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3年第4期
海外中国学专题
欧美学界对当代中国生态文明思想及实践的认知评析
（精华版）
—— 李昕蕾 ——
山东大学
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保挑战，在长期实践基础上创立的当代中国生态文明思想是经济社会发展理念、道路和模式的重大进步，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为更好讲述中国生态故事，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并塑造地球生命共同体，本文对欧美学界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与评析。主要从理念之维、政策之维和国际之维三个方面进行释读：
（一）理念之维——评析当代中国生态文明思想哲学缘起与文化蕴意
（二）政策之维——分析生态文明思想的政策转化路径与发展模式
（三）国际之维——探析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及中国的角色
从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维度探析生态文明的哲学缘起（从古至今）。
很多国外学者侧重研究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与生态文明的延续包容性关系。Arler通过系统研究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指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不仅与建立生态文明的现代辩论相吻合，而且为之提供了富有成效的补充。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创院院长Cobb强调中国文化，尤其是作为其根基的儒、道、释所倡导的天地人和、阴阳互动的价值观念，应成为生态文明的支柱性观念。Gare研究中国古代朴素的传统思想如何有助于将生态保护观念转化为政策，并上升为强调道德层面的“文明”。Schonfeld通过追溯道家关于环境的思想，从生态文明中的价值观层面，阐述中国如何结合传统哲学遗产来推进生态文明理念的发展。Lemche等也强调道教在“宗教中国化”进程中日益成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资源，生态文明同时也促进了中国道教协会的多元生态保护行动。
从（生态）马克思主义维度探析中国生态文明的独特文化路径（自西至东）。
Delman指出，生态文明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一种继承，是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一种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美国生活经济论坛的创始人以及政治活动家Korten认为人类现在必须过渡到基于生态文明的经济体系，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以最终超越资本主义帝国体系的多重剥削，从而实现生态文明基础之上的地球平衡和社会平等。Heinzekehr指出生态文明是“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自我认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可以引领中国政府和民众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贡献。同时，中国所走的独特发展道路能够更好地控制和避免西方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生态环境和社会公平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反映了中国社会合作和社会正义的价值观，而不是西方的赢家通吃经济学。值得注意的是，绿色左翼和社会转型理论流派的兴起也为生态文明的国际对话创造了更多空间。
从人类世角度分析生态文明的文化意蕴（自部分至整体）。
2000年，Crutzen提出了人类世的概念，强调了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并已经延伸至地球生态系统。在此基础上，Marinelli认为中国生态文明可以看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世版本，超越了过去那种“生态”与“发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二元对立论，而是探寻了一种生态—社会可持续繁荣的发展模式。Palumbo指出，中国现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将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脱钩，而生态文明的概念可以作为转型契机，摒弃单纯的“经济至上”逻辑，通过重新思考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的关系实现环境可持续性、社会包容性经济增长和减贫的三大目标。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IISD）研究员Hanson指出，在被公认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承载过多的修正主义思维背景下，生态文明呈现了自身的独特性，在环境、经济和社会三个要素基础上又引入了政治与文化，从而形成了更加复合且将自然放在首位的平衡发展路径。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越来越多的欧美学者、智库和相关国际组织认识到中国生态文明思想不仅停留在理念维度，同时还同中国的发展模式、政策制定、社会技术路径、地方绿色实践等具体政策维度密切相关。
