欲纵其豕突不可得也。夫地利者，用兵之先务。乡勇生长于斯，樵苏出入，久熟其地，进战退守不待向道而了然于心。当事者岂有高爵厚禄以劝之，不过隆之以礼貌，推之以赤心，拱手而授干城之寄矣。迨雍正以来，四海宁谧。虽杞圃萑苻尽渐文教，而奈邑八哨之名亦除，余顾沾沾道及者，亦以见其急公赴敌捍卫乡邑之功不可忘耳。

在这篇志稿中，吴之章赞颂了本地乡勇为了保卫一方安宁的尽职尽责，他们尽心训练，有勇知方，各厢堡见互相扶助，使得长宁县得以真正的长久安宁。当他们面对高爵厚禄的诱惑时，也是怀着对家乡的赤诚之心委婉拒绝的。吴之章认为乡勇的功劳应被铭记，故作此志稿，使后辈对他们的功劳铭记在心，并能以之作为模范，学习他们的品行。

除了为乡勇作志稿外，他还为节烈作传、作诗，就其对烈妇的褒扬也体现了他的理学贞操观。如他为廖长子妻华氏作《烈妇传》，他对于华氏的贞节事迹进行了描述，华氏出身贫寒，所嫁夫君廖长子奇丑且痼疾。后来廖长子被继母所逼与廖父分家，生活十分困窘，甚至只能依靠华氏十指作红糊口，华氏仍安命无怨言。华氏曾多次受到威逼利诱，要求她改嫁他人，但她仍旧心无所动，最后被逼无奈，以死明志。吴之章赞其烈妇之风曰：

先民有言，死或重于泰山，或等于鸿毛。余观于华烈妇事不成人之夫，安于命无怨言，至迫之再不忍改适，终全其贞以死，虽烈丈夫何加焉？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腼颜苟生者，闻烈妇之风，其愧死无地矣乎。

吴之章不仅为华氏作赞歌，还以此事迹反讽当世甘愿臣服仇敌的苟且偷生者，对此嗤之以鼻。此外他曾多次为烈妇作诗传递贞操观，如其为诸生邝兴霖妻曾氏所作之诗《邝烈妇曾氏投崖处》，写道：

闻昔神州陆沉日，封豕长蛇遍山泽。

辗转蹂躏郊原空，残黎据险保家室。

车头有寨名狐狸，峭壁孱颜称险巇。

一朝失足全巢覆，虔刘系累无孑遗。

邝家烈妇年十八，初闻寨破志即决。

撒手投身万丈崖，骨如齑粉心如铁。

心如铁，成壮烈。石可磨，名不灭！

其所作诗篇《吊王烈妇》、《兴国钟氏一门三节烈雍正七年建坊旌表》也都表达了诗人吴之章同样的志趣。

除此之外，他的诗作《过拜将台》则表达了对本该名垂千古的昔日将军，如今却无人知晓其名的怜惜：

荒台名拜将，称谓自昔时。

卜筑在何代，故老无一知。

匹夫建奇节，声名千古垂。

将军万夫雄，不知姓氏谁。

独此巍巍台，睥睨冢累累。

日落苍烟起，令人生远悲。

其诗作《吕公墓》则赞颂了北宋名臣吕公忠君爱国的气节，但也表达了对吕公如此忠贞却孤立无援的怜惜与无奈：

苍山不断郁愁氛，北宋名臣世共闻。

万里寒烟迷故国，千年衰草没荒坟。

日星难烛贞奸隐，魑魅应知泾渭分。

元祐罪人多俊人，孤忠无党更怜君。

吴之章在品行方面不仅以身作则，还为忠义、节烈之人作传、作诗，大作赞歌，期望传之后世，后辈以此为范例,传承儒家伦理纲常，传播理学思想。可以说他不仅是儒家文化的拥护者、监督者还是一个积极的传播者。

3.常悼父母，仁孝之思

古训云：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源，常存仁孝心，则天下凡不可为者，皆不忍为，所以孝居百行之先。儒家文化历来特别重视孝的观念，且极力提倡行孝悌的行为。汉代选官制度察举制中一个重要的科目就是举孝廉，可见孝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性，同时孝的观念也深深植根在了文人儒士的心中。吴之章作为文人中的一员，同样谨守孝悌，传承孝文化。

在吴之章的《泛梗集》中有九首诗都是其为悼念父母所作。其中或是诗人在父母冥诞时表达哀恸之情所作，如《先慈冥诞》中写道：

年余不复见慈亲，此日生前设帨辰。

杯酒难浇泉下恨，几筵空想梦中神。

伤心垂老悲离别，没齿殷忧苦贱贫。

我罪伊何□莫赎，徒挥涕泗洒苍旻。

此诗是诗人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即其母去世一年左右为了悼念亡母所作。同年所作诗文《偶见先子所书便面读之怆然》：“太元难间草，硕果仅于斯。出袖烦珍重，归函善护持。倘如还赵璧，敢吝百朋资”则是诗人在父亲去世两年左右看到父亲遗物，睹物思人所作。吴之章其它的诗作如《先母冥诞》、《戊子除夕》、《理敝衣》、《梦先子为制寒衣》以及《先子诞日客中志慕》也都是诗人为了悼念父母先后所作。

吴之章这种仁孝之思并未中断，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其父冥诞时，他又为悼念其父作诗文《丁酉冬至值先子诞日计生年八十一矣不胜悲感滴泪研墨聊以志恸》：

昔年一去白云乡，王律空回九地阳。浪说人间添彩线，岂知麋世卮黄杨。

生前正值悬弧日，海外难求聚窟香。相伴泉台慈母在，谁为跪进介眉觞。

此时吴之章的父亲已经去世十年左右，但在其父冥诞之际，他仍深表哀痛。吴之章的另外两首七言绝句《先子有可怜儿在虎城寒之句对景怆怀率成二绝志感》则是在雍正九年（1731年）即其父去世二十五年左右时，其故地重游，有感而发之作，他写道：

四十年前灯节后，虎城无异此时寒。

雪中记得亲相忆，念子衣裘客路单。

至今回忆隔重泉，不见音客二十年。

梦里虽逢忘却问，老亲附体几层棉。

虽然吴之章对父母的生前孝行无资料可考，但是从他诗文中对已故父母的悼念之词以及事隔二十余年一直未断的仁孝之思可见，孝的观念在吴之章心目中也是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吴之章与《泛梗集》

吴之章作为清初赣南文化名流，其所作诗文上千篇。其诗集《泛梗集》历经周折，有幸存世，虽然不是诗人全部作品，但存世的950首诗篇也可供后人与诗人进行跨时空对话，了解清初赣南当地的现实生活以及该地文人士绅的思想观念、行为主张等内容。即便吴之章的部分诗中存在浪漫主义的夸张写法，但是他的大部分诗篇还是十分写实的，可以从中挖掘出大量清初赣南地区人、事、物的真实写照。

《泛梗集》是吴之章的存世诗集，现在可以见到的版本是光绪六年（1880年）的文谦堂刻本和民国三年（1914年）的铅印本。整本诗集分为八卷，共950首诗。具体内容构成及创作时间见下表：

吴之章的《泛梗集》能够存世实属幸运，他的集子历经了一个比较曲折的过程才得以见诸于世。最早见世的《泛梗集》应该是雍正初年的会昌赖氏霞绮园刻本，刘德熙在《榘园集序》中提到，“叟集刻于赖氏霞绮园，诗文各半，诗仅粤遊潮阳、金陵及咏物诸草耳。”邱上峰也曾在《槎叟传》中提及过吴之章“有诗文集若干卷刊行”，以及黄文澍所作的《泛梗集旧序》就是作于雍正三年。由此可以看出赖氏霞绮园曾出过吴之章《泛梗集》的刻本，但是这部诗文集刊行不久就被列为乾隆五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军机处所准奏的全毁书目之一，可谓是遭到了灭顶之灾。

后来刘德熙有幸在刘翰兼处得到吴之章手编残稿，文谦堂刻本的《泛梗集》才得以见诸于世。刘德熙在《榘园集序》中提到：

余小时阅四库全书目录，有吾邑吴槎叟《泛梗集》，编求其书，凡二十年不得见，访其子孙亦无存者，余深悼叹之。昨岁于家力仁处得其手编残稿，悉心䌷绎，十得八九，不禁拊掌称快。遂以剞劂谋之力仁，力仁欣然许诺，且谓余曰：“叟集刻于赖氏霞绮园，诗文各半，诗仅粤遊潮阳、金陵及咏物诸草耳。今欲重付开雕，当使全集昭见于世，子其论定之。”于是择其诗之尤雅者若干首，定为八卷。力仁力任其费，俾刊印布散，稍见其著述之概焉。

