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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未来：人工智能时代的自由、正义与资本
The future of work: freedom, justice, and capital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ilippo Santoni de Sio, Txai Almeida & Jeroen van den Hoven
人工智能（AI）预计将对未来的工作和就业产生深刻影响。本文概述了一个规范性框架，以理解和保护这一转型过程中的人类自由与公正。该框架基于四个主要理念：超越仅用基本收入来补偿在向AI驱动工作过渡中的受损者的想法，转向一种负责任的创新方法，其中AI技术的发展由包容的和审议的社会评判所规制；超越仅关注“基本物品”分配的社会正义哲学概念，转向关注各种社会实践的不同目标、价值和美德（Walzer的 “正义领域”）以及个人的不同能力（Sen的 “能力”）；超越传统的资本概念，转向明确将心智能力作为AI驱动活动的价值来源。为了推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本文结合了自由、正义和资本的政治与经济理论，以及最新的技术应用伦理学方法，并开始将其规范框架应用于一些具体的AI系统实例，如医疗机器人、“公民科学”、社交媒体和平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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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势、分歧和残疾：重新评估连贯性测试
Disadvantage, disagreement, and disability: re-evaluating the continuity test
Jessica Begon
德沃金提出的“连贯性测试”，即认为只有当个人认为自己处于不利地位时，才应被视为处于不利地位，并因此有权获得补偿，这一建议初看起来很有吸引力。然而，这种观点也面临一些问题。首先，如果个人经常误判自己的处境，那么我们将经常无法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其次，如果个人对自己的情况有不同的评估，那么国家将对处于相同境遇的人提供不同程度的援助。因此，我们是否应该忽略个人的信念，提供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他们不需要的援助呢？这一两难困境在残疾人是否认为自己处于不利地位的问题上尤为突出。针对这些情况，我认为，尽管存在反对意见，但个人在决定自己是否处于不利地位时应该有发言权。然而，我认为我们的目标不应是确保个人的伦理信念（关于他们认为值得或有价值的追求）的连贯性，而应是确保个人关于自己是否处于相关劣势（即他们是否拥有自己应得的东西）的信念的连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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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本体论在原住民自决中的作用
The role of political ontology for Indigenous self-determination
Matthias Kramm
本文主张，解决支配本体论问题对于实现原住民自决至关重要。因此，争取原住民自决的斗争不仅涉及政治实践、结构和制度，还涉及政治本体论的探讨。首先，我论证了实现原住民自决需要政治本体论的参与。然后，我介绍了艾里斯·杨（Iris Young）的 “自决作为非支配”概念，将其作为在联邦制政治框架内处理不同本体论的一种方式。最后，我就原住民人民和殖民国家如何在联邦层面建立一个有利于原住民自决的本体论提出了两个建设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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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众投票与自治问题：一般民众投票程序的系统性论证
On popular votes and the problems of self-government: A systemic case for ordinary popular vote processes
Joseph Lacey
本文旨在证明，专注于普通立法的自下而上的民众投票程序（选择性公投和公民倡议）可以通过独特的方式促进各种形式政治主体性的发展和表达，从而有助于改善民主自治。最重要的是，本文认为此类民众投票程序可以通过特定设计而具有显著的审议功能。在方法论上，本文采用了马克·沃伦（Mark E. Warren）基于问题的的民主理论方法，该方法提供了必要的概念工具，以推进：（1）一个创新性论证，将民众投票程序重新定位为民主理论探索的有效制度工具集；（2）一套基于实证的最佳实践，为规范性评估全球自下而上民众投票程序的制度化提供批判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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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主背景下理想的功能
The function of the ideal in liberal democratic contexts
Kaveh Pourvand
在成熟的自由民主社会中，国家统治的本质对理想理论争论具有重要影响。这些社会的国家呈现多中心特征。决策权力分散于多个层面。这一特点排除了理想理论的一个主要论证基础。根据这一具有影响力的观点，理想应提供一个道德完美社会的蓝图，作为我们努力的方向。这个理由在成熟的自由民主社会中难以成立，因为这些国家缺乏一个可以据此设计整个制度结构以符合某种真正理想的阿基米德点——无论这种理想是什么。尽管如此，对理想的认知仍能帮助这些社会中的行为主体评估除理想本身之外其它更适中的政治目标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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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作为运作的权利
Legitimacy as the right to function
Sören Hilbrich
传统的合法性概念通常聚焦于行使强制或创造道德义务的权利，这些概念并不适用于许多政治机构。尤其是，许多全球治理机构依赖的治理方式并不涉及强制或制定道德义务。因此，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合法性概念，即作为运作权利的合法性。这一更为宽泛的合法性概念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学术或实践政治辩论中使用的无法用传统合法性概念解释的“合法性”。此外，将合法性视为运作权利的概念为容纳全球治理合法性规范标准的重要见解提供了概念空间。例如，鉴于全球治理机构履行的功能各不相同，不同机构的合法性标准也可能有所差异，这是合理的，因为在评判它们的合法性时涉及的权利也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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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性赦免能否促进恢复性司法？
Can transitional amnesties promote restorative justice?
Patrick Lenta
我评估了一种支持过渡性赦免的论证，该赦免至少以犯罪者全面披露不法行为为前提条件。根据这一理由，此类赦免在道德上是正当的，因为它们有助于促进恢复性司法。我区分了两种恢复性司法概念：轻视惩罚（punishment-deprioritizing）概念和强调惩罚（punishment-prescribing）概念。我认为，对于轻微犯罪者，以全面披露、口头道歉和赔偿为条件的有条件赦免可以促进恢复性司法，这在轻视惩罚概念支持者看来是合理的；然而，对于严重侵犯人权的犯罪者，由于此类赦免不太可能以犯罪者承担繁重赔偿为条件，因此可能只能在有限程度上促进轻视惩罚概念下的恢复性司法，（因此）不足以从该概念支持者的角度证明其正当性。此外，我认为，有条件赦免永远无法促进强调惩罚概念下的恢复性司法。这是因为该概念认为惩罚对实现恢复性司法目标至关重要，而赦免则免除了犯罪者的刑事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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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力的审议者：将少数群体思维纳入话语实践
Capable deliberators: towards inclusion of minority minds in discourse practices
Thomas Schramme
人们普遍认为，严重的精神残疾会阻碍相关审议能力的发展或持续。因此，将精神残疾人士排除在话语实践之外似乎是合理的。针对这一普遍假设，我希望表明这种普遍排除是不合理的，并且构成了米兰达·弗里克（Miranda Fricker）所说的某种形式的认识论上的不公正。现有的有能力审议者规范与一种特定的审议模型相关联。我提出了一种替代的审议模型，即共同努力模型（the joint effort model）。根据这一模型，（我称之为）具有少数群体思维的人在审议过程中增加了宝贵的认知多样性，这是认知改进的重要元素。在这部分论证中，我依赖于埃莱娜·兰德摩尔（Hélène Landemore）基于经验的理论研究。我从共同努力模型的角度审视有能力审议者的最低要求，并强调少数群体思维的人可以对话语实践做出的具体有益贡献。我将论证，具有少数群体思维的人可以被假定为有能力的审议者，因此将他们普遍排除在外是不合理的。
编译：fivor & 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