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我国国际传播中的信息流量：历史、问题及对策

纵览当前国际传播场域，传统媒体、社交媒体、自媒体等多种传播主体于其间可谓百舸争流，塑造了空前复杂的国际传播景观。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战略机遇，我国的国际传播事实上面临着风险与挑战并存的局面。传统媒体视域下的国际传播研究范式由来已久，而现如今在互联网和物联网的支撑下，世界几乎已经步入了迪克等人所言的平台化社会，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的勃兴以及智能媒体时代的揭幕几乎已完全将“国际传播”的基础结构颠覆。当前，国际传播的主阵地早已从传统媒体转移至互联网，互联网话语权即国际传播话语权。

本文试图研究国际传播中的互联网信息流量问题。国际传播信道里流动的信息即为国际传播的内容。国际传播中的信息流量既是国际传播的表现形式，又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目标，国际信息流量构成了目前国际传播体系的主体，这一信息流量中既包括着信息流量的大小也包含着信息流动的方向。过去30年间，国际传播中的信息流量涉及国际社会的所有领域，如政治、外交、经济和文化等，同时国际信息流量的大与小、信息流动的方向以及信息流动中所折射出的内涵已经超越了信息流量本身，并通过国际舆论等形式影响着每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整体利益和国家形象。信息流量也因此引起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的极大重视，甚至引发在国际传播中对国际信息控制权的争论。中文互联网信息量与英文信息量相差悬殊，这一信息流量的发展沿革是怎样的?其原因是什么?而我们作为国际传播研究者应当如何应对?带着这样的问题，本文将首先对我国的互联网信息流量发展历程作一简要梳理，检视在此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以此分析得出中文互联网信息流量在国际互联网上较为匮乏的原因，最后尝试阐述相应的对策建议，希望能对学界同仁围绕国际传播这一议题开展进一步研究有所裨益。

学界较多地将1987年作为中国互联网早期的开端追忆。1987年9月20日，兵器工业部计算机应用研究所王运丰和李澄炯等中国科学家在该所建立我国第一个电子邮件节点，用英文和德文向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发出了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内容为“越过长城，走向世界(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该邮件用了近一周时间才抵达收件方,因为当时的通信速率仅为300bps。1987年，德国拥有互联网也才仅仅两年时间。此后的几年间，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继续由科研工作者推进。

由于互联网本身正处于起步初期，其技术门槛和应用成本较高，相应的资源也极为稀缺，所以仅有少数科研工作者和学术机构尝试使用互联网进行信息传播活动，当然其使用范围也被限制于学术交流等领域。

1994年4月20日，中国通过一条64K国际专线实现了对国际互联网的全功能接入，中国被正式承认为真正拥有全功能Internet的国家。1994年8月，网友架设了清华大学内部的电子公告牌(BBS)——水木清华，这是当时中国最具人气的论坛之一，“泡论坛”成为中国网民最初的网络习惯。互联网此时被称为“信息高速公路”,互联网的使用群体依然集中在高校和科研单位之中。

1996年，中国互联网发展出现第一波热潮。当年，在中国人还不知道风险投资为何物时，张朝阳从美国博士毕业后归国创业，创办了搜狐，这是中国成立最早的门户网站。1997年，中国网民数还只有63万人，但至2000年底，这个数字已经飙升至2250万人。

互联网信息流量2.0时代是我国互联网发展的社会化阶段。该阶段初期，互联网产业熬过了“互联网寒冬”并开始蓄势突围，互联网企业以各种增值服务作为创收渠道开始盈利。这股绝境逢生的热潮以2005年百度在美国上市为顶点。上市当天百度股价涨幅达353%,华尔街充斥着惊叹之声。

互联网信息流量2.0时代以2008年为终点是因为2008年被称为“网络舆论年”。这一年，博客、QQ、百度贴吧等社会化媒体的影响力迅速提升，网络媒体在报道国内突发事件的过程中与西方的歪曲抹黑不实报道抗衡，发出了中国信息流量介入国际传播场域的最强音。汶川地震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大事件是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互联网在其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并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甚至在舆论监督领域具有重要功能。互联网已不再被称作“第四媒体”,而是逐渐融入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成为主流媒体对内对外信息传播的主战场之一。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在互联网信息流量2.0时代开始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国际传播实践中进行信息流量的争夺。

这一阶段是以移动互联网为主导的、突出即时性的社会强连接时代。2008年，我国网民数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2009年是我国第三代移动通信(3G)元年，此项技术极大地推动了以手机终端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同样是在2009年，Web 2.0概念式微，社交网络(SNS)网站兴起，微博、微信等平台迅猛崛起，将中国互联网带入了“全民上网”的即时传播时代。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开始呈现自己的特性，并在宽带网民数、CN注册域名、个人电脑等多个指标上超越美国。