对于此事，徐湘潭也有所提及：

吾友刘穆士为槎叟邑人，以叟诗数千首属予选定，多可喜者。顾留余所数年，以多事未卒业，仍以归穆士。盖穆士固深于诗者，不必余为之也。然念穆士意不可虚，因许为叟作传。

由引文可知现存文谦堂刻本的《泛梗集》，是由刘德熙重新筛选编订，刘翰兼出资刊行的。而刘德熙在《榘园集序》中说：“余小时阅四库全书目录，有吾邑吴槎叟《泛梗集》，编求其书，凡二十年不得见，访其子孙亦无存者，余深悼叹之”则存在错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并未有《泛梗集》在册，《泛梗集》则是被编入《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82册。后来邑人曾有澜出资再版过《泛梗集》，并由其自己作序，邀汤化龙题写书名、章炳麟书跋，即民国三年（1914年）的铅印本。

故此，现存文谦堂刻本以及曾有澜的民国三年（1914年）铅印本与霞绮园刻本有很大不同。现存版本单纯只是诗集，存诗950首，包含诗人游历江西各地及邻省潮阳、南京、广州以及杭州等地的交友、咏物、悼念、民生以及寄景抒情等诗作，而霞绮园刻本的《泛梗集》诗文各半，但是诗作只是涉及诗人游历潮阳、金陵以及咏物的内容。

纵观吴之章《泛梗集》的存世过程，虽然其中几近过半作品都被毁掉，并没有完全被保存下来，这的确是流失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但是所幸邑人刘德熙与曾有澜先后两次刊行与再版，才使得吴之章的作品没有完全被历史所淹没，尚且存诗近千首。

二、吴之章诗篇的创作特征

吴之章一生仕途不顺，故只得将半生的时光寄情山水。从他的《泛梗集》中可以看出他游历的范围十分广范，不仅遍布江西各地，还在邻省广州、清远、潮阳、南京等地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这些丰富的游历经验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生动的原材料和现实的观察视角，使之诗篇不仅有细致入微的景物描写、关照现实的寄景抒情，还有关注民生的人文关怀以及真诚坦率的情感表达。虽然《泛梗集》中也不乏极具夸张手法的浪漫主义诗篇，但是大部分都是以现实生活为蓝本进行的现实主义创作，我们可以从中探寻出吴之章的生命轨迹和思想心态。其诗文特征如下：

第一，吴之章的诗作景物描写细致入微，引人入胜。吴之章善于发现事物的美，即便是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景物，他也可以为其添上新衣，用灵动的笔触抒写出寻常事物美的意蕴，令其栩栩如生。如《月影》一诗中“蕊渊彻夜泻金波，风动花阴舞素娥。身近玉楼檐错落，地连瑶阙树婆娑。簾钩未捲玲珑人，总纲初移界书多。相对离离清不寐，广寒宫里更如何。”诗人不仅使月影动态化，诗人更生动的体悟月影的流动美，还想象出月亮里广寒宫及嫦娥的场景，更加引人入胜。其《新柳》一诗“春光未久上纤柯，逐日风前展翠娥。黄鸟暗怜烟缕弱，迁乔不敢试金枝”同样赋予了新柳鲜活的生命，让人不禁感到生活的丰富多彩。

第二，吴之章的许多诗作都是借景抒情，让人感觉真实生动。吴之章作诗不仅对景物描写细致入微，传神写意，还将自己的真实情感灌注其中，让诗看上去更加真实，有韵味。如《酌月》一诗写道：“好月不常得，清樽未可空。且沽桑落酒，细酌竹篱风。屋角明何匿，池边白昼同。花阴庭砌满，更上小楼东。”吴之章在此诗中对月酌酒，生动地描述了屋角、池边、花阴以及小楼等周边景物，借景抒怀，悠然写意。又如《对菊》一诗：“种菊已多载，今秋始见花。疏篱笼月色，深苑问霜华。囊濯怀犹壮，年丰酒易赊。乡中无一事，缓酌至昏鸦。”诗人则借菊花、疏篱以及月色等景物，感怀壮志未酬的忧思与落寞。

第三，吴之章的部分诗作直接抒情言志，坦率而深刻的自我裸呈，呈现出了其自身更深层次的反思。其诗作《题画松寿兴国陈巽之》，“以君古道挽颓风，苍翠无华类贞松。尔我有深契，我故为之图此意。云秒千寻不可窥，颐养天和无所忌”就直接表达了诗人对于志向的坚定执着以及坚忍不拔、无所畏惧的意气与决心。除此之外，诗人的很多关怀之作还反映了其自身的深刻反思。如其在《迁居感怀》一诗中写道：“贫居不惮再三迁，又向城中赁数椽。无术谋生惭妇子，何人高义薄云天。琴樽书画难相枼，松菊梅兰且并梋。”生活的困顿使得诗人开始反思文人儒士自身的社会身份与生活处境的关系，对于文人的生活方式提出了些许质疑，但并未进行更深层次的追问。《秃笔》一诗中的“管城非为攻书秃，毛颖何堪无罪髡。几欲案头轻掷去，因怜梦里盛开存”也表达了诗人对于文人儒士社会角色的反思。

第四，吴之章还有部分诗作关心民间疾苦，体现了诗人殷切的现实关怀与人文关怀。吴之章在游历各地时，深刻地体验到了民生状况、社会形势，并将之以艺术的手段诉诸诗篇，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的关照与追问。其《元夕》一诗就表达了诗人对本乡百姓饥寒处境的忧愁，其写道：

千门箫鼓灯如月，火树银花逼绛阙。

连宵春宴集宾朋，生桥铁锁夜不设。

吾乡富庶全盛时，吴下繁华应无别。

至今相去二十载，城市空余风月在。

踏灯余兴我虽豪，愁听饥寒比户号。

寂对银缸念畴昔，出视东城明月高。

诗人的另一篇诗作《祷雨行》则表现了诗人对于大旱灾年的感慨：“摐金伐鼓盈郊野，旱魃为虐自春复徂夏。日祷穹苍乞甘霖，密云间亦叆叇峰头挂。朝朝暮暮听殷雷，曾无霢霂霏微连日夜。江头桔槔已难施，主伯亚旅东作将安之。屠沽厉禁三阅月，处处筑坛檄雨师。乞灵土木伎俩尽，相与归咎天道远无知。”在诗人获知祷雨方法之后，则为百姓虔诚的祷雨并大发感叹：“吾闻蜥蜴鞭之犹能致雨泽，岂有积诚虔祷终若斯。吁嗟大旱春秋书灾异，荒歉连年能不惧。彼其之子不知危，惟望酬神宰羊豕。”

此诗中描述了天灾人祸给民众带来的悲惨境遇，体现了诗人关心民间疾苦的人文情怀以及对统治者不作为的现实思考。诗人以现实的眼光介入世界，通过对社会形势的分析，使其诗篇充满现实主义色彩，直抵人心，同时，也使得读者能过了解当时赣南社会的光景。

古代文人士绅群体作为社会的精英群体，他们的思想主张、精神风貌、行为方式和社会交往都最能反映社会的现状以及时代的特征。作为他们社会生活主体部分的交游活动自然也是我们探究文人士绅生活、探寻时代脉络的重要线索。吴之章在未能入仕做官后，他选择将游历、交友作为他的主要生活方式，其交游范围十分广泛，与各地文人士绅相互唱和。他们在生活中相互慰籍，在学问上相互切磋，在仕途上互相援引，展现了文人士绅群体的生活图景。

康熙五十年（1711年），张尚瑗奉命纂修《赣州府志》，多引地方名流参与纂修，时人称其中出类拔萃者吴之章、张尚瑗、黄文汾、邱成和以及黄文澍等九人为“贞堂九子”，以效仿和追慕明末清初的“易堂九子”。“贞堂九子”中又以吴之章的诗、邱成和的文以及黄文汾、黄文澍兄弟的考辨更为世人所知。相对于“易堂九子”这个有相同旨趣、联系密切的文人士绅群体，“贞堂九子”在完成纂修《赣州府志》的工作后，相继别去，其中很多人就再未有过多交集。可以说，“贞堂九子”这个称号承载着的更多的意义是时人对于“易堂九子”的追思与仰慕，是当地人心中期望的载体。虽然说“贞堂九子”并未真正成为一个文人士绅群体，但是其中吴之章与张尚瑗、黄文汾以及黄文澍之间都有密切往来。

