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业”融合与先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给制造业向先进化、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作为制造业中知识密集、创新活跃、附加值高的关键领域，先进制造业近年来成为国际产业竞争的焦点，谁拥有先进的、高质量的制造业，谁就掌控未来制造业发展的主动权。然而，我国一些与先进制造业相关的关键核心技术主要依赖进口，“技不如人”和“受制于人”的领域仍然较多，存在“卡脖子”风险，如何提升先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已成为“国之大者”。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代表着中国产业发展的“现代化”和“先进性”方向，二者深度融合是中国参与大国博弈与产业竞争的重要抓手。立足于中国先进制造业创新发展的现实困境，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以下简称“两业”融合）是否能够提升先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两业”融合影响先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是什么？该影响在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存在何种差异？回答上述问题，对于推动产业融合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先进制造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两业”融合通过提升企业技术创新、缓解融资约束以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路径影响先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两业”融合通过价值链升级效应、知识溢出效应、产业集聚效应等三个方面提高了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从而影响先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现代服务业融入先进制造业发展后，促进了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从而促进先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两业”融合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可以从三个角度进行分析。第一，价值链升级效应。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发达国家在产业链中的地位相对较高，凭借充足的技术和资金，主导着先进制造业中附加值较高的研发设计和营销环节，并将低附加值的制造环节转移到中国，中国可以采取“两业”融合的创新策略进行结构调整。在信息技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后，在产品的研发阶段，通过信息化的产品设计和管理方式的改变，提高企业的产品设计能力和效率，降低产品设计成本和风险，并激发企业的产品创新积极性，提高产品在全球的价值链地位；第二，知识溢出效应。在“两业”融合过程中，基于知识共享的技术创新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企业在产业链上共同创造价值的结果，通过协同创新实现乘数效应，参与主体可以相互借鉴和吸收创新成果，推动技术链的升级和发展。此外，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具有可嵌入性与网络性特征，可对先进制造业产生知识外溢效应，有利于促进业态创新和组织创新；第三，产业集聚效应。产业融合为产业协同集聚创造了良好的现实空间平台，产业协同集聚又进一步通过产业分工和技术外部性促进技术创新。

    （2）“两业”融合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拓宽融资渠道、利用数字金融平台等方式缓解先进制造业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提高先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由于先进制造业具有创新项目风险高、技术设备复杂和投资周期长等特点，需要长期且巨额的研发投入，导致企业在创新活动上容易受外源融资短缺的影响，而融资约束会抑制企业的研发活动，从而阻碍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两业”融合为缓解先进制造业企业融资约束提供了新的可行方案。第一，降低信息不对称。“两业”融合促进了不同主体间信息的快速匹配，缓解投资者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融资约束，最终推动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第二，拓宽融资渠道。现代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作为企业扩张生产规模的基础，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通过合理而良性的发展金融业，企业能够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约束，同时规避地缘政治风险和其他不确定性因素带来的经济波动。信息技术服务业可以帮助先进制造业企业拓宽信息获取渠道、提升信息分析能力，为企业投资活动提供支持，从而提高企业资本配置效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第三，数字金融平台效应。数字金融利用场景、服务等优势，从扩大资金来源、降低金融服务门槛和成本等方面，为更多先进制造业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融资平台，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供了可能。

    （3）“两业”融合从减弱要素流动壁垒、降低成本、促进竞争三个方面提高了先进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影响先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两业”融合能够实现因资源配置效率改善带来的先进制造业整体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要素流动效应。“两业”融合可以打破产业壁垒，促进生产要素从边际产出低的部门向边际产出高的部门转移，从而缓解资本错配问题。同时，现代服务业能够为先进制造业提供诸如技术咨询、研发支持、市场调研等专业化服务，减少先进制造业的劳动力错配；第二，成本效应。在交易成本方面，“两业”融合可以通过市场融合和企业内融合两种路径降低交易成本，实现生产要素的精准匹配。在生产成本方面，“两业”融合促进了服务环节和制造环节的分离，使企业通过外部采购生产性服务降低成本，释放冗余资源，减少资源误置，扩大市场规模。从市场搜寻成本角度考虑，信息传输、交通邮政等生产性服务业的提升将显著降低企业的市场搜索成本，同时降低产品运输过程中的隐藏成本，增强企业的信息和价格优势；第三，竞争效应。产业融合降低了产业间的进入壁垒，增加了企业的替代弹性，由此产生的竞争效应和激励效应激发企业积极进行技术革新。“两业”融合引起的生产范式革新能够重塑制造业的分工体系，通过打破原有的竞争态势，促进行业内企业优胜劣汰，将要素资源由低效率企业流向高效率企业，有效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

