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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多葛学派是非政治性的吗？
Were the Stoics Apolitical?
by Lisa Hill; Mahendra Chitrarasu
本文挑战斯多葛学派非政治性这一普遍说法，即他们对政治生活的哲学和实践方面都不感兴趣。相反，据说他们已经从政治和国家转向了内部心理管理以及实现超脱（apatheia）和宁静（ataraxia）的理想精神状态。我们以四种方式质疑对斯多葛学派的这一标准说法。首先，我们提供了文本证据，证明斯多葛学派长期以来对政治的兴趣。其次，我们展示了斯多葛学派坚持认为美好生活需要服务他人，这明确包括政治服务。第三，我们探讨了斯多葛学派的世界主义如何对古代的特殊主义提出了有力的学说上的挑战，并对我们应如何构想和履行我们的政治职责产生了根本性影响。第四，我们论证了斯多葛学派追求的宁静（ataraxia）和超脱（apatheia）是如何与外部政治职责和行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内部调节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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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和现代早期法律中的洗礼和市民身份
Baptism and Civic-Membership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Law
by Joshua Freed
洗礼是神学和宗教圣事，以此，个人成为基督徒。本文指出，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律中，洗礼也是一项民事法律活动，可以赋予公民权。从《七法全书》（Siete Partidas）开始，洗礼就被认为是社会中自然义务的合法起源。由于卢卡斯·德·彭纳（Lucas de Penna）等法学家弥合了精神事务（spiritualia）和世俗事务（temporalia）之间的法律鸿沟，法学家和理论家都可以争辩说，洗礼应该改变一个人的法律起源（国籍或籍贯），或者使他们从某些公民义务中解脱出来，同时将他们另一些公民缔约。只有追溯洗礼是如何具有民事和法律意义的，我们才能理解政治共同体的参与者是如何利用通过洗礼宣誓产生的义务来对抗暴君、国王、主教和他们的公民同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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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矛盾，或混乱，或两者兼而有之”：重思罗伯特·费尔默的政治思想
‘Full of Contradiction, or Confusion, or Both’: Rethinking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Robert Filmer
by Gio Maria Tessarolo
本文对罗伯特·费尔默的政治思想进行了新颖的解读。我认为，费尔默没有将国王与生身父亲相提并论，而是将其理论建立在一种独特的父权（fatherhood）作为支配（dominium）权概念之上以及普通父权与"至高无上"父权之间的区别之上。我表明，他只是在《父权论》的第二个手稿版本中通过与格劳秀斯和塞尔登的交流才充分发展了这一理论，而这些观点使他有别于斯图亚特早期的其他父权思想家。本文还分析了他关于暴政、篡权和政府形式的观点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相关演变的，指出了他的立场从事实上的权威理论向事实上的服从理论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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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殖民主义者而非帝国主义者：重新审视洛克的财产权论述
A Limited Colonialist and not an Imperialist: Revisiting Locke's Account of Property Rights
by Chiayu Chou
本文探讨了当前对洛克的后殖民批判，这种批判主要基于对洛克无限产权理论的麦克弗森式原始资本主义解释。文章探讨了洛克的《政府论》两篇（Two Treatises）、他关于利率的经济论文以及他关于弗吉尼亚州行政缺陷的殖民建议。我认为，洛克提供了一种有限产权理论，它反对货币和土地的过度积累，因为这可能导致政治上屈从于专断权力。我的分析有助于解释洛克在弗吉尼亚殖民时期的论述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他在《政府论》两篇中所体现的有限产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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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骄傲：卢梭对奥古斯丁派的挑战
In Defence of Pride: Rousseau’s Challenge to the Augustinians
by Sophie Pangle
卢梭似乎谴责自尊（amour-propre）作为一个整体，会产生有害的依赖关系和心理分裂。然而，近来有学者对这一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并认为，对卢梭来说，自尊实际上可以有几种有益的表达方式。本文讨论了《爱弥尔》中关于愤怒的论述。愤怒是自尊的一种被忽视的表达方式，当它被教育成自主的自豪感时，就会显示出维护道德自由的潜力。对这种激情的关注揭示了卢梭对自尊的处理挑战了基督教对骄傲的怀疑传统。卢梭对自爱（self-love）的分析根源于对奥古斯丁主义区分有害和有益的自尊的根本性倒转，这种倒转为奥古斯丁主义者所谴责的人类骄傲免除了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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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是可能的吗？康德《新尝试》中的道德改进
Is Progress Possible? Moral Improvement in Kant’s Renewed Attempt
by Avery Williams
本文试图通过仔细解读康德的《回答“人类是否在持续地改进”问题的新尝试》来理解人类社会历史中道德进步的可能性。本文探讨了康德在这最后一篇文章中的论点是如何使他在早期作品中提出的历史哲学复杂化的，尽管这些论点常常被忽视。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康德在其职业生涯末期的历史哲学思想中存在着重要的复杂性，他承认朝着全球共和主义的正确进步是我们所能确定的最大进步。考虑到康德一开始就雄心勃勃地要证明道德进步在理论上的确定性，这一让步令人震惊，远远超出了他在早期著作中倡导的现实乐观主义。然而，尽管做出了这一让步，康德在文章的结尾仍然对道德进步的可能性持乐观态度。本文认为，康德的《新尝试》最好被理解为一扇窗口，让我们得以了解康德在构建与其道德哲学相一致的历史哲学时所遇到的困难。通过这样做，本文揭示了康德实践思想中被低估的复杂性。
/07/
乔治·索雷尔的托克维尔
Georges Sorel’s Tocqueville
by Richard Boyd; Gianna Englert
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的思想遗产被描述为一条弧线：《美国的民主》一经出版，立即声名鹊起，其影响力在他去世后逐渐减弱，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才被重新发现。然而，本文认为，托克维尔的思想在工团主义者乔治·索雷尔的晚期著作中仍具有影响力。文章探讨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即一位以致力于法国政治公正环境而闻名的自由主义者，为何会在一位激进的无产阶级暴力捍卫者的思想中发挥重要作用。除了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奇妙联系之外，该书还证明了索雷尔从托克维尔那里获得的启示，有效地将保守派关于政治革命徒劳无益的论点转变为对结构性动荡的呼吁。我们的结论是，索雷尔对托克维尔政治理论中的这些要素和其他要素的关注，使后者自由主义的"奇怪"性质变得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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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学派三巨头：波考克、邓恩和斯金纳关于政治思想史方法论的文章（1962-1969）
The Triumvirate of the Cambridge School: Pocock’s, Dunn’s and Skinner’s Methodological Articles o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1962‐1969
by James Alexander
政治思想史中的剑桥学派是剑桥大学历史系的教学传统，也包括《约翰·洛克的政治思想》、《马基雅维利时刻》和《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等名著在内的一系列作品。该学派之所以具有独特的地位，是因为J.G.A. 波考克、约翰·邓恩和昆汀·斯金纳三人在20世纪60年代撰写的三篇方法论文章。这些文章通常被相互同化。毫无疑问，这三篇文章之间有很多共通之处。但我通过对这三篇文章的细读，证明每位作者对政治思想史的地位和目的都有截然不同的强调，而文章之间的差异有助于解释作者们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后续著作中存在的显著差异。本文并不属于近期从历史角度研究过去五十年思想的趋势，当然，它可能是这一趋势的初步。我关注的是文本而非背景。任何关注历史学、观念史和政治思想史与政治研究相关问题的人都应该对本文感兴趣。
编译：Sailor Hsing