张尚瑗，字宏𨙊，苏州吴江人，著有《石里诗集》。其自幼聪颖有奇才，笃志于学文，诗文古雅，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考中进士，授庶常。张尚瑗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任职兴国县县令，为官期间多善政，救济灾民，修葺城池、文庙，筹集社稷善款，并且编修《潋水志林》和《赣州府治》，名显于世，深受爱戴，如魏昭士在《兴国县社稷坛记》中所载：

邑侯张公莅任，适凶荒水涝之候。不费民钱，不役民力，按法捐俸而重新之。醴洁牲肥，躬亲祭奠，更致诚于风伯雨师。大祲之后，岁获有秋。兴人感公受民之勤，磐石记之。

从中不难看出张尚瑗的勤政爱民，颇有古循良风。魏昭士赞其：“公不恤己之功名，而一身任艰巨，焦劳十旬，法不为挠，卒以全活数十万人，视汲长孺得君赈廪者，其难易为何如耶? ……然而盘根错节，利器尤彰，……公之政，轻重缓急，先后有序，将使志生民者推而行之。”

吴之章与张尚瑗也关系匪浅，吴之章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入张尚瑗幕下，作为幕僚与之交往长达十年，如杨兆嶦所记，“最后吴江张大史出宰兴国，闻君名，延致之。……客大史十年，惟用诗文相酬唱，绝不嬲以他事。”吴之章作为张尚瑗的幕僚，还参与了在张尚瑗召集下的《赣州府治》的编修，杨兆嶦在为吴之章所作的《寿序》中记曰：“大史为总裁，发凡起例未尝不质诸君，君为之搜罗放失参考订次，有微劳焉。”对于吴之章来说，张尚瑗可以说是他的伯乐，有援引之恩，也为他的经世之思提供了一个平台与机会。

黄文汾，字岷雪，信丰县人，雍正十年岁贡，著有《云畦诗文集》。其擅长考辨，讨论章贡源流，其学问精于前人，贯通天文地理，且致力于家族建设。如《赣州府志》中对其记载：

与弟文澍皆精于考辨，讨论章贡源流，精核过于前人。其学无所不贯，旁通天文地理之与新旧。黄氏族大，分居数县，为修祖庙、立家训，治塾以课族人子弟，家政奚取决焉。

吴之章与黄文汾曾一起在兴国县知县张尚瑗的召集下修纂《赣州府志》，期间两人有所接触，并与张尚瑗、邱成和、黄文澍等九人被时人称为“贞堂九子”。除此之外，两人还一同游历信丰、赣州等地。诗篇《竹桥晚眺同黄岷雪作》“危桥堪纵目，残照动波间。烟锁东西岸，云生远近山。溪头寒棹泊，沙面野鸥闲。不觉凭栏久，悠然客虑删”就是吴之章对两人在信丰县竹桥晚眺时的情景描写并表达了诗人晚眺时心情从忧虑变成了悠然的怡然自得。而诗篇《同金溪冯夔扬信丰黄方水会昌赖沧峤舍弟湘皋登八境台归饮郁孤台》则是吴之章在两人与友人在赣州八境台登高集饮时所作。

3.黄文澍

黄文澍，字雨田，号石畦，信丰县人，弋阳县教谕，著有《石畦集》。其为人孝顺，朴实鲁钝，勤奋好学，严格律己，《赣州府志》就载其“六岁丧母，及葬，每见母墓则哭，人异之。质朴鲁，笃志力学，孜孜不倦。常曰读书当知律身，卫道仅仅文词末矣，终年博览广摭中。”他的著作《厚载志》、《禹贡集览》等都为当时士林所传诵，还爱好研究古人传注，并独出己见，著有《左传杜林续注》，并且表示，“穷经于汉唐诸儒之前也难，穷经于汉诸唐儒之后则易也。”他致力于地方文化与教谕工作，他常在赣县冠山和龙南阳方讲学，“大抵皆以求仁、主敬、躬行实践为主”，传播理学思想。在任职弋阳县教谕之后，做出解决讲学场地问题，筹集膏火费用，立学风以及改善风化等政绩。

吴之章与黄文澍相识于康熙五十年，此时两人于兴国县衙与邱成和、张尚瑗等人一起修《赣州府治》。黄文澍很欣赏吴之章所作诗篇，赞之曰：

澍性燥率，气方勃勃，不能下人，每读槎翁之诗、昭衡之文，辄俛首自襟，往复数过，自憾才学不逮。余常谓：“昭衡之文得力于震川，而槎翁之诗则在杜陵剑南之间。”

两人在修志分别后，也会相互关心近况，探讨诗作。雍正三年（1725年），吴之章在信丰县游历时与黄文澍相见，并把在去年游历潮阳时所作的若干首诗篇 与黄文澍一起分享探讨，黄文澍盛赞其，“其气浑语健愈近老杜，以视剑南，殆将过之无不及也。”黄文澍还为吴之章霞绮园刊本的《泛梗集》作序，序中描述了其与吴之章相识、相知过程以及吴之章的诗文才华、品德气节等，传于后世，推动了吴之章的名气。

从吴之章的《泛梗集》中可以看到他一生游历范围相当广阔，游历了江西、广东、江苏、浙江等地。作为其家乡长宁县（今寻乌县），他的足迹更是踏遍了那里的名胜古迹，与本邑文人儒士探幽访古、饮酒赋诗。其中长宁县的邱上峰、曹起渊以及刘苏等人都与吴之章有交游活动。

1.邱上峰

邱上峰，字眉三，号簬村，长宁县南厢图合村人，清代诗人，著有《簬村诗》二十余卷，文集十册。其因擅长诗文，与当时同在豫章书院的南昌周学健、奉新帅念祖、贵溪江皋、新昌熊晖吉等齐名。孙嘉淦就曾赞其诗曰:“今邱生之于诗，刓精竭虑，茹英咀华，大放厥词。意博而旨该，情深而兴远，而浑浩之气又足以举之。节奏铿锵，如聆韶濩 。天衣无缝，不事雕饰。文采动摇，其五铢六铢之遗制乎？未审其与“荣华肖天秀”“文雅涉风骚”者有合乎否耶?”雍正二年（1724年），邱上峰补癸卯正科，中式第八名，同年考取雍正甲辰科进士，任直隶清丰县知县。其为官期间，廉政爱民，勤于政事，如《长宁县志》记载，“至则访里书侵殁钱粮积弊，痛革之。劝农课士，毅然以古循良自任，知府奚源亟称其贤。”但是其因得罪巡道，被巡道诬陷免职，后因直隶总督孙嘉淦得知事情原委，将此事结束。

自此事之后，邱上峰深知官场险恶，无心仕途，回到家乡，以交友赋诗为乐，淡泊名利，坦荡自若。如孙嘉淦所说：

故其奋于时也迟，毫无抑郁之音；进于位也啬，绝无愤懑之气；蓄于中也富，曾无骄矜自负之态。洮汰症结，中正和易，无所为不得其平之鸣者，所以素位乐天，淡荡自如，盖其得于中者有余，接于外者自无累，亦其理宜也。

吴之章就是邱上峰的诗友之一，他们有着相同的志趣，都追求高洁的品德与气节，对自我要求极高，且都擅长作诗，这使得他们趣味相投，一起吟诗作赋，游历山川，探讨人生。当他们行至邝兴霖之妻曾氏投崖处时，都被曾氏的节烈所感动并为之赋诗，吴之章诗云：“邝家烈妇年十八，初闻寨破志即决。撒手投身万丈崖，骨如齑粉心如铁。心如铁，成壮烈。石可磨，名不灭！”邱上峰则在诗中写道：“浊河混混日趋东，力砥狂澜在珥珫；但得碎躯全碧玉，岂愁洒血染丹枫。倚天浩气星辰上，拔地悬崖雾雨中；愧杀卖降轩冕客，流芳遗臭将无同。”两人所作诗篇不仅是对曾氏节烈的赞扬，同样也是理学贞操观念的共鸣。吴之章也曾表达自己的人生观念：“境之于人，如幻云之过太虚，如吾天君何？”邱上峰则评价其曰：“履行达而庄，蓄抱赡以肆，甘贫不累，处困不靡，严正不为戏谑。”这也体现了二者在为人处世上的主张与追求。