从绿色未来愿景维度，将生态文明视为影响国家环境经济政策制定的一种绿色社会技术想象（socio-technical imaginary）。
Jasanoff曾将社会技术想象定义为“一种集体持有、制度稳定和公开执行的理想型未来愿景，由对社会生活形式和社会秩序安排的共同理解所推动，通过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来实现并支持更美好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的实现”。基于此，Agnew认为生态文明愿景从“生态发展”“美丽中国”的角度诠释了中国梦叙事话语的实现路径。Hansen等指出生态文明的概念已经演进成一个有助于中国绿色发展的具有特定政策内涵的成熟性社会技术想象，不仅为制定法律、规范政策和技术创新提供一般性指导，同时还基于对中国哲学传统的具体释读形成更广泛的道德指南，从而引导广大公民行为与态度的改变。Buckley强调，生态文明理念本质上是一种独特的中国绿色经济政策愿景，将雄心勃勃的生态目标、政府权威和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观结合到一起，引导国家机器走向更环保的绿色发展目标。
从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维度，将生态文明理解为中国发展模式的革命性变迁。
Amighini指出，中国发展“新常态”提供了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旨在重新平衡增长驱动力并避免中国经济“硬着陆”。Economy提到绿色技术创新被视为突破传统增长模式的关键。Goron指出生态文明可以提供一种替代发展理论，能够彻底改变全球生态经济秩序，实现全球生态转型。Geall等认为中国提出生态文明的理念，不仅会带来现代技术的创新，也是对社会生活方式和政府管理模式的一种革新，并已经在政策层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从中国地方绿色实践维度分析生态文明的政策创新。
其一，关注国家生态文明政策框架对于低碳城市建设的推进成效。Holzmann等以北京为案例，指出生态文明为绿色城市建设提供了重要政策环境与社会支持。特别是地方政府对环保技术和制造产业的创新投入成为北京等大型城市实现绿色转型的支柱。Roach指出，中国在生态文明话语下建构了新的发展模式，从而用于指导城市规划、产业布局、经济转型和能源结构调整等，这是其他先发的工业国家不具备的优势。而中国也已在这方面取得突破性发展。Shapiro与李逸飞在合著的书中以上海为案例，总结了具有中国特色强制力的地方环保模式的特征，强调社会基础对实现长期环境可持续性的重要性。其二，研究生态文明如何推进城市政策革新，为区域环境问题解决的社会动员提供合法性。Delman以杭州为例，指出其将公共部门绩效审查和相关的成果管理程序与一系列社会参与工具相结合，使一些关键性城市生态文明指标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Halskov指出生态文明话语有助于中国农村地区的“绿色公共领域”合法化和不断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5月的全球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着重强调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概念，这标志着中国对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界定或理解已经拓展到国际维度。欧美学界对此的认知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
国际社会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及提出碳中和目标的认知。
英国气候变化经济和政策中心（CCCEP）和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GRI）在报告中指出，中国的“新常态”不仅确保了国内的可持续发展，也对全球气候治理和减排格局具有重大影响。作为全球气候变化行动的关键参与者，中国低碳技术创新的规模与能力推动全球清洁经济发展，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经验，也在一定程度上扫清了国际气候行动中的政治障碍。Lewis提出，近年来中国强有力的实践证明其气候承诺从来都不是象征性的。中国的2060年碳中和目标将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政治并发挥引领作用的全新里程碑。
2
对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实践平台的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认知。
其一，关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所取得的成效及其对中国绿色影响力提升的促进作用。Noesseltl强调中国正在从一个被动的观察者转变为一个积极的绿色规则创新者，不仅为现有的国际气候能源治理做出了贡献，还在新常态范式下进行绿色规范外溢并推动了全球绿色发展。Boer等在中外对话平台上评价绿色“一带一路”通过支持能源转型和绿色交通等措施来推动各方全面履行UNFCCC及《巴黎协定》，特别是参照行业协会发布的环境行为准则，并结合政府发布的绿色法规来进一步规范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环境绩效。其二，倡导将生态文明理念纳入“一带一路”的标准制定和纠纷调解中。如Harlan等指出在绿色“一带一路”的愿景下，中国和沿线东道国一起，可以在共同的绿色目标和前景展望下通过“软性”的绿色规范来约束海外企业的行为并引导绿色投资，缓解大规模基础设施的负面生态影响。