同样是在这一阶段，中国互联网产业开始在全球市场中证明自己的竞争力。2014年，坐拥QQ、微信以及其他诸多游戏和服务类软件的腾讯市值突破10000亿港币，正式进入全球互联网巨头第一阵营，开始与Facebook、Amazon和Google等企业平起平坐。

2016年9月，抖音在中国上线；2017年5月，抖音国际版(TikTok)在海外上线。作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信息流量巨头，抖音在国内的火爆以及在国外市场的疯狂生长标志着我国国际传播信息流量旧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开始。以抖音为代表，互联网的发展不仅仅是互联网产业本身的进程，更是全球传播秩序的挑战者。中国在这一过程中不但在经济和网络技术上实现了崛起，一定程度上也在国际传播话语权上实现了崛起，开始面对西方的话语攻讦和传播霸权进行信息流量争夺。

2017年至今是我国互联网信息流量传播的新时代。自1994年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以来，28年的发展使中国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互联网产业、互联网企业国际化和数字经济等方面后来居上。2021年第二季度，微信及WeChat(微信国际版)月活跃用户数突破12亿大关，2021年底TikTok中“#China”标签的观看数超过270亿次，越来越多以亿为单位的统计数据见证着中国互联网信息流量的发展壮大。

在这一互联网信息流量的新时代，中国成为走在互联网产业前沿的引领者和创新者，互联网技术的快速进步迭代是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迭代进化出的新型媒介形式已然深刻改变了人类传播景观，当下人工智能技术，及大数据、拓展现实、5G等关键共性技术逐渐拉开了智能媒体传播的帷幕。2019年6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等四家企业发放5G商用牌照，中国进入了5G元年。也是在这一阶段，美国政府开始以政治力量介入互联网市场，故意给华为等中国互联网科技企业设置发展障碍，为5G的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然而，中国已经在这场5G竞赛中走在了前列。截至2021年2月，中国累计建成5G基站超过71.8万个，约占全球的70%,独立组网模式的5G网络覆盖全国所有地市，5G终端连接数超过两亿个，户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4G用户高出50%。中国从学习借鉴西方互联网技术发展为引领互联网产业发展，从被动接受外界信息到强势崛起、在信息流量领域与西方分庭抗礼，一个中国互联网信息流量的新时代确已到来。然而，如前文所述，互联网中文信息流量的比重依然相当之低，这是需要我们去找出原因并提出对策的要害之处。

(一)英语在全球语言网络中居枢纽地位

根据“民族语”网站的统计数据，截至2019年，全世界现存依然在使用的语言共约7100种，其中英语的使用人数位居首位，为11.32亿人，其次为中文11.17亿人，仅从使用人口数量层面来判断，似乎相差并不悬殊。然而，英语的使用人口中包含大量官方语言非英语且国民人口母语也非英语国家的人口，而中文的使用者局限于中国和东南亚华文群体这样一小部分区域之中，英语的国际影响力事实上远远高于中文。在全球语言网络地图中，英语因为被最多语言转译且又转译为最多语言而成为核心枢纽，同时呈现出了法语、德语、俄语等次核心的“中间枢纽”,在不同程度上也起到了相同的传播作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像中文、印度语和阿拉伯语这样使用人数众多的语言在其中却处于边缘地位，表明这些语言很少和其他语言发生交流。

(二)互联网巨头形成马太效应

互联网中文信息量较少，一部分原因在于统计学意义上的中文网站数量较少。一定程度上，中国的互联网已经被少数几个巨头互联网企业所垄断，大部分中国网民日常访问的都是腾讯、今日头条、百度等网站。例如，网民购物使用淘宝、京东、拼多多、美团等网站，聊天使用微信、QQ等即时通信软件，搜索用百度，看视频则选择爱奇艺、优酷、腾讯、B站、抖音、快手，等等。人们似乎没有太多时间去浏览其他网站，其个人喜好以及社交网络均与各大平台的个人账号深度绑定，因而大部分的用户访问都集中在少数几个域名里。

(三)个人独立建站的门槛和成本较高

中外网站数量的差异也可从建站和维护的成本上来分析。对于个人来说，由于中国互联网相对处于后发地位，具有计算机编程能力的个人占比较低，因此个人建站的能力较弱。从企业角度来讲，欧美商户有独立建站的传统。小城镇的餐馆、发廊等都有自己的网站，建站的资源也比较丰富，门槛相对较低。相对而言，由于中国网站实行备案制度，不论是个人还是中小型商户，独立建站都具有一定的困难。而互联网巨头又提供了博客、托管等功能，许多个人不再独立建站、写博客等，转而使用美团、大众点评等成熟的平台，从而实现提高流量、增加曝光度和盈利等目的。小型企业和商户也不再创建自己的网站，比如国内的餐厅可能倾向于直接在美团平台上投放其信息，不再像众多欧美同行一样建立独立的网站。从这个层面来讲，除了小型网络平台“牺牲”外，个人和商户以一定自由度为代价，降低了诸多注册和维护等成本，有所获益。