两者的关系还不仅于此，邱上峰曾在吴之章去世后作《槎叟传》，对吴之章在地方社会的名气起了推动作用。《槎叟传》虽然全文只有500余字，但是邱上峰在文中对吴之章的生平、气节、才情、思想主张以及行为方式都做了简要的概述，为后人认识吴之章筑起了一座桥梁。

曹起渊，字文岸，长宁县诸生，长宁县县志的绘图就是出自其手，《长宁县志》记载其“博学能文，工诗画，著有《松籁诗集》，邑人吴之章序”。其家风甚笃，在道光十四年（1834年），长宁县灾荒，其孙连日施粥，救济了很多灾民。《长宁县志》就记载了此事，“其孙愈仰、愈昌，于道光甲午荐饥，日为粥以食饿者，活人甚众。”

曹起渊也常与诗友交游，游历名胜古迹，与友人欢饮赋诗。如其在《游铃山记》中写道：

得巡院江公一荡平之，直若登高疾呼，唤起山灵开景色而辉山谷，而铃山之真面目始出，声名益从而彰著。山其以人传欤？夫士君子学山，则可至于山。今与诸君来游，当思效法山灵，端在吾徒。若仅循落帽故事，有不为铃山笑乎？同游曰：“然！”遂相与欢饮赋诗咏归。

引文为我们描画了曹起渊与友人游历铃山，一时兴起，欢饮赋诗的生活图景，看的出来曹起渊乐在其中，很享受这种生活。吴之章与曹起渊也常一起饮酒作诗，相互吟唱，《泛梗集》中就有四首诗记录了这些生活片段。如《花朝前二日戏东廷机拜崇文岸和之》中的“是花皆媚蜨，无树不鸣莺。春色人同惜，君能独寡情”和《花朝日廷机暨姪杨烈垂烈师向携酒招同文岸集饮枫社》中的“吹来花气侵诗笔，惹得春光人酒瓢。乘兴不妨同茗艼，斜阳缓踏路非遥”都是两人与友人集会赋诗的生活场景。《又次文岸愿韻》中的“伹得主人长好事，何辞美酒数沾唇”和《涉园红藕花开芳徽苍余昆季招同刘蜀人、张嗣轩、曹文岸、邱衮章集赏分韻得开字》中的“情芬虽为红衣减，雅艳还宜国色陪。好事主人花解语，尊前争不尽深杯”则是两人经友人盛邀，一起赏花赏景，畅饮开怀下所作的诗篇。

吴之章和曹起渊除了一起饮酒作诗外，还有情感上的相互慰籍，相互砥砺。如吴之章在曹起渊四十岁生日时为其作诗曰：“见说登强仕，余心正悯然。何堪千里马，不遇九方甄。盘错情弥历，艰难志益坚。相期从此始，振翮慰衰年。”此诗体现了两人虽然都在仕途不顺、壮志未酬的处境下生活着，但是他们的志向与意气却愈发的坚定，并且惺惺相惜，互相鼓励前行。

刘苏，字蜀人，长宁县诸生，著有《芥舫集》。吴之章与刘苏两人初识时吴之章二十九岁，刘苏仅有十三岁，刘苏天资聪颖、文采出众，吴之章被其才华所吸引，赞其曰：

爱君雅志负奇才，好读奇书探二酉。下笔洶洶决瞿塘，一时同辈无与偶。

相期神物不终淹，出匣龙光出牛斗。不谓识者难其人，雷焕张华世希有。

吴之章不仅欣赏刘苏的才华，而且对刘苏的气概与意志也是赞不绝口，称赞其曰：

羡君气概尚崚嶒，独立鸡群卑狗苟。四方争致拥皋比，针砭膏肓发墨守。理析豪芒昭日星，人知雅俗殊窠臼。……斯文未坠功在兹，车服之熒真刍狗。桓荣盛誇稽古力，浅衷腐儒堪羞口。惟君弱冠至于今，嚣嚣未肯轻所负。

吴之章与刘苏在才华上的彼此欣赏以及气节、气概上的共同追求，促成了两人四十余年的莫逆之交。两人即便是相聚于小小的一隅之地，也能侃侃而谈，交流思想，兴致勃勃，开怀畅饮，如《题蜀英芥舫》中写道：“一室小如芥，惟君作舫看。微无风浪险，别有天地宽。此外皆齐物，其中具大观。寓言虽尔尔，足以畅清饮。”吴之章在刘苏六十一岁生日时，还为刘苏作诗一首，名为《寿刘蜀人六十一》。全诗共302个字，吴之章在诗中对于两人的相识、相知的数十年友谊，刘苏的才华、气节都做了简要的概述，为后人认识刘苏打开了一扇窗子。

（三）吴之章与江西诗友的交游

吴之章的足迹除了踏遍长宁县的名山大川外，他还经常在赣南各地游历，且

长年驻足于兴国、龙南、赣州三地。除此之外，吴之章在赣中赣北也留下了他的足迹，如万安、泰和、吉安、宁州（今修水铜鼓）、新建、南昌、武宁等地都留下了他与赖鲲升、赖纬邺、黄文汾、黄文澍、魏昭士、吴湘皋和杨退圃等友人的身影与诗作。

1.赖鲲升、赖纬邺

赖鲲升，字沧峤，岁贡。雍正年间,由念祖保举推荐任县职，其以父母年老为由推辞，未供职。赖纬邺，字嵇立，为赖鲲升的弟弟，例贡，铨授抚州金溪县训导。赖纬邺在任期间资助贫穷诸生，如《会昌县志》记载，“在任常分俸以给诸生之贫者。诸生王骙学行最优而极贫，几岁科试皆纬邺资之。”后赖纬邺以父年老，请终养归。两兄弟为清初会昌县人，出身书香门第。他们的父亲是赖方勃，字绛侯，明清之际地方文化名流。赖方勃与其弟赖方度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创立霞绮园，与邑人沈开进、胡应相、曾鉴、欧有骏读在园中书，并聚四方名士于此进行讲学、交友以及集会等活动，一时间两兄弟的声誉“著于大江左右”。其后，鲲升兄弟于园中读书，与四方有人相聚于此，讲学、读书、吟咏等，而且将友人所赠之作以及其父辈所作辑为《友声集》。文集共七卷，前两卷为序、记、书、卷、赋，后五卷为诗。

吴之章与赖氏兄弟相交甚笃。吴之章常与友聚于霞绮园中，他们吟诗作赋，读书讲学，观花赏景，饮酒畅谈。如吴之章在《和霞绮园集饮》中所作，“宾朋在硕果，诗酒即神仙。重集非徒尔，追欢出偶然。近来余数至，下榻万花边。”吴之章很欣赏赖氏兄弟的才华，他在《霞绮园赋》中，就赞赖氏兄弟才华出众，其在文中骨写道：

才皆白雪，二阮不足见其贤，三苏不足多其杰，称有短李之殊，名有小杜之别，又奚怪其诗骨载花而不徒羽觞醉月也。

从引文中可以看出，吴之章对于赖氏兄弟的才华评价很高。赖氏兄弟同样欣赏吴之章的诗文才华，在他们所辑的《友声集》中，有很多吴之章的作品，其中记一篇，赋一篇，诗20首，其中所辑诗篇大多为吴之章与赖氏兄弟及其他友人相聚于园中的吟咏之作。除此之外，吴之章的《泛梗集》最初也是由会昌赖氏霞绮园在雍正初年刊刻出版的，刘德熙在《榘园诗集序》中就载道，“叟集刻于赖氏霞绮园，诗文各半，诗仅粤遊潮阳、金陵及咏物诸草耳。”

吴之章与赖氏兄弟也经常谈及过去的事情，回忆往昔。如赖氏兄弟在霞绮园变得愈发衰颓时，就曾对吴之章感叹：

主人昆季尝与余谈及往昔，辄喟然太息，以为一岁之间足无数至也，夫庚申距今未四十载，而兴废互见。

在赖氏兄弟重修霞绮园后，吴之章也写下《重修霞绮园记》感叹，“况于主人之贤嗣，相继不替，于以维持护惜。余未及老又将观其盛也。”