3
对中国清洁能源发展及其在全球能源转型中角色的认知。
中国清洁能源的飞速发展受到国际能源署（IEA）等组织的持续性关注。在既有数据的支持下，这些组织指出中国是全球能源转型中的重要力量，在全球市场、清洁能源投资以及清洁能源技术中发挥关键作用。
鉴于对当代中国生态文明思想理念之维、政策之维和国际之维的探析以及对相关文献的详细梳理，国际社会对生态文明的海外认知呈现出如下特点：
首先，欧美研究者受政治认知差异、知识结构限制等因素影响，对生态文明理念的认知仍存在不同程度上的偏差与误解。
针对中国的环境问题一直存在悲观与乐观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解以及片面性的释读，这是因为海外学者和研究机构受到文明环境以及自身知识结构、意识形态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也与中国相关全球传播与国际交流不足有关。基于此，欧美国际社会对于当代中国生态文明思想比较狭隘的分析判断可分为如下三种：一是否认对中国在生态环保实践上的诸多努力，将其看作宣传口号或政治术语，并认为其实践性指导不够明确；二是将生态文明直接等同于绿色增长、可持续发展、低碳发展等概念，没有凸显生态文明背后的价值理念，也未能厘清“文明”与“增长”“发展”之间的区别。三是将生态文明完全视为西方自由环境主义的对立面，并基于二元对立的逻辑，认为所谓“自上而下”的“威权环境主义”的生态文明可能会使中国道路形成对自由环境主义的挑战。整体而言，上述三种偏见和误读仅代表少数海外学者的观点，随着中国国际传播力度的上升以及实践的有效开展，国际社会对于生态文明的认识日益趋向客观中立性和温和科学性。
其次，国际社会对当代中国生态文明研究的系统性和综合性逐步提高。
随着官方对生态文明的价值性、包容性与传承性的强调，欧美学界对中国生态文明内涵的探究也呈现由浅入深并且日益综合的趋势。归结起来看：一是欧美学者更加关注“文明”层面中的价值观因素、传统哲学与道德影响，认为其产生了一种民族共识与包容性价值。二是越来越多的欧美学者指出“生态文明”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二元论，通过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来推进跨越国界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整体而言，欧美学者对于生态文明内涵的诠释逐步从单维度迈向多维度，越来越立体化和复合化，认为生态文明本质是一种价值观和社会文明形态，包含制度文明、物质文明以及精神文明三个层面的内容，是对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概念解释与实践路径。
最后，当代中国生态文明思想海外研究的机制水平不断提升。
越来越多的欧美智库机构及欧美学者所参与的国际组织和学术类媒体传播平台对当代中国生态文明思想与实践的发展保持持续性关注，并对生态文明的深入发展提出温和性、中立性和友善性的建议。较为知名的平台如美国的生态文明研究所、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等。
为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绿色智慧的认知以及强化中国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在及时跟踪评析海外生态文明研究新动态的同时也要注重主动发声，进一步强化国际传播。从国际话语传播机制来看，话语生产的权威性是国际话语权获得的前提，建构多样性话语传播渠道与交流平台是重要的传播推进路径，最后实践成效和话语认同是评估有效性国际传播的关键指标。因而，
首先，在当代中国生态文明的知识权威建构方面，需要进一步从学术知识体系建构和学术逻辑自洽的角度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层内涵及其发展路径进行研探。
其次，在国际传播路径方面，长效性和制度性的国际传播平台以及多元化的传播渠道建设是推进中国生态文明理念国际化的重要保障，通过多元利益攸关方的参与来促进国际、地区和各行业生态文明绿色议程的不断嵌入，从而拓展全球传播与践行生态文明理念的交流空间。
最后，有效的绿色话语实践是生态文明话语国际传播的最终载体，对于话语实践的衡量指标是其可复制性和可践行性。可以从各种绿色生态治理行动中提炼出可复制和可借鉴的生态文明最优实践模式，通过其他国家的效仿和追随使生态文明理念最终融入到全球环境善治的制度性话语体系中，从而提升中国在地球生命共同体建构中的能动性和引领性角色。
李昕蕾.欧美学界对当代中国生态文明思想及实践的认知评析[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109-119.
LI Xinlei.A Review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Academic Perceptions of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J].Journ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2023(4):109-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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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园
审核：张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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