(四)移动互联网时代传统网站式微

互联网企业为了实现自己的信息流量增长和盈利目的，纷纷建起了“护城河”,将内容限制在“自留地”内。一个直接的后果是，用户使用搜索引擎的次数减少了。如淘宝等网站完全屏蔽了百度搜索的抓取，用户了解商品信息只能去淘宝网搜索。久而久之，用户也被培养起了在各平台内部搜索的习惯。资源和内容的分割，一方面体现为垂直化程度加深，这可以帮助用户迅速满足需求、获得专门化的信息与服务，但另一方面，从内容生产上来说，由于信息可检索程度降低，不同平台内容的互动交流减少，传播度降低，内容的价值和创作的意愿也降低了。

(一)全方位健全打造全媒体国际传播体系，增强信息传播力

首先，加强智能全媒体传播体系的顶层框架设计、中观方案设计和微观细节填充，明确各级政府和各分管部门对国际传播领导职权的分配，优化或再造国际传播整体战略的实施流程，颁布法律法规为国际传播战略的整体实施保驾护航；

其次，加强国际传播的媒体间和官民间合作，积极动员非主流媒体、网络媒体、自媒体等传播资源参与我国国际传播事业，在可资利用的对外传播平台发布信息，在我国整体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中积极补充丰富的细节信息，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形成合力；

再次，加强对智能媒体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综合运用大数据、云计算、新闻写作机器人、人工智能翻译、智能影像等技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应对反华势力的恶意攻击；

最后，充分激活地方媒体的国际传播动能，将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地方特色媒体建设与国际传播的整体规划有机结合，打造同心圆式全媒体国际传播体系。

(二)加大对出海互联网平台的支持力度

从政策角度而言，应意识到出海互联网企业已经或有潜力成为中文信息流量丰富发展的平台，需借助政策力量帮助此类企业提高风险抵抗能力，加大经济补贴、税率优惠等方面的政策扶持力度，防止西方国家打击此类企业以求经济和话语信息传播的一石二鸟之利。

从宣传角度而言，需强调出海互联网企业作为信息传播平台的本质属性，防范西方国家将其妖魔化为意识形态传播机器并以此来继续把持互联网信息流量。

(三)关注国外年轻一代，培养关键意见领袖

Z世代指出生于1995—2009年，从小在互联网环境中长大，受智能手机、电脑等科技产品影响最大的一代人。作为年轻一代，国外的Z世代未受到过冷战时代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响，对西方“权威话语”具有怀疑和反叛精神。据联合国人口调查数据显示，全球Z世代人口约24亿，占全球总人口的32%。Z世代以其庞大的人口数量和特征成为中文信息的理想受众，争取Z世代的关注和认同应当成为互联网中文信息传播的重点。而互联网信息传播离不开意见领袖(KOL)。事实上，以李子柒、办公室小野、老高与小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意见领袖已经在海外信息平台(如YouTube)获得了较高的关注度，中国的风景、美食乃至社会热点事件均在他们的推介下化作大量的中文信息被广为传播，引发以国外年轻一代为主体的国际受众的广泛共鸣。

由此，利用国外年轻一代来扩大中文信息流量，可以借助具有亲和力和影响力的中国意见领袖，实现中文信息的繁荣、丰富，甚至进一步“化信息流为影响流”,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四)大力加强国际中文教育

国际中文教育是指面向海外母语非汉语者的中文教学，是一种以中文教育为核心的人才培养活动。作为国家对外传播、国家形象塑造、文化影响力甚至综合国力提升的重要传播媒介，国际中文教育从宏观层面来看可以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力与影响力，使中国传统文化得到更广泛、更深入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从更具体的微观层面来看则恰恰可以使中文信息走出“信息孤岛”并在国际互联网世界得到推广，使中国故事被读懂，使中国声音被听懂。

当前，5G驱动下的智能媒体传播技术为国际中文教育与传播体系创新提供了新的生态契机，线上与线下教育的相互建构为国际中文教育与传播体系创新的结构变迁提供了可能性。

在此背景下加强国际中文教育，首先，需要做好国际中文教育的管理布局，以孔子学院为核心的国际中文教育办学模式为基点，以国际中文教育的市场化运作模式为连接，以多边合作与资源共享为面向。

其次，在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建设中要注重其教法研究的前沿化、多样化，注重其教材开发的专业化、专门化，师资培养的标准化、本土化，传播交流的项目化、多元化。

再次，需统筹国内外两个中文教育市场，完成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的转变，实现互联网经济下国际中文教育与传播的多元化产业模式建构，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兼顾国际中文教育与传播发展的“一体两面”。

最后，国际中文教育与传播体系创新需坚持党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引导，牢牢把握国家对外传播的政策导向，做好教育道德与伦理规制。

段鹏. 我国国际传播中的信息流量:历史、问题及对策[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120-126.

DUAN Peng. Information Flow in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History, Problems and Strategies[J]. Journ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2022(4):1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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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园   审核：张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