2.吴湘皋

吴湘皋，字行，后改字芷汀，清初会昌县南外乌仙岽下（今文武坝乡）人，以诗文名世数十年，著有《石臼集》，《响涛山房全集》。他出身书香门第，致力于家乡文教建设，曾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在会昌城南沙河东之文溪扩建祖业"响涛山房"，其内藏书16000余卷，可供学子登门索阅，使得儒林学子受益匪浅。雍正元年（1723年），吴湘皋乡试中举，雍正二年（1724年），其参加廷试，但是未中第，只得落下“十年踌躅痛秋闱，书剑飘零不得意”的无奈。两年后参加遴选考试后，先后担任武进、宜兴、江宁、溧水知县，为官期间勤政爱民，如《赣州府治》载：

雍正元年举人，四年试邑江左，历署武进、宜兴、江宁，有惠政。十年補授溧水，迁建学宫，育士抚民，兴利除弊。

但在雍正十二年，吴湘皋由于忤逆上级官吏被解任，后交游于骆山石臼间，著有《石臼集》。乾隆六年（1724年），其返乡掌教濂溪书院，任职期间，“作馆诲以励多士，凡八载，编辑书院志略十卷。”卸任濂溪书院后，其纂修《会昌县志》，为士林所推崇，可见吴湘皋为家乡文化建设提供了很大助力。

吴之章与吴湘皋相识几十年，关系十分密切。吴之章常称吴湘皋为舍弟，《泛梗集》所录诗篇中就有五处这样的称谓。两人常于会昌赖氏霞绮园相聚，如《八月十二日夜同赖簬陵暨舍弟湘皋霞绮园连夕坐月二首》中的“嘉会良难得，清欢岂易图。明宵虽可待，且尽十千沽”，“环顾清如水，高谈致欲仙。良时期共惜，莫待□生怜”就描写了二人在霞绮园高谈阔论，开怀畅饮，彼此惺惺相惜的场面。而《中秋前五日再至霞绮园喜晤湘皋弟次韵》中“霞绮犹无恙，欣然慰所思”中则是二人偶然在霞绮园相晤后，吴之章欣喜之下所作诗篇，同时也体现了吴之章对吴湘皋的惦念。

两人还一同游历赣南山水，同在宁都洛口泊船，《洛口晚泊同湘皋弟作》一诗就记录了这一场景，诗中写道：“沿江风叶晚萧骚，又傍村烟泊小舠。星点乍侵渔火乱，月痕早挂客樯高。已闻鸣柝移寒漏，独自开篷对浊醪。计日尚知重九近，还同何处约题糕。”两人还在赣州与友人一同登八境台，登高饮酒，“有客从怀和氏璧，无言不入晋人谈。须知此会殊非偶，莫惜斜阳万树含”一句表明是相同的志趣与追求才使得几人相聚于此，是难得的缘分。两人相交数十载，当吴之章收到吴湘皋的书时，感叹：“江岸一分手，旋经半载余。火移春夏燧。

雁断往来书。尺素言虽少，千金重不如。灯前且三复。頔觉郁闷舒。”两人感情之好，正如吴之章所说，“得君同爱惜，尽醉莫夷犹。”

3.魏世傚

魏世傚，宗派名会潮，字昭士，又字耕庑，江西省宁都县县城人，生于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卒于雍正三年（1725年），文学家，著有《魏昭士文集》，与堂兄魏世杰、胞弟魏世俨被称为“小三魏”。其为魏礼长子，天资聪颖，少年时就有奇才，不同寻常。在他出生二十个月左右时，就能背诵母亲口授的《归去来辞》及《九歌》一二章，到了三四岁时，能歌《诗》、《楚辞》，六岁入私塾，师从叔父魏禧，十岁就可学作古文，十二岁左右时，所作诗文即井井可观,十四五岁立志隐居，十八九岁习奔走，后追随叔父魏禧奔走于大江南北。其人生性耿直急躁，勇于行事，视友如命，曾说自己对待朋友“甚朴切、敢尽言。义之所在，勉为之，虽死生祸患亦有所不顾。” 吴之章曾访魏昭士于翠微峰，并留下诗作《入翠微访魏昭士昆季》：

扪磴攀萝上碧峰，白云堆里度飞筇。

不惟呼吸通群帝，且喜邀欢有卧龙。

客自鸟边归讲座，籁从天际助谈宗。

分予数日烟霞乐，宁计人间有万钟。

诗中对翠微山的景色进行了描写，且称翠微峰有卧龙，可以看出吴之章对魏氏的赞赏，听其讲座并称之为一代谈宗，并表达了自己在翠微峰听讲学、探讨学问的怡然自得。

4.杨以兼

杨以兼，字惟才，号退圃，瑞金县人，顺治庚子科举人，编有《杨氏五家文钞》。其出身书香门第，父杨长世以文章显名于东南之士。杨以兼继承家学，少年时期就以文章出名，才华横溢。其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中举人，任河南涉县知县。为官期间，廉政爱民，革除苛捐杂税，深受百姓爱戴，如《瑞金县志》中所载：

时河北诸郡县皆大旱，民采木叶以食，山中百树皆童。国课不供，民多流散。长令畏慑不敢申请蠲除，以兼毅然行之，诸郡县尽得豁除。复出米麦为粥以食饥者，始终三年不倦，所全活不可胜计。常祷雨跣行中，且拜且哭，雨随声注，人称杨公雨。革耗羡及杂税岁不下数千金。丁父忧去，百姓遮道哭，抱持马首至不得行，立碑道左而祠祀之。

吴之章也很尊重杨以兼，常称其为前辈或先生。两人曾一起登楼赏月，吴之章作诗曰：

清空一气寸翳收，珠斗银河淡不浮。

月色既然多此夜，赏心何必定中秋。

迟迟素影当轩泻，故故清辉彻晓流。

回忆张灯南苑待，岂如乘兴再登楼。

两人也有诗文往来，吴之章所作《次答杨退圃先生苦热见怀元韻》就是其中之一，其写下了“溽暑洪炉似，炎蒸大地同。簾踈窥酷吏，扇破失仁风。倦客时迁榻，凄禽晓猂业。凉暄如有别，吾亦近衰翁”这样的诗句，诗人以酷暑烈日比喻酷吏横行的事态炎凉，向前辈友人倾诉了自己对于时下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无奈。

（四）吴之章与外省诗友的交游

吴之章不仅将足迹留在江西各地，其还游历了广州、清远、潮阳、杭州以及南京等地。同时，吴之章除了与江西各地文化名流有所交往之外，也结交了诸多外省诗友，如徐上、邵锦江以及盛兆晋等人。

1.徐上

徐上，字登达，江宁人。其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考中进士，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任职龙南县知县。在担任龙南县知县期间推进地方建设，为民谋福利，如《龙南县志》所载：“修筑河堤，倡议修学宫，龙迳石路建设茶亭，邑之士民实资其利。”徐上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任职长宁县篆，任职期间，廉政爱民，促进了地方建设发展，《长宁县志》这样记载，“慈祥惇大，惠受廉明，数月间门可罗雀，故为南国名士。爱民重士，绰有循吏风。崇圣宫，其捐俸倡建也。旋龙日，扳辕祖饯者数十里不绝。”

吴之章也曾任徐上的幕僚，“及大史解组东归，复为龙南徐使君征入幕中，宾礼之亦如大史。”在张尚瑗解组归乡后，吴之章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担任时任龙南县知县徐上的幕僚，吴之章曾称赞徐上的清廉，曰之：

清莫清于秋江水，相形不及使君美。

使君之清不可名，惟见表里洒空明。

一尘不动湛然静，又如三危之露玉。

壶水之官桃江己，六祀俸钱仅足支。

庚癸棉裘衣被外，无余充箧牙籤图。

与史四壁萧然不，丑穷胸中绝不存。

两人以友相待，常有诗文赠答。吴之章的《徐明府寄赠诗章次韻奉答》就是其回赠徐上的诗，吴之章通过此诗向友人徐上表达了自己随着年纪逐渐老去，壮志也慢慢被消磨的无奈，以及自己在仕途上未能有一番作为的遗憾之情，诗文这样写道：“秋风频锻翮，无意复高飞。问世羞弹铗，居山学采薇。长贫吟兴少，衰老壮心违。不有中郎目，柯亭识者稀。”