     其一，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两业”融合。本文构建了先进制造业综合发展子系统与现代服务业综合发展子系统，参考以往学者的研究，采用熵值法从产业规模、经济效益、社会贡献、成长潜力四个方面衡量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并根据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分省分行业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程度；其二，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先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采用2003—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LP法计算先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并使用OP法、FE法、OLS法作为替代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1）基准检验发现：“两业”融合使先进制造业一些固有的生产体系和产业发展模式被打破，不断地产生一些新产品、新业态，推动先进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效率提升。现代服务业嵌入先进制造业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在线检测、营销服务等整个生产流程，降低了先进制造业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本文实证发现“两业”融合可以显著提升先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该结论通过使用工具变量法、替换变量衡量方式、延长观测窗口、变更样本容量等方式估计后依然稳健。

    （2）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不同行业的先进制造业上市公司有着不同的市场特点、竞争环境和商业模式，在“两业”融合对先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上会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专用设备制造业以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之后，显著促进了该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第二，本文进一步分析企业在不同产权属性下“两业”融合对先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两业”融合但对国有先进制造业企业的正向影响更大，国有企业通常在多个产业领域具有较强的实力和资源，能够通过提升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能力推动先进制造业的发展；第三，较之中小型企业，“两业”融合更能促进大型先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原因在于：一方面，大型企业通常具有规模经济的优势，能够通过“两业”融合实现资源的整合和优化配置，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从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另一方面，先进制造业的产品在技术上具有较强复杂性，“卡脖子”技术的创新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大型企业在“两业”融合过程中能够投入更多的资源，包括经济资本、人力资源、技术专有权等，这些资源的投入能够推动技术升级、设备更新和生产能力的提升。

    （3）机制检验发现，“两业”融合主要通过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缓解融资约束、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三种机制影响先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其原因在于“两业”融合创新了生产模式，信息技术服务业通过提升技术创新促进了智能制造，金融服务业借助数字金融大背景缓解先进制造业融资约束，“两业”融合使得资源优化配置与全面共享，最终促进先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其一，从理论上阐释了“两业”融合与先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逻辑关系，从技术融合促进技术创新、数实融合缓解融资约束以及产业融合优化资源配置三个渠道深入揭示“两业”融合对先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其二，将宏观省份—行业数据与企业微观数据进行匹配，因为数据衡量维度的不同，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反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这是因为企业个体行为通常无法影响省份—行业“两业”融合程度；其三，具体分析了“两业”融合对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先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研究结论对于促进“两业”融合发展及先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以下启示：

     第一，制定相关政策更好地引导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中国“两业”融合步伐不断加快，但也面临发展不平衡、融合深度不够等问题。建议加强对非国有企业的政策支持力度，非国有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鼓励非国有先进制造业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和技术改造，深化与现代服务业的合作力度，提升市场竞争优势。其次，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管，并促进国有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通过走访调研现代服务业企业、成立信息化部门、创建全产业链“两业”深度融合模式，以深化国有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企业融合。

     第二，积极发展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加快构建具有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进信息化建设，“两业”融合以现代信息技术及智能管理为支撑，通过建设智能工厂，开展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发展共享生产平台，以数字化转型为引导，建设以专用设备制造业以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为引领的“两业”深度融合发展模式，促进其他先进制造业传统行业智能化转型，加强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发挥先进制造业的引领作用，进而提高中国制造业整体发展水平。

     第三，通过政策措施鼓励企业之间的协同创新与合作。深化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加强大型企业对小型企业的支持，提高中小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实力，依托金融、科研、信息、交通运输服务业的发展壮大，为中小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促进企业间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同时鼓励中小企业向高技术、高附加值、高创新性的领域发展，增强中小企业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针对大企业机构冗余和创新积极性不高的问题，政府可以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推动大企业进行精简化管理和组织结构优化，提高资源配置能力，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第四，采取政策措施鼓励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持续破除市场准入壁垒。通过全面落实公平竞争的政策制度，提升“两业”融合以缓解先进制造业的融资约束与资源错配，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政府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应给予精准引导，加强前沿技术多渠道探索、交叉融合和颠覆性技术供给，找到未来“两业”融合的新路径，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构建良好的“两业”融合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