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商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不确定性是营商环境的重要特征之一，同时会对企业内部结构、管理层战略侧重等产生显著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复杂且涉及全公司的战略安排，在转型过程中对生态环境支持、资金支持、技术支持和员工参与度的依赖度相对更高。而营商环境不确定性会显著提高企业融资成本，提高企业员工流动性，特别是技术人员的流失，这些变化间接限制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从支持性环境理论分析也会得到一致结论，营商环境不确定性提高会降低社会整体数字普惠金融水平，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环境力量支撑，进而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

     代理理论认为由于职业生涯规划与企业长远发展目标不一致，管理者会制定不符合股东利益的战略安排。特别是在企业所处营商环境不确定性程度提高时，代理问题随之加剧。管理层不再以企业长期价值增长和长远的市场竞争优势为目标导向，而是出于风险规避等原因逐步放弃长远规划而选择保守战略。短视导致管理层在缩减投资规模的同时调整投资期限配置结构，将资金倾斜向风险低且短期收益率高的项目。而企业数字化转型目前普遍具有投资风险高和回报周期长等特征，在营商环境不确定性提高时其投资项目价值会被严重低估，更容易被短视的管理者舍弃，以期提高现金流量权和短期业绩。

     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与期权特性相结合，由于数字化投资项目所具有风险性特征，营商环境不确定性增加会提高当期数字化转型的成本和风险，基于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发展目标，意味着企业投资延迟，对应着当期投资的减少，大量研究结论也验证了营商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抑制作用。营商环境不确定性的外部风险同时会引发企业的内部财务风险，管理者对当前环境形势的判断力下降，对未来营商环境预期降低，风险敏感度上升，企业出于避免内外部风险叠加的考虑，会倾向于降低数字化研发等高风险支出或推迟甚至放弃相应的投资项目。

     战略一致性理论认为企业数字技术发展应与业务需求达成长期的战略一致、动态一致和结构一致。而实践中企业的运营战略和数字化战略往往缺少稳定、持久的策应关系，特别是在营商环境不确定的条件下两者的战略一致性难以维持，企业信息化战略的投入价值难以体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的维持将受到挑战。同时，营商环境不确定性提高伴随着企业运营战略向资源节约型的保守、低风险方向调整。因此，本文认为在中国资本市场中，营商环境不确定性上升会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

     主效应检验中，营商环境不确定性的回归系数-0.046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营商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表现出显著抑制效应，结论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面对营商环境的不确定性，企业选择畏葸不前，而非革故鼎新。然而已有文献在研究中国资本市场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倒逼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经济政策无疑是企业营商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本文研究得出营商环境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结论，因此进行拓展性研究。

     将营商环境不确定性作为门槛变量对主回归进行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支持双门槛效应。检验结果中，系数的估计值分别为-0.075、-0.050和-0.045，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证明随着营商环境不确定的提高，营商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抑制作用显著降低。说明营商环境不确定程度较高时，企业在限制自身数字化转型发展中表现得越慎重。

     在主效应检验中加入解释变量的二次项，回归结果中二次项系数0.006显著为正，但Utest检验结果的t统计量为0.170，U型关系不成立，再次证明在中国资本市场中营商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仅具有单向抑制效应。但从实证结果可以进行合理推测，如果中国资本市场风险进一步激增甚至出现大规模系统性风险，营商环境不确定性可能会出现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现象。

     相较于企业的数字化决策、创新投入、数字化成果产出等，企业数字化转型更倾向于商业模式的全局性变革。因此，本文选择对营商环境不确定性敏感度更高的企业数字化投入和产出进行回归检验。结果表明营商环境不确定性对数字化投入和成果的影响通过U型关系检验，拐点分别为4.295和5.043，在营商环境不确定性的取值范围内。而对数字化效率的影响未通过U型检验，但通过了反J型检验。研究发现，在前期随着营商环境不确定性的提高，企业数字化指标都会受到抑制，但在营商环境不确定性数值提高到一定程度后会率先到达数字化投入的拐点，企业试图通过提高企业数字化投入进行战略性改革以应对越趋动荡的外界形势，但此时企业的数字化成果产出依然呈下降趋势，并没有因为企业数字化投入的增加而有所平稳甚至提高。而当营商环境不确定性进一步升高，企业继续加大数字化投入时，企业数字化成果的下降趋势才开始减缓，直到触发数字化成果产出的拐点之后，企业数字化成果才会随着营商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加而逐渐提高，但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数字化效率一直呈下降态势。

     因此，将数字化转型当作挽救企业于水火的救命稻草不仅会进一步增加企业的成本和风险，而且收效甚微，特别是在动荡的环境条件下如果转型失败反而使企业雪上加霜。无论是出于国家政策导向还是企业长期发展的考量，在营商环境较为稳定即未发生系统性风险前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无疑都是更明智的。

     进一步研究中，作用渠道检验部分，论证了融资约束、人才流失和管理层短视的中介效应；缓解机制检验部分，论证了市场化发展、数字化组织构建和管理层持股在营商环境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发挥的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部分，从管理层是否具有海外背景、是否具有信息化背景和年龄特征视角探讨了营商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异质性影响；经济后果分析部分，从高质量发展和公司价值两方面探究了的后果。研究整体上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有助于打开营商环境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黑箱”。

     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数字经济的全面升级提供新的思路。第一，进一步建设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市场制度和治理体系，健全金融监管，拓宽市场的风险防范阈值，开放发展与监管规范并重，坚守安全底线，控制防范系统性风险。稳步进行市场化改革，建设符合数字化发展要求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在维护市场法制环境的基础上积极开展中介组织架构，通过不同地域间相互学习、相互渗透的方式全面提高中国各地区的市场化发展水平，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第二，敦促企业管理层学习数字化相关知识，建立数字思维模式，厘清数字化发展的经济效益和未来趋势。提高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重视程度，将数字化与企业文化相结合，在企业内部推广信息化思维和信息基础建设，积极组织培训普及相关知识，支持和培养员工发展数字化技能，转变员工的视角和组织角色，自下而上推动企业数字化发展。同时，构建专业的数字化职能部门，在数字组织人员架构上进行细致推敲，注重培养和招募信息技术专业人才，保证数字化转型措施的持续、顺利推行。第三，完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通过股权激励等方式将高层管理者的收益对标企业发展前景，充分调动管理者创新积极性，减轻短期业绩压力和创新失败压力。在选择管理者时适当提高管理层的异质性和丰富性，注重管理者的决策思维理念和知识体系架构，可以选择有信息技术背景或对数字化信息技术有所钻研的管理者，或适当补充年轻的、积极进取、勇于创新的管理人才。在营商环境日异月殊的时代背景下，通过组织部门的政策引导、利益相关者的持续关注、企业的长远规划、管理层和员工的共同努力，数字化转型能真正落实到企业的日常经营中，为中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翻天覆地的新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