2.邵锦江

邵锦江，顺天大兴县人，进士，于康熙五十七年任长宁县知县。邵锦江在长宁县期间，吴之章常与其一起游赏名胜古迹，如邵锦江在《青龙岩记》中所提到的，“予数载兹邑，鞅掌之余，末由穷其胜致，已县务既谢，乃与吴君松若恣意遊憩”，并且彼此还以诗文相唱和。吴之章的《新晴陪邵明府韩逸少过饮蜀人池馆》就是吴之章陪邵明府、韩逸少一起出城南踏春时所作诗篇，诗中的“见说春光雨后酣，追陪又得出城南。轩车践取前霄约，池馆懽留尽日谈”描述了三人在春光灿烂的日子出城游玩，并留在池馆开怀畅谈的情景。《泛梗集》中的《奉步邵明府元韻》和《陪邵明府游青龙岩》也都是二人在相约踏青亦或游历山川时吴之章所作。在游青龙岩时，两人遇到险绝处时，还对吴之章感叹道，“昌黎公华山痛哭，人或下之。章子厚缘绝壁题名，髯苏谓其不惮险阻。古今何不相及欤？” 其引古人之事表达了对二人不能共往险绝处一睹为快的遗憾。

邵锦江在任长宁县知县期间，勤政廉洁，改善民风，惜才爱民。吴之章对此也表达了赞赏：

案不留余牍，金常畏四知。

宁惟空偃室，何事旧萧规。

改俗归彬雅，怜才拯鬰伊。

座悬徐孺榻，文赏李邑碑。

民瘼关情切，牛刀着意施。

两人关系十分亲厚，在两人分别数月后，吴之章还写下：“犹忆去时莲正放，何堪转盼菊全黄。……他日分符看治谱，栽花休忘在河阳”，表达了其对邵明府的思念，故写诗以寄怀。

3.盛兆晋

盛兆晋，字宾三，号悔亭，松江人士，著有《悔亭翁会川集》。盛兆晋才华出众，显名于世，游历各地，交知名士，及耄耋之年，忽往灵山，受牒不返。其作客游历会川时，著《会川集》，后定为《东西南北吟》，藏于其外孙瞿氏居所，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瞿南州刻其祖《筠中诗集》，因并刻以行世。

盛兆晋游历江西借到山城时与吴之章相识，两人意气相投，一见如故。吴之章在《别悔亭》中这样写道：“君本东吴士，来作岭南客。假道过山城，与余忽相识。流连两经旬，意气洽胶漆。”在盛兆晋游历江西期间，两人常相伴而行，一起游历镇远堂、西华山、白口塘、北园、宜楼以及大悲阁等名胜古迹。两人在游历过程中常进行诗文唱和与切磋。如两人在游北园时，吴之章作诗《北园桐韵》，“盘空风雨骤，幽韵北园传。断续何锵尔，凄清觉泠然。遏云秋淅沥，叶籁涧潺湲。岂必作琴瑟，宫商谱七弦。”盛兆晋则其诗作，曰：五律功力悉敌不减浣花诸作。在游历白口塘时，吴之章写下“随路沽村酒，维舟近碧萝。江晴霞乍浴，烟淡雨初过。月色临山早，秋光傍水多。与君无限兴，半醉扣舷歌。”盛兆晋则称之绝似初唐妙境。两人在过大悲阁时还留下联句：

为访南枝坐石根，寒香数点逗芳樽。（盛）

冰姿作破罗浮梦，倩女初归庾岭魂。（吴）

萧寺最宜僧护惜，他乡友喜客温存。（盛）

斜阳影里先如画，野水篱边渐欲昏。（吴）

掩映西山霞有色，飘摇东阁雷无痕。（盛）

冬前预放春难禁，风外翻飞蝶不伦。（吴）

孤僻深邀高士赏，沈酣得共美人言。（盛）

寒依修竹能招鹤，静听长松欲叫猿。（吴）

咽入诗脾香易沁，透来鼻观味同飧。（盛）

阿谁纸帐留清梦，楚客离骚隔杜荪。（吴）

寄语休吹花下笛，好教留取伴柴门。（盛）

从诗中可以看出两人彼此间的互相欣赏，意气十分相投，知己难求。正如吴之章在诗中所诉情怀“流连两经旬，意气洽胶漆。别去倏三年，鳞羽苦遥隔。今岁束装归，停桡寓文璧。时余章门还，系缆郡城北。萍水复相遭，招余共晨夕。爰出寄怀诗，肫挚感肝膈。”

综上所述，吴之章常年游历各地，并广交地方文化名流。他和其结识的地方文化名流有着相同的志趣，意气相投，为我们描画了清初文人士绅的基本形象。他们虽然在精神风貌、思想主张以及行为方式上有很多共同点，但是生活方式也都略有差异，为我们构筑了一幅不失单调的清初文人士绅生活图景。

吴之章与地方社会

作为传统文人儒士，他们通常在地域社会中扮演着比较积极的角色。吴之章作为地方士绅也不例外，他结交地方名士、积极参与地方文化建设、关心地方民生利弊，尽自己所能来为地方社会的发展添一份力量，担负起一方士绅的社会责任。这也与清初的经世实学思潮所契合，体现了诗人的经世之思。

一、结交地方名士，构筑社交网络

由上文可知，交游活动在吴之章的生活中占据很大比重，成为了他生命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通过游历与游幕，结交了诸多地方文化名流，并且积极参与地域文人圈的活动，与之饮酒、唱和、致力于地方事务，从而构筑了一个广泛而稳定的地域社交网络。

吴之章的足迹踏遍江西各地及周边省份部分地区，游历范围极广。同时，他广交地方名士，且交际范围也十分广泛，现将其交游对象中可以考据出姓名、籍贯者统计出来，见下表：

资料来源：吴之章《泛梗集》，清光绪六年吴之章刻本；《长宁县志》，清光绪三十三年刻本；《宁都县志》，清乾隆六年刻本；《石城县志》，清道光四年刻本；《瑞金县志》，清道光二年刻本；《信丰县志》，清乾隆十六年刻本；《会昌县志》，清乾隆十六年刻本；《金溪县志》，清乾隆十六年刻本；《南城县志》，清同治十二年刻本；《临川县志》，清同治九年刻本；《湖州府志》，清同治十三年刻本；《吴江县续志》，清光绪五年；《昌黎县志》，清同治五年刻本；《新修江宁府志》，清嘉庆嘉庆十六年刻本；《松江府志》，清嘉庆24年；《顺天府志》，清光绪十二年；《阳谷县志》，民国九年刻本。《兴国县志》，清同治十一年刻本；《龙南县志》，清光绪二年刊本。

由表6.1可知，吴之章的交游对象中可以考据籍贯、姓名者分别来自江西省、浙江省、江苏省、河北省、山东省、北京及上海。虽然分布广泛，但是还是以江西省为主，其中40中，有32人出自江西省，分别来自长宁县、宁都县、石城县、瑞金县、信丰县、会昌县、金溪县、南城县以及临川县等九个县。其中除了金溪县、南城县、临川县三个县隶属抚州，不在赣南地区，其余六县里的29人都来自赣南地区。除此之外，来自外省的八人中大部分也都曾于江西省内担任官职，如吴江张尚瑗曾担任兴国县知县，昌黎黄鉴和大兴邵锦江曾担任长宁县知县，江宁徐上曾担任龙南县知县。也就是说吴之章虽然交游广泛，但是还是以赣南地区的名士为主。从上一章吴之章与地方文人的交游活动中，也可以看出与之相交甚笃的吴湘皋、赖鲲升、赖纬邺、黄文汾、黄文澍、张尚瑗、邵锦江以及徐上等人不是来自赣南地区就是在赣南地区担任官职。

综上，吴之章在游历以及日常生活中积极结交地方名士，并且结交范围极广，但还是以赣南地区为主进行社会交往活动，其为自己构建了一个广泛且稳定的地域社会社交网络。

二、撰写地方志书，建设地方文化

吴之章作为赣南地方士绅，他积极参与当地的地方文化建设，撰写地方志书、创作上千篇诗文，用自己的毕生所学来回馈地方社会，促进了赣南地域文化的繁荣发展。

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兴国知县张尚瑗奉命纂修《赣州府治》，于是其邀请赣州府内的文化名流参与纂修，如宁都邱成和、会昌萧师谔、安远钟山以及信丰黄文汾、黄文澍等人都在盛邀之列，吴之章也参与其中。其友杨兆嶦在为其作的寿序中就提及了此事：

最后吴江张大史出宰兴国，闻君名，延致之。值郡志之修，大史为总裁，发凡起例未尝不质诸君，君为之搜罗放失参考订次，有微劳焉。

由引文可知，吴之章确实参与了《赣州府治》的编纂，搜罗材料且参考订次，有一定功劳。徐湘潭也提及过此事，曰之 “其襄修《赣州府志》，用力最多”，说明吴之章在参与纂修《赣州府治》时，的确做出了一定贡献。

另外，徐湘潭还提到：

之章少颖敏，博涉多通。年三十有七始见录于提督学王思训，为县学生。上官属兴国知县张尚瑗纂修《赣州府志》，张多引名流为助，之章与焉。时称其中出类者九人曰“贞堂九子”，以拟易堂彭魏诸先生。

通过引文可知在纂修《赣州府治》期间，时人效仿明末清初赣南“易堂九子”之名，称吴之章与其中出类拔萃者九人为“贞堂九子”。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作为赣南地域文化名流，吴之章等人被当地人仿明末清初赣南颇有名望的“易堂九子”来为其拟名号，也说明他们的文采与品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地方社会的认可与尊重。他们于赣南地方社会来说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影响着地方社会的发展与社会文化价值取向。不过，虽然吴之章等人有“贞堂九子”这个称号，也在地方社会也有一定地位，但是在《寻乌文史资料》第四编王达观所写的《吴之章其人》与钟俊昆、陈贱星的论文《论吴之章及其诗作》中所提到的吴之章被冠为“贞堂九子之首”的说法，笔者认为并不恰当。首先，“贞堂九子”这个说法的确可考，但是吴之章为贞堂九子之首这个说法并不可考而且在吴之章诗友的文章中也并未看到这个说法。其次“贞堂九子”虽然在地方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但是在交往密切度上以及共同志趣主张上与“易堂九子”都有很大不同，并不能进行比较。故此，我们不可否认吴之章优秀的品行与出众的才华以及其为地方社会做出的贡献，但不能由于个人情感亦或乡土情怀对其进行拔高以及不当评价。

吴之章除了参与编修《赣州府治》并时称“贞堂九子”之外，他还多次倡导修纂《长宁县志》，虽然屡次倡修都没有结果，但是在去世之后，知县沈涛修纂的县志就是以他自己所编辑的稿本为根据所编纂的。对于这一事迹徐湘潭《吴槎叟传》中有记载：“屡倡修《长宁县志》，不果。殁后，知县沈涛举修，以其所辑稿本为据。”

除了在地方志书的纂修方面做出的努力，吴之章的诗文创作同样也推动了赣南的地域文化繁荣。其诗或通过入微的描写，令人心旷神怡；或通过对现实的观察，极具人文关怀；或通过抒情言志，直触人心。其诗集编订者刘德熙就说其诗：

然以区区草稿，经八九十年无水火盗贼虫蚀鼠啮之灾，虽残阙淆乱，犹得以寻其次第，扬其光景，则精神之足以自致于无穷者，岂复争显晦于迟速哉？天下慕圣贤之不朽，而动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又乌在其不可恃耶？

其诗友黄文澍也赞其诗曰：

读槎翁之诗、昭衡之文，辄俛首正襟，往复数过，自憾才学不逮。余尝谓：“昭衡之文得力于震川，而槎翁之诗则在杜陵剑南之间。”

其友邱上峰则赞其诗曰：

兴酣，则凡千古之遥、宇宙之旷、风云川岳、禽鱼草木、物情之变态、方正之襟期，群奔赴于吟咏之下，而不自知其创辟惊鬼神卓荦压杨马也。

上述引文虽然对吴之章的诗文创作的评价存在一定的夸张成分，并不十分客观，但是也不可否认吴之章的诗文创作是十分突出的，并有其特色所在，可以说是赣南地方社会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推动了赣南的文化繁荣。

三、关心地方民生，体现经世之思

地方文人士绅通常在地方社会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他们关注地方社会的民生利弊，并且通过倡导公益慈善或是自己捐资捐物扶助地方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尽量解决民生问题，践行自己的经世之思。吴之章同样具备这份社会责任感，但是由于其生活一直很困顿，勉强糊口，所以他并不能像部分地方文人士绅一样做出十分轰轰烈烈的事迹。但是他也一直关注着地方民生，地方社会无论是天灾人祸还是平和祥瑞都牵动着他的神经。

吴之章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作诗《大歉行》，他列举了先后几次天灾，长宁县的不同光景，分析时局政策带给家乡的变化，从而痛斥官府的腐朽不堪。他的诗写道：

尝闻国初岁戊子，近古大祲无与比。

是时斗米万余钱，犹然噀水杂糠粃。

纵横道殣无人收，比屋炊烟断不起。

饿鬼空郊白日啼，朱门绣户生荆杞。

会城惨至人相食，加以寇氛严畏垒。

处处炊骸战血腥，那复有人操耒耜。

我邑不见此凶荒，丰稔将相五十祀。

间有旱涝岁不登，积储犹堪救桑梓。

未闻告籴出邻封，菜色鸠形见阎里。

维时丙子旱连年，四月秧针未下水。

城中长吏给饘糜，就食熙熙无远迩。

天心恻隐地郊灵，野竹尽成实累累。

山生土粉可为粮，作饼和羹供棘棘。

从兹岁发大仓储，七年不复呼庚癸。

无何反被岳牧嗔，万姓称冤徒聒耳。

继后并无汲长孺，弊窦丛生难屈。

出陈借贷虽相沿，常平良法诚虚美。

甲申以后六年间，不甚岁凶犹可己。

酌剂还能度岁时，勉强相从不杀礼。

讵知天道常恶盈，鞠凶今又见于此。

乡城闭籴价高腾，五百青铜易斗米。

吁嗟蒙袂乞无门，草根木叶等甘旨。

不如硕鼠据官仓，厌饫陈红饱欲死。

谁绘流民郑侠图，遥寄苍生万斛涕。

青郊望断救公饥，恨未丰年遂没齿。

于今少旸复多雨，西畴南亩尽倾圮。

全无日色晒禾花，翼翼与与何足恃。

陇头杷稏接黄云，爰待霜镰判忧喜。

诗人在诗中分别罗列了从顺治六年（1649年）的战乱所引起的人祸、康熙十七年的（1678年）饥馑、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旱灾到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岁荒四次天灾人祸，表示其给地方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损害。但是由于不同的时局政策与官府作为，长宁县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光景。前三次亦或是由于仓储有余可救百姓，亦或是官府抑制物价、实施常平法渡过难关，又或者是官吏施粥、天降祥瑞以保民安，长宁县都没有遭受太大的损失，尚算平安度过。但自从甲申以后，豪民勾结蠹胥诡名领借放利，开始民不聊生，常平之法也变的徒有虚名，故此康熙辛卯岁荒时，长宁县也遭受了严重的打击，百姓身陷水深火热之中。此诗一方面表达了诗人对于本县百姓悲惨境遇的怜惜，另一方面则体现了诗人的现实思考，通过对社会形势、官府作为的理性分析直斥官府的腐朽与不堪。

诗人所作《悯农》中“出水秧针绿，连村麦穗黄。相催农事急,不了治生忙。耒耜方悬壁,田庐又筑场。三时无暇日,未见有余藏”也描述了底层百姓的生活困顿，一直忙于农事却无余藏。《悯农词》中的“纵使丰亨书大有，公私能勾几家分”、“辛苦田家也筑场，总无遗粒入仓箱”也表达了诗人对于百姓困窘生活处境的痛心。其诗《四禽言》中的“秧针出水官催赋,十室九空贫莫措”更是直斥官府搜刮民脂民膏，残酷地剥削百姓。诗人在《篁乡杂诗》中则这样写道：

輏轩所不到，谁惜此乡人。

跼蹐三间屋，艰难一字贫。

鹑衣延岁客, 推髻赛田神。

王道虽容易，斯言恐未真。

诗人思考本县百姓贫困的原因，直指统治者王道下的谎言，揭露了朝廷的丑恶不堪以及腐朽本质。

诗人由于能力有限，只能通过赋诗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于地方社会民生疾苦的痛惜，并对现实生活进行严肃思考，究其弊病，予以痛斥。诗人也是生活困顿之人，他无法在物质方面对灾民伸以援手，但是通过作诗这种直接向社会呈现现实问题的方式，也可引起地方社会文人士绅圈子的关注，而且这种经过艺术渲染后的表达更容易得到共鸣，这对解决地方民生问题也间接的起到了助力作用。

诗人不仅关心地方社会的民生疾苦，对于地方社会的祥瑞之兆等，诗人也十分关注，如吴之章在诗作《竹米》的序中云：

康熙丁丑春山阿水澳之间，野竹成实大如麦。乡人呼为竹米，去其稃，浅绿色，作饭味微甘，是岁歉，颇赖全活。壬寅大歉，竹复实，各邑皆然。然殊少，独南安、大庾特盛，而饥亦甚于赣属诸邑，全活尤多。不知天为饥民而生此不常有之物耶？抑生此为岁山之征耶？《博物志》：止岁山竹长千仞，凤食其实，夫凤瑞鸟也，所食必非不之物。况丙丁大祲而济饥人不少，是盖草之仁也。凤之至与不至，固在彼而不在此，爰缀以诗以志所见云尔。

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壬寅大歉时赣南各地又出现康熙丁丑年时的竹米，野竹成实大如麦子，而且是饥荒越严重的县，野竹涨得越茂盛，帮助饥民度过了难关。诗人认为这是天降祥兆，故以诗云之：

绿竹猗猗，在水之湄。如稌如黍，其实离离。

采之掇之，于以疗饥。不先不后，适于其时。

谓天降康，何如乐岁。谓天降戾，何以成穟。

兰蕙不芳，不如萧艾。五谷不熟，不如稊稗。

粒我蒸民，民赖以苏，矧味之美，逾于彫胡。

宜为凤食，饱翔阿阁。顾此下民，止免沟壑。

凤鸟不至，民且含哺。地之效灵，岂曰小补。

诗人一直关注着地方社会的民生，他在《瑞麦颂序》中云：

雍正戊申见于黄乡，茎分六七岐，稃包二三实不等。老于农者皆所未见。予谓此必瑞麦也。爰为之颂。

雍正六年（1728年），在黄乡出现同茎异穗，老农见所未见，诗人认为这是瑞麦，并颂云：

嘉祥孔多，无益民事。惟益瑞麦，民食所系。

岂有嘉种，同茎异穗。渔阳两岐，何足表异。

维天降康，休征先至。兆厥丰年，万邦乐利。

诗人无论是在本邑中还是在游历过程中，都与地方百姓紧密接触。诗人参与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通过他们的生活领域与生活环境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描摹他们的生存现状，并对此反映出的社会现状进行反思。诗人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地方社会的民生利弊，牵挂着地方社会的现状，体现出他的经世之思，正如他在《醉歌行》中云：

丈夫志四海，男儿重意气。

从来国士知，生死非所计。

具此七尺躯，安能终为辕下驹。

眼前有酒且自醉，竖子何知贤与愚。

我有肝胆谁可许，我有心曲谁可语。

不如呼狗臂苍鹰，控马弯弓击兕虎。

诗人关心地方民生还体现在做幕僚上，他科举受挫，从此寄情山水，但他并未放下经世之思。为了践行他的志向，他先后担任兴国知县张尚瑗与龙南知县徐上的幕僚近二十年，从而介入地方事务，杨兆嶦有载：

吴江张大史出宰兴国，闻君名，延致之……客大史十年……及大史解组东归，复为龙南徐使君征入幕中，宾礼之亦如大史。

虽然吴之章作为幕僚只有关于参与地方志编纂的记载，但是从他做幕僚长达十几年的时间上看，他在仕途不通的情况下，还在尽自己所能的践行着自己的经世抱负。上文也提到他做幕僚并非为了治生，这也体现了他作为一名地方社会文化名流承担着一方水土的社会责任。

结语

文人士绅作为社会的精英群体，他们的精神风貌、思想主张以及行为方式都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以描画出一个时代的脉络。吴之章作为清代初期赣南文人之一，他的生命历程纵深于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其生命轨迹也映射出了其他文人儒士的命运。

吴之章出身书香门第，家境清贫，一心向往科举仕途，只可惜科场受挫、仕途无路。于是他将生活的不如意、仕途的无奈寄情于名山大川，大半生都在交游中度过。游历过程中，他的诗作除了借景抒情、交友唱和的作品外，也关注民生利弊，极具现实关照和人文情怀。他一生清贫，但是矢志不渝的坚守着自己的道德追求，立言立德，谨守儒家纲常伦理。尽管生活困顿，未能功成名就，但还是心系一方水土，积极参与地方文人士绅的活动，与意气相投者结成交际网络，关注地方社会民生利弊、助力地方社会文化建设，虽然力量微薄，但还是尽力所为，践行经世思想，并在地方上树立了自己的名望与影响力。

像吴之章一样，文人儒士大多出身书香门第，或家境殷实，亦或家道中落。他们都热衷于科举仕途，幸者功成名就，但是也有部分文人科场受挫，无法入仕做官，无奈壮志未酬；他们喜欢游历山水，结交名士，如遇知己，惺惺相惜；他们将生活上的不如意与友倾诉，或是寄情山水，诉诸诗歌，并且强烈关照社会现实，铸就不少传世名作；他们虽然大多一生清贫，但是一生都怀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志气，追求独立的人格与高尚的道德，以先贤为榜样，修身养性，游走世间；他们无论是功成名就还是仕途困顿，都积极参与地方社会的建设，致力于地方社会发展，承担着一方水土的社会责任。

吴之章虽然未能入仕，致力于地方社会建设的力量也比较微小，但是其生活方式、思想主张、人际交往、道德品质以及行为方式等都具备了一个典型地方文人应该具备的特点。通过吴之章的个体以及与之交游的清初文人儒士的分析讨论，我们大致可以描画出一个清初地方文人士绅的形象。在生活方式上，他们热衷入仕做官，游历河山，结交知己、饮酒作诗；在思想主张上，他们主张经世致用，注重实践，提倡程朱理学，坚守儒家伦理纲常，是儒家文化坚定的拥护者、监督者和传播者，并且开始进行自我角色的反思；在人际交往上，积极与地方社会文人士绅交往，形成了一个广泛且稳定的具有地域性的文人社交网络；在道德品质上，他们立德立言，以先贤为榜样，具有高尚的道德追求和独立的人格追求；在行为方式上，他们具有社会责任感，致力于地方社会各种事务，推动地方社会发展，体现经世之思。

综上我们可知，通过对清初赣南士绅吴之章的研究，我们的确可以描画出清初文人士绅的基本形象和生活图景。但是由于他们自身能力与生活处境的不同，他们彼此之间在地方社会上的影响力和生活方式也是有一定差异的。

从纵向上看，吴之章与明末清初的“易堂九子”在思想心态上就有所不同。以“宁都三魏”为代表的“易堂九子”是明代遗民，经历了满清政权早期残暴的文人政策且自身也对满清政府存有亡国之恨，因此他们并不认同满清政权，不想做清廷官员，多有隐士心态，但是他们大多又倡导经世思想，故他们在思想心态上形成了一个隐居与经世并存的生存悖论。而吴之章这一代人多出生于顺治、康熙年间，是作为清朝第一代属民出生、成长的。他们没有经历过父辈作为明遗民的亡国之恨，也没有经历过清朝统治者对待汉族文人残酷的镇压政策，所以对满清政权并无强烈地民族矛盾。反而，他成长中所面对的是清朝统治者对汉族文人儒士的拉拢，统治者用怀柔的手段揽得他们认同的心，虽然雍正时期高度的文化钳制也使两者之间存在不和谐，但也是在认同的前提下出现的“同而不和”。吴之章对清廷是认同的，一直抱有入仕的志向，只可惜壮志未酬。所以虽然吴之章这一代文人士绅与“易堂九子”在生活年代上相差并不远，甚至在他们的生命轨迹中还有十几年或是几十年的重合，但是他们在思想心态上却有很大的不同。

从横向上看，吴之章与同代文人士绅相比基本特质相同，但是也有细微差别。例如并非所有文人士绅都如吴之章一样一心向往仕途，在仕途无望后，才无奈寄情山水。邱上峰在得知官场险恶后，就无心仕途，淡泊名利，以交友赋诗为乐。赖鲲升也同样更乐于居于霞绮园讲学、作诗、交友。除此之外，地方文人士绅由于官职和家财的差异，在参与地方事务的程度上也有所不同。如吴之章诗友张尚瑗、邱上峰、徐上、邵锦江、黄文汾以及吴湘皋等人，他们都在地方上担任一定官职，积极参与地方事务，筹资修建公共设施、文化场所以及捐资助学等等，其中很多人政绩都很突出，在地方上影响力也很大。然而吴之章并未在地方上担任一官半职，生活上也很清贫，虽然他也很关注民生，主动参与地方事务，但是就不能像张尚瑗等人一样做出比较轰轰烈烈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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